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光荣地死去胜过耻辱地活着

阿富汗的国土面积在世界排名第40位，比法国略大，比美国得克萨斯州略小。从行政区划上看，该国由34个省组成（被称为Wilayats）。这些省被划分为若干次一级行政区域（被称为Wulswalis）。由于政治原因，阿富汗从未开展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所以，不同的机构对阿富汗人口的统计数据相差很大。根据阿富汗中央统计局的数字，2015—2016年度，阿富汗人口约为2860万，但其他信息来源显示，人口高达3300万人。此外，还有大约100万名阿富汗难民生活在巴基斯坦境内，大约200万名阿富汗难民生活在伊朗境内，另有数十万阿富汗人在欧洲各国、北美洲和大洋洲居住或寻求庇护。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阿富汗的人口年增长率目前超过4%。如果这个数字属实，就意味着阿富汗是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现今，阿富汗全国有40%以上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

民族语言群体规模是内争外控的根源

阿富汗从来就没有凝聚力，这个国家的民族语言群体的规模和比例一直是各种争斗和政治分歧的根源。根据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阿富汗有属于7个不同语系的40—50种语言。1普什图人也叫阿富汗人或帕坦人，是这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一直是现代阿富汗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即使最乐观地估计，普什图人也只占阿富汗人口的1/3左右。[1]事实上，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比阿富汗的还多。普什图人由历史上生活在横跨现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平原和山区的几十个部族组成。在欧洲殖民者干预之前，这一地区是原始的阿富汗，即阿富汗部族的土地。它包括赫尔曼德河以东的地区，向东延伸到贾拉拉巴德、库纳尔河谷、斯瓦特和吉德拉尔。普什图族生活的土地向南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直到印度河沿岸。普什图族领土的核心地带是沙非德山、苏莱曼山和斯平加尔这些山脉和丘陵。

自从18世纪早期杜兰尼王朝建立以来，成千上万的普什图人，出于自愿或者不自愿的移民、游牧安置项目和政府资助的殖民，到了现代属于阿富汗的一些地区定居。今天，实际上的普什图社区位于阿富汗西部的下哈里河和穆尔加布河一带，以及从法里亚布省首府梅马内到昆都士的北部平原大部分主要城市中心及周边地区。此外，喀布尔南部、加兹尼省和乌鲁兹甘省也是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地区，这是由于哈扎拉人、艾马克人和其他讲波斯语的社区等土著人被迫迁出的结果。

吉尔扎伊和杜兰尼两大普什图部族构成阿富汗最大的游牧族群，被称为牧主（Maldar）或库奇（kuchi，这一词汇衍生自波斯语动词“迁徙”或“搬家”）[2]。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持久不息的内战和在阿富汗北部与中部传统夏季牧场的非普什图族社区的敌意，大量普什图游牧民定居下来。如今，许多前游牧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务农勉强糊口，其中一些人成了小商贩，也有人成为由巴基斯坦普什图族掌控的卡车运输行业的司机。

在阿富汗，说波斯语的人可能和说普什图语的人一样多，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塔吉克人，但他们远非一个部落或族群，因此将所有这些人归为塔吉克族是一种误导。在历史上，塔吉克人曾被用来指代阿拉伯穆斯林侵略者的，而不是指伊朗东部、阿富汗或中亚地区说达里语的人。在阿富汗，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通常被称为法尔西万人（Farsiwans）。虽然在北部平原，由于受到沙俄的影响，人们更多地用塔吉克人这个称呼。许多人被称为法尔西万人，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是喀布尔、潘杰希尔、科希斯坦（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巴达赫尚等。与普什图人不同，大多数法尔西万人并不结成部落。他们有着多样化的、混合的人种起源，唯一例外的是查哈尔艾马克人，他们是逊尼派哈扎拉人、菲洛兹科希人、贾姆希德人，他们是主要生活在巴德吉斯省和法里亚布省南部以及萨尔普勒省的部落居民。法尔西万人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普什图人占多数的地区，如洛加尔山谷、楠格哈尔和加兹尼。

历史上，波斯语是官方和商业用语，现在大体上仍是如此。普什图语和阿富汗波斯语的喀布里方言（即达里语），是阿富汗的两种官方语言。但多数阿富汗人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普什图语，而达里语——特别是它的口语形式，在词汇和发音上与书面的波斯语和德黑兰的波斯语有很大不同，不同地区的阿富汗人讲的波斯语也有很大不同。

在法里亚布省南部边界到昆都士省东部边界之间的北部草原上，乌兹别克人占大多数，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它源自突厥—蒙古，波斯语和普什图语都属东伊朗语。一些规模较小的突厥—蒙古部落生活在阿富汗北部的巴达赫尚省和瓦罕，包括钦察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在法里亚布省的道拉塔巴德地区还有少量定居的阿拉伯人，他们声称自己是阿拉伯穆斯林入侵者的后裔。2

任何关于阿富汗民族语言群体的讨论都是复杂的，所有关于这个国家部族分布的地图都只能被当作粗略的指南，必须谨慎对待。除了被传统的部落边界所分割的南部普什图地区，众多社区、阿富汗所有的城市中心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多民族的。在农村社区，不同的族群各自居住在自己管理的区域，这被称作马哈拉（mahalas），但是，所有人都参与更广泛的社区事务管理。

普什图人虽然生来就属于某一特定的部落，但没有共同的祖先或同一遗传来源，部落的族谱宣称有不同的来历，其中大多数是神话，来源包括波斯、土耳其、库尔德、阿拉伯、亚美尼亚和犹太人。虽然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普什图核心地带的主要语言，但许多普什图人，特别是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几乎不讲这种语言。赫拉特省的库什克地区和哈里河沿岸定居的普什图人讲波斯语，甚至把土库曼语作为他们的母语。

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哈扎拉人也有类似的情况。乌兹别克人是突厥—蒙古部族聚合成的，他们多数是13世纪成吉思汗征服这个地区后才来到此地的；在阿富汗有若干土库曼部落。受西方民族学影响，现在很多哈扎拉人称自己是成吉思汗蒙古驻军甚至成吉思汗的后代。3哈扎拉人当然具有蒙古血统，他们的波斯方言，也就是哈扎拉方言，其中就有蒙古语的词汇。然而，他们的种族是混合的，与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前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波斯人和突厥人有基因联系。

多山地形激起了强烈的部落/自治意识

阿富汗的领土规模和多山的地形一直对交通和治理构成挑战，并激起了强烈的地区自治意识。尽管自2001年以来，公路交通有了重大改善，但连接喀布尔与北部首府马扎里沙里夫，以及喀布尔与坎大哈和赫拉特的公路仍然只有一条，还是封闭的。在阿富汗农村，许多道路不适合汽车通行，许多人依然依赖驴或马，穷人需要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当地市场或获得医疗救助。

在阿富汗建成现代国家之前，雄踞该国中部的山脉实际上把该国一分为二，这些山脉被认为是印度与巴尔赫平原和中亚之间的边界。在那个时代，穆尔加布、巴米扬以北的赛甘、恰里卡尔和喀布尔都是边境前哨。中部高地由一系列由西向东升高的山脉组成。在西北，班迪突厥斯坦的石灰岩高原从穆尔加布延伸到萨尔普勒的东部，在那里与阿尔布兹山脉相合。这个山脉链被一系列又深又窄的峡谷切断，是这个国家开发最少的地区之一。从石灰岩高原北侧常年流出的泉水，是灌溉较低山谷和巴尔赫平原的河流的主要来源。

哈里河的北部和南部是沙非德山脉和锡雅柯山脉，它们在东部与科赫伊巴巴山脉会合，山顶白雪覆盖，主宰着哈扎拉贾特山的天际线。然后，科赫伊巴巴山脉并入阿富汗东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和东北部的巴达赫尚的帕米尔高原，这些山脉构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西端。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还有一系列山脉。阿富汗西南部是不适宜居住的达什基伊马尔哥沙漠，即死亡沙漠，以及雷吉斯坦和锡斯坦沙漠。在北部平原，位于道拉塔巴德和希比尔甘之间的地区，是另一个较小的半沙漠地带。

阿富汗的中部高地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山区被连接印度与亚洲内陆、伊朗和中国的千年古道一分为二，这条线路曾被亚历山大大帝、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亚洲内陆和北印度王朝的突厥—蒙古人用于贸易和侵略。穿越中央山脉很困难，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也是如此，从10月下旬到第二年的4月，山口和上面的山谷都被雪封住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工程师修建了一条穿过萨朗山口的新公路和隧道。这样，从喀布尔开车到马扎里沙里夫只需不到一天的时间。但是，萨朗山口经常在冬天被大雪覆盖或因雪崩堵塞。在南部和东南部，还有两条历史悠久的公路穿过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山区。南部的一条公路通过科加山口将坎大哈与巴基斯坦的奎达和俾路支省连接起来。东北部的开伯尔山口仍然是喀布尔和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之间唯一的公路。历史上，还有其他几条小路连接着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平原。

阿富汗的中部高地的西部、北部、南部和东南部是肥沃的平原，这里是阿富汗的主要农业区。这些地区有融雪形成的河流灌溉农田。“喀布尔不怕无黄金，惟恐无白雪”，这句谚语可以用来描述整个阿富汗的水源情况。因为如果没有雪和春雨，干旱不可避免地就会随之而来。除了楠格哈尔和阿富汗东南部，每年从5月到9月，阿富汗的降雨量很少，大多数河流都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春季洪峰时期，积雪融化，雨季来临，河流形成汹涌的洪流，造成局部的洪水和山崩，冲毁道路，毁坏灌溉渠和导流大坝。因为过度放牧和国内大部分森林遭到破坏，这种情况无法得到改善。然而，在夏末和秋季的枯水期，许多河流的下游河道干涸，只剩下涓涓细流。

阿富汗所有的河流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于灌溉，只有少数河流有钢闸门或混凝土衬砌的堤坝和运河。大多数灌溉系统是无衬砌的，导流装置由夯实的泥土或石头筑成。维护这些用于灌溉的运河，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当地利益相关方会在春季和秋季召集人员清理运河淤泥，并修复引水建筑物。灌溉系统内的水源管理和分配由社区指定的米拉布斯（mirabs，简称水监）负责。另一种传统的灌溉水源是地下泉水，它通过被称为“坎儿井”的地下通道流动。

国家所有的主要储水设施都位于阿富汗南部，不过在次要河流上也有较小的地方水坝。这些水坝既提供灌溉用水，也时断时续地给附近城市中心提供有限的电力。阿富汗所有水坝和设备都老化了，急需维修。2016年，印度资助的哈里河上的萨尔玛水坝建成。该项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的入侵和随后的内战，一直被推迟。

阿富汗有五大流域系统：喀布尔河、阿姆河、巴尔赫河、穆尔加布—哈里河和赫尔曼德河。4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位于海拔约2000米高原上的喀布尔河畔。该城处于印度平原、巴米扬和巴尔赫通往中亚的历史路线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古老的商道向南延伸，穿过巴克哈克、胡尔德—喀布尔峡谷、太津和甘达马克。20世纪中叶，建成了目前的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公路。

农牧业是阿富汗仅有的经济来源

现今的喀布尔是一个扩张中的城市。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阿富汗首都目前居住着460多万人，是世界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然而，喀布尔人口迅速增长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口可能只有大约100万人，多数阿富汗人住在农村定居点，而不是城市中心。喀布尔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标志着全国范围的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这一趋势给本已不足的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如今的喀布尔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街道交通拥堵严重。喀布尔周围有许多肥沃的山谷——洛加尔山谷、达曼山谷和塔加布山谷。这些山谷传统上为首都居民提供粮食。然而，由于首都人口的增长，以及外国人和阿富汗中产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喀布尔的大部分粮食现在都是从巴基斯坦、伊朗和迪拜进口。位于喀布尔北部的达曼山谷特别肥沃，这里曾经是葡萄和浆果的主要产地，而达曼山东北的潘杰希尔山谷则以桑葚闻名。喀布尔以西是以前的帕格曼山谷，它和位于帕格曼山脉东侧的沙卡尔达拉、潘杰希尔山谷入口的古尔巴哈尔是最受喀布尔人欢迎的避暑郊游胜地。在苏联占领的10年里和后苏联时代，达曼和潘杰希尔是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成为布满地雷和未爆炸弹药的废弃荒地。今天达曼的农业活动仍在恢复中。达曼以说波斯语的少数民族为主，尽管沿阿富汗恰里卡尔—巴米扬公路去古尔班德山谷方向，哈扎拉人的定居点增加了。山谷的东侧是许多普什图人繁荣的定居点，而卡比萨省塔加布市的萨菲控制着喀布尔附近从恰里卡尔到萨罗比之间的战略要道。数千名说达尔德语的帕萨伊人住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山麓，从卡比萨到达拉伊努再到库纳尔。

在喀布尔南部和东南部，以吉尔扎伊人为主的普什图部落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虽然在喀布尔河上游、贾尔勒兹地区和洛加尔河沿岸有讲波斯语的人居住。加兹尼周围有大量铁矿床，在洛加尔的艾纳克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铜矿层之一，而这些资源尚未开发。瓦尔达克省的迈丹城以苹果著名。阿富汗最著名的历史名城之一加兹尼是加兹尼王朝的都城（977—1186）（见表2），加兹尼威风凛凛的城堡仍矗立在这个城市。城墙外是加兹尼苏丹的坟墓、宫殿的遗迹和两个尖塔。

受益于印度季风，位于喀布尔河下游的楠格哈尔是该国唯一的亚热无霜冻地带。楠格哈尔省的首府贾拉拉巴德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位于从喀布尔到巴基斯坦的交通要道上，大量阿富汗进出口货物经过这座城市。贾拉拉巴德的电力来自萨罗比大坝，从大坝流出的水形成广泛的灌溉网络。楠格哈尔平原是集约化耕种的，种植水稻、橄榄和柑橘，最近，菜花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而索尔赫阿卜河沿岸的霍吉亚尼生长着杏子、核桃和葡萄。然而，今天楠格哈尔最赚钱、种植最广泛的作物是鸦片。阿富汗东南部的山区曾经被杜松和冬青、橡树所覆盖，但由于非法砍伐，现仅存一小部分，导致阿富汗陆地表面只有1.3%被森林覆盖，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楠格哈尔地区和腹地几乎都是普什图部落的活动范围，有影响力的部落包括阿夫里迪人、霍吉亚尼人、卢丁、莫赫曼德、萨菲人、谢尔扎德人和辛瓦里斯人。西南部是霍斯特的扎利和曼加尔部落，积雪覆盖的兴都库什山脉的高山以东是努里斯坦人的家园。这里以前被称为卡菲里斯坦，这里的部落是多神论者，他们的宗教与吠陀和古老的印度—雅利安传统有相似之处。19世纪90年代，阿富汗的埃米尔入侵该地区，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并将该地区改名为“开化之地”努里斯坦。另一个说少数民族语言的民族帕夏人住在库纳尔河的河口和达拉伊努。

阿姆河在经典资料中被称为奥克索斯河，它发源于阿富汗东北部与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山脉。这是中亚最重要的河流，构成了阿富汗北部的国际边界。由于过去来自苏联以及最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压力，阿富汗从未利用阿姆河进行灌溉，尽管在边界的另一边，它的水被改道，引入巨大的运河，供应着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缺水的棉花田。在阿富汗最东北部像手指状伸出的瓦罕地区是阿姆河发源地，只有少数吉尔吉斯人居住，主要依赖放牧生活。在巴达赫尚，由于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农业生产受到了限制，但该省有相当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的青金石、祖母绿、红宝石和其他珍贵宝石和一般的宝石已经开采了数千年，最近的地质调查显示，该省的铜、铁和大理石储量丰富。在科克恰河口，人们用羊毛筛选砾石的办法淘金。

在玛姆-萨利伯地区，阿姆河流速减缓，变得宽广，流入由昆都士河及其支流滋养的肥沃平原。这里曾经是有名的沼泽地，疟疾流行，20世纪40—50年代，这里被抽干了，直到近年的战乱时期，昆都士一直是阿富汗最重要的棉花产区。昆都士的前身是卡塔干，是以该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乌兹别克语命名的，但是，19世纪末以来，喀布尔政府鼓励上千名普什图人从南部来该地区定居，并在开垦的沼泽地上为他们分配了小块土地。20世纪20—30年代，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难民从布哈拉、费尔干纳、杜尚别和其他苏联控制的地区出走，在这里安家。昆都士以其独特的簇绒地毯闻名，这些地毯是由乌兹别克妇女编织的。

巴尔赫平原从胡勒姆向西延伸到梅马内，它由起源于班迪突厥斯坦山和哈扎拉贾特山的河水灌溉，虽然这些河流在到达阿姆河流域之前都干涸了。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河流巴尔赫河的源头是巴米扬北部的班达米尔湖，一个引人注目的蓝色湖泊。在它的下游，巴尔赫河滋养着一个广泛而古老的灌溉系统哈日达河（即十八运河）。它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其顶端从阿克恰北部延伸至马扎里沙里夫西部。如今只有10条运河在运行，尽管不受重视、管理不善以及不断增加的非法取水，但双季种植在十八运河网络中仍然很常见，种植着大量的水稻和棉花。这个地区的甜瓜以其甜度和巨大的体形而闻名。沿着班迪突厥斯坦山北麓，坐落着被称作丘尔（Chul）的黄土沙丘带，这是阿富汗最重要的依赖雨水的小麦种植区（拉尔米，Lalmi）。在这条山脉较低的山谷中，种植着大量的核桃和桑葚，同时也大量生产生丝。在北方平原上，广泛种植着大麻和鸦片。

班迪突厥斯坦山脉中，煤炭储量丰富，在达拉苏夫和普勒霍姆里附近有煤矿，但开采规模很小，采用的是前工业时代的原始方法，多数用手捡和用铲子采煤。矿工的生存状况令人震惊，健康和安全保障几乎不存在，经常有矿工因塌方死亡。萨尔普勒和希比尔甘地区有油气田，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希比尔甘和马扎里沙里夫，供国内使用。过去，油气田还为马扎里沙里夫以南的一家化肥厂提供原料。石油是粗加工的，主要为家庭提供燃料，少量出口。以前在普勒霍姆里有一家水泥厂和一家大型的国营棉花加工厂，但现在这些都被毁弃了。

马扎里沙里夫是北部省份最大、最重要的城镇，但从历史上看，西部的巴尔赫才是该地区的首府。在前伊斯兰（即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社会）时代，这个城镇被称为巴克特拉，在公元前5世纪（见表1），它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巴克特拉省的首府。巴克特拉在琐罗亚斯德的《阿维斯塔》中被提到，当地的传统声称，正是在这里，琐罗亚斯德从迫害中逃出，创立了他的二元宗教。巴克特拉也因琐罗亚斯德宗教中心而闻名，该中心供奉的是阿姆河女神阿德维·苏拉·阿纳希塔（Ardvi sura anahita）。最近法国人在恰什马伊沙法这个巴尔赫河穿过厄尔布尔士山的地方进行发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遗址，包括拜火教神庙。

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开始，巴克特拉就是一个主要的佛教中心，在现代道路的两旁可以看到圣髑盒或佛塔和一座寺庙的遗迹。主干道的南面坐落着阿富汗最古老的清真寺——诺贡巴德（Noh Gunbad）清真寺。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在8世纪初占领巴克特拉时，把它重新命名为巴尔赫，称它为城市之母。从伊斯兰教早期开始，巴尔赫就以苏菲派的中心和许多著名苏菲派人士的诞生地闻名，其中包括贾·拉勒丁·鲁米（1207—1273），他的门徒创立了梅夫拉维教团，也就是西方世界所称的土耳其的“旋转的苦行僧”。今天，在巴尔赫仍然可以看到城墙、城堡和神殿，大多是中世纪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帖木儿和托哈伊—帖木儿时代（见表3）。

马扎里沙里夫的辉煌崛起要归功于帖木儿统治者苏丹侯赛因·拜哈拉（1470—1506）建立的一座大型神庙（见表3）。19世纪下半叶，北部平原被杜兰尼国王征服，马扎里沙里夫成为阿富汗突厥斯坦的首都。1992年，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领导的亲苏派政府被推翻后，他的许多支持者逃到了马扎里沙里夫。在圣战者（mujahidin）之间的暗斗平息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喀布尔人，逃往北方，使这个城市的人口快速膨胀起来。马扎里沙里夫现在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但它的民族精神仍然以突厥人为主，它以阿富汗最世俗的城市中心著称。它是该地区著名的簇绒地毯、皮革和卡拉库尔羊羔皮出口的主要中转站。马扎里沙里夫也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尤其是在诺鲁孜节期间。在过去，沙俄帝国和后来的苏联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的货物，包括该国的大部分燃料，通过阿姆河上的边境口岸和海拉坦铁路口岸运出境外。从那时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区。最近，苏联时期修建的铁路系统得到扩建，将其延伸到了马扎里沙里夫，开辟了与中国甚至欧洲陆路贸易的可能性。

安德胡伊位于土库曼斯坦边境，是土库曼人居住的地方。它与阿克恰和昆都士同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地毯编织中心。安德胡伊周围的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也养殖大量卡拉库尔羊，即肥尾羊。他们也养骆驼和马。该地区有许多制革厂，皮革是重要的出口产品。芝麻生长在希林塔加布河的下游沿岸，以及位于法里亚布省的古兹曼区。安德胡伊的石榴以其甜味闻名。梅马内和萨尔普勒的乌兹别克人也制作精美的簇绒地毯和基利姆地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刺绣品和传统珠宝深受国际市场欢迎。长袖丝绸披风，即袷袢，是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首选正装。

尽管富有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艾马克人也养马、蓄马，但不如阿富汗北部的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养马更为知名，他们养的一种结实的矮种马，可以长途负重旅行。还有一种马以速度和敏捷著称，是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一项传统运动的骑手养的。在这项被称作“布兹卡谢”（Buzkashi）的马背叨羊比赛中，骑手们在一个圆圈里竞相争抢斩了头的山羊尸体或者一个装满沙子的皮袋。这项运动不适合胆小者，骑手们手持皮鞭，不仅用来抽打自己的马，也用来抽打对手和他的马，连马都被训练得能撕咬对手。所有的骑手进入赛场时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经常被抽打得骨折和流血。然而，回报是巨大的。通常，获胜者不仅赢得巨大的声誉，还获得巨额赞助和奖金。一匹用于叼羊比赛的好马，可以卖到数千美元。在土库曼人的传统中，摔跤也是一项重要的运动。

穆尔加布河流入土库曼斯坦的潘贾德和梅尔夫绿洲，大部分河道在阿富汗境内，它流经深深的石灰岩峡谷，狭窄的山谷地中，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巴德吉斯省位于穆尔加布和哈里河流域之间的高原地区，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开心果种植区，也种植小麦，并培育强壮的马和矮种马。它也是阿富汗最偏远和人迹罕至的地区之一。巴德吉斯传统上是查哈依玛部落的家园，但至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普什图人和哈扎拉人定居在这里。在班迪突厥斯坦山脉和阿富汗北部山麓地带，许多农村社区过着季节性游牧的生活方式。每年5月到9月，他们搭起毡房或者蜂窝状毡帐，住在可以提供动物饮用水源的山谷牧场。老人、小孩和孕妇留在定居点照看房屋和庄稼。

赫拉特是阿富汗西部的主要城市，它位于由哈里河灌溉的广阔平原上。这里是重要的小麦生产区。当地居民自豪地宣称赫拉特有70种葡萄品种。普什图族的牧民们，冬天生活在哈里河下游，春天他们带着羊群、山羊和骆驼向上游迁徙到恰格恰兰附近的牧场。赫拉特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是在伊朗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设卡征收关税（比如赫拉特省的边境小镇伊斯卡拉）。赫拉特地区传统的手工艺包括丝绸编织等，有家瓷器制造工厂复活了古老的玻璃工艺，生产半透明的蓝色玻璃器皿。赫拉特省内，在上哈里河的切什特沙里夫区附近，邻近奇什第谢里夫区的地方，还生产精美的白色大理石用于出口。赫拉特地区在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深受波斯的影响，这里的人们主要讲波斯语的伊朗方言，当地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赫拉特也以苏菲派中心闻名。赫拉特的音乐家包括妇女乐团，在婚礼和其他庆祝场合大受欢迎。

赫拉特位于古代跨亚洲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它将波斯、印度、巴尔赫和中亚连接起来。像巴克特拉一样，赫拉特在《阿维斯塔》中也被提到过，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埃里亚总督辖地的首府。公元6世纪，它是一个东方基督教徒聂斯托利派主教所在地，后来成为一个大都会教区。几个世纪以来，赫拉特遭受了频繁的入侵，每每遭到掠夺和屠杀。赫拉特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尽管在该地区还没有发现希腊化城镇的遗迹。公元484年，萨珊军队在赫拉特城外的平原上几乎被来自亚洲内陆的一支属于突厥—蒙古部落的噘哒人消灭（见表1）。1221年，蒙古人屠杀了这里几乎所有的男女和孩子。1389年，它被另一位突厥—蒙古人武士帖木儿（即帖木儿大帝）洗劫一空。在1405年，帖木儿的一个后裔沙鲁克把赫拉特定为帖木儿帝国的首都（见表3）。他和他的妻子加瓦尔·沙德用清真寺、宗教学校、皇家陵墓、神殿和世俗建筑美化了这个城市。沙鲁克也是苏菲派信徒和艺术家、书法家、诗人，以及历史学家的庇护人。在赫拉特城内，前伊斯兰时期的遗迹很少，虽然以卡尔提德王朝（1245—1381）统治者命名的雄伟城堡，很可能建在古老的地基上。许多赫拉特的帖木儿建筑包括宣礼塔、礼拜五清真寺和加瓦尔·沙德墓，仍然屹立不倒，尽管部分遭到了战争的破坏。5

阿富汗南部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阿尔甘达卜河是阿富汗最大的河流。坎大哈是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也是杜兰尼王朝的前首都，在阿尔甘达卜河及其支流洛拉河之间，位于连接印度河平原上的巴基斯坦信德省与赫拉特、波斯直至中亚的古代贸易路线上。坎大哈还得益于它是阿富汗距离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最近的城市，卡拉奇是阿富汗大部分进出口货物运输的港口，也是巴基斯坦的铁路枢纽。从卡拉奇出发的火车，可以通往毗邻阿富汗的边境城市杰曼。

1737年，老坎大哈被来自波斯的征服者纳迪尔·沙阿夷为平地。1750年，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建立了现在的坎大哈市。古城的废墟位于凯塔尔山脊（Qaital Ridge）阴影下一个现代城镇的西南方4公里处。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许多埃兰语楔形文字板和一段希腊语墓志铭，这段墓志铭讲述了陷入困顿的希腊人索菲托斯是如何通过长途航海与许多城市进行贸易，并重获家族财富的。在其不远处，有通向佛龛的奇勒兹纳（Chehel zina，意为“四十级台阶”），拾级而上，可看到有一处石碑，上有双语铭文，是孔雀王朝的国王和佛教的守护者阿育王写的，波斯铭文则是受莫卧儿帝国创立者扎希尔·巴布尔之托刻上的。

在莫卧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即萨菲王朝）时期，坎大哈是一个富裕的边境城镇，与这两个王国的贸易主要是当地生产的羊毛、印度棉和丝绸。小镇还通过重铸银币获得财富。晚近以来，坎大哈陷入了困境，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内战造成的。羊毛和丝绸在当地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坎大哈风格刺绣装饰的男女束腰外衣。货币兑换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商贸活动，集市上有金匠和银匠。小型工业包括水果罐头工厂和香料加工厂。然而，赫尔曼德—坎大哈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鸦片。

被称为阿富汗之父的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埋葬在坎大哈，他的坟墓毗邻阿富汗最重要的神殿，据说那里供奉着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穿过的神圣斗篷。坎大哈东部有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最初是美国承包商建造的一个国际民用机场。在2021年美国撤军前，有超过1300人居住在这个基地，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这里是阿富汗南部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心。

阿富汗西南部的法拉省、尼姆鲁兹省和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大部分都是荒凉的沙漠。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农业活动主要集中在法拉河、哈什河和赫尔曼德河沿岸以及格里什克和拉什卡尔加周围的灌溉区。锡斯坦沙漠是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角地带，这里的公路纵横交错，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鸦片和其他高价值产品的主要走私路线。边境线两侧的阿富汗城市扎兰季和伊朗城市扎博勒，位于赫尔曼德河和法拉河的尾部，在那里形成了浅湖，为伊朗、阿富汗边境两侧的农民提供灌溉。两个多世纪以来，对这些水域和锡斯坦的沿岸权利的争夺，一直是伊朗和阿富汗之间争端和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而围绕英国划定的锡斯坦边界的争议至今仍未解决。

大约20万俾路支游牧民居住在扎兰季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他们一直会迁徙到伊朗和巴基斯坦控制的锡斯坦地区，但边界的划分阻碍了这一传统活动。有—小块布拉灰人的飞地，在雷吉斯坦沙漠西南端的索拉巴克，他们使用的达罗毗荼语与印度东南部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在蒙古军队摧毁赫尔曼德省下游的古老灌溉系统之前，扎兰季是通往伊朗南部的商队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世纪早期，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将这个城镇作为征服信德的基地，后来它成为萨法维王朝的首都。扎兰季市区的外围，是壮观的铁器时代的纳德阿里堡垒，美国考古学家在锡斯坦调查发现了几十个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定居点。然而，拉什卡尔加和布斯特周围的废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它是古尔王朝苏丹的冬宫遗址。2009年，一条连接扎兰季和赫拉特—坎大哈公路的新的全封闭公路开通了。有计划要将这条公路延伸到伊朗的恰巴哈尔港。这条公路的建成将为阿富汗的进出口提供一个可替代性港口，以减少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的依赖。

普什图部落是阿富汗南部和西南部的主要民族。坎大哈和格里什克是杜兰尼人的家园，位于坎大哈市和穆库尔县之间的塔尔纳克河上的沙赫萨法地区，曾经是皇室萨多扎伊氏族的据点。阿富汗南部另一个强大的普什图部落联盟是吉尔扎伊。坎大哈—加兹尼路上的吉尔扎伊堡，以前是吉尔扎伊部族的霍塔克族据点，尽管这个部落现在分散在阿富汗各地。1709年，霍塔克部落的酋长米尔·瓦依斯·霍塔克在坎大哈建立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1722年，他的儿子马哈茂德·霍塔克占领了萨法维王朝首都伊斯法罕，统治了波斯南部7年。米尔·瓦依斯·霍塔克的坟墓位于坎大哈市的科卡兰。

哈扎拉贾特的中央高地是哈扎拉人的领地，这里的冬天漫长而酷寒，生长季节短暂而不稳定。传统上，哈扎拉人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绵羊脂肪，即罗汉—伊扎德（roghan-izard，意思是“黄色脂肪”），是用于烹饪的；还有一种游牧民族在冬天仍在用的哔叽大衣。由妇女编织的哈扎拉基利姆毛毯是铺在地板上的，它很受贫困家庭的欢迎。若干年前，马铃薯被引进到这个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的主要作物和主食。生活在山区使哈扎拉的人性格彪悍、体格强壮，过去他们主要从事挑水夫、门房、清理粪便、拉车、卖木头等工作。如今，许多都市化的年轻哈扎拉人，无论男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翻译、记者和社交媒体等工作。年长的哈扎拉妇女在服务行业工作，大多数从事女佣工作。最近穿越古尔班德山谷的喀布尔—巴米扬公路的铺设和拓宽，据称将对阿富汗这个最贫穷和最被忽视的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有计划将这条公路延伸到赫拉特，并拓宽和封闭从巴米扬到杜希的旧商队公路。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现，巴米扬—赫拉特公路将大大缩短喀布尔和赫拉特之间的通行时间。巴米扬谷地以前是一个主要的佛教中心，整个地区散布着佛教遗址，以及贵霜王朝和古尔王朝的防御工事（见表2）。巴米扬最著名的佛教纪念碑是雕刻在悬崖表面的巨大佛像，2001年被炸毁，但一个更高的佛像正在恢复建设中。最近，巴米扬山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阿富汗的宗教生活

阿富汗曾被称为征服者之路。来自印度、波斯、阿拉伯、亚洲大草原、蒙古等地的多个入侵者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过这一地区，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做出了贡献。然而，阿富汗同样可以被称为商业高速公路。因为这一位置既是战争与征服的要地，也处于古代亚洲地区贸易往来的要道。6阿富汗大部分主要城镇的重要性，是由它们在丝绸之路上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对“丝绸之路”这个词语来说，从来没有一条直接连接东西或南北的道路。跨越数千公里的货物转移是几十个地方性交易的结果，它很像至今阿富汗多数地方仍存在的每周集市上做买卖的样子。

这种横跨大陆的洲际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当时在阿姆河流域、锡斯坦地区、印度河流域、中国、欧亚大草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正在兴起的城邦之间，已经有了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早期跨亚洲贸易的物品包括金、银、铜、青金石、印度象牙，可能还有奴隶、马匹和雇佣兵，因为大夏人[3]作为战士有着令人敬畏的名声。丝绸作为跨大陆贸易的重要物品，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同样重要的是，这时也出现了作为商业活动副产品的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交流。一个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牛浮雕，出现在来自阿富汗巴格兰省法罗尔丘地遗址发掘出的青铜时代的金碗上，而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的著名的皇家旗帜上描绘的实心战车是亚洲内陆的风格。阿契美尼德人（见表1）引进了来自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技术，而两河流域阿卡德时代的女神娜娜，融入了希腊大夏王朝和贵霜王朝的神殿。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征服这个地区时，他的追随者引入了希腊的神灵和希腊文字。在亚历山大短暂统治之后的塞琉西王朝和希腊大夏王朝的统治下，希腊、伊朗和北印度艺术风格的综合产生了犍陀罗文化，这种风格对早期佛教的肖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近最壮观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位于喷赤河和阿姆河交汇处的希腊—大夏王国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

公元前1世纪后期，来自今中国甘肃地区的月氏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北印度帝国，也就是贵霜王朝（见表1），取代了希腊—大夏王朝。在贵霜王朝的庇护下，佛教传遍了整个阿富汗东部、中部和北部。同时，基督教也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传统上认为，该地区的基督教是由“怀疑的信徒”圣托马斯带来的。

然而，贵霜王朝自己则崇拜诸多神灵。在他们的统治下，以大夏语取代了希腊语，尽管大夏语使用的是修改后的希腊字母，但其仍属阿拉姆语的一种。公元3世纪末期，贵霜王朝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征服，在普勒霍姆里市郊外的岩石上刻着关于王朝更迭的纪念文字，上面描绘了萨珊国王狩猎到一头犀牛的情景。萨珊人最初是阿娜希塔女神的祭司，他们将琐罗亚斯德教立为王国的国教，尽管基督徒偶尔会受到迫害，但是佛教、印度教和当地的宗教崇拜也得到了包容。公元650年，萨珊王朝被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军队推翻，宣告了萨珊王朝统治的终结。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伊埃嗣三世在巴拉穆尔加布附近被杀。

随后，阿拉伯穆斯林在赫拉特、梅马内和巴尔赫附近建立营地，摧毁了许多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遗址。尽管如此，阿富汗的伊斯兰化经历了许多世纪。最初的伊斯兰化仅限于平原地带的城市中心，在古尔、巴德吉斯和兴都库什山区依然存在佛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和当地的宗教信仰。公元642年，喀布尔被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短暂占领，结果被突厥—沙希人的军队彻底击败。突厥—沙希人是佛教的支持者。直到11世纪初，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哈茂德才最终使喀布尔和阿富汗东南部伊斯兰化（见表2）。他也入侵了古尔，迫使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然而，卡菲尔斯坦的卡菲尔人一直维持着他们古老的多神论宗教，直到19世纪90年代。

现在，阿富汗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根据2004年的宪法，阿富汗被正式认定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阿富汗的法律深受哈乃斐教法的影响。哈乃斐学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大多数阿富汗人笃信宗教，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实践，但许多城市中的阿富汗人并不遵守每天5次祈祷的传统。虽然伊斯兰教属于严格的一神教，但教派与教法并非单一的，不同的教派对宗教信仰有不同的解释，包括从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到类似塔利班的清教徒式的排外主义。

大多数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教徒。哈扎拉人主要是什叶派，其中一小部分人遵奉尼扎里伊斯玛仪传统，其精神领袖是阿迦汗。赫拉特也有大量的什叶派少数民族，而喀布尔的什叶派基齐勒巴什人是萨法维王朝驻军的后裔，他们被并入萨多扎伊国王的皇家卫队。喀布尔也是大量哈扎拉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的家园。班加什、奥拉克兹和图里的普什图部落，住在帕克蒂亚省和帕克蒂卡省，以及边境另一边的巴基斯坦胡拉姆地区，他们也是什叶派。在巴达赫尚省住着一个很大的塔吉克族，属于尼扎里伊斯玛仪群体，伊斯玛仪的传播者、诗人纳西尔·胡斯劳在亚马甘圣地受人尊敬。巴格兰西南部的普勒霍姆里、卡扬、杜希和塔拉瓦巴塔克，也是伊斯玛仪派的主要中心。

逊尼派和什叶派在神学和某些宗教仪式上都有所不同。然而，造成他们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关于穆罕默德继承权的争论。逊尼派声称，这一权力被授予4位哈里发；而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则认为，继承权被授予了穆罕默德的堂兄和女婿阿里，及其被称作伊玛目的后代。穆罕默德死后不久，围绕继承权的内战爆发，阿里和他的儿子哈桑被暗杀，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侯赛因在战斗中被杀。随后，什叶派也在伊玛目的继承权上出现分裂：伊斯玛仪派承认7位伊玛目，什叶派承认12位。什叶派保持着早期的怨恨，在祈祷时诅咒前3位哈里发，逊尼派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在穆哈兰姆月，即伊斯兰教历元月，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教徒在为期10天的阿舒拉节中公开悼念侯赛因。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生活都围绕着五日祈祷、每年的斋戒和庆祝两个主要的宗教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展开。开斋节标志着斋月的结束。宰牲节也叫古尔邦节，是在麦加朝圣期间举行。在宰牲节里，人们会按照仪式宰杀一只羊或小牛，以纪念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牺牲自己的儿子以及神用羔羊替代来拯救他。

伊斯兰教严格区分宗教上的法令和禁令。每天的祈祷、斋戒和朝觐被认为是所有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饮酒或食用某些食物，则被认为在宗教上是非法的、不洁净的。所有的宗教义务都是有目的的、真诚的，可以积累宗教功德（sawab），宗教功德可以抵销人的邪恶行为、思想和行动。信徒们认为，如果自己积累了功德，在审判日来临时就会得到青睐。为此目的，虔诚的穆斯林可以进行额外的祈祷、斋戒和向宗教机构或穷人行善捐款。

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沉思形式，它对阿富汗的宗教生活有重大影响。在阿富汗，苏菲派基本上坚持伊斯兰教外在的修行义务，同时追求深奥的精神修炼。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如重复地吟诵圣歌、音乐和赞美诗。苏菲的奉献者称作穆里德，将自己置于一位称作皮尔（Pir，意为“导师”“领导者”）的精神导师的权威之下，这位导师会带领他们逐级修行。苏菲派信徒的终极目标是无我和寂灭，也就是说，当认识到神是独自存在的一个整体时，自我就消亡了。这类似诺斯替信徒，既继续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同时又与这个物质世界分离时，自我就会消亡。修炼到无我与寂灭的程度时，修炼者会体验到神圣的爱。苏菲派的文献经常把苏菲派的修行和寻找比作爱人寻找被爱的人。苏菲派修行体验的另一个常见隐喻是“陶醉”。无我与寂灭的概念，导致一些苏菲教徒做法极端，以至被指责为异端，有些人甚至被处死。

在阿富汗有3个主要的苏菲教派（tariqas）7。纳格什班迪耶教派，是由白哈丁·纳格什班迪创立的，他是布哈拉人，于15世纪在今阿富汗地区建立了这一教派。当时赫拉特的帖木儿统治者资助纳格什班迪耶的哈瓦加干分支，最终在赫拉特和巴尔赫建起了数十处苏菲派中心。如今中亚的纳格什班迪耶教派仍然是苏菲派的主要分支，教徒多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艾马克人和赫拉特人。纳格什班迪耶的赞念是与众不同的，它提倡发自内心的低声诵念，虽然在巴尔赫和马扎里沙里夫周围有一些信徒在练习一种口语化的通用式赞念。

18世纪晚期，纳格什班迪耶教派的一个被称为穆贾迪迪耶的印度分支教派在阿富汗东南部建立起来。这个教派的名字来源于谢赫·艾哈迈德·锡尔欣德的教导，它也被称为穆贾迪德·阿尔夫—伊·萨尼或伊斯兰教第二个千年的复兴者。谢赫·艾哈迈德是喀布尔人，但他的基地设在印度北部的锡尔欣德。穆贾迪迪耶教团非常严格地要求所有的信徒遵守伊斯兰教关于身体修行的教义，坚持伊斯兰教法，同时追求苏菲派的方式。穆贾迪迪耶在印度北部与印度教的遭遇，使得该运动特别反对一些民间伊斯兰教和神祇崇拜的做法，他们谴责这些做法不纯，是非伊斯兰教的。1763年，锡尔欣德陷落于锡克教徒手中，导致穆贾迪迪耶教派的没落。随后，该教派的一些皮尔逃往北方，在喀布尔的老城、塔加布、达曼、坎大哈、加兹尼，以及北至布哈拉、巴达赫尚和赫拉特建立了修行聚会的场所卡加纳。在杜兰尼国王艾哈迈德的赞助下，来自塔加布和达曼的苏菲派教团首领们，来到设在喀布尔的大巴扎中的穆贾迪迪耶派集会中心，并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风光一时。尽管那时他们与国王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并以一场将改变阿富汗政治历史进程的对抗而告终。

卡迪里教团是11世纪末波斯人苏菲·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建立的，主要在阿拉伯穆斯林中流行。17世纪晚期，卡迪里教团的首领来到了阿富汗，许多普什图部落开始追随这一教团。后来，吉拉尼家族与杜兰尼王室通婚，在使王朝合法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像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的成员资格是由个人选择的，在卡迪里教团的传统中，部落的首领代表他们的氏族宣誓效忠某一位苏菲派教团首领。

契斯提教团得名于上哈里河定居地的名字，那里仍然可以看到早期的谢赫的陵墓。该教团成立于10世纪，由赫瓦贾·穆因丁·奇什蒂（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加里布·纳瓦兹，被称为穷人的救星）引入印度北部。莫卧儿王朝是契斯提教派的信徒，皇室对加里布·纳瓦兹的陵墓和阿杰梅尔的乌塔卡西济贫院给予慷慨的资助。与阿富汗其他的教派不同，契斯提教派在一种称为萨玛（sama）的仪式中使用音乐、舞蹈、赞美诗和诗歌，也欢迎非穆斯林参加他们的仪式。契斯提教派强调对穷人的侍奉，他们的救济中心为穷人和弱者提供免费食物。契斯提教派在阿富汗的主要中心是马扎里沙里夫、巴德吉斯、赫拉特、喀布尔和阿富汗东南部。

许多阿富汗人并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教派，但苏菲主义借助波斯语、普什图语和突厥语的诗歌、音乐和民间传说，在这些人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许多自由职业的神秘主义者，被称为苦行僧或流浪者，他们游离于正统宗教的边缘。有些人四处游荡，有些人住在当地的圣殿里，在那里靠当地人的施舍为生，或者出售被称作塔维兹（tawiz）的一种抵御不幸和疾病的护身符，用来在战斗中提供保护或者确保在爱情和婚姻中获得好运。还有些不太有名的男人和女人，从事被禁止的贾杜加里术（Jadugari）——一种与魂魄交流的巫术。

齐亚拉特的圣殿是阿富汗人宗教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它既有宏伟的建筑，也有圣树、洞穴、水泉或不寻常的地质构造。一些圣殿是奉献给阿拉伯国王阿里·本·阿比·塔利布的，他是早期伊斯兰教的主要人物，被阿富汗人称作沙依·马尔丹，意思是男人的国王。尽管他从未涉足阿富汗，但这些献给他的圣殿，仍然遍布阿富汗全国，广受欢迎。还有许多关于沙依·马尔丹的传说，比如他的马和他的裂刃剑被称为佐勒菲卡尔的传奇宝剑。赫拉特著名的古扎尔加神殿建在赫瓦拉·阿卜杜拉·阿萨里的墓地上，他是著名的法理学倡导者，也是一部受欢迎的虔诚作品《祈祷之书》（Munajat Nama）的作者。

其他圣殿建在为伊斯兰事业而牺牲的人的坟墓上，这些人被称作殉道者。而以“生命的足迹”为名的神龛，是纪念圣者的遗像、奇迹。据说有些圣殿可以治疗特定的疾病，比如失明、被狗咬伤或阳痿。信徒们认为，所有的圣殿都被注入了一种受到祝福的神秘力量，可以确保好运甚至治愈疾病。女性特别信仰圣殿，礼拜三被视为妇女的圣殿日。还有一些供奉女性的圣殿，在巴尔赫的拉比娅·巴尔基圣殿供奉着一名年轻女子，她的叔叔发现她与一名奴隶有染后割断了她的喉咙；在希比尔甘，有一个被称作比比努欣的现代圣地，位于一位少女的坟墓的中心，这名少女因为家人拒绝了求婚而被求婚者杀害。

尽管历史上的阿富汗有琐罗亚斯德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但今天的阿富汗只有极少部分非穆斯林公民。第一次提到基督徒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最后10年；到5世纪，在阿富汗西部至少有4位聂斯托利派主教，当时那里是萨珊帝国的一部分。在萨法维和莫卧儿王朝时期，几百名亚美尼亚人在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和巴尔赫建立了传统教区。后来，杜兰尼从拉合尔带来了一些擅长铸造大炮的亚美尼亚人。直到1879年，在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城堡中，仍有一座亚美尼亚教堂。根据记载，一些格鲁吉亚商人也生活在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在喀布尔的阿斯马伊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位格鲁吉亚主教的坟墓。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小部分人数不详的阿富汗人成了基督徒，大多生活在西方国家。生活在阿富汗的基督徒很少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怕被监禁。出于同样的原因，阿富汗的小阿玛迪亚运动和巴哈教的信徒也很少公开出现，他们分别诞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和伊朗设拉子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这些信仰的追随者被视为叛教者。

根据早期阿拉伯相关资料记录，梅马内有一个名为亚胡迪扬的庞大犹太社区。大约从10世纪开始，在古尔省的贾姆地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社区，一直延续到13世纪。最近收藏的早期犹太文献是用波斯语写成的，但使用的是希伯来文字，似乎是中世纪犹太社区档案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百名犹太人居住在巴尔赫、赫拉特和喀布尔，在喀布尔和赫拉特也有犹太教堂。然而，由于种族和宗教偏见，以及政治因素的影响，阿富汗所有的犹太人都逃亡了。只有一个拉比（即犹太教会的精神领袖）留在喀布尔，作为犹太教堂和妥拉卷轴的看守人。以前有数百名来自巴基斯坦希卡布尔地区的印度教徒生活在阿富汗的许多城镇中，但他们的人数现在大大减少了。今天，主要的印度教和锡克教社区在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坎大哈和赫拉特，他们在那里从事纺织品贸易和货币兑换生意。在喀布尔，至少有一个印度寺庙和一个锡克教寺庙。

阿富汗的前伊斯兰文化遗产仍然对流行文化产生着影响。朝圣者像佛教徒一样绕着神殿转，而神殿中常见的旗帜和横幅则源自佛教和印度教传统。事实上，有些神殿建在佛教或其他前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上或与之毗邻。苏菲教派有一种叫作切希拉卡纳的严酷考验，在此期间教徒被限制在封闭的房间或洞穴里40天，只有一根蜡烛照明，几乎没有任何食物或水，这可能也源自佛教传统。

琐罗亚斯德教和古代波斯的二元论宗教传统也依然存在。点灯是神殿崇拜的一个共同特征，特别是在阿富汗北部，而古代波斯春分时的新年——诺鲁孜节，被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庆祝。许多阿富汗人也会在诺鲁孜节之前或之后的礼拜三举行跳火仪式，人们跳越火堆来祈求好运。在马扎里沙里夫，诺鲁孜节的庆祝活动与另外两个前伊斯兰教的古老节日是平行的。在诺鲁孜节的早晨，一根装饰着旗帜的柱子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哈兹拉特·阿里的神殿中升起，这个仪式被称作简达巴拉。人们声称，在旗帜升高时，信徒们的不治之症会不药而愈。在升旗后的40天里，它会一直屹立在阳光下。这个传统的起源是模糊的，但它似乎与古代吠陀和印度的雅利安宗教有关。每年12月，许多家庭庆祝与诺鲁孜节对应的北半球的冬至。传统上，人们会整晚不睡以避免厄运，诵读哈菲兹的诗作，吃石榴、西瓜等红色水果。

阿富汗的家族身份与女性观念

阿富汗的社会围绕着大家庭或家族展开，这是主要的社会和政治网络。阿富汗人视自己为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按照血缘关系区分亲疏远近的复杂网络的成员。这个网络遍布全国，并越来越具有跨国性。他们并不拥抱欧洲个人主义和个人选择的理念。从小时候起，家庭成员就被灌输了大家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包括它的历史、谱系，它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和地位，以及与被称作瓦坦（watan）的与部落领土或特定地区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

在阿富汗，重要问题的决策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由年长的男性，通常是父亲、哥哥和叔叔来做出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年长的女性共同商议决策。一般来说，人越年轻，在社会中的地位越低，在决策中的发言权就越小。近年来，有大量可支配收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和在外国组织工作的年轻男女可以影响决策。家庭成员追求自己的个人议程，如果不征求意见，或是不顾大家族年长成员的意愿，就会受到指责和制裁。更严重的情况下，这些家庭成员会被排斥、剥夺继承权或遭到放逐。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时，首要考虑的是所提议的行动方案是否会提高大家族的财富、社会、地位和运气。一旦决定采取行动，这个大家庭就会把他们的财富资源集中起来，向政府官员换取恩惠和荣誉债务，并要求远亲为家庭成员前往他们所在的地区提供食宿和便利。

在一个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频发的社会，另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就是大家族如何确保其成员的安全。这可以通过联姻，或者在政府、军队及在有影响力的外国组织的任职来实现。对于大家庭来说，让成员为冲突各方服务以抵御风险的做法并不少见。例如，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许多阿富汗家庭都有亲戚在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政府服役，也与反政府的穆斯林游击队共同作战或在经济上支持他们。

自塔利班时代以来，西方话语就把重点放在阿富汗的妇女权利上。事实上，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塔利班极端的性别政策作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一个理由。对于一些西方评论家和政治家来说，是否戴面纱已经成为检验阿富汗是否现代化，以及伊斯兰化程度的评价标准。阿富汗妇女身着传统的蓬状披风——布卡（burka）罩袍的形象，频频出现于阿富汗的媒体甚至学术刊物上，以致布卡罩袍成为阿富汗妇女遭受制度压迫的最典型象征。8

把这个问题放到文化背景中来看，在阿富汗，罩袍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也是社会地位上升的家庭的一种象征，因为穷人买不起精心打褶和刺绣的服装。事实上，当塔利班在公共场所严格执行面纱令时，穷人会让几个妇女共用一件布卡罩袍。在阿富汗的许多农村地区，比如哈扎拉贾特，人们不穿罩袍；库奇妇女和一些土库曼人也不穿罩袍；而在赫拉特，伊朗风格的长围巾是女性在公共场所最常见的服饰，这种围巾遮住头发，但露出脸。

塔利班并不是第—个要求所有成年女性都穿罩袍或严格实行性别隔离的政府，因为自伊斯兰时代以来，遮蔽原则在阿富汗已经司空见惯。20世纪20年代中期，试图取缔面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导致国王纳迪尔·沙阿严格要求女性遮蔽，并通过了严格限制妇女权利的法律。即使在20世纪60—70年代放宽了限制之后，在喀布尔和其他大多数城镇，仍会常见到穿着罩袍的妇女。在这个时代，国家控制的媒体上出现的年轻的、揭开面纱的超短裙妇女的照片，只代表了极少数受过教育的政府雇员和学生，更多的是政府的宣传，而不是一般现实的真实反映。1994年，拉巴尼总统的圣战者政府也在世俗化的共产主义政府被推翻后，实行了严格的遮蔽原则，并颁布了关于女性礼仪的限制性规定。然而，圣战者政府没有禁止妇女从事工作、教育或医疗服务。

人们常常指责伊斯兰教法形成了这种限制性的文化，但在决定阿富汗的性别角色时，习惯法（adat或rasm wa rawaj）也同样重要，9它往往剥夺伊斯兰教法赋予妇女的权利。例如，根据伊斯兰法律，已婚妇女有权拥有财产，并保留对她带给丈夫家庭的任何财富的控制权，而她的丈夫必须给她一份彩礼，即所谓的马尔（mahr），通常是一小块土地。然而，在许多农村社区，这一规定常常被视而不见。

与西方世俗社会相比，阿富汗的男女角色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在农村地区，普遍的观点是，女性应该待在家里；在城市地区，如果阿富汗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相信女性不会受到骚扰，他们一般不会反对女性离开家去社交、购物或工作。一般来说，家庭倾向于妇女在国营单位或外国机构工作，因为这些地方环境的威胁往往较小。许多阿富汗人热衷于送女童上学，因为教育被视为一项高度优先事项。在传统的家庭中，妇女必须征得丈夫或父亲的同意才能离开家。为了安全起见，当她们离开家时通常会结伴而行，或者由被称为马赫拉姆（mahram）的近亲男性亲属，如父亲、兄弟和丈夫陪同。

大多数婚姻是由有关家庭共同商定的。在城市化程度更高、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中，只要双方家庭能确保未来的姻亲地位平等、收入可观，而且未来的丈夫会好好对待妻子，那么他们就会同意这门婚事。在农村和部落地区，女孩早在10岁或十几岁时就已订婚或结婚。一旦婚事商定，城市中的家庭通常会允许夫妻双方在家人的监督下进行探访，这样他们可以互相增进了解，但不允许他们私自相见。在幕后，双方家庭中丈夫一方的家庭会支付彩礼给未来的姻亲家庭，这通常会涉及现金和商品。在富裕的家庭中，这些礼物包括土地、精美的地毯、汽车甚至房子。准妻子的家庭为她提供嫁妆和其他家庭用品，如衣服、床上用品、缝纫机和家庭用具。为了庆祝订婚，会有个叫食蜜（shirini khori，字面意思是吃甜食）的订婚仪式，还有婚礼宴会，通常会有数百名宾客参加。在婚礼上，新娘不能大笑或微笑，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因为这意味着她很高兴离开父母。按照传统，婚礼会持续3天。对很多家庭而言，这可能是件奢侈的事情，因为许多家庭会因此负债。一旦婚礼结束，新婚妻子通常会搬进夫家，在那里他们将被分配属于自己的房间。

按照风俗规定，妻子通常在早上第一个起床，晚上最后一个睡觉。殴打妻子的现象仍然是常见的。理论上，一个男人可以通过公开形式重复3次宣布“我要和你离婚”而与妻子离婚。然而，任何试图与丈夫离婚的女性，都面临着痛苦而艰难的挣扎。即使最终成功了，通常也会失去她的孩子，因为孩子被视为属于她丈夫的家族成员。阿富汗人的另一种常见习俗是叔娶嫂制，即寡妇必须嫁给丈夫的兄弟，这种习俗在部分阿富汗家族中仍旧实行。但是，如今一夫多妻的现象少了。

尽管面临许多困难，但阿富汗妇女远非西方学者与媒体讨论中所描述的那种软弱无力的受害者，历史学家在讨论统治者、男性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长老时往往忘记他们都有妻子。在穆斯林世界，妇女一直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9世纪的巴尔赫，艾哈迈德·B.希兹拉瓦的两个妻子成为伊斯兰教法著名的倡导者，10一名在伊拉克出生的独身主义神秘主义者被收入著名波斯苏菲派穆斯林诗人法利德·阿塔尔写的苏菲派早期人物传记。11帖木儿皇后打破常规，在赫拉特兴建了许多重要的伊斯兰机构；在杜兰尼王朝统治下，皇家后宫的重要女性影响了国家政策，决定了王位的继承。

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受过教育的阿富汗妇女投身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而且勇于发声，尽管这些声音常常无法为公众所知。赫拉特有几位著名的女性音乐家和几个乐团的女性，还有一些其他女性甚至像男性一样生活。12一些阿富汗妇女也曾和她们的丈夫并肩作战，战败的统治者经常会让他年长的妻子光着头去找胜利者求饶。一名遭到性侵犯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妇女，很可能把她的面纱或沾有血迹的衣服送给一名亲密的男性亲属，要求他为家族荣誉报仇。在不那么显赫的圈子里，不能得到高级官员欣赏的家庭会派出自己的女人替他们求情，甚至公开奚落官员。通常情况下，这位官员因不得不面对女性说话而感到羞愧，以至于他会采取行动，哪怕只是为了摆脱这个讨厌的求情。阿富汗社会一直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只有作为敌人被击败的男性成员才会受到惩罚，直到最近，女性很少被监禁，从未被处决。

在家庭中，年长的女性通过生育子女，特别是男性后代的养育而获得地位、权力和影响力。她们管理家庭事务，掌管食品储藏室的钥匙，控制家庭开支，监督仆人，为家人和客人准备食物。女人作为养育孩子的家长，也是为她们的儿子和女儿操心婚姻大事的人。因此，阿富汗男人对母亲的感情比对父亲的感情要深得多。阿富汗妇女经常以拒绝与丈夫发生性关系的方式，来表示她的不满或迫使他改变主意。在这个仍然由男性主导的世界里，也存在着非正式的制衡。如果一个男人要和他的妻子离婚或者发生家暴，就有可能惹怒他的姻亲家庭，女方的家人会来到男方家，要求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女方也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如果女方家族的势力足够大，而且女方被冒犯得太过分，他们甚至可以把女方从夫家带走，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在发生严重纠纷的情况下，一方可以指定仲裁员调解双方的关系。作为最后的手段，姻亲可以公开羞辱特别残忍的丈夫。由于会有来自同辈和家庭的压力，以及顾忌丢面子，因此离婚并不普遍。而有钱人出于某些原因对妻子不满意，就会娶第二个妻子。

西方对阿富汗性别问题的讨论，往往忽视了过去100多年来阿富汗妇女解放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他们还忘记了，不到一个世纪以前，在许多西方国家，“女主内”的观念是司空见惯的，妇女也没有以自己的名字拥有财产或具有投票选举权。在阿富汗，争取妇女权利也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其中还经历了许多倒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所有妇女在公共场合还都必须戴面纱，很少有妇女敢于走出自家的院子；国家在公共部门不雇用妇女，也没有为女孩开设的小学。直到1978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总统下台时，国家在医疗、教育、政府机构和警察部门雇用了数千名妇女；全国有几十所女子学校，许多妇女拥有高等学历，拥有投票权，议会中也有分配给妇女的席位。在1978年到1992年的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性别政策更加自由，甚至拉巴尼总统的伊斯兰化政府也允许妇女工作和学习。至于2001年美国和北约的干预，也并没有引发一场针对女性的重大文化革命，而是大体上恢复了与塔利班在性别问题上持有非常相似观点的伊斯兰主义女性观。这使得妇女权利的重大改革更加困难，尽管外国机构和北约的存在抑制了当时政府中一些极端的意识形态。即便如此，对担任公共角色的妇女的制度偏见在日常生活和国家机构中仍继续存在。

普什图瓦里：阿富汗人的荣辱观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西北边境与普什图人的交往和冲突，导致人们对“普什图瓦里”（pushtunwali）的部落习俗和传统的高度重视。这些部落视冲突状态为永久性的。因此，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谚语总结道：“普什图人只有在发动战争时才会处于相互和平状态。”总的来说，英国官员继承了莫卧儿人的偏见，因为莫卧儿人和英国人一样，经常与普什图部落交战。的确，更有可能的是，莫卧儿王朝将普什图瓦里轻蔑地总结为黄金、女人和土地。普什图人自己对普什图瓦里的定义更为正面，所有内容都基于维护个人和部落荣誉的原则，尤其是关于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捍卫个人在保护弱者或易受伤害者方面的荣誉。

“好客”是普什图社会的另一项重要价值观，因为这是获得荣誉的另一种方式。“庇护”（Nanawatai）的习俗要求个人为任何寻求保护和庇护的人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是政治逃犯、罪犯或私敌。此外，还有一个关键但特别难以定义的价值观，甚至普什图人也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价值观的定义涉及对大家族荣誉的积极保护，尤其是成年男性作为女性的“守门人”的角色。甚至从这一价值观延展出对维护女性的美德和端庄的要求。13普什图瓦里的其他价值观包括施受对等，特别是与报复有关的义务。然而，对普什图人来说，“普什图瓦里”的核心不是一串做或不做的术语或事情，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普什图瓦里意味着“是或想要成为普什图人”。

英国殖民统治者主要与山地部落打交道，他们是居住在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人，普什图瓦里在那里的势力根深蒂固。有一种倾向认为，这种文化实践是普什图社会普遍存在的、独特的。许多城市化的普什图人并不支持“普什图瓦里”，也不喜欢欧洲人聚焦于“施受对等”准则的消极方面，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普什图人的社会天生就无法无天的、野蛮的。14一些普什图族学者甚至摒弃“普什图瓦里”的许多内容，认为它一方面是20世纪早期民族学的浪漫构造，另一面是国家支持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物。

普什图瓦里的许多特征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在阿富汗的其他语言族群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哈扎拉人、努里斯坦人、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也有自己的习惯法。至于相互报复的文化，这主要是在游牧民族、农村和山区居住的普什图人中实施的行为，施受对等的观念对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努里斯坦人和俾路支人同样重要。当西方作者关注“施受对等”准则的负面影响时，需要注意的是，许多普什图人和其他阿富汗公民一直在不知疲倦地通过传统的冲突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和仇杀。

“好客”对所有阿富汗人同样重要。请客人吃饭并邀请他们留宿，或者为旅行者提供住宿，这种做法既值得称许，也提高了主人和客人的地位。在阿富汗农村，旅行者有权免费住上3个晚上，村长和部落首领会为客人保留一个特殊的专用客房。“荣誉”也是所有阿富汗人民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在阿富汗，荣誉的获取，来自发扬男子汉气概、战士的美德和对公共荣誉的追求。荣誉可以被授予，也可以去争取。授予的荣誉源于个人的出生、血统和国家或宗教机构授予的历史性荣誉。争取荣誉是通过战斗、特别是圣战中的英勇，以及慷慨、好客、捐赠公共机构、文学成就、公共服务和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中获得的。在乌兹别克和土库曼文化中，成年男子也通过他们的运动技能来获得荣誉，如摔跤手。这种以荣誉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另一面是需要避免被羞辱，也就是避免被抹黑。羞耻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负面行为，从不尊敬长辈，到懦弱，到当众被羞辱或从高位被罢免。

遭到羞辱，尤其是在公开场合，是任何一个阿富汗人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普什图的谚语说：“光荣地死去胜过耻辱地活着。”普什图诗人胡什哈尔·汗·哈塔克曾写道：世界就是耻辱、姓名与荣誉。没有荣誉，世界什么都不是。

从本质上讲，荣辱文化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好斗性，因为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人们常常试图羞辱对手或使他们丢脸。在任何比赛中，无论是体育比赛、战争或王朝权力斗争，总会有赢家和输家。例如，谁获得了公众的荣誉，就有可能受到别人的嫉妒，因为一个人的收获与荣誉总是伴随着另一个人的损失与耻辱。既然失败是可耻的，而耻辱总是要被抹去的，那么失败者就会尽其所能挽回面子和名誉。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一名家庭成员被杀害，耻辱如此之大，只能通过流血来弥补荣誉，因为死亡意味着家族是软弱的，它无法保护其成员。外国人一般对阿富汗文化的了解是表面的，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无意中成为这种荣辱二元性文化的受害者，因为这种文化基本上是外来者无法理解的，特别是对北欧国家的人来说。在公开场合狠狠训斥（“训斥”本身就是强烈的羞耻）阿富汗员工无能或不专心，可能会引起该员工的愤怒。外国人考虑的是对与错，而阿富汗人在意的是她或他被羞辱，在其他人面前丢了面子。许多所谓的“绿袭蓝”袭击，即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将枪口对准外国同行，往往是因为阿富汗人曾被外国官员公开羞辱。

妇女被错综复杂地捆绑在这个交织着荣誉和耻辱的世界里。因为家族荣誉不仅源于伊斯兰教要求成年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遮住头部，这种习俗也是基于这种信念，即隐藏是最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保护女性贞洁并因此守住荣誉的唯一方式。如果一个女人打破了性禁忌，她不仅给自己、也给家族带来了耻辱。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荣誉只能通过她最亲近的男性亲属将她处死来挽回，这就是所谓的“荣誉谋杀”。然而，尽管有各种办法试图控制和限制女性，但阿富汗的流行音乐、诗歌、浪漫故事和民间传说都有涉及在传统之外恋爱故事的内容，而且常与一个女人的“黑眼睛”的一瞥就让年轻男人因为欲望而疯狂的故事有关。毫不奇怪，这样的恋情往往以悲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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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常认为，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40%左右。——译者注

[2]现在库奇人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吉尔扎伊和杜兰尼这两大部落仍然是普什图族最大的部落。——译者注

[3]指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145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今天帕米尔高原西部地区的阿富汗一带，中国古代典籍《史记》《汉书》称该地区为大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