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邪恶的孩子

1999年，美国科伦拜高中校园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两个枪手造成十二个学生和一个教师死亡，另有二十四人受伤；两个枪手随后饮弹自尽。其中一位枪手叫迪伦。多年之后，迪伦的妈妈在TED发表演讲。她的演讲显然受过训练，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最后一次听见儿子的声音，是他走出前门去上学，从黑暗中传来一个词，再见。”这个分离的场景没有画面，只有声音。“儿子兼杀手”的形象没有出现，只有母亲处于黑暗之中，听到了儿子的告别。这开头第一句话营造了一种特别的氛围，把听众拉到一个悲伤母亲的回忆中。这位母亲先对儿子给他人造成的痛苦表示歉意，随后把话题引向了自杀，她讨论为什么年轻人想自杀，为什么他们能轻易获得枪支。这个演讲是不是在为儿子开脱？每个听众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关于“坏小孩”或者“邪恶小孩”，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小孩子是“白板”，他们是受家庭和环境影响的。小孩坏，都是大人造的孽；如果成人世界是朗朗晴天，小孩子就会茁壮成长。另一种观点是，真有天生邪恶的小孩子——有大量临床证据表明，某些幼童天生就“不太对劲”，他们难以形成良好的依附关系，这是心理变态的症状，而非原因。

不管孩子天性如何，“邪恶的孩子”已经成为某类电影的主题。大人和小孩之间互相吓唬，是这类电影的主线。比如2009年有个电影叫《孤儿怨》，讲一对夫妻准备要孩子，孩子流产了，他们就去孤儿院收养了一个，结果发现这个小女孩可不简单。2011年有个电影叫《凯文怎么了》，讲一对夫妻有个男孩叫凯文，凯文的言行略有点儿古怪，他们后来又有了个闺女，可惜闺女天生残疾。到凯文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给了凯文一把弓箭做礼物。大人拍了太多丑化少年儿童的电影了，只要你想起恐怖电影，总会有几个小孩子的形象出现在你脑海里：《闪灵》里那个双胞胎，《螺丝在拧紧》里的小孩子，《驱魔人》里的那个孩子——你说那个孩子真是中了魔，还是她本身就是个小魔鬼？孩子是恐怖片中的标配，为啥这样做呢？也许小孩子天生敏感，更容易看到感受到可怕的东西，但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大人其实害怕孩子，尤其害怕生孩子，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恐惧，要在恐怖片中得到宣泄。

2010年，有一本书出版，直译叫《尖叫女王的生存指南》（The Scream Queen's Survival Guide），是一部恐怖电影指南。书中说，如果你陷入了一个恐怖片的情节，牢记三原则就能脱身：第一，躲开大砍刀；第二，打败邪恶的孩子；第三，不要被肢解。看见没有，邪恶的孩子跟大砍刀、肢解人体并列。

还有一本论文集，叫《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的邪恶孩子》（The ‘Evil Child’ in Literature,Film and Popular Culture）。编辑在前言中说，邪恶小孩的形象集中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啥在20世纪50年代，编辑没说，但我觉得这跟婴儿潮有关——生了大量的孩子，大人们终于意识到孩子是个多可怕的东西了。当时出版了一本小说《坏种》，书里的孩子八岁，具有特异功能，能读懂周围大人的所思所想，谁要是对她有不好的想法，她就施加报复，让大人遭殃。这简直是父母的噩梦，因为父母面对孩子的时候，总忍不住想“我还不如不生呢”“我要揍他一顿”“我掐死他得了”，这是偶尔一闪念，会克制住的，但自我防御的孩子可不管，要是捕捉到了你的那一闪念，那孩子和大人之间的相互折磨就开始了。

这类邪恶孩子的故事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你要是找，总能发现几本好看的。有一本书叫《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叙述者是个十八岁的孩子，她讲述了自己怎么用糖罐里的毒药慢慢杀死了父母和弟弟。还有一部小说叫《罗斯玛丽的婴儿》，讲一位女士怀孕，结果生下的是撒旦的孩子。波兰斯基把它改编成了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由此激发一大堆作家去写类似题材的小说。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说，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美国妇女看了这类故事，都不打算生孩子了。

写邪恶孩子的小说，具有避孕效果。我下面介绍的这部小说，就有避孕效果，叫《第五个孩子》。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写的，老太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本小说我看的时候总会笑，又残酷，又有点儿幽默，让你想起养育孩子的艰难。

故事开头，大卫和海蕊要结婚了。他们看中了一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有很多房间，有花园，生多少个孩子都有地方住。他们买下这所房子，大卫的爸爸付贷款。大卫和海蕊开始生孩子，一连生了四个，个个都比较省心。夫妻两个很喜欢搞“轰趴”（home party的音译，意为家庭聚会），每到假期，就邀请亲戚朋友来住一段时间，好吃好喝招待着——他们的幸福生活必须有人来观赏，来赞美，才会显得更幸福。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几位心理学家提出过一种“恐惧管理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们都怕死，所以都需要获得一种意义感和价值感，自尊心要得到满足，自尊能让我们暂时忘却死亡所带来的焦虑，好像这样我们就不是终有一死的动物了，我们的生活就有价值了。大卫和海蕊要住大房子，要在亲戚朋友中树立一种我们能生又能养的美满家庭形象，就是一种对恐惧的管理。他们要显得比别人优越，他们几乎做到了，住着大房子，生了四个孩子，幸福美满，人人羡慕。

爷爷来看望他们，老人家会说，每次到这里来，都觉得跟来一个疯人院似的。姥姥在这里帮他们照顾孩子，也有些抱怨。老人们都劝他们，别再生了，六年内生了四个，太可怕了。可是，海蕊又怀孕了，这第五个孩子叫班，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胎动，在肚子里不老实，怀孕的海蕊非常难受，经常一个人在花园里哭，整夜失眠，感到无助。生了之后，没两个月，班就要站起来，他会怒吼、嘶叫，吃奶的时候把妈妈的乳头都咬破了。这一段描写，很多当妈的人都会感同身受：怀孕产子的那段时间，妈妈的身体其实是被孩子给征用了，母与子形成了一种“妈妈宝贝”的复合生物，孩子征用了母亲的身体，母亲成了孩子的殖民地，要接受孩子的“暴政”。母亲在怀孕的后期与婴儿共用呼吸、消化和排泄器官，婴儿在母亲身体里的成长充满了她的身心。母亲从外部世界退缩，她自己的主体性消失了，她的个人兴趣、生活节奏都没了，孩子是她的中心，她的行为及存在都是为了适应婴儿的愿望和需要。有心理学家把这种状态命名为“原初母爱贯注”，是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

海蕊毕竟生了四个孩子，对第五个还是有些经验。她好不容易把班生下来，放在婴儿房里。海蕊和大卫在卧室里聊天。海蕊说，以前的女人没法避孕，想必就是这种心情——恐惧。她们带着恐惧等待月经来潮，月经来了，代表她们又获得一个月赦免。但是她们不像她，不必担心生下小怪物。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听着婴儿房的动静，这其实写出了父母一个难以启齿的恐惧：担心生下一个怪胎，或者担心孩子生来有病。

生五个是不是太多了呢？我们来看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记录下的一个真实病例。一个英国工人家庭，生了三个女儿，妈妈非常喜欢那种母女相依的感觉，她很好地照顾了大女儿，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也努力照顾二女儿。但她在怀孕过程中开始生病，先是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变成了瘸子，生完孩子之后又得了产后抑郁，然后支气管也出现了问题。妈妈必须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在三家医院辗转求医。好不容易度过艰难时期，大女儿十三岁，二女儿八岁，小女儿五岁，结果妈妈发现二女儿露丝开始偷东西。爸爸妈妈把露丝带来看心理医生，在温尼科特看来，小孩子如果有偷窃这样的反社会行为，是在引起大人的关注，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失控了，需要一个更权威的人来控制。反社会行为是小孩对失落和被剥夺做出的反应，但大人对小孩子的反社会行为都会非常愤怒。

我们回到《第五个孩子》。大卫和海蕊的第五个孩子班，并不是要引起大人的注意才会有反社会行为，他的反社会行为是与生俱来的。班两岁多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蛋糕！”你要是养过孩子，知道他们对蛋糕的热情，就知道孩子的可怕之处——他们总是提要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哭闹，像动物一样没理性。小说描绘了班动物性的一面，比如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只鸡，撕吧撕吧就生吃了，妈妈海蕊在边上看着，心中一阵恶心。如果孩子聪明乖巧，那当妈的付出多少辛劳也会觉得满足，但班让妈妈很不高兴，直白点儿说，就是“恨”。在母子关系中，“恨”这个词讳莫如深，但是温尼科特列举了妈妈恨孩子的十七条理由：比如，孩子不是自己设想中的样子。比如，婴儿伤害了妈妈的奶头。再比如，孩子对待妈妈就像是对待一个下等人，一个不领取报酬的仆人或奴隶。孩子一点儿也不知道妈妈所做出的牺牲，也不能体谅妈妈的恨意。

班杀死了客人带来的一条狗，然后杀死了家里养的一只猫，都是勒死的。大卫和海蕊明白了，家里来了个小恶魔。他们把班送去了一家福利院。但海蕊的母性爆发了——过了些日子，她去福利院看班，福利院中那一段描写最具避孕效果。班被接回了家，妈妈耐心喂养，训练他大小便，只求他以后能做个“半社会人”，遵循规则、能看懂红绿灯、会点菜就行了。班上学了，小学上完上中学，其间也惹了些麻烦。家长和老师都知道，每个学校都有一堆沉淀物——不堪教导、无法同化、不可救药的学生，他们一级级往上爬，只等着毕业。这群学生逃课时，老师如释重负——班就是这样的学生。

这是个邪恶孩子吗？是的。不论妈妈海蕊怎么爱他，他天生就是个邪恶之人，发育得早，发育得快，有过于发达的体格和运动能力。大卫和海蕊梦想中的优越生活被毁掉了。大卫要不停地打工挣钱，哥哥被这个不正常的弟弟折磨得要去看心理医生。等家里其他的孩子大了，他们都躲了出去，去上寄宿学校，去跟爷爷奶奶过。班经常把一帮坏小孩带回家，吃吃喝喝，然后伦敦发生了一场骚乱，很多青少年参与其中，班和他的同学也在其中。这是小说的结尾，多丽丝·莱辛说，在伦敦、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班这样的少年，一脸愤怒，寻找着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