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起点的农业文明，从黄帝时代到周秦时代

一、黄帝时代人们如何创制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在距今1万年的时候，地球出现了一个温暖时期，在亚欧大陆上，各大原生农业文明均在此时出现。在黄帝出场之前，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已处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对农业文明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已经诞生。如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式，有巢氏发明了定居用的房屋建造术，伏羲氏（庖牺氏）始作八卦，又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神农氏既是农业开创者，也是医药发明家。(7)

在黄帝之前，中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众多方国已经蔚为大观。(8)此时的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黄帝不应被视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奠基者。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中，将黄帝作为五帝之首，看成帝王的杰出代表，这是非常正确而恰当的。

按照汤因比的分类，从原始社会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代文明社会，全世界只有6个：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安第斯和古代中国。后来延续下来的第一代文明只有古代中国文明。

第二代文明社会中产生了叙利亚文明、古希腊和地中海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有中国文明等。连续发展并绵延至今的，只有中国文明与古印度文明。

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几大文明板块，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主要是第三代文明的产物。这其中，中国文明长期占据了最大的分量。

实际上，早期中国从“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转型，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完成。文扬在《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描述那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景象时，恰当地指出：

5000多年前，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大“丛体”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同时发生，并启动了“中华文明的总进程”。(9)

换句话说，黄帝建立的政权，应当被看作一个国家级政权，而不是部落联盟。黄帝对国家政权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后世百代帝王的终极偶像，黄帝在政权的开创建设方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贡献：

（1）黄帝顺应文明壮大统一的需要，通过军事手段，平息了部落纷争，初步统一了政权。这里边，黄帝分两步走，先征服了炎帝部落，使得诸侯均集合到黄帝的旗下。接着，黄帝率领诸侯讨伐蚩尤，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10)。自此，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基本上统合了华夏内的各方国和部落势力，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权系统。黄帝的巡视范围非常大，“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基本上北至内蒙古，南至湘南，西至甘肃，东至大海，黄帝都视为治理的范围，这已经为华夏农业文明核心圈画出了轮廓。

（2）黄帝建立了官僚体制，以正规的官职治理国家，不再实行部落社会的长老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些官职摆脱了部落长老制，并且有清晰的分工，且采取举荐的办法产生，避免了世袭制。这为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治理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先河。

（3）黄帝创造国家武装力量，精练武备，保卫家国安宁。“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想要制止诸侯混战，就得自己掌握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黄帝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经武整军，创建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后来又经过残酷战斗，击败了蚩尤。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黄帝仍然重视常备武装的重要性。“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支常备军保证了政权的安全。所以，称黄帝为华夏民族第一位杰出军事统帅，也是名副其实的。

（4）黄帝对社会民生改善有诸多重大创造发明。轩辕的原意是车驾，从词面上推演，黄帝所在的轩辕部落大约是擅长车驾技术的。后世将车驾术的发明归功于黄帝，也是可以的。黄帝的夫人嫘祖是传说中中国蚕丝的发明人，中国后来称为丝国，也可归功到黄帝这儿。黄帝还“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等等，均说明黄帝改善民生的举措是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

所以，黄帝与炎帝一道，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是实至名归，为中华文明的高起点发展，确立了一个水准很高的平台。中华文明奠基于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等先祖开出的高台之上，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幸运，也是这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光荣。

黄帝之后的四帝和大禹王继承了黄帝的遗德，其功业均极大，今举其要而言之：

（1）明祭祀典仪，绝地天通，创造了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教分离体制。宗教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原始宗教对先民有极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黄帝及之后的帝王非常清楚宗教（包含巫术）对政权和民众的极大影响力，在制度建设上，一边创造了国家正规的祭祀仪礼，一边“绝地天通”，让宗教力量与民众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吕刑》）此举“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此种隔绝人神，人神不扰、各得其所的做法，不仅让中华文明在后世的数千年间少受宗教控制之害，在世界文明历史上亦堪称明智之举。这一人类史上最早让政教分离、人神区隔的制度安排，值得大书特书。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指出，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同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中国文明——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的独特的现世主义。(11)绝地天通的做法主要贡献者是颛顼帝，后世帝王均予以遵从。从此，求神问卜的事情交由专业部门来做，其主要业务也转为收集历史，记录历史。(12)

（2）明正朔，易服色，以文化手段实现高效的文明拓展。明正朔就是制定优良的历法，然后推广。尧帝继承黄帝的智慧，从制定优良历法开始展开治理，可以说是抓住了农业文明兴起的“牛鼻子”。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史记·五帝本纪》）中国在五帝时代已经具有了比较精确的历法，在夏朝颁布的夏历，一直沿用至今，是全世界推广时间最早、绵延时间最长的农业历法，对于农业文明产生的推动力之大，可以想象。精准的历法，当时是绝对意义上的真正高科技，输出好历法，就是在输出先进生产力，让接受者以最大受益的方式求得文化上的皈依与认同，这种文明输出方式，可以说是善莫大焉。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也可称为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华夏族发达的纺织业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因为华夏民族所在的中原地区有当时最先进的纺织工艺，衣服之华美，是别的地方无可比拟的，再加上大国已经有一套规范的礼仪典章，共同构成了先进的文化。从五帝时代起，中原王朝向外拓展，无不由推广先进历法和优雅的服饰开始，只要愿意采纳中原王朝的历法和服饰的地区，均可视为文明之地。这种以推广先进文化为先导的文明拓展方式，比军事殖民和野蛮残酷掠夺，不知道高明多少倍。也可以说，这是文明者才能做出的文明之举。 中国后来历朝历代讲究以文化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源于此。这种双赢多赢又成本最低的文明拓展方式，让对方心悦诚服，受益无穷，乃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大创举。

（3）聚力治水，开启东方治水社会模式。古气候学、地质学研究已表明，距今4000至4200年，北半球发生了一场大范围的气候趋于干冷与季风转换事件，导致河流下游降雨增多，河水泥沙增多，酿成大洪灾。(13)关于特大洪水，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有相关记载，在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有这样的记载：“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说，也与此相关。《史记·夏本纪》描述说：“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禹治水由此开启：“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第一场文明大危机，对抗危机引起的大禹治水是国家工程，面对滔天洪水，他们没有采取建造诺亚方舟以逃生的办法，而是集合国家和民众力量，奋力抗洪治水，采取疏导的办法，大范围疏浚河道泄洪，最终用13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东方治水社会形态至此也初步形成。这一社会形态要求全国一盘棋，中央政府主导集结力量，完成若干巨大工程，并规划了一套全国性的动员体制。《史记》记载，大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为了服务治水和救灾，大禹就此制定了全国范围的食物救济调节机制，还规定了各地的贡赋比例。（详见《史记》和《禹贡》）东方治水社会形态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体制，统一集结全国资源应对重大灾害，这又成为中国文明在抵御后来历次特重大危机时的宝贵经验之一。面对特大危机不逃避、不妥协、不求神、不怨天尤人，而是竭尽全力团结应对，这就是中国人的韧劲和顽强，后来也成为这个民族性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