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郑玄遍注群经，会通今古文
郑玄是中国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王嘉在《拾遗记》中说“郑玄为经神”，这种赞誉可谓到达了极致。对于郑玄在经学史上的重要性，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总结：“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识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史应勇在《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中则说：“经过两汉各家经说认真的整合，两汉经学在郑玄这里走向了‘小统一’，因此郑玄被称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在十三岁时就已经研究五经，同时对术数很内行，竟然能够通过观察刮风来预言什么时候会发生火灾；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遍览群书，成为饱学之士。后来他拜第五元先和张恭祖为师学习经学，而那时的马融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师，所以他又拜马融为师。
郑玄学成之后返家，以授徒为生，因为他的学问很好，所以弟子达到了“数百千人”，但很快他就受到了“党锢之祸”的牵连，好在此时马融已经去世，郑玄也已经离开，所以这次的“党锢之祸”对郑玄影响不大。可是，这场风波平息后仅隔了一年，就又起了第二次“党祸”，这一次把郑玄牵连了进去，而郑玄受牵连的原因，按照郑珍在《郑学录·传注》中所言，是“孙嵩等四十余人，当并是密之门生故吏”。
看来郑玄是受到了弟子的牵连。郑玄弟子众多，而第二次“党祸”所抓之人有四十多位都是他的弟子，为此郑玄也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四年，直到后来爆发了“黄金之乱”，他才被释放出来。郑玄出狱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著述方面，《玄别传》称：“后遇党锢，隐居著述，凡百余万言。大将军何进辟玄，乃缝掖相见。玄长八尺余，须眉美秀，姿容甚伟。进待以宾礼，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莫，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献帝在许都，征为大司农，行至元城，卒。”
郑玄写了上百万字的著作，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个著述量十分庞大，为此他还受到了军界的尊重。由这段描述可知，郑玄仪表堂堂，很受袁绍等军阀的看重。郑玄要离开袁绍时，袁却想把郑灌醉，在送行会上，袁请了三百多人一一给郑玄敬酒，这场酒会从早开到晚，郑玄喝了三百多杯酒却依然不醉，可见这位郑玄不仅学问好，酒量也堪称天下第一。
郑玄在努力著述的过程中，曾跟今文经学家何休有过一场著名的论战，《后汉书·郑玄传》中称：“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对于郑玄在学术史上的成就，《朱子语类》载有朱熹对他的评语：“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朱子的这段话说得很直白，他说郑玄是个好人，尤其对礼学贡献最大，而清代的钱大昕则在《仪礼管见序》中说：“‘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对于郑玄的学术观，刘师培给予了这样的总结：“惟康成说经，集今古文说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实事求是为指归，与汉儒之抱残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书，皆以师学代官学者也。”（《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
可见，郑玄的学术观乃是融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而这段论述正说明了郑玄的学术观所在。郑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融会呢？《后汉书·郑玄传》中说：“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在郑玄的时代，因为经学观点的不同，每一门派都在强调自己的观点，这种强调方式其实不利于经学的弘扬，于是郑玄就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后融入今文经学的观点，以此来达到学术兼容。周予同先生对郑玄的举措有着如下解读：“在郑氏的本意，或以为今古文相攻击如仇雠，是经学的不幸现象；为息事宁人计，于是自恃博学，参互各说，以成一家之言；所以虽用古文学为宗，也兼采今文学。而当时学者，一则苦于今古文学家法的烦琐，一则震于郑氏经术的渊博，所以翕然宗从。但这样一来，郑学盛行而古今文的家法完全混乱了。”（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郑玄虽然遍注群经，但其著作流传至今者仅有两部，杨天宇在《郑玄三礼注研究》中称：“郑玄的著述大部分都散佚了，但仍有《三礼注》和《毛诗笺》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成为今人研究《三礼》和《毛诗》以及考证古史所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郑玄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伟人，一位学术巨匠。”
《三礼》乃是《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并称，最早将这三书并称者正是郑玄，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中称：“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这段话讲到了《三礼》之名，而这段文字中没有《仪礼》，是因为在汉代还没有“仪礼”这种称呼。许抗生、聂保平、聂清所著《中国儒学史·两汉卷》中说：“按照范晔的意思，由于郑玄既融通了‘三礼’，又融通了今古文礼，故‘三礼’之名之学，实际上自郑玄始。”
可见，郑玄对于《三礼》的形成贡献很大。对于他在礼学方面的贡献，黄侃在《礼学略说》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董景道说经，《三礼》之义，皆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此由郑学精博贯通，亦缘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黄侃自注：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故舍郑无所宗也。……今惟郑康成注，孤行百代。说《仪礼》者，仅马季长注《丧服》经传一篇，至全注十七篇，亦自郑氏始。……然后之言小戴者，皆传郑氏。郑又考正礼图，存古遗制；是《三礼》之学，萃于北海。故《大戴记》，郑所未注，则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残其半矣。由晋及唐，诸经所主，或有不同；至于《诗》共宗毛，《礼》同遵郑。”
郑玄对于礼学有着怎样开创性的贡献呢？张舜徽先生对此有着系统的研究，他在《郑学丛著·郑学经注例释》中，把郑玄注经的体例总结为十八种：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证例、声训例、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可见郑玄在礼学研究上是何等之精深。
正因如此，清代陈奂认为，郑玄虽然遍注群经，但最高成就还是在于礼学，而台湾学者李云光在《三礼郑氏学发凡》中说：“后人所读《三礼》之书，是郑氏所校定者也；所赖以解《三礼》者，亦不能外郑氏之注释也。然则，学礼而不从郑氏，岂非欲入室而不由户乎！”
如前所言，流传至今的郑玄著作除了《三礼》之外，就是《毛诗笺》。对于《毛诗》的解读，从汉代开始分为齐、鲁、韩、毛四大家，前三家属于今文经学，《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在流传的过程中，前三家基本失传，唯有《毛诗》流传至今，因此今日得见的《诗经》，基本是古文经学观念的解读。
但是，郑玄把很多今文经学观念融入古文经学之中，他所作的《毛诗笺》也是如此，正如陈奂在《郑氏笺考证》中称：“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例不外此二端。”郑玄在整理《诗经》时，应用了很多方法，他的这些方法被视为早期的校勘学，段玉裁在为臧琳所作的《经义杂记序》中说：“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成帝时，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向卒，歆终其业。于是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
段玉裁讲到了校勘学的起源，他认为校勘学创始于孔子和子夏，到了汉代则有刘向、刘歆等人，但是在这方面真正做出大贡献的人，则非郑玄莫属。而管锡华在《校勘学》中也称：“私家校书，虽从孔子始，但至东汉末为止，成就较大而可参考的则是东汉的郑玄。”
郑玄在校勘古书时，不但融会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同时兼用了“死校法”和“意校法”，也就是说，当他觉得古书中某个字不对时，就会径直将其改为正确的字。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后世的批评，比如，欧阳修就在《诗本义》中指责郑玄的这种校书方法。郑玄在《毛诗笺》中把“绿”字改为“禒”，欧阳修认为郑玄改错了：“先儒所以不取郑氏于《诗》改字者，以谓六经有所不通，当阙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
从实际情况看，郑玄有些字改得确实不对，但总体而言，他的大多数修改被后世认为是正确的，尤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做法给后世引发了一种校勘的新思路，王引之在《经义述闻序》中说：“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谋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
王引之在这里替郑玄辩护，认为郑玄通过假借字来恢复古书的原本面貌，这种做法最为难得。更为重要的是，《齐诗》《鲁诗》《韩诗》大多失传了，郑玄的《毛诗笺》中引用了不少他们的观点，使得后世要想研究三家诗，可以借鉴他的《毛诗笺》，因此冯浩菲在《毛诗训诂研究》中总结道：“《郑笺》中所体现的不是一家之说，而是诸家说的比稽融会。由此言之，与其说三家因《笺》而尽废，不如说借《笺》附《毛》而仍其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