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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明我愿接受撰写自传的传统手法的约束，且让我一并记述我最早的两段回忆。第一段回忆是一八九七年维多利亚女王钻禧庆典[1]时，家人毕诚毕敬地抱着我在窗边观看华美的车阵列队而过（温布尔登，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出生在那里）。第二段回忆是我抬头仰望育婴室里的一个柜子，恐惧自心中油然而生。那个立柜碰巧开着，八开本莎士比亚作品塞得满满当当，一直堆到天花板。我父亲组织过莎士比亚读书会。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原来是莎士比亚作品专柜，但显然，我对客厅活动已经种下了出自本能的强烈抗拒。地位显赫的客人到我家做客，譬如，有莎学名家西德尼·李[2]爵士；有身穿藏红色短裙的阿什伯恩勋爵[3]，那时他还未获封爵，在高声嚷嚷“爱尔兰的事，由爱尔兰人做主”；还有尤斯蒂斯·迈尔斯[4]先生，他是英国室内网球冠军，奉行素食，总随身揣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坚果。我对他们自有一番了解。
我对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5]也没什么好感，他在温布尔登公地边的护士小径上总是拦下我的婴儿车，拍拍我的脑袋还亲亲我——他积习难改，遇到婴儿车总要拦下，非拍拍、亲亲小宝宝一番不可。护士小径位于帕特尼的“松林”（他和华兹—登顿[6]住在那里）和玫瑰王冠酒吧之间，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喝一品脱[7]啤酒。华兹—登顿只准许他最多花两便士买酒。那时候我不知道斯温伯恩是一位诗人，但我知道他老是引起公愤。顺便提一下，斯温伯恩年轻时曾拜访过沃尔特·萨维奇·兰多[8]，当时已垂垂老矣的兰多，如这位年轻诗人所愿，为他送上了祝福；兰多在孩提时，萨缪尔·约翰逊[9]博士曾爱抚过他的脑袋；而约翰逊在孩提时曾被带到伦敦，让安妮女王[10]摸了摸他，希望“国王之邪”，即瘰疬这一恶疾得以痊愈；而安妮女王在孩提时……
我前面提到了莎士比亚读书会。它进行了好些年，十六岁时，好奇心终于驱使我参加了一回。我记得我那平素温柔恬静的母亲是如何活泼生动地朗读了《驯悍记》中凯瑟琳的台词，对手是我那和蔼可亲的父亲扮演的彼特鲁乔。莫里斯·希尔[11]夫妇是读书会里最受欢迎的两位成员。那次读书会过后数年，他们成为希尔法官与希尔夫人，而直到那时，我才细读了《驯悍记》。我记得读书会上有柠檬汽水、黄瓜三明治、花色小蛋糕，我还记得客厅里有各种小摆设，碗里装点着菊花，绕着壁炉摆了半圈安乐椅。莫里斯·希尔扮演霍坦西奥，温和地对我父亲说：“你已经降伏了一个悍妇，可以踌躇满志了。”我自己扮演路森修，以“她会这样被他降伏，倒是一桩想不到的事”一句结束了表演。我一定会找时间去听他在离婚案法庭上做的结案陈词——他的法庭训诫已是闻名遐迩。
继“最早的回忆”之后，我或许应该对自己做一番护照式的描述，让特征一一凸显。出生日期、出生地——这些我已经讲过了。职业——在护照里我登记的是“大学教授”[12]。那是一九二六年时的权宜之计，当时我第一次拿到护照。我想过登记成“作家”，但检查护照的官员对这个词总是有复杂的反应。对“大学教授”的反应就简单多了：无言的尊重。不会问任何问题。我不写“陆军上尉（退伍名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的身高登记的是六英尺二英寸[13]，眼睛是灰色，头发是黑色。除了“黑色”，还应该加上“茂密卷曲”四个字。护照上写着我没有显著特征，但这并非事实。首先，我长着一只大鼻子，曾经弯曲如鹰钩，在查特豪斯公学傻乎乎地和足球运动员们玩橄榄球时被撞断了（在同一场比赛中，我撞断了另一个球员的鼻子）。那一回鼻子被撞得不牢靠了，我还去打拳击，结果鼻子更是被揍歪了。最后，一位笨手笨脚的军医给它动了手术，自此它再也不是左右两边脸的垂直分界线，而我的脸天生就长得不对称——我的眼睛、眉毛和耳朵长得明显不周正，颧骨很高，左右却高低不平。嘴巴可称“丰满”，但微笑时我总是抿紧嘴唇：十三岁时，我断了两颗门牙，从此就对露齿很敏感。我的手脚很大。体重大概有七十八千克。我最滑稽的部位是一副屈伸自如的骨盆；我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像福克斯三姐妹[14]一般叩响桌面。拜一处肺伤所赐，我的一边肩膀比另一边明显要矮。我不戴手表，因为我总是会让发条磁化；战时一则命令规定，军官必须佩戴手表并每日对时，我不得不每月买两块新表。说到健康，我状况良好。
护照上写着，我的国籍是“英国臣民”。在此，我或许可戏仿马可·奥勒留[15]，他在《沉思录》开篇介绍了多位先祖和亲人，从他们身上，他继承了成为罗马帝国明君的品质。借此我要解释，我为何不是一位古罗马皇帝，甚至多数时候也算不上一位英国绅士。我外祖父的家族，冯·兰克家族，世代在撒克逊地区担任乡村牧师，并不是古老的贵族世家。我的叔外祖父利奥波德·冯·兰克[16]，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为家族赢得了“冯”这个头衔。我欠他的。他曾撰文回应同时代人对他的非难：“我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基督徒；我的目的只是要了解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评论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17]时，他说：“他书写历史的风格令真相无从讲述。”托马斯·卡莱尔[18]曾公开批评他的作品“枯燥无味”，但这并非诋毁。从外祖父海因里希·冯·兰克那儿，我继承了笨拙的大块头、十足的耐力、充沛的精力、严肃的性情以及浓密的头发。他曾是叛逆青年，甚至信奉过无神论。在一所普鲁士大学学医时，他参与了一八四八年的政治动乱[19]，当时卡尔·马克思因叛国罪接受审判，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以示对他的支持。和马克思一样，他们在那之后只能离开祖国。我的外祖父来到伦敦，在那里修完了医学院的学业。一八五四年，他以团军医身份随英国军队开赴克里米亚。我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仅限于他无意间对那时还是孩子的我说的一番话：“块头最大的并不总是最强壮的。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壕里，我眼见体格魁梧的英国皇家近卫队士兵成批成批地崩溃和死去，而小个子的工兵们却安然无恙。”不过，他对自己魁梧的体格还是挺满意的。
在伦敦，他和外祖母成婚。外祖母是一位身材娇小、心地圣洁、胆小怕事的石勒苏益格[20]丹麦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提阿克斯[21]的女儿。在她父亲从事天文学研究之前，提阿克斯家族似乎遵循丹麦传统，父与子交替从事不同的职业，一代人做锡匠，下一代人当牧师，如此世代更替——这个传统其实蛮不错的。我性情中较为温和的一面可以追溯到我的外祖母。她生了十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我母亲，她出生在伦敦。外祖父的无神论思想与激进主义渐渐平息下来。最终，他返回德国，在慕尼黑成为一位知名的儿科医生；他或许是欧洲第一个坚持让儿童病患喝干净的牛奶的医生。发现没法通过常规方式让干净的牛奶供应医院，他就自己创办了一家模范奶场。他信奉不可知论，搞得信奉路德宗的虔诚的外祖母心里很难过；她从未停止为外祖父祈祷，尽管更专注于救赎自己孩子们的灵魂。
去世时，外祖父并非全无悔过之心。他临终时说：“我的父辈们所信仰的上帝，至少我为他而信守。”我不知道他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但那番话切合他易怒的家长式作风，切合他贵为枢密大臣冯·兰克骑士阁下在巴伐利亚社交界的显赫地位，切合他对德皇的忠诚——曾有一两回，他与德皇出猎射鹿。大体上，那番话表示，他认为自己在宗教上和政治上是正直的自由主义者，而我的外祖母原本不必为此担忧。我很欣赏我的德国亲人；他们具有高度的原则性，随和、慷慨、严肃。男人们不为廉价的个人荣誉，而会为捍卫公众利益去比剑决斗——譬如说，为抗议某位长官或上司令人愤慨的行径而提出决斗。其中一位失去了在德国领事系统的高级职务，因为他拒绝利用驻伦敦领事馆作为秘密情报的交流中心。他们也不是狂喝滥饮的酒徒。读大学时，每逢定期举行的“酗酒节”，外祖父总趁没人看见，把喝不完的酒倒进他那双一八四几年买的马靴里。在家里，他让孩子们说英语，总将英国视为文化和进步的中心。家族的女性品行高贵，性情坚忍，外出散步时，她们也总是循规蹈矩，目光垂地。
十八岁时，我母亲陪同不列颠小姐去了英国，并悉心服侍她十七年。不列颠小姐是一位孤独的老妇人，也是我外祖母孤儿时期就结交的朋友。最终去世时，老人家年老糊涂了，她以为作为她唯一继承人的我母亲，从遗嘱中根本得不着什么好处。结果呢，原来她的遗产有十万英镑之多。我母亲将这笔遗产与四个妹妹平分，自己只拿了五分之一，这就是她的为人。接受短期医药传教士培训后，她决心远赴印度传教。很快，因为她遇到了我父亲，这个想法就被打消了；当时我父亲是一个鳏夫，带着五个孩子。她开始明白，自己在家庭传教这个领域同样可以出一份力。
格雷夫斯家族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一位法国骑士，他于一四八五年随亨利七世[22]登陆米尔福德港。据称，圆颅党人[23]格雷夫斯上校是格雷夫斯家族的爱尔兰支脉的先人。他一度负伤，被留在泰姆市的市场里等死，后来在卡里斯布鲁克城堡里负责看守国王查理一世[24]，再后来转投保皇党。利默里克是这一家族支脉的中心。家族里偶尔出现的军人和医生主要是旁系成员，直系成员的男性从事神职工作，依序当上教区牧师、座堂主持牧师和主教——我的曾祖父约翰·克罗斯比·格雷夫斯是个例外，他成了都柏林治安法庭的首席法官。利默里克的格雷夫斯家族没有诞生过能工巧匠，但家庭成员以健谈而闻名。在我那些家族特征最为明显的亲人身上，扯淡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神经失调症。其实谈话本身并不糟糕：内容丰富，机智风趣，可就是一直扯个没完。冯·兰克家族似乎也没有操作机械方面的才华。我发现，生于内燃机和发电机的时代，自己对它们却毫无感觉，这真会引发诸多不便。一辆单车、一只普里默斯式便携炉、一支军用步枪，我的动手能力能玩得转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的祖父，利默里克的新教主教，有八个孩子。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第一个创立了某个关于球锥的几何理论——同时也是爱尔兰的布里恩法与欧甘文字[25]的权威，但他为人吝啬也是出了名的。他和天主教的奥康奈尔主教相处非常融洽。两人用拉丁文笑话互相调侃，探讨精妙深奥的学问，而且不顾神职身份，对彼此在宗教理念方面的分歧漠然处之。
祖父去世大约十九年后，作为卫戍部队的一员，我被派驻到利默里克，从当地市民那里听说了一些祖父的轶事。有一回，奥康奈尔主教嘲笑他养了一大家子，祖父温和地加以反驳，引用了《圣经》中关于“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26]那段话，奥康奈尔主教只是回了一句：“古代犹太人的箭袋只能装六支箭。”他们说，给我祖父送葬的队伍是利默里克这座城镇有史以来最长的，从大教堂一直延伸到奥康奈尔街，跨过萨菲尔德桥，延伸到不知多少爱尔兰里[27]之外。我小时候他曾为我祈求过上帝的祝福，但我不记得了。
我的祖母来自阿伯丁的切恩家族，关于她，我只知道她是个“大美人”，是爱尔兰驻军医务长的女儿。我只能说，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在家庭对话的恩恩怨怨中无人关注地消散了。切恩家族的谱系可以追溯到雷吉纳德·切恩爵士，他曾在一二六七年担任苏格兰的宫务大臣。之后，切恩家族出过好几位律师或医生。目前，我父亲正在撰写自传，无疑，他会在这些情况上倾注一番笔墨。
父亲在九十年代[28]初遇到了母亲。那之前，他娶过利默里克附近库珀山的库珀家族的一个女人为妻。库珀家族比格雷夫斯家族更富于爱尔兰色彩。据说，当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并在当地大肆蹂躏时，有一天，利默里克地区的部落共主，伟大的奥布莱恩部族最后一位成员莫伊拉·奥布莱恩来到克伦威尔面前，对他说：“将军阁下，你杀害了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们、我的丈夫和我的兄弟们。我是这片土地唯一的女继承人。难道你想要将这片土地全都占为己有吗？”据说克伦威尔被她的英勇现身所感动，回答说这的确是他的意图，但她可以保有她的土地，或其中的一部分，条件是她必须改嫁他麾下的一位军官，旗手少尉库珀。我父亲娶的那个女人名叫简·库珀，她死于肺痨。
格雷夫斯家族的特征是鼻子狭长、性情暴躁，但从不会道德败坏、残酷无情或歇斯底里。家族恪守诗书继世的传统，出过：理查德·格雷夫斯[29]，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诗人，申斯通[30]的朋友；约翰·托马斯·格雷夫斯[31]，一位数学家，为威廉·罗温·汉密尔顿[32]爵士发现四元数做过贡献；另一位理查德·格雷夫斯[33]，一位获得圣秩钦命的古希腊语教授；考古学家詹姆斯·格雷夫斯[34]；罗伯特·格雷夫斯[35]，他发现了一种疾病，并以他的姓氏为之命名，他也是画家透纳[36]的朋友；另一位罗伯特·格雷夫斯，是古典学家和神学家，华兹华斯[37]的朋友；另一位神职人员理查德；另一位神职人员罗伯特；好几个罗伯特、詹姆斯、托马斯、理查德；还有克拉丽莎，爱尔兰的美人儿之一，嫁给了利奥波德·冯·兰克（在温德米尔教堂举行婚礼），让格雷夫斯家族与冯·兰克家族喜结连理，比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早了两代人（见《大英博物馆目录》中关于十八和十九世纪格雷夫斯家族文坛史的内容）。
正是通过克拉丽莎与利奥波德的这段关系，我的父亲和母亲相遇了。母亲一开始就对父亲说，她喜欢《奥弗林神父》这首歌，父亲因创作了这首歌而为世人铭记。从孩提时起，他一直记得《科克路的尽头》这首传统爱尔兰吉格舞曲的旋律，就为它填上了歌词。查尔斯·斯坦福[38]爵士为旋律补充了几段和弦。父亲把这首歌的完整版权以一几尼[39]的价格卖掉了。布塞音乐出版公司由此挣了几千几尼。而查尔斯·斯坦福爵士作为谱曲人，也收到了不菲的版税。不久前，父亲因为这首歌制作留声机唱片的版权而分到了几英镑。他并不为这件事感到后悔，但他不止一次告诫我，甚至以宗教布道的口吻嘱咐我——绝不要只为了一笔钱，就将我的任何作品的完整权利给卖掉。
父亲身为诗人，至少让我学会了避免对诗人们报以虚伪的尊重。遇到听说过他却没有听说过我的人时，我甚至会感到高兴。吃过饭洗碗时，掰豌豆时，或干其他这类活儿时，我会唱他写的歌。他从未尝试教我写作，也从未表露过对我严肃诗作的理解，他总是更倾向于寻求对他自己作品的意见。不过他也从未尝试阻止我写作。他早期创作的那些轻松愉快的作品最为出色。譬如说，他的《酒的发明》开头如下：
和母亲结婚后，他滴酒不沾，听人说，从此他变得不再那么欢快活泼。
父亲没有遵循家族传统从事圣职，顶多在祈祷时客串领读经文，而且他毅然离开了爱尔兰，为此我深深感激他。虽然和亲人们相处更难，和他们沟通时我也会比和陌生人沟通时更加谨慎小心，但我仍分外钦佩我的父母：父亲的淳朴与坚韧，母亲的严肃与坚强，而且两人都慷慨大方。他们从没强迫过我，对我背离正统宗教只是感到难过而不是愤怒。大体而言，母亲的家族对我体格和性情的影响更为明显。但我也有许多格雷夫斯家族在言行举止方面的特有习惯，大部分都很怪异。譬如说，我发现在街上笔直地走路很困难；桌上有面包屑会令我坐立不安；话说到一半就觉得疲倦，任由话语在空中戛然而止；走路时喜欢古怪地背着手；突然间完全忘词，搞得场面分外尴尬。据我所知，这些怪癖毫无益处，只会让在场者染上同样的心虚，而我就像跟不上谈话思路的耳背之人——他们讨厌跟不上节奏，就靠直觉和胡说八道来蒙混过关。这种思想上的开小差在天气寒冷时尤为严重。现在我说话不多，只在喝酒或遇到曾和我在法国并肩作战的战友时才较为健谈。格雷夫斯家族的人脑筋活络，善于应付考试，会写优美的拉丁文诗句、填写表格和解答谜题（小时候在聚会上参加猜谜游戏和脑筋急转弯时，我们从不落败）。在球类比赛中，他们视野开阔，球风优雅。我继承了视野，但没有继承球风；母亲的家族里全都是运动白痴。我骑马的姿势很丑，但很稳健。格雷夫斯家族的人姿态冷淡，叫人觉得不近人情，甚至会被视为倨傲无礼，这是对总让我母亲家族的人吃亏的善良心肠的必要制约。平心而论，虽然格雷夫斯家族忠于他们所属的英国统治阶层和宪法，但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冯·兰克家族认为自己在德国社会中的阶层是神圣的受信托人，他们肩负着为人类造福的重大责任。不久前，冯·兰克家族有一位成员进军电影行业，这令家族深感蒙羞。
我从父亲家族继承的最有用同时也最危险的天赋是——或许更多是继承自切恩家族而不是格雷夫斯家族——在和官员或公共机构打交道时，我总是能装出一副绅士派头，得到他们轻易不肯给予的特别待遇。虽然我的衣着和绅士们通常的衣着并不一样，但无论我身上是什么穿着，我看上去都不像艺术家或娘娘腔，而且我的口音和姿态无可挑剔，甚至曾因此被误认作公爵继承人。我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充分自信，正是我这诸多怪癖的原因。因此，比起曾在近东当过几年领事馆官员的一位兄长，或许我看上去更具有绅士风度，这真是咄咄怪事。这位兄长的衣柜举目望去塞满绅士服装，而且他没法放任自己假扮公爵派头，还结交声名狼藉的友人，也绝不会允许自己说话不分场合。
说到绅士派头，为了绅士教育，我付出了十四年的惨重代价，为此，我觉得不时得到些许回报是天经地义之事。
注释：
[1]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即位，至1897年已届登基60周年，当年曾举办盛大的钻禧庆典。
[2]西德尼·李（Sidney Lee，1859—1926），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维多利亚女王传》《莎士比亚与现代舞台》等。
[3]即爱德华·阿什伯恩（Edward Ashbourne，1837—1913），英裔与爱尔兰裔律师，曾担任爱尔兰大法官。
[4]尤斯蒂斯·迈尔斯（Eustace Miles，1868—1948），英国室内网球（又称宫廷网球，现代网球前身）名将，曾获1908年奥运会网球项目银牌。
[5]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著有《神话》《卡里顿的阿塔兰达》等。
[6]即西奥多·华兹—登顿（Theodore Watts-Dunton，1832—1914），英国诗人、评论家，斯温伯恩的密友，著有《莎士比亚研究》《圣诞节之梦》等。
[7]品脱，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品脱合0.5683升。
[8]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作家、诗人，著有《臆想的对话》《生与死》等作品。
[9]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学者、诗人，曾花费半生时光编撰《约氏词典》，著有《伦敦》《诗人列传》等作品。
[10]安妮女王（Queen Anne，1665—1714），英国女王，1707年至1714年在位。
[11]莫里斯·希尔（Maurice Hill，1862—1934），英国法官，曾长期主持高等法院的遗嘱、离婚与海事法庭。
[12]1926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担任开罗大学英语文学教授。
[13]约等于1.88米。
[14]福克斯三姐妹（the Fox sisters），莉亚·福克斯、玛格丽塔·福克斯与凯瑟琳·福克斯，19世纪中后期在纽约从事灵媒的术士，后承认自己行骗。
[15]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161年至180年在位，著有《沉思录》一书。
[16]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学派创始人，著有《教皇史》《普鲁士王国史》《世界史》等作品。
[17]即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人民》《法国大革命史》等作品。
[18]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著有《英雄与英雄崇拜》《法国革命史》等作品。
[19]1848年2月21日，卡尔·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同年，在德意志邦联境内各个王国与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群众的革命抗争，但陆续被贵族与资产阶级联手镇压。
[20]石勒苏益格，丹麦南部的一个地区。
[21]即约翰·刘易斯·提阿克斯（John Lewis Tiarks，1789—1837），英国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成员。
[22]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英国国王，都铎王朝第一任国王，1485年至1509年在位。
[23]圆颅党人（the Roundhead），以清教徒为主体的英国议会派成员，以短发圆颅形象与蓄卷发或戴假发的保皇派权贵人士彼此区分。
[24]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1600—1649），斯图亚特王朝的第十位苏格兰国王、第二位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1625年至1649年在位。查理一世与国会关系紧张，并引发英国内战，是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审判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曾被软禁于卡里斯布鲁克堡数月。
[25]布里恩法（Brehon Laws），爱尔兰的习惯法，爱尔兰被英格兰征服之前从7世纪到17世纪通行的法律。欧甘文字（Ogham script），刻于石碑上的古代爱尔兰文字，遍布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各地。
[26]《圣经·诗篇》有云：“少年时所生的儿子，好像勇士手里的箭。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27]爱尔兰里（Irish mile），爱尔兰传统长度单位，约合2千米。
[28]指19世纪90年代。
[29]理查德·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1715—1804），英国诗人、作家，著有《堂吉诃德精神》等作品。
[30]即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1714—1763），英国诗人，田园诗派先行者，著有《挽歌》《颂诗》等作品。
[31]约翰·托马斯·格雷夫斯（John Thomas Graves，1806—1870），英国数学家，曾当选皇家学会成员。
[32]威廉·罗温·汉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1805—1865），爱尔兰数学家，四元数发现者，其力学理论、光学理论与代数理论对现代物理有深刻影响。
[33]理查德·格雷夫斯（Richard Graves，1763—1829），英国神学家，曾当选爱尔兰皇家学会成员。
[34]詹姆斯·格雷夫斯（James Graves，1815—1886），英国考古学家、古文物收藏家。
[35]即罗伯特·詹姆斯·格雷夫斯（Robert James Graves，1796—1853），英国医生，英国皇家医学会成员，以其姓氏命名了“葛瑞夫兹病”，该病学名为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36]即约瑟夫·马罗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画家，以情感充沛的印象画派风格去诠释和表达风景。
[37]即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自1843年起至逝世享有英国桂冠诗人的荣誉，著有《序曲》《漫游》等作品。
[38]查尔斯·斯坦福（Charles Stanford，1852—1924），爱尔兰作曲家，皇家学院创办人之一，剑桥大学音乐系教授，创作出《爱尔兰狂想曲》《坎特伯雷朝圣者》等作品。
[39]几尼（guinea），英国旧货币单位，折合21先令（1.05英镑）。
[40]巴克斯（Bacchus），古罗马神话中的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