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亲爱的，这就是人生”：《钻石广场》中的情感与历史
魏 然
在梅尔赛·罗多雷达（1908—1983）的小说《钻石广场》中，虽然同样出现了巴塞罗那的神圣家族教堂、古埃尔公园和蒙特惠奇山，但没有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贴满革命海报的兰布拉大道，也没有卡洛斯·鲁依兹·萨丰《风之影》中供读书人隐形避世的遗忘书之墓。《钻石广场》描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西班牙，这一时期正值西班牙内战前后与佛朗哥统治初期，但在全书中，读不到乌纳穆诺在讲坛上孤注一掷的论辩，读不到加西亚·洛尔卡《宪警谣》里与迫害者的生死周旋，读不到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爆破与突围，读不到塞尔卡斯《萨拉米斯的士兵》里的枪决与逃亡。《钻石广场》的女主人公娜塔莉亚战争期间就悄然生活在与小说标题同名的一片平民街区里，她一天也没到过前线，只是沉默着，努力像个人一样熬过战争及其后的艰难岁月。对我而言，这是《钻石广场》最令人惊异之处：书中没有我们惯常以为的历史、惯常以为的战争。
或许，本来就没有一种固定意义的西班牙内战书写。在上述男性诗人和小说家写下子弹、伏击、创伤与牺牲的纸面上，《钻石广场》则记述了一个女人指尖碰触、目光所及的橱窗、苗圃、天台、桌布、餐盘、蝴蝶结、店铺里的日式挂帘和桌上的海螺饰品。娜塔莉亚的世界是自己的居室，是天台的鸽巢，是公寓旁边的小广场，是做清洁女佣的豪门旧宅。当大历史来临时，娜塔莉亚仅仅与邻人侧面谈到它，共和派与民族主义者的对抗带给她的冲击更多呈现为她与房顶鸽群的战争。叙事人娜塔莉亚亲历历史，却不对历史做出阐释；小说家罗多雷达刻意不把笔下的女主人公嵌入惯常历史叙事的链条，娜塔莉亚也不能被视为惯常历史叙事的主体。显然，小说的特殊选择并非一句“女性作家视角”便能敷衍过去。
一
作家梅尔赛·罗多雷达本人绝不外在于人们津津乐道的西班牙大历史。加泰罗尼亚文化复兴运动始于19世纪，及至巴塞罗那成为第二共和国最后的都城时达至顶峰，而罗多雷达家族与区域文化的复兴相伴随。罗多雷达的祖父曾是巴塞罗那重要的文化期刊《复兴》的撰稿人，她的父亲也是文学爱好者。不过，当梅尔赛·罗多雷达1908年降生时，家人却没料想到，她将成为20世纪后半叶所有加泰罗尼亚语写作者的楷模。少女时的梅尔赛按照长辈的要求，辍学在家、等待婚嫁。在母亲家族里，一位从阿根廷归来的商人似乎成了不错的选择。于是，罗多雷达20岁时结婚并很快生下一子。不过，一个能自费出版小说、为报刊撰写政论文章的女子自然会寻求独立。在对角线大街旁的咖啡馆和编辑部里，她顺理成章地结识了不少作家，其中就包括比她年长16岁的左翼作家、理论家安德鲁·宁（Andreu Nin）。宁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者，也是西班牙重要的工运领袖。1930年，他因担任过托洛茨基的秘书而逃离莫斯科，返回西班牙，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内战爆发后，宁接任马统工党政治书记，稍后履职共和国政府加泰罗尼亚司法部部长。也是在这一年，罗多雷达成了宁的情人。1937年巴塞罗那五月巷战(1)后，苏联派的西班牙共产党宣布马统工党为非法组织。宁被秘密警察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在狱中被处决。罗多雷达其后绝少回忆这两年的恋情和创伤，我们仅知道1937年宁逝世后，她最终也跟丈夫分手，在1938年（即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她的自传体小说《阿萝玛》（Aloma）取得了小小的成功。
1939年初，“红都”巴塞罗那沦陷前夕，罗多雷达与一群作家朋友乘坐加泰罗尼亚文学研究所的巴士出城，前往西、法边境。彼时，这群文人还以为形势即将逆转，不久即可踏上归途，一路谈笑，仿佛初春郊游。巴士越过比利牛斯山，作家团在距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鲁瓦西的一座旧城堡里安顿下来。正是在鲁瓦西城堡，罗多雷达与有家室的作家霍安·普拉特（Joan Prat，1904—1971，笔名Armand Obiols）发生恋情。普拉特——即作家奥庇奥尔斯——是加泰罗尼亚重要的文学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曾任《加泰罗尼亚杂志》主编。两位作家的越界之恋让流亡中的巴塞罗那作家团分崩离析。德军占领法国后，罗多雷达与普拉特一道转移到波尔多。他们一度生活困苦，甚至需要让罗多雷达做缝纫活补贴日用。《钻石广场》中关于内战期间饥馑与困窘的描述（例如煤气供应停止，娜塔莉亚不得不烧栎木炭），其灵感或许一半来自1938年巴塞罗那沦陷前的经历，另一半来自“二战”期间在法国的窘境。“二战”结束后，两人移居巴黎。1954年，普拉特找到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日内瓦的机构担任翻译的职务，罗多雷达又追随他前往日内瓦居住。
20世纪50年代是罗多雷达事业的低点，出于难以解释的病因，她的右手一度无法握笔写作长文，仅能用左手写诗、画画。直到1957年短篇小说集《二十二个故事》获奖，她才再度恢复了提笔创作的勇气。1962年，54岁的加泰罗尼亚女作家重新找回了20世纪30年代那位巴塞罗那文学少女的写作状态，在日内瓦以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其代表作《钻石广场》。再次强调加泰罗尼亚语，是因为罗多雷达与那些流亡阿根廷或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不同，后者仍能生活在母语环境中，而旅居巴黎和日内瓦的罗多雷达却仅能在与亲人交谈时及在书本上与母语保持亲熟。更严重的是，佛朗哥掌权后的西班牙对加泰罗尼亚语的压制极为强烈，这门语言在本土被禁用，战后巴塞罗那的一代儿童是读着卡斯蒂利亚语（现代西班牙语）课本长大的。加泰罗尼亚语的命运前途未卜。以20世纪60年代初的眼光来看，说从那时算起的数十年后，加语文学将无人问津，也并非耸人听闻。考虑到这些，罗多雷达与其他那些终生用加泰罗尼亚语书写的流亡作家，可谓勇者。好在《钻石广场》问世之后在销售和评论上都颇为成功，三年后的1965年，该书便被译成西班牙语，后来被纳入西班牙高中生必读文学作品之列。到作家去世前后，加泰罗尼亚语版的《钻石广场》已再版了二十六次。需要提及的是，爱人普拉特的文学建议对罗多雷达在中年重拾写作状态有莫大帮助，但两人并未成为常伴身侧的伴侣：普拉特住在维也纳，而罗多雷达人生的最后阶段辗转于日内瓦、巴黎和巴塞罗那三地，两人异地而居，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直到普拉特于1971年去世。霍安·普拉特便是《钻石广场》题记中的JP，“献给JP：亲爱的，这就是人生”，这一句题记想必凝缩了近三十年的颠沛起伏、世相沧桑。
二
《钻石广场》的语言最具匠心之处，就在于罗多雷达选取了受教育程度远逊于己的劳动阶级女性娜塔莉亚为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娜塔莉亚的叙述语言简洁、鲜活，这种语言充分体现了她天真而倔强的性格，她的内心独语很少直抒胸臆，却带有一种仿佛浑然不觉的诗意。例如，她独自走在街上，想起外出打仗的丈夫乔(2)时，喃喃自语：“我的心变成了软木做的。因为它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是肉做的，你拧一把就疼，那我就不可能走过那么高、那么长的一座桥。”娜塔莉亚对自己生命故事的观察是片段性的，小说的四十九个章节也都是一则则的碎片，而且每一则都充满了丰富的当下经验、感官联想。这些感官联想又往往是经由物象呈现的。故事开篇就充满了女性生活中的物象——“花束舞会开始前，他们会先摇奖抽咖啡壶”，此后还出现了漏斗、床柱、洋娃娃、墙上的龙虾画、屋顶的鸽巢、大宅的家具与门铃，最后是在旧居门前刻上自己的绰号Colometa（即加泰罗尼亚语“鸽子”）的削皮刀——读者应该留意那些寄托着情感的物件。
《钻石广场》中鸽巢这些物象传递的经验又大多关联着情感与婚姻。法国批评家米歇尔·库尔诺在谈及《钻石广场》一书时评述说，本书是“最具普世意义的爱情篇章之一”。小说中的娜塔莉亚曾有两次婚恋。第一次与乔的婚姻，显然受到西班牙传统性别秩序的压制，难以给她提供爱的空间。小说开始时，娜塔莉亚还是在糕点店帮忙的少女。在钻石广场的露天舞会上，她遇到了纠缠不休的乔，而后匆匆嫁为人妇，搬入了钻石广场旁边的简陋公寓，并很快为乔生下一子一女。这种婚姻关系是压抑性的，从乔执意给娜塔莉亚买围裙，以及乔的母亲第一次见面就询问娜塔莉亚“你也喜欢做家务吗”便可以看出端倪。婚后，乔执意要在天台上养鸽子，他与朋友厄尼商量如何搭建鸽舍。娜塔莉亚平静而疲惫地陈述道：“他们说，让鸽子住进去之前，得先给鸽舍刷油漆。一个人想刷成蓝色，一个人想刷成绿色，还有一个人想刷成巧克力色。最后，他们决定刷成蓝色，负责刷漆的却是我。”邻居恩瑞奎塔太太——她在小说中充任了娜塔莉亚母亲的角色——为娜塔莉亚找到了给大宅清扫卫生的工作，收入虽然微薄，但读者不禁想到，女主人公此前的家庭劳动是全无报酬的。
婚姻当中的生育和母职是关键要素。“娜塔莉亚”（Natàlia）这个名字的本义就是基督降生，联系着生育和母职。第十一章讲述分娩头生子托尼时，读者首先听到了娜塔莉亚震耳欲聋的尖叫，她甚至痛苦到扯断了床柱。当乔加入共和军赶赴前线、生死不明，而娜塔莉亚找不到喂养孩子的足够吃食时（从第二十六章到第三十六章的主线便是获取食物，从牛奶断货到娜塔莉亚几乎要去街边乞讨，饥饿程度不断升级），她几乎狠心地把儿子托尼送入了难民营。在《钻石广场》中，生育和母职被排除了一切浪漫化的想象。在我看来，鸽巢这一多义的核心意象就象征着生育和母职。“小白鸽”是乔初次见面时强加给娜塔莉亚的绰号，他执意搭建的鸽舍一方面是他限制妻子封闭的独裁空间，因为娜塔莉亚即是鸽子；另一方面鸽群及其臭味又象征着侵犯娜塔莉亚私人空间的生育制度（“我耳朵里全是鸽子的咕咕声”），因为鸽群的特质便是不停地生殖。在第二十五章，娜塔莉亚开始给孵蛋的鸽子捣乱，干扰鸽群的繁殖——这一破坏鸽子生育的行为与她后来在饥馑最严重时计划用镪水来毒杀儿子托尼和女儿丽塔的计划，可以解读为前后呼应的设计。或许正是因为鸽巢的隐喻十分关键，小说英译本才选择用《鸽巢时代》（The Times of the Doves）为书名。
三
罗多雷达在导语中提醒她的读者：“我读过的所有的东西，以《圣经》为主。”《钻石广场》中确实包含许多圣经意象，其中最显著的两个是伊甸园和所多玛，而且两者都与性别有明确联系，都包含着对女性脱轨的训诫。约翰神父在乔与娜塔莉亚的婚礼上就做了伊甸园主题的布道，责难夏娃不能抗拒伊甸园的诱惑，吹落了花瓣；娜塔莉亚改嫁安东尼之后，午夜醒来，在幻象中，客死战场的乔变成了一丛白骨，“只剩肋骨露在外面，像个空荡荡的笼子。……肋骨基本都在，只缺了一根，那就是我。我刚冲破肋骨构成的笼子，就摘下了一朵小蓝花，扯下花瓣”。所多玛的用典则更为关键而明确：《创世记》中所多玛的故事讲述了弃城避难中，罗得的妻子因不顾丈夫吩咐，回首一望，变成了死海边的盐柱。娜塔莉亚在下决心杀死孩子再自杀之前，在街上听到召唤——杂货店主安东尼仿佛是所多玛城的十位义人之一——娜塔莉亚违背《圣经》的教训，回应了所多玛的召唤，接受了安东尼的善意和馈赠的食物，却未曾变为盐柱，从而开启了在别处寻找爱的可能性。
罗多雷达说，《钻石广场》不是关于内战或西班牙历史的，而是关于爱的小说。从乔到安东尼，对娜塔莉亚来说，是习得爱的过程。乔与娜塔莉亚之间，是暴烈的性爱与控制，他们的新婚之夜“不是一夜，而是一周”；娜塔莉亚恋慕乔的身体，但他们的性与爱是等级分明的，甚或是恐怖的男女二元对立。随着家庭内景展开，我们读到表面上充满阳刚气和占有欲的乔实则羸弱多病，尤其是因腹痛而打下蛔虫的段落使他的形象越发阴性化（“乔说，现在咱俩打成平手了，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而他生了一条十五米长的虫子”）。罗多雷达含蓄地嘲弄了二元对立的性别之战，因为貌似强悍者同样脆弱，外表纤柔者往往更加坚忍。战争中旧的性别秩序塌陷后，慢慢褪去童稚的女主人公获得了自我定义爱的机会。娜塔莉亚的好友、女民兵朱莉向女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在荒宅中与青年民兵度过的浪漫之夜（罗多雷达将这一段几乎仿写成一篇西班牙哥特浪漫小说），朱莉的故事和马修的英雄主义都给女主人公带来了爱的启示。与安东尼相遇后，娜塔莉亚时常觉得自己在进入一段僭越的关系中，因为内战结束后乔生死不明，日后的惩罚令她夜不能寐。这种越界之爱让我联想到罗多雷达自己与普拉特的恋情，以及她的其他作品。在罗多雷达的一则短篇小说《蝾螈》中，与已婚男士交往的女子被村民诬蔑为妖女，并遭受火刑。女子在火焰中变身为蝾螈，再次回到情人的床下陪伴他。(3)
与安东尼的家庭生活几乎跟与乔的婚姻处处相反：安东尼因战争而成为阉寺之人，不仅无法生育，而且与娜塔莉亚完全过着无性的婚姻生活——卧室中有一扇睡前更衣的屏风，娜塔莉亚的睡衣扣到最高的扣子。与安东尼的爱，是无性的，但远为丰富。安东尼免除了强迫女性生育的母职，反而收获了与他更为肖似的精神之子托尼——这对养父、继子共享名字当然不是偶然。在最后夜游故地的场景中，娜塔莉亚与过去讲和，获得了发言的权利，在旧居门前刻写自己的名字，在深夜的钻石广场上发出凄厉的叫喊，正如第一次分娩时的呼号，只不过这一次是她自己的重生。唯有在此之后才出现情欲的场景：娜塔莉亚第一次在安东尼面前赤裸身体，从背后抱住他，“滑进梦乡之前，我把手挪到他肚皮上的时候，摸了摸他的肚脐眼，接着把手指伸进去，堵住它，这样他就不会从肚脐眼被掏空了……就没有哪个巫婆能从肚脐眼把他吸干，把我的安东尼从我身边带走了”——把手指探入肚脐眼，是一个明白无误的反向性爱，娜塔莉亚最终获得了情感节奏的主导权。在新的平衡中，两人“像两个小天使一样睡着了”。罗多雷达呈现出爱的多重性，战争与历史的压抑结构也不能剥夺人们爱的权利。
四
至此，我们可以返回本文最初的问题：罗多雷达没有书写人们惯常以为的历史和战争，但却书写了历史的另一面；娜塔莉亚的私人战争仍旧描绘出了西班牙历史的图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示说，寻找小说中的历史框架，并非搜寻那些直接谈及史实的地方，而是说，好的小说可以引领我们经由小说抵达历史；弥散在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冲动、意识形态幻觉和物质经济环境的变化，凝聚为符号和文本，而这些符号和文本又“在历史地表运动的巨大压力之下成型和结晶为所谓的‘作品’”(4)。《钻石广场》正是在西班牙历史地表的激烈震荡后结晶而成的作品。罗多雷达书写娜塔莉亚的微妙之处便在于，呈现一个没有阶级意识的主体如何嵌入社会革命，进而引领有心的读者回溯推导那些催化出结晶或作品的历史动力。
请注意第二十六章中，娜塔莉亚的私人战争（对鸽子“大搞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一同到来（“仗终于打起来了”）。此时，乔和马修等朋友正在公共空间里忙碌不休，参加左翼社会运动，但小说家故意不挑明具体是哪类社会行动：或许他们成了马统工党的民兵，或许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工会，甚至介入了更暴力的纵火焚烧教堂的事件——娜塔莉亚曾提到她瞥见了教堂着火，还听雇主说，街上的革命者误认为男主人是牧师，而差点把他杀死。显然，娜塔莉亚不是历史的积极观察者，经历却不做阐释，感受却不提供认知，以示她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但所有那些历史参照都悄然悬置于她的生活之上。这一言说和不言说之间的差异，反而让读者思忖：乔在公共空间里似乎在为一个更公正的西班牙社会而战，为何他同时完全盲视家庭空间中的不平等？频繁出现在其他内战书写中的西班牙女性运动和团体，是否颠覆了西班牙的父权制？真正的时代革命与女性的生活劳作是什么关系？罗多雷达让这些问题保持开放，留待有心者结合那些未言说的历史参照一同阅读。
在席卷一切的西班牙内战中，豪门老宅代表的旧秩序和乔为之战斗的第二共和国均归于失败。仿佛一出苦涩的悲喜剧，娜塔莉亚反而在内战后获得了阶级跃升：从开始时她自己在大宅受雇当清洁女佣，到后来成了“娜塔莉亚夫人”，雇起了别人当女佣。这一阶级跃升得益于第二任丈夫安东尼，他不仅是一位善人，而且是一位成功的零售商，是彼时佛朗哥的西班牙向战后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小商品这一繁荣政策的受益者。女儿丽塔一度想当空姐，也联系着20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开始推广弗拉门戈歌舞等标志性民族文化，把自身打造成欧洲中产阶级的旅游度假地。或许可以说，娜塔莉亚的生活和身体被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末期、内战和佛朗哥威权统治的历史所穿透。她在惯常的历史线索之外讲述，反而向读者提供了洞悉以往历史叙事片面性的机会。
研究者费尔南德斯（Josep-Anton Fern ández）提示说，娜塔莉亚可比拟为本雅明笔下的“历史的天使”。(5) 让我们回顾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这段文字：
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6)
娜塔莉亚不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西班牙，顶着风暴，默默地保持着背向未来的姿态吗？第二共和国所谓的进步精神和佛朗哥时代的发展主义仿佛无情的飓风，一阵阵扫过巴塞罗那的街巷广场，在她面前堆叠起童年的蛋糕店、彩裙炫舞的广场、迷宫般的旧宅、塔楼上羽片飞扬的鸽群，种种物象组成的废墟。这种背对风暴、拼尽全力修补我们日常生活的形象，难道不是每个普通人经历巨变时真切却绝少被记录的写照吗？
或许，正是这份关于战争与艰难时日的真切却稀少的写照，让《钻石广场》成为不断被重估的经典。它不仅给后辈的加泰罗尼亚语作家们提供了写作样板，在欧美学院内部被女性主义学者所瞩目，也赢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第一流作家的青睐。今天，随着出色的新中译本的面世，更多中文读者将能在丰富而细腻的日常经验中，谛听罗多雷达关于历史与生活的柔声提示——“亲爱的，这就是人生！”
2023年2月8日
(1) 西班牙共产党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的支持者与全劳联、马统工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演变为“内战中的内战”。
(2) 英译本采取了“乔”这个英语化的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原文和西班牙语译本中均为吉梅特（Quimet）。
(3) Mercè Rodoreda, The Selected Stories of Mercè Rodoreda, trans. Martha Tennent,Rochester: Open Letter, 2022, Kindle Edition.
(4) 张旭东：《辩证法的诗学——解读杰姆逊》，收入张旭东《幻想的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8页。
(5) See Josep-Anton Fernández, “The Angel of History and the Truth of Love: Marcè Rodoreda’s ‘La plaça del diamant’”, Modern Language Review, 94.1 (1999), pp. 103-109.
(6) 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