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攻击性

在婴儿内心有一个重要的客体是“超我”，它既代表道德、良心和自我理想，也是惩罚和罪疚的来源。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我们是否可以自由地感受自己的本能或欲望，并且利用它进行联想和创造。克莱因在儿童身上观察到一个普遍现象：超我会给自我带来焦虑。也就是说，焦虑不仅是我们对外界环境的反应，也是我们对自己内心情境的反应。当我们感到内心正在发生超我所不允许的、批判的、禁止的事情（例如攻击、破坏等）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克莱因在与儿童的工作中看到，有的孩子重复地玩类似的游戏，将两个玩具碰撞在一起；有的孩子游戏时克制而拘谨，无法忍受过程中有挫折；有的孩子会严厉地惩罚和折磨玩具；而另一些孩子害怕自己会因为游戏遭到惩罚……孩子们通过游戏象征性地表达出幻想：由于自己对客体有着破坏性冲动，因而害怕遭到禁止和惩罚，破坏性冲动越是强烈，超我也越为严厉。即便周遭没有人禁止他们玩游戏，他们的游戏也受到了限制。在游戏中创造性地表达欲望，本来是儿童发展出具有活力的自我的途径，但当这个过程受到超我威胁时，儿童不仅会失去与自身欲望的联系，也会失去创造性地与世界产生关系的机会。

超我从婴儿大约6个月大时就开始形成，此时婴儿会有更多与母亲分离的体验，例如断奶或者母亲有时需要离开。这种分离既让婴儿越来越意识到母亲是个独立的个体，她除了自己之外，原来还和其他人有着联结，这让婴儿对母亲的情感极其纠结。婴儿同时被唤起诸多强烈的渴望和挫败，打从心底希望拥有母亲，想通过吮吸得到全然占有母亲的满足，可又不得不经受与母亲分开和等待母亲的痛苦，这种在母亲那里遭受到的挫败，使得破坏性冲动也指向了母亲。母亲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渴望的客体，也变成了一个带来痛苦的客体。婴儿将自身的心理体验放置到客体之中，将等待和分离之苦理解为是母亲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这意味着“婴儿有一种能力，能将不同种类的感觉（主要是爱和恨）归诸他身边的人们”。而当母亲再次回到婴儿身边时，婴儿感到母亲已经被自己的攻击性影响，变成了带有惩罚和破坏色彩的母亲。这种经验也随之进入了婴儿的内心，形成了超我，“婴儿所经历的外在世界、其影响与情境，以及他所遇到的客体。这些不只是被经验为外在的，而且被纳入自体之中，变成其内在生活的一部分”[11]。总的来说，婴儿的破坏性冲动有多强烈，他所感受到的母亲也就有多可怕，随之形成的超我也相应地带有严厉和破坏性。分离体验越是糟糕的婴儿，越会对母亲表现出攻击性，也因此受到严厉超我的影响，让婴儿感到自己的攻击性是“原罪”，自己内心有着罪恶和羞耻的冲动，难以将之整合到自己的爱恨之中。

在对母亲的纠结情感中，婴儿也意识到了父亲的存在。父母之间的关系被婴儿感觉为一种失去母亲的危险，攻击性常常也指向父亲或者父母，从中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内心代表禁止、责备、管束的形象常常是诸如“严厉的父亲”“冷漠的母亲”或者“父母站在一起发起指责”。这是超我的体现，内心父母的严厉程度相对于真实的父母来说总是更为激烈和极端，像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审判者。例如，克莱因发现儿童在游戏中呈现出的母亲或父母的形象，和他们真实的母亲或者父母并不完全符合，在幻想中，儿童感到父母会由于他们的攻击，做出有伤害性的惩罚，既对自己的破坏性感到罪疚，也对可能来自父母的惩罚感到焦虑。

我想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来说明攻击性和超我的关系。大家应当见到过，儿童很容易感到父母的分裂是自己的错，例如父母争吵、暴力相向、分居或者离婚会让儿童相当焦虑。这种分裂的氛围正是通过幻想对儿童施加了压力和谴责。当历经父母的纷争时，儿童无意识中感受到父母的分裂与自己有关，由于自己对母亲和父母做出了破坏性的攻击，而使得这对夫妻的关系产生了裂痕甚至破裂。因为感到这是自己的错，我们常常能看到儿童为父母的争吵可以做出许多牺牲，例如围绕着母亲或父亲中较为脆弱的一方，担忧而体贴地不断提供照顾，在此过程中，儿童也在试图修复内心由于受到攻击而变得破裂的父母关系。

当克莱因说：“一个孩子对任何表演（例如戏剧或电影）皆不感兴趣，也不会好奇地问问题，他的游戏很拘谨，只能玩一些没有幻想内容的游戏时，可以说他在求知本能上有了严重的问题，并且强烈压抑了他的幻想生活。”[12]我想这种描述也可以运用到成年后的生活中，作为我们看待自身幻想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无法自由地体验欲望，那么对周遭世界的触碰也会变得小心翼翼，兴趣和活动也因此受限。所以当我们谈论什么是健康和自由时，我们可以考虑与超我有关的无意识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