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尾崎红叶文学的先行研究，按照同时代评论、战前评论和战后批评的顺序进行回顾。概括来看，日本战前文学评论中，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对娱乐文学的压制，主要聚焦于尾崎红叶文学的拟古典文学特征以及尾崎红叶对言文一致的贡献，而尾崎红叶文学的艺术性并未受到很高评价。战后，对尾崎红叶文学的批评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可以从作家论、作品论、文体论、读者论、媒介论等多角度进行解读。但是，尾崎红叶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却很少被指出来。以1945年为界，尾崎红叶研究专家冈保生和土佐亨就战前的研究文献制作了全面且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研究史概括。本研究主要收集和总括了“二战”后的尾崎红叶研究成果。就本书所涉及的各个课题，大致归纳文献综述如下。

首先，就尾崎红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吉田精一在《近代日本文学概说》中做出如下评价。“尾崎红叶受到过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文学区别于前一个时代的旧派文学。然而，他并没能摆脱戏作的文学观，在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还没诞生前，他属于过渡期文坛的代表性作家。”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将尾崎红叶的文学定位为“第四转换期”的“一八六八年世代”，并将其文学特征概括为“传统主义”。加藤周一认为，尾崎红叶的“伦理及审美价值观几乎原原本本地继承了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学。”唐纳德·基恩在《日本文学史》中，视尾崎红叶为砚友社同人作家的主导者，认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复古“并非全面复古”，在“和洋折衷”的时代，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作家是坪内逍遥《小说神髓》主张的实践者。叶渭渠在《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一书中主张将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作为“拟古典主义”“拟写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同样受到井原西鹤的影响，基本与西洋文学没有关系，而是将重点放在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之上，在日本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于尾崎红叶文学的艺术性和艺术价值，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饶舌录》中认为：“故事情节的趣味性，换句话说，也就是故事组合的方法，故事架构上的趣味性，建筑学上的美感。”“如果小说失去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则意味着抛却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特权。我认为在日本的小说中，最缺乏的部分是故事架构能力和将各种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组合起来的能力。”谷崎润一郎在阐述了上述观点的基础上，以尾崎红叶的小说《三人妻》（1892）为具体实例，对该小说赞不绝口：“明治时期的文学，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品恐怕属红叶的《三人妻》了吧？像《三人妻》这样出色的故事架构，在日本历来的文学中也难找到类似的作品”。学者平冈敏夫则高度评价了尾崎红叶对于文体的独自探索。他举出尾崎红叶的代表作《多情多恨》并评价道：“抛开故事与构思的新奇不谈，该作品文风平淡，但描写人情细致入微，力道十足，是一部杰作。直至今日，读来仍觉新鲜”。

作家河野多惠子认为尾崎红叶“为小说带来了真正的创造性，是第一个赋予作品人物‘性格’的文学家”；她还说到“尾崎红叶最先开拓了小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启迪意义。”作家丸谷才一也在尾崎红叶的代表作之一的《多情多恨》的解说中称赞尾崎红叶的文学才能，“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故事情节展开的奇妙之处，这在近代日本文学中较为罕见。故事的进展方式充满智慧且极具义气之美。”奥野健男肯定了尾崎红叶文学的“故事情节充满趣味，文笔精妙，集中表现类似于江户时代的审美意识。尾崎红叶的文学立场体现为一种艺术至上主义，包含了其后的日本文学已经失去了的重要侧面。尾崎红叶之后的日本文学，是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过于拘谨求道的文学。”同时，奥野健男也指出“红叶自身的才能是一般常识性的，故而没能够深化乃至建立其自身的唯美世界。”

在探讨尾崎红叶文学中展开的恋爱问题时，我们有必要从日本近代文学整体的角度把握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恋与爱。渥美孝子在著作《恋爱的近代文学》中指出，英语的“love”一词其实是进入明治时代才被翻译成“恋爱”并逐渐普及使用的。实际上也是从明治、大正、昭和等各个时期发表的恋爱小说中筛选出来，能够反映不同时代男女情爱世相的一个概念。丸谷才一在《恋爱与女性的日本文学》一书中主张日本文学的传统中有女人往生、女人成佛的文学模式，而在明治以降，诸如泉镜花、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作家都继承了这样的文学传统。丸谷才一在卷末总结道：“一直以来，学者和批评家都容易忽视贯穿我们文学史的女性崇拜或者至少是重视女性。虽不是无视，但轻视是肯定有的。日本文学史也因此而遭到扭曲。”在这个意义上，重视女性描写的尾崎红叶文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丸谷才一所言的日本文学的文学传统。

关于尾崎红叶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村冈典嗣作为第一手资料找到了尾崎红叶旧藏的《源氏物语》，他以此为抓手进行研究，彻底调查尾崎红叶创作的小说《不言不语》（1895）、《多情多恨》（1896）等体现的《源氏物语》影响，写成论文《红叶山人与源氏物语》。紧接着，伊狩章在论文《砚友社的小说创作手法——红叶与古典文学》中，全面考察了体现在尾崎红叶文学中的滑稽本、人情本、假名草子《二人比丘尼》以及井原西鹤的影响等，指出以尾崎红叶为代表的砚友社文学“深受身份制度的道德观束缚，同时也作为对欧化思想的反动，积极醉心于文人墨客、风流隐士式的生活态度”；强调砚友社一派文学的性格有着“游戏性文学观”和“注重文字推敲和故事情节的曲折”的倾向。

在上述学说的基础上，土佐亨在《〈金色夜叉〉的相貌——前篇与人情本〈娘节用〉》一文中考证了《金色夜叉》前篇热海海岸一节与曲山人的人情本《小三金五郎假名文章娘节用》的影响关系，“尽管以往研究者也曾提及，但在本论文中尝试更加具体地解析了《金色夜叉》人情本的性格。”冈保生也在《红叶与人情本》一文中介绍了“二十岁左右时的尾崎红叶不仅爱读人情本，而且还自己抄写了一本并珍藏了起来”这一事实。近年，酒井美纪在研究著作《尾崎红叶与小说改写——解读其方法中的“近代”体现与局限》中，在上述先行研究基础之上，将尾崎红叶对古典文学的吸收分别概括整理为“井原西鹤的影响”“俳谐精神”“源氏物语的影响”三类，认为“尾崎红叶的小说改写，是以江户时代和之前时代流传下来的日本传统文学形式为背景，在其中试图片段性地添加他从外国文学的形式和表现中摄取到的文学形态”。

在尾崎红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方面，先行研究中较为集中关注的是红叶文学与北美文学、西欧文学等的比较研究。在此仅介绍《金色夜叉》原典论的代表性学说。《金色夜叉》原典论的研究起源于江见水荫《以自我为中心的明治文坛史》（1927），其中记载的尾崎红叶自身就《金色夜叉》出处所做的谈话。“最近我读了美国某作家写的White Lily”，“从中我得到一些灵感，过一段时间准备在《读卖新闻》上写连载小说。”在江见水荫提供的线索基础上，木村毅在《Bertha M.Clay与明治文学——浅谈我的一些想法》中通过调查，推断尾崎红叶在谈话中提到的美国小说是美国作家Bertha M.Clay创作作品的可能性较大。山本健吉在著作《小说再发现》中撰文《〈呼啸山庄〉和〈金色夜叉〉》，指出《金色夜叉》在作品主题和创作方法上与英国文学作品《呼啸山庄》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伊狩章则在《〈夏小袖〉的构成和〈金色夜叉〉》（日文原标题：『夏小袖』の構成と『金色夜叉』）中主张“《金色夜叉》的构想是以《夏小袖》为基础形成的。”最终，这桩学术悬案在2000年得到解决，直接契机是日本研究者堀启子论文《〈金色夜叉〉的蓝本——以Bertha M. Clay为中心》（日文原标题：『金色夜叉』の藍本——Bertha M. Clayをめぐって）在学术杂志上的公开发表。

尽管尾崎红叶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关联性被多次论证，但尾崎红叶文学研究史上，极少有先行研究谈及尾崎红叶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性。少数先行研究中，土佐亨在《红叶细见　杂考四篇》中，作为杂考四篇中的一篇，考察了尾崎红叶的翻案小说《伪金》的出典《嫁祸自害》，并将中文原文全文作为第一手资料刊载，但只是指出了出典资料的存在，未做更进一步的展开。尾行国治在《红叶与陆游》一文中，将着眼点放在《金色夜叉》里出现的陆游诗作《楼上醉歌》上，借此推断尾崎红叶涉猎陆游自选诗集《渭南文集》以及《剑南诗稿》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暗示《金色夜叉》的主题和构思可能是在尾崎红叶喜爱的《唐宋诗醇》中的诗人陆游身上得到的。中国学者阮毅曾论述过《三人妻》与《金瓶梅》的关联，另在《日本人与〈西游记〉》一文中，亦论及尾崎红叶与《西游记》的关联。诸田龙美也曾论及尾崎红叶的代表作《多情多恨》与《长恨歌》之间的关联。但总体来说，论述尾崎红叶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关联的先行研究比较少。

概观尾崎红叶作品的先行研究，可以说大多都集中在《金色夜叉》这篇小说上。虽然《三人妻》（1892）、《心之阴翳》（1893）、《多情多恨》（1896）等尾崎红叶各时期的代表作相关的研究数量庞大，在此仅对本研究中将会重点涉及的三部作品即《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巴波川》和《金色夜叉》进行先行研究的回顾。

首先，尾崎红叶处女作《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相关的先行研究论文的数量并不少。早期相对全面的作品研究应该是冈保生《尾崎红叶——其基础的研究》一书中收录的“《〈色忏悔〉序说》（日文原标题：『色懺悔』序説）和《〈色忏悔〉的文体》（日文原标题：『色懺悔』の文体）”这两篇论文。冈保生在前一篇论文中论述了在《色忏悔》的构想阶段体现出的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后一篇论文则如其题目所示，主要论述了尾崎红叶的小说文体与山田美妙以及井原西鹤的文体的关联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相关研究有安田孝的《〈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场合》（日文原标题：『二人比丘尼色懺悔』の場合、《日本文学》1981.1）。近年作品论则有木谷喜美枝的《试论〈二人比丘尼色忏悔〉》（日文原标题：『二人比丘尼色懺悔』の試み）。木谷喜美枝将多年的研究汇集于《尾崎红叶的研究》一书之中。在《试论〈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一文中，木谷喜美枝运用数据统计的方法，从作品开篇体现作者意图的“作者曰”的内容在小说实际的文本中是否得到实现这一问题点出发，对作品整体进行了论述。尾形国治在《尾崎红叶〈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一文中着眼于作品结构展开论述，指出《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作为突破江户的外壳蜕变到近代的过渡期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宇佐美毅在《家族的“规范”〈二人比丘尼色忏悔〉》中指出尾崎红叶想要描绘的世界是“深受‘情’的苦恼，却更加看重‘规范’的人们的世界，是挣扎于‘规范’与‘规范’之间的情感纠葛的世界”。此外，马场美佳的《泪的趣向和脚本变容——〈二人比丘尼色忏悔〉论》从“小说改良的近代意识”这一角度来阐述观点，认为尾崎红叶“始终立志实践性改良，而不是理论改良”。在作品主题方面，三好行雄认为作品描写了“超越人类意志的命运以及卷入命运而引起破灭的人类悲剧”。盐田良平则认为尾崎红叶的《二人比丘尼色忏悔》这部作品与《三人法师》和《七人比丘尼》等作品同属一个系统，是忏悔类文学。而相比较之下，《二人比丘尼色忏悔》“充满朝气和幻想的浪漫情怀”。

关于短篇小说《巴波川》的先行研究数量较少。与尾崎红叶同一时代的评论中，抚象子在1891年1月10日的《女学杂志》上批判了《巴波川》的立意，并评价道“如若小说都如此这般，则奉劝良家父兄还是杜绝小说流入自家儿女手中为好”。平冈敏夫的《红叶的初期小说——〈胧舟〉及其他》中指出尾崎红叶的《南无阿弥陀佛》以及《胧舟》的立意是“将年轻女性置于悲惨的命运末路”的故事，而《巴波川》与上述故事是同一类型。桥口晋作对《巴波川》做了注释和解说，指出作为涉及麻风病的小说，该作品与幸田露伴的《对骷髅》（1890）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菅聪子的博士论文《尾崎红叶·樋口一叶の文学》的第一部第四章中，批判书生青木对“恋”的认识太过肤浅如儿戏。她认为“阿茑最后的那句话是对青木的一记沉痛反击。青木在心里其实是将阿茑看作为‘主动送上口的美食’，但他使用‘恋爱’这一词语对自己的色心进行了遮蔽隐瞒”。近年的研究可列举出高桥茂美的《尾崎红叶〈巴波川〉论——青木的‘虚’与‘实’》和秦重雄的《明治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麻风病患者》，秦重雄着眼于作品中的麻风病要素，认为阿茑在坚守爱情的同时，将“无依无靠的母亲”托付于青木。“深度解读的话，可以认为尾崎红叶描写了一位以自己之死求得爱孝两全的女性。”

《金色夜叉》是公认的尾崎红叶的集大成之作。关于《金色夜叉》的论文，在数量上十分庞大，在时间上跨越百年，所以整理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关于《金色夜叉》研究史的情况，在木谷喜美枝的著作《尾崎红叶的研究》中的《〈金色夜叉〉研究史》整理了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的《金色夜叉》研究，按主题论、原典论、作品论、文体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整理。论文还对未来的研究做了展望，认为“到了平成时代，《金色夜叉》的研究迎来了新一轮备受瞩目的时期。”关于《金色夜叉》的原典论前面已做归纳，这里主要概括各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色夜叉》的研究动向。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关于《金色夜叉》的作品论中，可列举的是大屋幸代的论文《小说架构的分析——〈金色夜叉〉的时间论》。该论文首先从时间论的视角，提出《金色夜叉》并非连载中断，而应该视作完整故事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木谷喜美枝的论文《尾崎红叶〈金色夜叉〉里的时间》也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金色夜叉》的构思，并认为“这本小说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在刊物上连载。尽管尾崎红叶当时被病魔缠身，还是完成了巧妙的构思。”此外，在作品人物论方面，有前田爱的论文《〈金色夜叉〉的阿宫》，作者聚焦作品女主人公阿宫，论述了阿宫的新颖之处。“阿宫这一人物的新颖之处在于以价值交换的尺度金钱来衡量人性。而这种新颖正是在明治社会中金钱的力量得到解放后才产生的。”高田千波的《贤妻良母的背离——解读〈金色夜叉〉的女主人公》里论述了在明治三十年代前后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想要通过树立“贤妻良母”的理想女性形象将女性纳入国家体制，然而阿宫的形象恰恰背离了“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面对研究界对于阿宫人物形象的重新评价，菅聪子的论文《百合与钻石——解读〈金色夜叉〉的梦》将视线再次集中在男主人公贯一的“物语”上，认为“贯一自身持有的矛盾，客观上阻碍了《金色夜叉》的终结，将小说推向没有尽头的拖延。”。

近年，《金色夜叉》的研究更加呈现多样化，真铜正广的论文《尾崎红叶〈金色夜叉〉——关于流行及文学性》论及作品流行的原因，认为原因应该在读者群、作品的周边环境以及作品本身中寻求，并认为“作品相关评论的波动最能如实准确地反映出该作品的性格”。关肇的论文《〈金色夜叉〉的接受与综合传媒效应》则借助媒介论的视角，考察了新闻媒体和读者群、小说与戏剧的跨界合作以及《金色夜叉》衍生的电影、新体诗、流行歌、绘画作品，强调了《金色夜叉》“长期获得支持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小说自身的内在价值。在此期间，各种各样的综合传媒效应起了推动效果”。此外，关礼子《尾崎红叶〈金色夜叉〉——合评的读书空间》（日文原标题：《尾崎紅葉〈金色夜叉〉——ある合評批評の読書空間》）则以女性读者的视角展开了新的论说。

在尾崎红叶的文体研究方面，冈本勋从语法的视点进行调查，把焦点集中在尾崎红叶的文言体小说上。与此相对的是，佐藤武义的《デアル体的文章——以尾崎红叶的作品为中心》（日文原标题：デアル体の文章—尾崎紅葉の作品を中心に—），则把视角转向尾崎红叶的言文一致小说，列举了《邻家之女》《多情多恨》等作品的句末形式，指出整体小说虽然是言文一致体，但是部分句末也出现了雅俗折中体。另外，作家遣词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列举出木坂基的《近代文章成立的诸相》。作者聚焦于雅俗折中体的词汇，以幸田露伴的《风流佛》（1889）和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1895）还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为分析对象，按照词性分析了雅俗折中体词汇的实际使用情况。关肇、须田千里、松村友视、宗像和重、笹濑王子等合著的《红叶语义抄》则关注“尾崎红叶文章中注音假名和汉字的巧妙融合”并举大量实例展现作家的遣词技巧，如えごいずむ（自愛心）、きいたふう（一知半解）、こあたり（暗挑）、さだまり（結婚）等。此外，近藤瑞子的著作《近代日本语用字法的变迁——以尾崎红叶为中心》总结了作者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从用字法的角度考察了尾崎红叶的日语使用，概括性把握了明治时代用字法的变迁。木谷喜美枝在论文《言文一致的过程》（日语原标题：言文一致への過程）中探讨了尾崎红叶句末修辞的变迁。木川あづさ从文体意识的视角出发，在论文《尾崎紅葉の文体意識》（《尾崎红叶的文体意识》）中指出尾崎红叶“在文体尝试过程中一直不断摸索”，还提出新的论点认为《金色夜叉》雅俗折中文体的创作有对言文一致的批判成分，体现了尾崎红叶在文体上的雄心。

作为尾崎红叶文学的时代背景，作家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可以成为一个课题，但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不过，从文学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当谈及包括尾崎红叶在内的明治时代作家时，一定会涉及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而对于比常人更加关心时代风潮的作家尾崎红叶来说，可以预想到他的作品和中日甲午战争是有一定关系的。作家和战争的关系这方面的考察，可列举的有冈保生的《日清战争与文坛——正冈子规的场合》、关良一的《日清战争与文坛——研究序说》（《国文学』1967年9月号）、菅聪子《日清战争的表象——一叶、镜花的目光》（日文原标题：日清戦争という“表象”——一葉·鏡花のまなざしをめぐって、《叙説Ⅱ》2004年8月号）等有关其他同时期作家的先行研究。正如冈保生在论文中总结的一样，“从军经历之后，正冈子规所持有的民族主义热情并未出现丝毫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身为流行小说作家的尾崎红叶，对于这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战争不可能熟视无睹。

在尾崎红叶的研究专著方面，近年来出版的书籍中，首先是冈保生的论著《明治文坛之雄　尾崎红叶》。该书全面论述尾崎红叶的文学，从作家论和作品论的方面展开。木谷喜美枝的论著《尾崎红叶的研究》、小平麻衣子的论著《尾崎红叶　重读女性物语》、土佐亨的论文集《红叶文学的水脉》、关肇的《新闻小说的时代——媒体、读者、影视剧》。菅聪子通过著作《媒体的时代——明治文学的状况》论证了明治时期媒介的形成、作家的自我意识、近代读者的成立三者相互交融的关系。马场美佳的《小说家登场——尾崎红叶的明治二十年代》（笠间书院、2011）着眼于政治小说、翻译小说、改良小说等启蒙性小说、砚友社同人发表的小说、报纸连载小说以及明治二十年代文学杂志的小说等与尾崎红叶同时代的小说群，考察了作家尾崎红叶与这些同时代小说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探讨了尾崎红叶作品的意义。

在尾崎红叶与外国文学的影响关系方面，有两部实证研究的专著。分别是堀启子的著作《和装的维多利亚文学：尾崎红叶的〈不言不语〉及其原作》和酒井美纪的著作《红叶与小说改写——解读其方法中的“近代”体现与局限》。前者以尾崎红叶的代表作之一《不言不语》（1895）为研究对象，探究考证了该小说的原作——美国通俗小说家Bertha M. Clay的作品Between Two Sins。与此相对的，后者全面地论证了《十日谈》、莫里哀、左拉、《天方夜谭》等西洋文学和尾崎红叶的创作之间的关系。从以上先行研究也可以看出，尾崎红叶和当时的大众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概览以上日本研究者所做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尾崎红叶与外国文学的关联性时，大多数的讨论对象都是西方文学，几乎完全无视了中国文学的存在。这样一来，就容易忽视尾崎红叶本人的汉文素养，也无法探究清楚“其汉文素养是如何被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去”的这一问题。

以下再综述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中国的尾崎红叶作品翻译可以追溯到1913年——吴梼将尾崎红叶的改写作品《寒牡丹》翻译成中文。王向远在《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中谈到了尾崎红叶作品的吴梼译本《寒牡丹》《侠黑奴》《美人烟草》。王向远分析道：“这几个作品大都以异域故事为题材，之所以翻译它们，恐怕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异域猎奇心理。而尾崎红叶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代表作《金色夜叉》，却并没有被翻译，原因恐怕也是因为该小说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与当时中国的时代主调不相协调。”

随后，尾崎红叶的作品汉译主要集中在《金色夜叉》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共有九类译本，分别由七位译者翻译，具体如表0-1所示。其中，金福与吴元坎为同一译者，金福是吴元坎的笔名。

目前中国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总体不能算多。较早的研究中值得介绍的是李均洋的《尾崎红叶论》和张雨恩的《被金钱污浊了的社会——〈金色夜叉〉评析》。但近年尾崎红叶的相关国内研究中，又有了新的进展和拓宽。借尾崎红叶文学研究学者赵海涛的说法，甚至可以说“尾崎红叶在国内的研究又悄悄出现一个小热潮”。首先是张秀强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两道分水岭》中，分析了《金色夜叉》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且在论文《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中提出了尾崎红叶的战争认识这一课题。再有，张秀强在《从异文化交流角度看〈金色夜叉〉在东亚的传播》这篇论文中，首次探讨了中国人对《金色夜叉》的接受度问题。由于张秀强关于尾崎红叶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界受到关注，2015年“中日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其次是赵海涛刊发了《论尾崎红叶戏剧翻案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日本研究》2013年第4期）、《尾崎红叶〈心之阴翳〉主体内涵新论》（《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尾崎红叶翻案文学与研究位相》（《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2016年）、《对他者的翻案与自我的生成——论尾崎红叶小说翻案与创作的关系》（《唐山学院学报》2017年1月）等与尾崎红叶文学研究相关的系列论文，并以“尾崎红叶小说改写与创作研究”的课题获评为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度课题。应该说对于尾崎红叶文学研究这样一个相对小众的课题，连续两年教育部项目和国家社科课题都能给予支持，本身就是对尾崎红叶文学在国内研究深化的一种推动。

其他方面还有金贤淑的《凝重的悔恨与悲哀情结——论〈金色夜叉〉的诚信观念与复仇主题》和李然的《从〈金色夜叉〉看日本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冲突》等。另外，阮毅通过日文论文《尾崎红叶〈三人妻〉与〈金瓶梅〉》，指出了尾崎红叶文学中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性。

在总结英语圈等西方国家对尾崎红叶的研究之前，需要提及的是尾崎红叶小说《金色夜叉》的英译本The Gold Demon。该译本在1905年12月出版，发行所为日本的出版社有乐社。译者是西方传教士、福泽谕吉的家庭教师亚瑟·劳埃德（Arthur Lloyd，1852—1911）。这是日本将本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积极向海外推介的一次尝试。虽然当时德富芦花的人气小说《不如归》也被选中推出英译版本，但日本的出版商认为以《金色夜叉》的影响力更能在海外得到传播。

英语圈的尾崎红叶文学研究者，首先要提到英国的研究者Peter Francis Kornicki，他获得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博士学位。Peter Francis Kornicki于1978年完成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The novels of Ozaki Kōyō：a study of selected work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ction of the Tokugawa and early Meiji periods（尾崎红叶的小说——德川幕府与明治初期小说的关系）。在论文中，Peter Francis Kornicki探讨了江户文学对尾崎红叶作品产生的影响。

此外，Peter Francis Kornicki在研究专著The Reform of Fiction in Meiji Japan（日本明治文学的创作模式）的第六章“Kōyō's Irozange（红叶的色忏悔）”中收入了尾崎红叶《二人比丘尼色忏悔》的作品论，着眼于小说中的关键词“the words ninjō and setai”（即“人情世态”）和“giri-ninjō”（即“义理人情”）。分别考察了“Kōshoku gonin onna [Five amrous women] and kōshoku ichidai otoko [life of an amorous man]”（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男）と“Nanoshoku ōkagami [Great mirror of manly love]”（男色大镜）、“Musume setsuyō”（娘节用）等与“ninjōbon”（人情本）的继承关系。For most of his life，then ，KōYō associated the new novel for which shōyō and his contemporaries had been searching in the 1880s with a reformed and modernized form of the ninjōbon （19世纪80年代，坪内逍遥及其同时代作家一直在探索新小说的创作，而在其创作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尾崎红叶都致力于人情本的改革与新小说的近代文体创造）有力证明了坪内逍遥的文学理念和人情本对尾崎红叶小说创作的影响。

说到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 Mark Anderson的著作Japan and the specter of imperialism（日本与帝国主义的幽灵）中有一部分提到了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标题为Capitalist governmentality and melodramatic resistance in Ozaki Kôyô’s Konjiki yasha（尾崎红叶《金色夜叉》中的资本与戏剧性——《金色夜叉》的当代批评接受史）。Contemporary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GOLD DEMON这一章节中谈到了东亚地区对于《金色夜叉》的接受情况。“The novel was also translated into Korean and Chinese soon after its publication and proved very successful throughout East Asia for a number of years.”（小说在出版后不久被译成朝鲜语和中文，并且多年来在东亚地区广受好评）再有，Ken K. Ito的著作An age of melodrama ：family，gender，and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turn-of-the-century Japanese novel（通俗剧的时代：世纪之交日本小说中的家庭、性别和社会等级制度）中有一章收录了《金色夜叉》论：A jewel shining in the mud ：love and money in Konjiki yasha（泥泞中闪耀的宝石——金色夜叉的爱与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