一、“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十三五”以来，我国通过不断深化服务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政策促进体系，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示范作用，特别是通过持续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使服务贸易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明显提升，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在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总体来看，服务贸易仍是外贸的短板和弱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存在“三低一大”的特点：“三低”即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低、数字化水平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低，“一大”即逆差大。究其原因，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服务业开放不足仍是主要制约因素。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1.服务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世界服务贸易大国地位继续稳固

2016—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9.4%，高于同期全球7.3%的增长水平。其中，出口和进口平均增速分别为12.8%和7.8%，出口增速明显高于进口增速，是竞争力增强的重要表现。2018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14.6%，较“十二五”末提高4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为7850亿美元，同比下降1.4%，较2015年增长20.0%。其中，出口额为28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进口额为5014亿美元，同比下降4.5%（见图1-1）。

我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二位，是世界服务贸易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11年的5.2%上升至2018年的7.0%（见图1-2），其中出口占比4.6%，进口占比9.4%。2011—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8.4%，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

2.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2]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旅行、运输、建筑三大传统领域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十三五”期间占比有所下降。2019年，上述三大领域服务贸易额为4738.1亿美元，占比60.4%（见表1-1），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加速融合及信息技术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有力带动了保险、金融、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加速发展。2019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为272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占服务贸易比重达34.7%，较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3.离岸服务外包量质齐升，成为生产性服务出口的主要方式

我国连续多年为全球第二大接包国，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总量的33%左右。“十三五”以来，服务外包产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对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2019年，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为968.9亿美元（见图1-3），占服务贸易比重12.3%，较2015年提高2.4个百分点，占服务出口比重34.2%。其中，作为本时期服务外包主要业务的生产性服务出口，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随着企业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服务外包呈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趋势。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出口规模扩大。2019年，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TO）执行额分别为426.8亿美元、175.5亿美元和366.6亿美元，占比分别为44.1%、18.1%和37.8%。其中，工程技术服务、检验检测、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工业设计等领域分别增长10.7%、17.5%、13.0%和12.8%。

4.文化服务贸易高速增长，技术贸易稳步发展

2018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46.3亿美元（见图1-4），同比增长17.8%，占文化贸易总额的25.3%。其中，文化服务出口比上年提升22.1个百分点。处于核心层的文化和娱乐服务费、著作权等研发成果使用费、视听及相关产品许可费三项服务出口增长21.4%，高出整体增速3.2个百分点，占比25.7%。

技术贸易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技术贸易联系，发达国家仍是主要贸易伙伴国。2018年，技术贸易额为6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其中，技术出口额为283.1亿美元，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和专利技术四类出口方式占比87.3%；技术出口的行业主要是计算机服务、软件、研发、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和专业技术服务，占比62.1%。技术进口额为331.4亿美元，其中技术费占比97%，制造业占技术进口额的85.3%，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和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四种进口方式合计占比82.9%。

5.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快成长，数字贸易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呈现快速增长、领域广泛和国际化等积极的发展态势。跨境电商规模居世界前列，2019年跨境电商零售额同比增长38.3%。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加速拓展海外市场。据统计[3]，2019年全球社交媒体前八位中，我国占3席，分别是微信、QQ、Qzone，抖音海外版（Tik Tok）排在社交应用类App下载量第三位[4]，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云服务成为新增长点，2018年我国与云计算相关的运营服务收入同比增长21.4%，在信息技术服务中占30%[5]。我国公共云服务商规模和实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拥有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等全球领先的公共云提供商。数字内容服务出口迅速扩大，2011—2018年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从3.6亿美元增至95.9亿美元，8年增长27倍。跨境电子支付大幅增长，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支付总额近3200亿元，同比增长70.9%。据《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行业分析报告》分析，预计今后数年跨境支付的规模将保持年50%以上增速[6]。微信跨境支付应用已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跨境支付月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400%。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对卫星导航定位和位置服务产业的核心产值贡献率达80%。目前，我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和服务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全球市场格局日趋多元化，“一带一路”市场新空间不断拓展

我国已经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服务贸易往来。2018年，服务出口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占服务出口总额的67.5%，较2015年下降7.1个百分点[7]；进口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占服务进口总额的73.3%（见表1-2）。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额为1217亿美元，占比15.4%。沿线国家数字鸿沟巨大，为我国信息技术服务出口提供了新市场。2012—2018年我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软件出口执行金额由26.9亿美元增至69.7亿美元。目前，我国已经签订了《中国—中东欧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并同14个国家建立了服务贸易双边合作机制。

7.服务业利用外资稳步扩大，外资结构呈现高端化发展趋势

我国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外商投资结构。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349.7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为918.5亿美元，占比68.1%。201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381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1001亿美元，占比72%。2016年至2019年7月，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3261.6亿美元，占同期利用外资总额的69.3%；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27090家，占同期外资企业设立数的85.8%。其中，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和零售，金融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等六大行业，占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额和新设外资企业数均达87%（见表1-3）。2016—2018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在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中占比保持在60%～80%，占绝对优势。2019年1—8月，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53%，占比17.5%。

8.服务业对外投资保持主体地位，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成为主要增长动力

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1430.4亿美元，流向服务业1084.2亿美元，占比75.8%。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与零售、金融三大领域合计847.3亿美元，占比78.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分别为5.2%和4.8%（见表1-4、图1-5）。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占主体地位，反映出我国对外投资正在由资源获取型向构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转变，说明服务贸易取得积极进展。

9.不断推动服务贸易政策创新，试点示范带动作用突出

我国不断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体系，营造有利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优化政策框架。2019年完成了《服务出口重点领域指导目录》[8]《鼓励进口服务目录》[9]《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10]等文件修订工作。二是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积极推进专利法、商标法修改，大幅提高违法成本[11]。同时，推动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合作。三是推动自然人流动便利化。2019年8月1日颁布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大幅降低外国人居留门槛。四是放宽金融领域外资市场准入限制。2018年4月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放宽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上限至51%，放宽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2019年5月，银保监会推出12条开放措施，取消外国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或参股相关金融机构的总资产、经营年限等要求，放宽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等。五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成本。目前，已经对12种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政策。试点示范区是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主要载体，我国通过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17个服务贸易创新试点、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13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及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扎实推进服务贸易发展。2018年，17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服务贸易额39870.1亿元，占比76.7%，高于全国增速5.1个百分点；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748.7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的87.7%。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足，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一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平衡，货物贸易比重明显高于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比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为14.6%，低于22.3%的世界平均水平；而货物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为85.4%，高于77.7%的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服务进出口不平衡，出口竞争力弱。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曾达2582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服务贸易逆差的41%。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发展严重不足。2018年，东部地区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86.6%，中西部地区仅占13.4%。全国服务贸易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东部沿海有8个，服务进出口合计6690.7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84.5%。四是国际市场结构不平衡，集中度较高。2018年，我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占比53.1%和54%。

2.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较低，传统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

从全球服务贸易结构看，知识产权使用费、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娱乐、养老、保险、金融、技术服务、其他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50%以上，美国、英国达6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34.7%的水平。2019年，我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为343.8亿美元，反映出在高技术和关键领域对国外依赖性较强。旅行、交通运输两大传统领域长期呈现大规模逆差，其中旅行是我国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2019年逆差额为2165.9亿美元，占同期服务贸易逆差额的99.4%。

3.服务贸易与数字技术、货物贸易、对外投资的协同性不够，影响了服务贸易扩大规模和转型升级

一是数字技术对服务贸易的支撑力和融合性不够。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占比仅为32.3%[12]。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8年我国数字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占比49.3%，低于世界50.2%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德、印、日、美等国58%、64.6%、55.2%、56.3%的水平。二是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带动性不够。据专家测算[13]，我国货物进出口达4万多亿美元，仅与货物贸易相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三项服务每年就可产生20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额，但上述三项服务出口总额目前仅为500多亿美元。三是服务业对制造业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不够，也影响了服务业“走出去”。例如，许多制造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缺乏技术、法律、金融、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的跟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境外企业由于缺乏国内金融服务而造成融资困难。

4.多数服务贸易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数字化转型任务艰巨

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由于多数企业面临人力成本持续上涨、整体盈利能力下降等压力，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影响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数字化能力建设是服务贸易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2018年，埃森哲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告显示，我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仅有7%突破业务转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