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书凡例与学术批评

如前所述，凡例阐发古书的著述宗旨、内容取舍、编次体例，必然秉持特定的学术理念，不是单纯的图书编纂技术问题，而是学术思想和观念的独特表达。凡例作者在介绍本书内容、宗旨和体例时，往往会对相关著述及已有研究状况作描述、分析、评价，类似今人的研究综述，从而具有显著的学术批评功能。这种功能，在经、史、子、集四部著作中普遍存在。以经部为例。元张存中《四书通证》凡例曰：“《四书集注》明理用事，简明为尚。至《集成》而理愈晦矣。云峰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则理通矣。今笺义出而事益繁矣。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从其简，则事亦通矣。此二书之所以作也。”自朱熹《四书集注》行世后，《四书》成为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吸引众多学者投身其中。各种笺注讲疏纷纷问世，日趋繁琐冗长，义理反而愈加隐晦不明。凡例虽然简短，却对宋元之际的“四书”类著作做了精要评价，尤其对以《四书集成》为代表的“夸多务靡，玩物丧志，至不为心身之求”(13)的繁琐、浮华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又，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凡例曰：

五礼之名，肇自《虞书》；五礼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凶军宾嘉。小宗伯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经纬天地，宰制万物，大矣，至矣。自古礼散轶，汉儒掇拾于煨烬之余。其传于今者，惟《仪礼》十七篇，《周官》五篇，《考工记》一篇，文多残缺。《礼记》四十九篇，删自小戴；及所存大戴礼，间有制度可考，而纯驳互见，附以注疏。及魏晋诸家，人自为说，益用纷岐。唐宋以来，惟杜氏佑《通典》、陈氏祥道《礼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马氏端临《文献通考》言礼颇详。今案《通解》所纂王朝邦国诸礼，合三《礼》诸经传记，荟萃补辑，规模精密。第专录注疏，亦未及史乘，且属未成之书。《礼书》详于名物，略于传注。《通典》《通考》虽网罗载籍，兼收令典，第五礼仅二书门类之一，未克穷端竟委，详说反约。《宋史·礼志》载朱子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至近代昆山徐氏乾学，著《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礼则仿《经传通解》，兼采众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为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14)。

引文系统梳理了先秦两汉经魏晋唐宋，直至清代的礼学文献及相关研究情况，一一评说其优劣得失，如先秦文献之残缺，汉代大、小戴《礼记》之纯驳互见，魏晋之众说纷歧，唐杜佑《通典》虽组织精密而搜罗不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折衷众说，广搜博采，最得朱子遗意，惜仅成《凶礼》，其他四礼尚付阙如。正因历代礼制文献有各种不足，徐乾学之作相对完善，秦蕙田才因袭《读礼通考》的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吉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之未备者如干卷”，俾使“《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15)。此则凡例，可谓历代礼学文献及相关研究的学术简史，而礼学批评内容很自然地融入其中，鲜明昭示了作者的学术评判。而只要有学术评判，必然对学术史上的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作出反应。如经部小学类中有一类特殊的典籍，即韵书，因涉及科举考试的程式规范，往往较多争议。宋欧阳德龙撰，郭守正增修《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卷首“校正条例”曰：

《绍兴贡举式》有曰：“应押韵所用字，如经、史释文及注有两音者，许通用。”又曰：“通用古今音义。但系国子监刊行，所有音义，并许通用。”以此推之，则字有三音、两音，书有古注、今注，并可引用通押。窃窥《礼韵》，虽不失之泛，亦不失于拘。《九经》岂尽陆音，《汉》《史》不皆颜注。故《补韵》见于用押，监注亦可遵依，庶使该博旁通者，不至拘韵，而得以骋其才。如欧先生痀偻其栵之辨，似失之拘(16)。

所谓《绍兴贡举式》指绍兴四年三月礼部颁发的《贡举条式》，是官方制定的科举考试章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诗赋押韵原则。由于此前并无统一规定，故韵之宽严，如多音字可否灵活取音，旁韵、邻韵可否通押等，裁量无度，时宽时紧，全凭考官个人喜好，从而造成衡文、录取上的严重不公。《贡举条式》规则较为灵活，允许邻韵通押，俾使博洽者不为声韵所拘，得以自由驰骋才气。郭守正在“校正条例”中对此深表赞同，并对过于拘泥声病者提出批评，体现了《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在声韵学上的基本立场。

在凡例发展的早期阶段，史部典籍凡例较多，因此，古书凡例中的史学批评内容也异常丰富。《春秋》及《左传》本为编年体史书，但传统上列入经部，相关著作之凡例姑且不论。仅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中列入史部的著作为例。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凡例曰：

以一字为褒贬者，《春秋》之法也。据事实录而善恶自见者，后世作史之体也。故自司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纯用《春秋》之法。朱文公《资治通鉴纲目》间或参用《春秋》之法，而不尽用。今纪载本朝之事，则虽《纲目》之例，亦不敢尽用。谨摭本朝诸《帝纪》及文公《纲目》参订，立为正例、杂例，凡十五条。其余变例，有该括不尽者，随事斟酌而书之(17)。

“以一字为褒贬”是《春秋》“书法”的重要特征，意为《春秋》措辞谨严，每下一字，皆有微言大义，寓寄着作者的褒扬或贬斥，旨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18)。然而，处处以这种政治理想来阐发历史事件的意义，难免牵强附会；同时，又因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9)的政治伦理要求，常常曲笔隐晦，违背了史书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正因如此，史家修史，不敢纯用《春秋》“书法”。陈均撰《九朝编年备要》，则完全推开《春秋》义例，仅参考本朝《帝纪》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发凡起例，充分体现了史学家在修史实践中对作为经学义理阐述方式的《春秋》书法的否定态度。又，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凡例开篇曰：

宋接帝王正统。契丹、女真，相继起西北，与宋抗衡，虽各建号享国二百年，不过如西夏元昊之属，均为边夷。宋国史有契丹、女真传，实因前史旧法。元人修《宋史》，削辽、金，各自为史，称帝书崩，与宋并，时号“三史”。盖主议者以帝王之统，在辽金也。按金杨兴宗当宋南渡，著《龙南集》，明正统所在。元杨维桢闻修三史，作《正统辨》，谓辽金不得与。斯足征脱脱等纂辑之谬矣。今会三史为一，而以宋为正。辽金与宋之交聘交兵，及其卒其立，附载本纪，仍详君臣行事为传，列于外国与西夏同，庶几《春秋》外夷狄之义云(20)。

在多个政权并峙的历史时期，孰为正统，是史家必须首先明确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全书体例的正误。元脱脱修《宋史》，删去宋国史中有关辽、金的内容，而另修《辽史》《金史》，遂使辽、金成为与宋并峙的合法政权，其意以辽、金为正统，而宋为余闰，显然悖离了儒家夷夏之辨的传统。柯维骐引杨兴宗《龙南集》、杨维桢《正统辨》痛斥脱脱之谬，另撰《宋史新编》，合宋、辽、金三史于一书，而以宋为正统，辽、金不过边夷政权，君臣事迹皆入列传，不得入本纪，从而维护夷夏之辨传统。此修史之至关重要者，故于凡例第一则予以揭橥。

除了正统问题，《宋史新编凡例》还对原《宋史》内容处理、体例安排等方面的疏陋、错误展开了系统批评。如凡例第四则曰：“旧史先《循吏》而后《道学》，似失本末之序。今以《道学》居首，次《儒林》，次《循吏》，次《文苑》，仿孔门四科，亦《汉》《史》例也。”(21)根据孔门四科和史书传统，批评《宋史》先《循吏》后《儒林》乃本末失序。又，凡例第九则曰：

旧史列传编次多失当。如《宗室》既为子淔等二十五人立传，而汝愚、汝谠、与、汝腾不试，令峸与檡等何其分别也！又宰执宜依世代类编，优劣易考，如吕公著不附夷简，王旦不附祜是已。乃范纯仁附仲淹，韩邦彦附琦，洪适附皓，陈卓附居仁，何其相反也！又，《忠义传》亦宜依世代，不宜第其等差。且其间如孙昭远、曾孝序、高永年、翟兴、陈求道、陈淬、刘晏、姚兴、张玘、欧阳珣等，遇祸与吕祉同，不宜混载。至于文天祥、谢枋得、江万里、徐宗仁、李庭芝，乃忠义最著者，反不得与，似失立传本旨。又，蔡元定、朱子、高第，宜入《道学》；邵伯温宜附康节；谯定、刘勉之、郭雍，宜入《儒林》；胡宪宜附安国，陆持之宜附九渊；朱寿昌、郝戭、侯可、郑绮、高谈宜入《卓行》……今悉更定(22)。

这里批评《宋史》“列传”体例乖舛，进退失据，如既有为皇室子弟立的《宗室传》，赵汝愚等以科名、功业著称的子弟又单独列传，不入《宗室传》；执政大臣，按世次各自立传即可；如父子先后执政，也当遵循这一原则，子不必附于父；可《宋史》中，有不附者，又有附者，自相矛盾。此外，又有归类不当者，如文天祥等忠义最著，却未入《忠义传》；朱熹等以理学名世，却不入《道学》。凡此种种，皆见《宋史》发凡起例之粗疏。故《宋史新编》一一改定。此外，《凡例》还指出了《宋史》其他方面的诸多疏误，如《年表》缺景炎、祥兴及文天祥、陆秀夫两位丞相；重要史料多有遗漏，如《选举志》载太宗赐进士《儒行篇》，则仁宗赐进士王尧臣等《中庸》、王拱辰等《大学》，乃濂洛之学所由启，不宜失载；《礼志·南郊篇》载仁宗诏太祖定配南郊，而高宗绍兴十三年诏太祖定配却不载；《文宣王篇》载太祖、真宗撰先圣十哲诸贤赞，而高宗撰赞及理宗崇封诸贤制道统赞，却不载；此外还有“文多讹误”“纂辑出于众手，故纪事多异同”“多引用野史，间失实”(23)等等，《凡例》皆一一举例指陈纰缪。综观《宋史新编凡例》，可以说就是一篇关于元修《宋史》的书评，所论证据充分、逻辑严密、观点鲜明有力，批评其内容、体例之纰漏，切中肯綮。柯维骐撰《宋史新编》，正是基于这些批评，故能“会通三史，以宋为正，删其繁猥，釐其错乱，复参诸家纪载可传信者，补其阙遗，历二十寒暑，始克成书，合二百卷，而三百二十年行事粲然悉备”，“南董之笔，西汉之书，不得专美于前矣”(24)。可见，《宋史新编凡例》之史学批评，具有指导修史实践的现实意义。此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吴师道补正《战国策校注》、宋濂等《元史》、李东阳等《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夏燮《明通鉴》、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等著作的凡例，都有丰富的史学批评内容，是古代史学理论的文献渊薮。

子部著作中，撰成专篇置于卷首的凡例出现较晚，据笔者所见，直到宋元时才产生，且首先出现在佛教、道教典籍和医方类著作中，如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滑涛《十四经发挥》《难经本义》等。这些凡例，同样包含丰富的学术批评内容。如《佛祖统纪》卷首“通例”一篇，分释本纪、释世家、释列传、释表、释志、叙古制、明今述、用三例、释题义、释师名、息众疑、释引文、修书诸贤、修书旁引等十六题，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全书的编纂宗旨、体例和作者、引书等，而批评的锋芒时时闪烁其中。如“叙古制”曰：

徽宗政和间，吴兴颖师始撰《宗元录》，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北齐至本朝元祐，为之图以系道统，于是教门宗祖，始粲然有所考矣。宁宗庆元中，铠庵吴克己因颖录增广之，名曰《释门正统》，未及行而亡。嘉定间，镜庵迁法师复取颖本及铠庵新图，重加诠次，增立新传六十余人，名《宗源录》。理宗嘉熙初，钱唐良渚鉴法师取吴本，放史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载记、诸志，仍旧名曰“释门正统”。然镜庵则有不立体统之失，良渚则有名位颠错之缪。至于文繁语鄙，事缓义乖，则皆有之。而题称“释门”，尤为疏阔。要之草创讨论，修饰润色，非可以求备于一人也(25)。

佛教发展到宋代，在禅宗和天台宗之间，发生过西土二十八祖和二十四祖之争。而在天台宗内部，又有山家和山外二派。释志磐为天台宗山家派高僧，持二十四祖说。其《佛祖统纪》是一部纪传体佛教通史，借叙述佛教历史，巧妙地将佛教教义尤其是天台宗教理寓于其中，形成全面系统的佛教史观，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史巨著。其“通例”之“叙古制”条，勾勒相关著述简史，充分肯定了释元颖《天台宗元录》在记述天台宗法脉上的创始之功，批评其后诸续作如吴克己《释门正统》、释景迁《宗源录》、释宗鉴《释门正统》内容、体例、文笔之缺陷，或不立体统，或名位巅错，或文繁语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佛祖统纪》内容丰富，体例精当，组织严密，文采斐然，是在总结、批判前代著述优劣得失的基础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佛祖统纪》卷首“通例”，正是这种总结、批判的理论表述，既起到了为全书发凡起例的功能，又时时露出学术批评的锋芒。除上引“叙古制”条，《通例》“息众疑”条曰：

此书所用藏典教文，非儒生居士之所可易解。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义，以所疑难质诸沙门，则精义入神，然后可以知佛。若轻心疾读，不究所归，斯何益于人哉！又世之为儒者，好举韩欧排佛之论，而不知二公末年终合于释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盛气，尽观此书，反覆详味，则知韩、欧之立言，皆阳挤阴助之意也(26)。

佛教传入中土后，历代不乏激烈的排佛者。然多有心浮气躁，未精研教义而妄下雌黄者。韩愈《原道》《论佛骨表》，欧阳修《本论》《集古录跋尾》等排佛文章，都因作者文坛宗主的崇高地位而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正统儒士排击佛教、攻斥异端的重要依据。然而，两位文豪饱读内典，广交僧友，甚至临终仍手持佛经。这种文章学术与立身行事之间的内在矛盾，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排佛立场的说服力，同时也为禅林护法提供了空间。如上引材料就指出，韩、欧排佛，只是年轻气盛时的言论，晚年思想，终究契合佛教。若能摆脱成见，平心思辨，则韩欧对于佛法，适有阳攻阴助之功。这正是对俗界排佛风气的有力反击，充分显示了凡例思想争鸣的品质。

先秦诸子百家著作，是子书经典，当时并无置于卷首的凡例。明清士人在笺注疏解这些经典时，往往撰有专篇凡例，其中自然伴随着相关学术批评。如明朱长春《管子榷》凡例曰：“《管》难解免，亚于《庄子》。《庄》洸洋而《管》幽诡，又经漫漶，行无全本。原注开山穷源之功，不可没也。其舛则支而肤，微言难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阙则径之不通于夷也。要以舛宁阙。阙无谬，舛则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辕北驾矣。”(27)《管子榷》以赵用贤注《管子》为蓝本增释而成。凡例虽称赞赵氏注《管子》的开上之功，但重点批评赵注“舛”和“阙”两大不足。又清林仲懿《南华本义》凡例曰：“《庄子》之言，未尝无可取。彼亦时复有窃孔氏书而为说者，乃正朱子所谓貌同心异，明道所谓句句同然而不同者是也。不以门户归宿之不同，而掩其语言文字之相似，亦不以语言文字之相似，而掩其门户归宿之不同。每见诸家注《庄》，辄欲引而置之洙泗之间，岂唯不知圣人之道，亦初不知《庄子》之言耳。”(28)《庄子》立言宗旨，迥异儒家，而修辞作文，颇有暗用孔子之书者。林仲懿既反对因其同而置庄子于儒家，又反对因其异而决然否定两者关系，显示了摆脱门户之争的理性批评。又，明闵于忱《孙子参同》五卷，依《孙子兵法》十三篇之序，辑录曹操、杜牧、苏洵、唐顺之、王世贞、李贽、袁了凡等人评注，汇为一书。其凡例曰：“卓吾参同，乃其生平之最属意，著述中之最苦心，具载丛书中，原有梅司马批点。兹不擅改。”(29)从凡例可知，闵氏对于历代《孙子兵法》评注，最欣赏的是李贽，故《孙子参同》以李贽评注本为底本，不擅自删改其内容，而对于他家评注，则都是有选择地吸收。去取之间，自然也是一种态度鲜明的学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