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孟子：性善论
孟子，名轲，是继孔子之后儒学史上的第二位大师。在儒学道统中，他被誉为“亚圣”，也就是仅次于孔子之意，而孔子被誉为“至圣”。后世将儒学称为“孔孟之道”，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已经接近了与孔子同样重要的地位。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盖孔子开以讲学为职业之风气，其弟子及以后儒者，多以讲学为职业。所谓‘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也。然能“以学显于当世”者，则推孟子荀卿。二人实孔子后儒家大师也。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亚里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沉博亦似之。”
在儒学史上，孟子与荀子并称“孟荀”，原本两人的地位不相上下，但随着社会思潮的演变，到唐代时，孟子的地位远在荀子之上，这种观念首先是由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认为，道家和佛家各有其道，儒家同样有其道，而儒家之道的传承从尧舜禹一直传到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轲，孟子故去后，此道在唐之前未得正传。韩愈的这段表述被后世广泛引用，视这段话为儒家之道统。原本并称的“孟荀”至此只有孟而无荀，对此韩愈在这段话后特意解释说：“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将荀子与扬雄放在一起，认为这二人的儒学观念不醇正。
其实孟子没有见过孔子，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私淑于孔子。《孟子·离娄下》中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如何理解“诸人”二字，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学者把“诸人”理解为孔子。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而孟轲是子思弟子的弟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至少跟孔子隔着四代。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孔子，但他对儒学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时的社会风貌已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有了较大变化。春秋时期，周天子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诸侯中的霸主还会以尊王的名义向其他诸侯发号命令。从名义上来说，天下还是统一的。到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的国君分别称王，周天子已无实权，天下处于分裂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各诸侯国都想一统天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思想家，他们各自提出立国方案，其中法家观念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因为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以武力霸天下。另外，墨子、杨朱、许行等各自学说，都给儒家带来巨大压力，此时的儒家已分化出不同的派别，相互间也有争斗。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孟子高举儒学大旗，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处宣传儒家思想，最终使得儒家不但能够与其他各家分庭抗礼，还成为那个时期的显学之一。
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行为处事，孟子远比孔子张扬，程颐评价他说：“孟子有些英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他傲视天下，独对孔子心悦诚服，孔子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祭祀孔子的文庙主建筑被称为“大成殿”，这些都是本自孟子所言“孔子之谓集大成”一语。
孟子有很多方面效仿孔子，比如他也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其阵势远比孔子大得多，旅行过程中“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见过的国君有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宋偃王、滕文公、邹穆公等，虽然这些国君并没有接受或者完全接受他的观念，但他会抓住一切机会来宣传儒家思想。他曾受到滕文公的信任，在滕国实行仁政，可惜滕国太小，夹在大国之中，使得该国无法施行儒家观念。梁惠王也对儒家思想很感兴趣，但因其亡故，使得孟子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孟子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曾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说，上天大概不想让天下太平吧，要是想的话，到如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成语“舍我其谁”的出处。
从语言风格来说，孟子也与孔子不同，孔子说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而孟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环环相扣，甚至给人咄咄逼人之感。比如，人们熟知的那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即使在君主面前，孟子也敢展现出自己的大无畏勇气，《离娄下》中有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孟子当着齐宣王的面明确地说，如果君主看待臣属如手足，那么臣属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如果君主把臣属看成犬马，那么臣属也会看君主如常人；假如君主看待臣属如草芥，那么臣属看到君主就会如同看到强盗和仇敌。
孟子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当时齐宣王问到王室宗族的卿大夫时，孟子说，如果君王有重大过错，他们应当予以劝阻，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是不听，他们就应当改立君王。如此直率的话，让齐宣王当场就变了脸色。
孟子到各国都是去宣传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说，即使像离娄那样视力极好之人，像公输班那样的能工巧匠，“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他们若不使用圆规曲尺，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形和圆形，这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一语之源。孟子接着举例说，即使有师旷那样的耳力，如果他不使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做完这个比喻，孟子得出的结论是：“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就算尧、舜有极高超的治国之道，如果他们不施行仁政，同样不能把天下治理好。什么是仁政呢？孟子说乃是“先王之道也”。
孟子在他那个时代，从行为上而言，是在努力地回击异端对儒家的打压，《孟子·滕文公下》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孟子看来，他所处的时代仁义之道衰微，荒谬邪说盛行，诸侯无所忌惮，尤其杨朱和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以至于这两派成为社会上的主要思潮。杨朱强调绝对自我，这是否定对君上尽忠，墨翟一派主张天下同仁，不分亲疏，这是否定对父母尽孝，他们目无君上和父母，与禽兽无异。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孟子用近乎咒骂的语言来排斥杨墨，其实那个时代各个派别之间都是这样指斥其他学派的。《墨子》一书中有《非儒》一篇，对孔子的评价几乎全是贬斥之语。在孟子看来，墨家的主要思想“兼爱”是儒家观念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兼爱使得自己的父亲和他人的父亲没有区别，这样自己父亲的特殊性就被取消了。以他的观念来说，这就是“二本”。但是，孟子强调“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杨朱一派强调的是“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这种极度自我的观念，就会导致无君，只注重个人价值而排斥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儒家观念所不能接受的。
孟子的另一类对手则是许行。许行属于农家派，强调贤者与民同耕，但孟子认为，天下之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就是说，社会上有体力劳动者，也要有脑力劳动者。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或劳心，或劳力”，但相比较而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觉得，这才是“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从理论建设角度而言，孔子的最大贡献是强调了良心和心之本善。良心是指心之善良的本质。《孟子·告子上》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孟子以牛山上的树木为比喻，讲述这些树木日日夜夜地生长，放牧的牛羊吃掉树木之后，人们看到山光秃秃的模样，这不是山的本来面目，这是斧头砍伐的结果。
这是“良心”一词在典籍中的最早出现。关于该词的含义，朱熹解释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可见良心就是仁义之心。对于两者的关系，《孟子·告子上》中的解释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认为，“仁”就是指人的心，“义”乃是人的路，舍去了路不去走，丢失的心也不去找，这是多么可悲啊！人们在丢失鸡和狗时，都会去寻找，却不去寻找丢失了的心。所谓的学问，其实就是找回丢失的心罢了。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性善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来的善心。宋代理学家对孟子的这段话极其重视，程颢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孟子直接把“仁”解释为人心。当代学者王博在《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中说：“‘仁，人心也’说法的意义，在于把儒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接地规定为人心的本质。”
那么人心的本质包括哪些呢？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孟子看来，这四种心属于人皆有之的，这就是性善论的基础概念，同时孟子又将这四心与儒家所讲求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一一对应：“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不是从外在得来的，而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罢了。
如何证明这一点呢？他举出了如下的例子：“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这段话的前面首先给出了结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接着讲到，当一个人突然间看到小孩子在井边玩耍，就要掉入井中之时，他瞬间就会有惊惧的同情心，这个人的惊恐之心并不是为了想要和孩子的父母搞好关系，也不是为了在邻里之间博得好名声，同样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善心就是天然所具有的。
正因如此，孟子得出如下结论：“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结论是没有同情心的人、没有羞耻感的人、没有歉让之心的人，以及没有是非感的人，都不能算是人，因为人天然具有此四心。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人具有这四端，就像人人有四肢一样。这就是著名的“四端说”。孟子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很小，那么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人具有四端，而禽兽不具有。
对于性善论的进一步阐述，在《孟子》一书中表现为他与告子的辩论，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认为，人的本性犹如流动的水，东方决口了就向东方流，西方决口了就向西方流，所以人的本性就如同水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但孟子反驳他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首先承认，水的流动确实如告子所言，但他同时说，水的流动还有上流、下流之分，人性本善，就犹如水向下流，所有的水都向下流，所以所有的人都具备天然的善。在孟子看来，人的不善是因为人性受到了逼迫的结果，所以不善绝非本性。
孟子的性善论得到了后世儒家的大力弘扬，正如几百年来流传的《三字经》，起首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观念可谓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