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书凡例的文学批评功能

以上分析表明，凡例作为古书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发凡起例的功能，还有显著的学术批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上文分析所据文献，是经、史、子著作，分别对应经学、史学、子学的学术批评。其实，这种对应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实际情况，错综复杂，不能作如此机械、截然的划分。盖经、史、子、集四部最初只是文献分类，并非学术分科。古人鲜有现代的学术分科概念。故经学著作多有史学内容，史学著作须遵循经学义理，子学著作更为庞杂，几乎无所不包。正因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经、史、子著作都可能涉及文学问题，故相关凡例也往往蕴含着文学批评内容。以经部为例。《诗经》作为儒家最早的经典之一，自然是历代儒士研究、阐释儒学义理的重要文本；《诗经》同时又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思想内容、精神风貌、艺术表现、审美旨趣等方面确立了中国抒情文学的典范和传统。儒家诗教，作为儒学义理的重要内容，本就孕育、胎息于五经尤其是《诗经》中，并伴随着历代对《诗经》的阐释而发展、变化。因此，在古代《诗经》研究著作凡例中，必然包含丰富的诗学批评内容。如明沈万钶《诗经类考》凡例曰：“诗人微情婉致，全系诸比兴。比兴之寄寓，全托之鸟兽草木。是鸟兽草木者，为诗人传神写照者也。晓畅乎此，于诗解也，思过半矣。故其考也特详。”(30)《诗经类考》以典章制度和名物考据为主，阐发文学思想的内容不多。尽管如此，凡例中仍专设条目，强调比兴对于委婉抒情的重要性，以及鸟兽草木等自然物象对于比类而相通、感发而起兴的重要性，故特详于鸟兽草木的考证。这种阐释，基于艺术表现立论，而非基于认知自然万物的认识论，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色彩。又，清钱澄之《田间诗学》凡例曰：

小序去古未远，其世次本末，虽未可全据，要不大谬也。鄱阳马氏极推小序，而夹漈郑氏力辟之。朱子乃每主夹漈之说。夫诗之为道，未有直陈其事，直写其意者也。大抵含蓄咏叹，使人得其指于意言之表，使非序一言以断之，曰：“此为某事也。”后之人何所据以解诗，即夹漈亦何据以驳序说之谬哉！若舍序以说《诗》，随意作解，泛滥无归，非傅会即穿凿。《诗》学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31)。

从东汉开始，《毛诗序》成为阐释《诗》旨的权威文献，学者莫敢异议。宋代以后，随着疑经思潮的涌动，《诗序》解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遭受质疑，违背史实、凿空杜撰、牵强附会等批评之声不断高涨，甚至兴起了反序、废序思潮。其中郑樵《诗辨妄》、朱熹《诗集传》等影响最大，导致了《诗序》权威地位的消解。钱澄之认为，小序去古未远，所述世次史实，大体可信，是理解《诗》旨、阐发《诗》义最重要的依据。其原因在于，诗歌创作，含蓄咏叹，不像史家直陈事实。因此，要准确理解诗旨和诗义，必须知人论世，了解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史实基础。小序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大致可信的史实背景。若抛开小序，随意作解，才会导致真正的泛滥无归，穿凿附会。可见，钱澄之论《诗》，基本立场是尊序，但并非简单重复宋代以后的尊序、废序之争，而是从诗歌创作、文学阐释和批评的立场来反思宋人的废序说，故所论不仅是经学问题，更是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

明清时期，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命题范围，对儒家经典的研习，不仅要领会义理，还要关注文章写作艺术。职此之故，许多归入经部的著作，如明杨肇芳撰，杨胤奇删补《尚书副墨》、陈组绶《诗经副墨》、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书经》、清孙濩孙《檀弓论文》、周人麒《孟子读法》等，其撰述宗旨，主要不在于儒学义理探讨和发明，而在于揣摩文章作法，指示南宫捷径，故其文献本质已经嬗变，更接近集部的诗话、文话、选本，其凡例自然更具备文学批评的内容和特质。如杨胤奇《尚书副墨凡例》曰：“是集元本《汉疏大全》，更兼博览古今语录，然后缔之以苦心，点作烘炉之雪，畅之以正论，织成天孙之衣，庶几屋经中启蔽发蒙之一助云。”明确揭示此书场屋启蒙的宗旨。凡例又论晚明科场风气曰：“迩来经义，动以翻案矜为绝识。不知真奇原不叛正。历科程墨，暨近科名公讲义、房社稿，并其中评语，凡有绝去蹊径，识破洪濛者，悉采而汇之，以与本经共作一大功臣，遂于先君子所付本，不无删补，盖亦因乎风会，顺乎气候，理也，势也。或谓灵心代变，故纸可抛，奇则何敢？”(32)科场文章，统一命题，要在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吸引考官的注意力，从立意到行文，都须别出心裁，由此造成刻意翻新出奇的文坛风尚，引来诸多批评。杨胤奇认为，“真奇原不叛正”，只要不违背圣人义理，翻新出奇是值得效法的，何况这是风气所趋，关系科场成败，不必深拒严防。正因如此，《尚书副墨》辑录了大量匠心独运、别出机杼的评语，被举子“奉为《尚书》司南，于以淹贯为文，诚可使气无佻而浑，格无媚而庄，体无纤而宏，用无浮而实”，“明经致用，挽文运以维国运，将于是编攸赖焉”(33)。除了辑录他人评语，编者亦自下评点：“经文俱用批评，正以是集尊经为主，讲中不敢驱经从传，宁为略传顺经。故加之批阅，俾呼吸转应，开卷可通；衍脉提纲，静对即领。所谓一诵经文而其义自见者，此尔”，“玩篇脉可顿处，辄用数节贯解，板者活之，断者连之，滞者疏之，必期呼答一气，所以关通题脉”(34)。儒家经典，在漫长的传播、阐释过程中，形成复杂的注解层次，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阐释传统，如“疏不破注”等。杨胤奇认为，就经、传关系看，如两者矛盾时，应尊经而舍传。只是，抛开传注，经文往往晦涩难解。故不妨对经文加以批点，揭示其布局结构、意脉文思等，如此既便于解经，又益于作文。所谓呼吸转应、衍脉提纲、篇脉、题脉等，其实正是以八股文法来批点圣人经典。清人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斥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35)。而明人却乐此不疲，以文法标准遍评《诗经》《尚书》《礼记》《左传》《榖梁传》《公羊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并在凡例中阐述此种评点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儒家经典可以裁以文法，这是因为，任何著述必须以文章写作为前提，蕴含着从语言表达到材料取舍到布局谋篇等文学创作或辞章写作的基本规律。四书五经等早期儒家经典，本就是早期文章的典范。史部、子部著述也不例外。故《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等史著和子书经典，历来被奉为古文写作典范，相关研究或评点著作中，鲜有不关注其文章艺术或成就者。明张墉《廿一史识余发凡》“剪裁”条曰：

太史公综三千年事，以五十万言括之。班孟坚近述西汉，溢为八十万言。夫简而能尽，多而不浮，斯查与柚并美乎？然多未有不浮者也。厥后滥汜，一传系十数纸，一事系千百言，靡曼惭风，铺扬似赋，弗施剪裁，则玉藻山龙，与短裥敝缊何异？余故篝灯讽诵，点窜随之，譬以并州快剪，巧裁翻鸿；夜来神针，纫成闘凤，不仅彰施五色，亦可衣被九州(36)。

史书涉及人物众多，事件复杂，若信马由缰，漫无节制，往往造成长篇累牍，浮词泛滥。有鉴于此，张墉倡导“简而能尽，多而不浮”的史笔文风，要巧施剪裁，痛削冗芜，方能汰去砂砾，珠玉满前。在《廿一史识余发凡》“舍取”条，张墉还阐述了内容取舍、文辞剪裁的原则：“舍熟且闹者，不欲土羹尘饭，秽我琼羞；舍肤与俚者，不欲市曲村谣，乱我宫羽；舍《世说》《资治》稔见，及连篇冗浮者，不欲朝披之华，杂我姚魏，卫文之帛，间我濯江也。故五十余类，味则甘腴，佩则芬芳，视则锦绘，听则丝簧，刘舍人有言，获我心矣。”(37)这种避陈趋新、避俗趋雅的审美旨趣以及对甘腴、芬芳、锦绘的钟爱，已逸出史家的实录原则，更接近文学创作的追求了。又，清代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总结历代方志编纂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说，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38)。在丰富的修志实践中，章氏身体力行，并在相关修志凡例中不断发展、完善其“立三书”理论。以《和州文征》为例。在此书《序例》中，章学诚既反对人物传记中长篇累牍录入传主文章，因为这样会冲击史书纪人叙事的基本功能，割裂人物事迹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又反对一概摒弃传主文章，因为这样会导致“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39)。故立“文征”一体，专录传主辞章，以解决两者的矛盾。在序例中，章学诚还把“文征”所录辞章，分为奏议、征述、论著、诗赋四大类，并一一作理论阐发。如“奏议第一”曰：

文征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40)。

章学诚批评《文选》以班固赋冠首，既昧于文体源流，又混淆时代先后，而后世奉为文集编纂圭臬，实在不可理喻。故其修《和州文征》，以干系国政朝纲的奏议冠首，拟之国史之本纪，地位尊崇，体现了以王权政治为核心的文体观。又“征述第二”曰：“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征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41)可见，所谓“征述”，就是单篇的传记、行状、碑志等以写人纪事为主的文体，内容、性质类似正史的列传，故在《文征》中位次第二，紧接奏议之后。至于诗赋，乃“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于州县文征为近”，本应在《文征》中占据最重要位置。可惜，后世文人，“溺于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42)，故在《文征》四类文体中，居于末位。这种体例设置，既是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其文体价值观的结果，也体现了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对于源于史传的叙事文体的推重，以及对于诗赋类主于抒情、审美文体的轻视。

从文章学角度看，先唐子书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古文家多奉为皋臬。相关著述凡例中，基于文章、文学视域的批评也极其丰富。明朱长春《管子榷凡例》曰：“书中长支漫调，为先秦滥觞亡几。其他狐裘羔袖，于后之羊质虎皮，犹有径庭焉。博识古服之士，于此会心，如揽古人数行真迹，自知后世临摹，神骨大别，下笔便有贵气。”(43)称赞《管子》文章，虽不尽完美，但整体上佳，尤其是高古、尊贵气息，后人临摹不得。《凡例》又曰：“古书不应加圈点，为采山探渊者发其奇为赏识焉。此中理词俱妙用〇，意字瑰奇用，条畅隽爽用丶。所谓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文有义有词，又有体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与后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隐隐真龙，细寻结作，此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标评所能尽者。季子鲁乐，师旷南风，知音自得之。”(44)正因欣赏《管子》文章之佳，故《管子榷》对其文章佳妙、瑰奇处一一评点，强调其体格、章法迥异于后世。又，林仲懿《南华本义凡例》：“《离骚》与《南华》，少时占毕记诵，食不知味，一也。后来渐觉《南华》易读，《离骚》难读。《离骚》味厚，《南华》味浅。虽然，此以理言也。若夫《庄子》匠心结撰，下笔有神，意度波澜，横绝今古，实亦文章至宝，案头何可一日无此君。”(45)比较《离骚》与《庄子》优劣，充分肯定《庄子》的文章艺术成就。此外，小说、戏曲类著作，如何良俊增补、王世懋批释《批释校注世说新语补》、凌濛初订《世说新语》、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冯梦龙《新列国志》、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等小说、戏曲著作之凡例，多有阐发小说、戏曲文体观念，揭橥相关作品艺术特色和成就的内容。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展开论述。

以上所论，仅从经、史、子著作中略举数例，虽难免挂一漏万，但已足以说明，古书凡例具有显著的学术批评功能，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批评内容，是书信、序跋、史志目录等之外，极其重要的学术批评方式。由于学术分科不够明确、精细，古人每一种著作，都可能具有跨学科性质，包含着后世学科观念中的多种学科内容。因此，其凡例的学术批评，也往往涉及多种学科。如上文分析经、史、子著作凡例都包含文学批评内容，即足以验证这一点。当然，从文学学术批评看，最重要、最核心、体量最大的文献，显然是集部的别集、总集、诗文评等著作凡例。又由于明代以前，撰为专篇置于卷首的凡例存量较少，凡例文献的主体产生于明清时期。因此，本书所谓的“古书凡例”，正如副标题所揭示的，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其文献来源主要集中于集部著作。

全书十五章，分上、下两编。上编八章探讨对象是标举科条、置于卷首的专篇凡例，可称“显性凡例”。此类凡例，尽管形式上与书信、序跋、诗话、评点等批评文体有较大差异，但毕竟都有明确的理论形态，故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并无本质区别。第九至十五章为下编，考察的是随文起例，没有专篇文字表述的凡例，可称“隐性凡例”。此类凡例，实际上是蕴藏于古书中的编纂体例，包括文集编纂宗旨、收录范围、命名意蕴、编次方法、冠首文体等。这些体例，是文集编纂者表达其文学理想、文学观念的重要途径，但因没有明确的理论形态，讨论难度较大，虽力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仍难免主观臆断或过度阐释之嫌。其中第十四章考察以诗歌韵语形式撰成的史著《东皋诗史》的作者、版本、著述宗旨、内容、体例、表现特征等，第十五章以清初官修类书《渊鉴类函》为例，分析类书编纂体例、收录内容所蕴含的文学批评功能，其文献属性，与全书其他章节有所不同，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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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研究古书凡例，较重要的著作有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马刘凤《中国古书凡例研究》，武汉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曹之《中国古籍编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孙云霄《明代凡例研究》，山东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从文献学、图书编纂学等角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古书凡例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和体式特征等，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学基础，但很少从学术思想、学术批评，尤其是文学批评视域来考察古书凡例。

(2)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四《序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3)　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12册，第122页。

(4)　陆鏊《（崇祯）肇庆府志》卷首“凡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册，第93—94页。

(5)　韩梦周《理堂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册，第16页。

(6)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5页。

(7)　《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5—1707页。

(8)　《史通通释》卷四《序例》，第81页。

(9)　《史通通释》卷一四《申左》，第395页。

(10)　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第597页。

(11)　李贽评，杨起元批，张明宪等参订《四书参》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朱墨套印本。

(12)　李绂《穆堂别稿》卷四九《八旗通志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3册，第468页。

(13)　张存中《四书通证凡例》，《四书通证》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3册，第639页。

(14)　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五礼通考》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62页。

(15)　《五礼通考凡例》，《五礼通考》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册，第62页。

(16)　欧阳德龙撰，郭守正增修《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7册，第591页。

(17)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8册，第5页。

(18)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297页。

(19)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闵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4页。

(20)　柯维骐《宋史新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史部第20册，第466页。

(21)　《宋史新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册，第466页。

(22)　《宋史新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册，第467页。

(23)　《宋史新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册，第468—469页。

(24)　黄佐《宋史新编序》，《宋史新编》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册，第464页。

(25)　释志磐《佛祖统纪通例》，《佛祖统纪》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4册，第3页。

(26)　《佛祖统纪》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4册，第4页。

(27)　朱长春《管子榷》卷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70册，第16页。

(28)　林仲懿《南华本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7册，第559—560页。

(29)　闵于忱《孙子参同》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0册，第170页。

(30)　沈万钶《诗经类考》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62册，第433页。

(31)　钱澄之《田间诗学》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册，第396页。

(32)　杨肇芳撰，杨胤奇删补《尚书副墨》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壹辑第3册，第337—338页。

(33)　马世奇《序尚书副墨》，《尚书副墨》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第3册，第325页。

(34)　杨胤奇《尚书副墨凡例》，《尚书副墨》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第3册，第337页。

(3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万时华《诗经偶笺》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页。

(36)　张墉《廿一史识余》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0册，第576页。

(37)　《廿一史识余》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0册，第576页。

(38)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71页。

(39)　章学诚《和州文征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六，第696页。

(40)　《和州文征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六，第696页。

(41)　《和州文征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六，第697页。

(42)　《和州文征序例》，《文史通义校注》卷六，第697页。

(43)　朱长春《管子榷》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6册，第18页。

(44)　《管子榷》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6册，第19页。

(45)　《南华本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7册，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