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
殉道者的血要比墨水珍贵
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当然，由于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要说人民的权利史，实际上那也只是争取权利的历史。
言论自由是人民的一切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沉重代价，写下一部百年中国言论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写言论自由史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总是局限于血腥争斗，也就是抢夺椅子的狭隘性。那样的历史无视人民的权利，往往以“胜者王、败者寇”的原则出发，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只有统治者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有枪杆子至上，没有笔杆子说话之处。伟大的顾准在20世纪70年代的黑暗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的鲜血，和他们蘸着鲜血写下的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人类至少还将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几个世纪。无可争议，殉道者的血迹要比学者的墨水来得珍贵。
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秦始皇一统山河、书同文、车同轨之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无情战争与杀戮的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声音，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家，各放异彩，星斗灿烂。孔、孟、老、庄、墨、韩……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他们设馆授徒，弘扬学说，传播了多元的文化因子。那是统治者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也缺乏足够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时才有的现象，东西方早期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说穿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吗？
秦始皇奋长策而御宇内，据四海为己有，焚书坑儒，只允许保留种树、卜巫的书简。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进一步确立大一统皇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言论自由这样不言自明的权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严酷传统。
在古希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在这个让后世人们心往神驰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多数决定剥夺了生命，此外因为思想、言论遭到放逐的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等。辉煌的希腊文明，人类最早实践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罗马兴旺一时的共和国都像陨星一样陨落了。等待着欧洲的也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那样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
因此，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习惯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流了无数的鲜血，历经数百年才慢慢确立下来的。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无可辩驳的准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抗争，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才赢得的。报刊及以后新出现的一切媒体都是人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而不仅仅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这样的自由确乎来之不易，所以才弥足珍贵。今天，在东西方许多文明国度已没有人怀疑这一原则，它已经和其他自由权利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坚强基石。
在我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自由都属于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前提，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无可争议的延伸。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就只是饭桌上的私下交谈，是个人在旷野中的独语，那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报纸、刊物、书籍等其他媒体或公共集会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议论与牢骚。没有思想自由，固然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等自由，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言论得不到公开的表达与传播。
从这一意义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虽然出现过一个诸子百家时代，但他们没有对言论自由的自觉，和古希腊一样是文明曙光时期欣欣向上的一种短暂现象。秦始皇之后2000年的中国，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帝王的权杖随时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十几轮循环中，旧的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又建起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确立的大一统的家天下模式，没有改变焚书坑儒开创的文字狱传统。千年仿佛一瞬间，一个民族仿佛丧失了一切创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先秦诸子的人物。2000年也没产生几个能称得上异端的思想者（诚然，没有言论自由，就算产生了也被扼杀在无声无息的状态）。
虽然我们也曾有过李贽的《焚书》《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谭嗣同的《仁学》。党治国先生曾在《随笔》发表过《埋没的思想——读一读文中子王通》，介绍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称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说》“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李贽因《藏书》《焚书》等著作，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谭嗣同为他的理想血洒菜市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汉代太学生“诽谤朝政”到明代的东林党人，我们自古就有书生清议的传统，却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在漫漫中古长夜中从来也没有人鲜明地提出过言论自由这一命题。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自由（闷在脑子中）、写作自由（写了放在抽屉中或藏之名山），而是发表自由（通过某些有效载体公开发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天然地具有独立创办这样的载体的自由。
新型的载体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虽然腐朽的专制政权和国人依旧沉睡未醒。但那一刻开始中国的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处于世界之外的可能性再也没有了，报纸这种西方文明的新鲜事物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最初的报纸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局限于港、澳、上海等地，个别中国人逐渐也开始接触这一陌生的行业，如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等。
如果按照中国几千年的老路重复下去，我相信永远也不可能诞生新型的作为言论自由载体的报纸。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造成的震撼是史无前例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或维新派）就出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意识到了近代报纸的作用，第一次运用这一全新的载体来传播自己的改革思想。如果说康有为锲而不舍地上书、写折子走的还是传统的老路，他们办学会、办报纸就是一条新的道路。《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应运而生，虽然多数报纸出世不久就夭折了，但如汪康年、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旬刊生存时间就比较长，共出了六十九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天津《国闻报》影响也较大，甚至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详细报道了百日维新被血洗的消息。经过维新派的努力，在光绪帝颁发的改革举措中就有允许官民办报的一条。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第一篇言论即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流亡日本期间所办的《新民丛报》等也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面貌）。
慈禧太后将改革的事业扼杀在血泊之中，曙光初露的言论自由也随之夭折。从那时以来，尽管北洋军阀、蒋介石和国民党打着形形色色的旗号，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恐惧却如出一辙。整个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也是一部不断地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这条路上洒满了先行者的鲜血、汗水与眼泪，沈荩被清廷杖毙，少年邹容惨死狱中，死于陈炯明之手的陈听香等，死于黎元洪之手的凌大同等，死于张宗昌等军阀之手的邵飘萍、林白水等，死于国民党之手的刘煜生、史量才、杨潮等。还有无数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自由，因争取言论自由而遭受牢狱、流亡、失业、逃亡等各种各样的灾难……这一理想成为一道未做完的练习题。
滑落的流星：《苏报》、沈荩和秋瑾
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在以往的史书中人们往往只重视那些怀抱宏大政治理想的献身者，他们毅然决然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重建的宏大叙事中，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我们不该忽略那些义无反顾、执着地争取言论自由的殉道者。而且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任何狭隘的政治信仰都是暂时的，政治的信仰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人类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永远的，它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只要人类存在，就将继续为争取和捍卫这些神圣的原则而奋斗。
在百年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纪念碑上，不仅铭刻着无数先驱者的姓名，也铭刻着那些曾流星般划过夜空的报刊。
我总是忘不了1903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先生在《苏报》发表的那些炽热的文字，少年邹容无所顾忌的青春呐喊，他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含糊地向国人提出了创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尤其感动着我、震撼着我灵魂的是章太炎、邹容他们赴难时的表现，章太炎从容被捕之后，邹容本可幸免，但他毅然投案，在法庭上慷慨陈述，一丝畏怯也没有。邹容的作为让我想起了之前谭嗣同拒绝逃生的凛然选择，想起了之后秋瑾同样坦然地面对死神。我为本民族曾经拥有这样优秀的同胞一次次泪流满面，我为他（她）们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歌唱过、呐喊过而感到灵魂的温暖。少年邹容那一年只有18岁，他被租界当局判处2年徒刑（章太炎被判刑3年），最后惨死狱中，年仅20岁。他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称他为“大将军”。他的笑容永远停格在20岁如花的年华，但他的生命比一切即使活过了100岁的苟活者更长久。在神圣的死亡面前，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忘不了言论史上惨痛的一幕——1903年7月，“学识优良，性机警，广交游”的记者沈荩从外交界获得见不得阳光的《中俄密约》，在日本报纸全文披露，慈禧太后雷霆震怒。沈荩被捕，刑讯之下“慨然自承”。但根据清朝法律泄露公文并无重大罪罚，加上当时正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受到慈禧面责的权贵竟悍然将沈荩活活杖毙在公堂之上，打200多杖，“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死。这是中国第一个为言论自由而死的新闻记者，是20世纪为言论自由而死第一人，消息传出，报界一片大哗，纷纷发表评论责问当局。天津《大公报》全文刊出沈荩的绝命诗四首，详细报道了他被杖毙的残酷一幕，还登载了各国公使夫人觐见慈禧时对此表示不满的新闻。远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写下了题为《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清廷不得不公布沈荩病死狱中的谎言，并在上海各报发表伪造的“绝命诗”。
我忘不了鉴湖女侠秋瑾在20世纪初甩下的沉重而悲愤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忘不了“人血馒头”和绍兴古轩亭。1907年，秋瑾自筹资金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虽然仅出了两期，就因秋瑾的被捕就义而停刊，但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报之一（在此之前，陈撷芬创办的《女苏报》可能是最早的女报），倡导女权平等，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在上个世纪初的暗夜里她倏地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先声。尽管这不是秋瑾被杀害的直接原因，但秋瑾为之牺牲的理想中无疑也包含了言论自由的理想。秋瑾就义之后，面对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上海各报纷纷发表的客观报道与评论也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我忘不了于右任百折不挠，在上海租界办报的那些日日夜夜，他手创的《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直接呼唤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转型。90多年后重读宋教仁他们发表在《民立报》上那些热情洋溢的政论，我们依然会受到震撼。
他们通过办报实现自己言论自由的理想，不为权势所屈服，不为金钱所诱迫，在100年前长夜如磐的清末，他们已深深懂得“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之天职”，为此，《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被发配新疆，《京话日报》及汪康年的《京报》、文实权的《公益报》等先后被封门。中国新闻史记载，仅据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17名报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或押解回籍，2名报人惨遭杀害。
滋养过少年胡适的《时报》
“近代中国报纸的历史与外人的治外法权的特权之享受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特权保护下，与这种自治的外侨居住地内，中国的报纸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要素”。这虽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历史悖论，却无法否认。外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中文报纸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1872年面世的《申报》，其次就是20多年后出现的《新闻报》，这份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的商业报纸是最早经济独立的中国报纸，1899年由美国人福开森出资购买，聘汪汉溪为总理，他主持报馆20多年（直到1924年11月积劳成疾病故），事必躬亲，经济独立是他抱定的办报宗旨。由于经营得法，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资设备也能与其并驾齐驱，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
在近代报业中心的上海值得一说的还有1904年6月狄楚青创办的《时报》，他聘陈冷、雷奋等为编辑，悉心研究新闻报纸的改进，以独创的体裁横空出世，以“对开四版、两面印刷”的崭新形态在中国报业中心——上海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使报纸与刊物在形式上分了家，说是革命性的创造并不过分，为其他报纸所纷纷仿效。在它的示范下，其他一切报纸都无法再墨守成规，只能力求改进。
虽然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鼎力支持（康先后出了7万捐款，梁亲自筹划创刊），但《时报》挂的是日商的牌子，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近百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他们就懂得了这些早为西方报史所反复证实的原则——不局限于一党的喉舌，而是着眼于公正、客观、真实。陈景韩署名一个“冷”字的社评，是有锋芒的，有一次狄平子给他看一封康有为的来信，责备他的文章，竟像是革命党写的。《时报》做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报纸。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写给康有为的报告，满纸都是对狄平子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我们不得不感谢梁启超当年的远大眼光，正是他确立了《时报》的路向，狄平子则忠实地守护了这些准则。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少年胡适的心中，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2个月后，《时报》就诞生了，17年后他还深情地自称“我这个同《时报》一块长大的小时朋友”，他回忆起当年读到《时报》时的激动和美好：“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从14岁到19岁，那6年正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说，《时报》对少年胡适的震撼、启迪、熏陶和滋养，是他成为精神巨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时报》浸透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凝结着无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忱，正是他们哺育了这份具有近代气息的日报。它提倡教育，注重文艺，首创“时事短评”，“替中国报界开了许多先路”，它不仅以其短小犀利的时评和精彩的通讯革新了文体，赢得了读者（黄远庸为《时报》写的“特约通信”脍炙人口，这一形式也是《时报》开创的），而且“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
毫无疑问，《时报》“打开了报界的新机”。狄楚青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为当时的青年所欢迎，迅速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说得好：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第一次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明确地写进了宪法，民国初年因此一度出现了办报的高峰。仅1912年全国就有500家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是政党的报纸），他们天然地认为报纸是“舆论代表”“舆论之母”，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自觉地担当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他们不仅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大总统。
遍地报纸和政党蜂起的现象（曾出现3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共同构成民国初的两大景观，这是人民一经得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后的必然现象。
但这部《临时约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它在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又在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所谓“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为政府随时收回第六条第四项赋予人民的权利大开了方便之门。
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的《民国暂行报律》一出台，即导致舆论一片哗然，设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通电反对：“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签名的不仅包括了《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还包括了《民立报》这样的和同盟会有很深渊源的报纸。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国日报》发表《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的社论，逐条反驳，各大报纷纷转载。章士钊发表文章说：“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月9日，孙中山发出《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内务部未经参议院议决就颁布暂行报律，没有法律效力，予以否决。
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只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接连颁布的《报纸条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民初中国，从南到北，即使在袁上台前，以言论被杀不是什么新鲜的事。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4月，《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凌大同被杀。四川23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福建《群报》主笔被捕、两记者被暗杀。绍兴《越铎日报》因为发表批评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17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5名编辑、记者等都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袁世凯封不了上海租界的报纸，就下令各地不准销售，使它们被迫停刊。中国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有盛名的记者黄远生，坚持言论独立，标榜客观公正，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刺杀。
他们为争取言论自由流尽了自己的血，鲜血几乎渗入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戕害报人的凶手中不仅有袁世凯、黎元洪这样的旧官僚、旧军官，也有陈炯明、王金发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才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
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个记者被捕，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从500家锐减到130多家。4年间，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清末的13年。1916年底到1919年的几年间，因言论被杀的还是屡见不鲜，仅报纸就被封了29家，至少17个报人被下狱或杀害，可见言论自由并没有真正落实。但言论自由的空间没有被完全封杀，毕竟批评、反对袁世凯的声音还可以公开发表，对此一代枭雄也无可奈何。
唐绍仪：“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民国伊始，1912年3月，戴天仇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辞激烈，读之令人兴奋”。4月16日起，《民权报》接连发表10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6篇《讨袁世凯》。5月20日，23岁的戴天仇（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更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
两天后，公共租界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对此，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辞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最值得一提的是，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
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1913年8月，《中华民报》社长邓家彦被租界当局拘捕，判有期徒刑半年，罚款500元。9月17日，该报被迫停刊。
帝制梦中问世的《青年》
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复辟气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拿起了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写下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不顾袁的利诱和威胁，在《大中华》杂志公开发表，《申报》等纷纷予以转载，传诵一时。
《时事新报》因为“力持公论，拥护共和”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邮局挂号，自10月23日起不能向上海之外发行，这是《时事新报》史上辉煌的一页，其言论与蔡锷云南举义“桴鼓相应”。
同年9月15日，曾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等报刊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生命的告终，旧帝制的梦无可挽回地做尽了。一方面，新上台的军阀与袁世凯的权威、手腕、实力等各方面都无法相比；另一方面，官僚政客和军阀们忙于争夺权力、地盘，马厂誓师、南北战争、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京内阁像走马灯一般更换，弱势的政府还没有大一统独霸天下的机会，反而无暇顾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言论自由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对都要充分。所以，后世的人们惊诧那个年代（可以延续到1927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确立前），知识分子们仿佛天生就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以《新青年》为代表，包括《新潮》《语丝》《现代评论》（乃至后来的《努力周刊》《独立评论》《观察》等），都具有同人刊物的鲜明色彩。
《新青年》从创刊到迁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1年半，由最初发行千份猛增到1万多份。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被叫做“五四”的新时代，以陈独秀他们为代表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从思想言论入手，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他们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站了出来，这是一连串影响了20世纪历史面貌的姓名，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们聚集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帜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蔡元培先生当时也不过40出头。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影响了更大的一群还要年轻的学生，就是办《新潮》《国民》的北大学生们，傅斯年、罗家伦他们这些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五四”学生。以新潮社为例，他们不仅办刊，而且出书，如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会问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蔡孑民言行录》等等，大力张扬“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标志着知识分子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其中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无疑是第一位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在“五四”以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部分还是始终坚持了“五四”的理想，比如胡适和鲁迅，他们走的路并不相同，但都称得上是言论报国的楷模。
“五四”的波澜
“五四”波涛汹涌，邵飘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创办了《京报》。仅1919年，举国上下就有400多种新思潮报刊出现。“五四”余波激荡，知识分子的腰杆也还挺得笔直。1924年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识分子办了以思想自由为宗旨的《语丝》周刊，另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创办了《现代评论》，以“独立精神”“科学态度”“不尚空谈”期许。1925年2月，已经拥有《世界晚报》的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192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与世长辞，“水流云在”，9月1日，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方针的《大公报》在天津登场。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及时作了大幅报道，一致声援学生运动。《申报》还联合《新闻报》等7大报拒登日商广告，拒用日本通讯社的华文稿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接连五期对运动进行了连续的重点报道。虽然“五四”之后不过十几天内，《五七日刊》《平民周刊》等激烈的报刊接连遭到京师警察厅查禁。5月23日，《益世报》被查封（29日复刊），总编辑潘蕴巢被捕。6月11日，陈独秀被捕。6月17日，《申报》发表的评论《北京之文字狱》，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在此期间和稍后，《每周评论》《京报》等曾被查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也曾遭查禁。但是总体上说言论出版自由还没有彻底丧失。
在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中，尤其是1926年，面对“三·一八”的屠杀，他们也没有沉默，而是纷纷站出来抗议。《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民办报纸，《语丝》《现代评论》等同人刊物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都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但这一刻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真正可靠的言论自由，只是军阀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舆论罢了，枪杆子还不敢任意妄为。
“五四”前后还出现了名动一时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我以为，它们和稍晚的《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达到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最高境界，是培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成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片圣地。
这一时期，胡适、丁文江他们办了文人论政的《努力周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胡适等执笔的《这一周》几乎都独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20年胡适、蒋梦麟等7个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胡适、蔡元培、丁文江、李大钊等16个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5年鲁迅、周作人等7位教授联名发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萍水相逢”
“报人另有报人之天职，报人之天职为何？对于社会、国家、民族，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责任既重且大，故一言之出可挽狂澜，一字之谬能误苍生，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反之社会之蟊贼亦在此。”如果不是因人废言，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中的这番话还是值得重视的。
在时代的兴替无常中，北京《晨报》在“五四”时代的影响首屈一指。《晨报》前身是《晨钟报》，与研究系有很深的关系，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等创办，安福系当政，“一时都中报纸，十九为安福部所收买。有敢批其逆鳞者，无论有无党派，皆擅行封闭。”而《晨钟报》从1917年底开始，站在在野党地位批评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9月，《晨钟报》《国民公报》等11家报纸因为批评安福系，被勒令停版，内务总长朱琛下令逮捕编辑，各报编辑纷纷逃亡日本。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再出，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丁佛言等都是主干，因提倡白话文、白话文艺，李大钊、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大学生争相投稿，在学界有很大权威，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园地，还出过“马克思纪念”“俄国革命纪念”等专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的专栏。报纸日出两大张，销路很广，成为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五四运动高潮时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2万份。“北京各报历史之悠久，亦以该报为最”。
1922年10月，北京72团体联合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保障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公推蔡元培等11人为代表，在1922年10月15日《晨报》发表的请愿书中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文化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运动的发展。10月27日，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12月31日《晨报》发表的会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
1925年4月13日，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联合上书要求司法部废止《出版法》。15日，北京新闻界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销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他们指出上述法令“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据《民国日报》5月15日，上海日报公会等四团体、上海各公团联合会再次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等法令，袁世凯“擅自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种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也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各地新闻界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社论、文章，南北呼应，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1926年1月26日，国务会议上终于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经过知识界、新闻界长期的呼吁、抗争（几达10年），袁世凯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出版法》废除了。然而墨迹未干，连接着“三·一八”的枪声，邵飘萍、林白水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成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他们的死时那一刻成为20世纪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狗肉将军”张宗昌1925年就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那么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进京，1926年4月26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第一个人头落地，为他的独立报人生涯打上了一个血淋淋的休止符。邵飘萍为言论自由献出了40岁的生命。1926年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终因发表《官僚之运气》的时评，触怒军阀而不愿“更正请罪”，被张宗昌枪杀。林白水办报30年，曾三陷囹圄，五被查封，52岁盛年以身殉报。两个职业报人被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前后相隔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报界同人目睹林白水被害惨状，“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异口同声发出了“军阀万恶”的感叹。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不无沉痛地指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紧接着，《世界日报》主办人成舍我被捕，经亲朋力救才幸免于难。
到1927年，蒋介石作为袁世凯之后新的军事强人已在南部崛起，“四一二”事件以后到处杀人，周作人在《语丝》周刊发表了不少抗议文章，导致《语丝》在南方被禁，这一年11月胡匪张作霖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周作人和刘半农逃到一个日本朋友家躲了一星期。“四一二”屠杀发生后，郑振铎、胡愈之等7位知识分子（大部分来自商务等出版机构）联名写下了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3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吴稚晖震怒，通知缉拿7人，郑振铎、胡愈之被迫亡命欧洲。郭沫若因为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湖南民报》等报刊连续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我离开蒋介石以后》等文，遭到通缉，亡命日本10年。茅盾（沈雁冰）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后一篇社论之后转入地下。许多报纸被封，许多报纸被改组，言论自由遭到新的空前威胁。
“且介亭”的“匕首”“投枪”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当然是血泊中浮起来的，是以暴易暴的结果。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党天下直接承续了家天下的模式，言论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以及蒋介石忙于应付各路军阀的内乱和共产党的暴力反抗等等因素，他没有完成以一个人的思想取代全国人思想的目标。客观上，言论自由没有被彻底封杀，有保持中立、客观的独立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曾允许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有胡适他们书生论政的刊物，最后，在大厦将倾前还有《观察》《新路》这样的独立刊物。
“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从1927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他写的杂感起码就有60万字，比“五四”以来的9年多出2倍。他把自己的文字称为“生存的小品文”“匕首”“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41个就是在《申报》上用的，目的是躲过新闻检查。鲁迅的声音通过上海的报刊，通过不停出版的杂文集顽强地给黑暗捣乱。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几次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护，一方面他本人在文坛上的声誉使他们迟迟不敢轻易下手。“且介亭”事实上也是鲁迅得以长期坚持本土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向来主张壕沟战、韧性战斗，一个刊物被查禁了，随即换一个名称继续出：《萌芽》出到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二期起就改名《文学导报》。
但和早年一样，他对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罪恶的杀戮曾公开表示了抗议，1931年2月，柔石等5个“左联”青年作家被杀害后，他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足以与《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传世檄文。1933年6月，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同事、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杨杏佛先生被暗杀后，他悲愤地写下“何期泪洒江南雨，我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诗句。
从1917年发表《狂人日记》算起，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涯大致上是20年，无论他有怎样的不足或局限，他后半生完全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关怀社会，批评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对言论自由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不同意鲁迅对胡适他们的尖刻否定，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言论自由问题，嘲讽胡适他们批评国民党就是奴才焦大在贾府门前骂街，得到的报酬只是马粪，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鲁迅说：“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然而问题是，难道因为“连性命都要送掉”，就放弃“说开去”的责任，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吗？
有学者在研究鲁迅20世纪30年代那些文字时认为，他对争取言论空间没有太大的贡献，“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公共论政的模式”。但鲁迅毕竟以他完全民间的立场，站在权力的对立面，长期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很难超越的榜样。1932年1月，他在接受《中学生》杂志新年号的提问时也说：“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诚然，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长路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公开直接、真名实姓的言论，要比富有文学色彩的杂文更有力量，更有感召力，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也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公共空间。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和鲁迅隐晦曲折的杂文不同，更难得的是胡适、罗隆基他们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国民党的直接批评。1927年面对国民党以“清党”名义大开杀戒，周作人批评上海那些视而不见、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胡适先生。1928年3月《新月》创刊，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立即在《新月》第二卷第二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人治”之下“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他列举事实证明即使在这一保障人权令公布后，人民仍然没有什么人权保障。明白地提出了“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的要求。此文一出，震动朝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读者声援信雪片一般飞来，蔡元培致信胡适说：“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谨言慎行的张元济也承认“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而国民党的权贵们却极为恼怒。
胡适一发不可收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在这些文章中，胡适不仅肆无忌惮地对国民党奉为神圣的《建国大纲》进行了批判，对被国民党神化的孙中山学说也毫无掩饰地进行了批评。甚至直言国民党的“反动”。
回国不久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发表了《专家政治》《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大量政论，学理扎实、锋芒毕露。
研究文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随后，另一位刚归国的政治学博士王造时也在《新月》出场，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等一系列政论，共同完成了《新月》书生论政的这一幕。
和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同，这些文章是直截了当地政论，是20世纪书生论政的巅峰之作，以后的人们几乎很难再攀到这样的高峰。老实说，我是更喜欢这样的大白话的，《新月》一时间成为知识界争相阅读的刊物，也成为20世纪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读书人对于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持知识上，换言之，思想上的忠实。”“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这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一群知识分子面对血泊中浮出来的国民党政权所公开表达的立场，也就是胡适等一贯主张的“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但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岂能容忍这样的言论自由，上海市党部一再决议请中央拿办、严惩胡适，指控他为“学阀”“反革命”“污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这些议案通过报纸、广播传遍全国，胡适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人物，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五四”时期。胡适自己的日记本上贴满了这类消息、文告。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胡适（时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把蒋梦麟签发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拒绝接受警告，并逐条予以反驳。国民党组织了大批反驳、批判胡适他们的文章，还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垃圾今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胡适、罗隆基他们的文字依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即使无情的岁月也掩盖不住这些浸透了良知、血性的思想、言论。
1930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无论是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都鼓舞着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胡适先生序言中的那些话至今还感动着我们——“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设法没收焚毁”《新月》，胡适曾决意起诉。尽管《新月》刊物、《人权论集》遭到查禁（不是查封），胡适在国民党的打压下北上北京大学，但《新月》在罗隆基的主持下一直在坚持说话。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适、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罗隆基随即在《新月》发表《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这段经过，愤怒地指控——“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他把自己这次被捕看作是争人权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此后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抨击权贵、批评政府的社论，曾遭特务暗杀，幸免于难）。教育部下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授职务，在专制政权的高压下，他继胡适之后被迫北上。百年言论史上耀眼的星座《新月》出到第四卷第七号之后，也终于停刊了。
为了“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胡适等在1932年5月办的《独立评论》，可以看作是《新月》的继续。事过境迁，不少受过完整的英美教育、长期受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纷纷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了，“新式独裁”“开明专制”等论调甚嚣尘上，胡适这一次几乎是孤军奋战，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系列论战文章就是他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民主立场，70多年后依然遮掩不了那灼人的光芒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对言论自由的执着是后人常常很难想象的。胡适一生做过很多事，总体上看可以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多次清楚地说自己争的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因此他才那么喜欢范仲淹的名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与胡适在师友之间的傅斯年坚定地相信——“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自己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年代还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章，就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实践。
“昏黑”年头的亮色
1933年的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一年在言论史上发生了值得一提的几件事。那年元旦，胡愈之在老牌的《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专栏，一下子就发表了142个著名知识分子的250个“梦想”，2001年1月1日杭州日报整版选载了部分梦想，67年后还是让我感慨不已。特别是胡愈之1932年11月1日发出的征稿信：
征稿活动引起了热烈的回响，截止1932年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来稿。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自然要闯祸，不久胡愈之就被辞退，丢失了《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还是鲁迅想得深刻，他在1933年元旦当天写的《听说梦》中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这年1月21日，当时江苏省会镇江市《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为揭露官吏公卖鸦片和吸毒的黑幕，以“共党”“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的罪名被顾祝同下令枪决，震惊中外。镇江新闻公会想全国新闻界和政府呼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揭露真相，抨击暴政。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1933年2月20日《申报》）。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和文章，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全国各地到处集会，发表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在这前后监察院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国民党当局被迫将他调离。并于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1934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新闻界倡议把9月1日定为记者节，得到新闻界的响应，这是刘煜生用生命换来的节日。
邹韬奋办过六刊一报，14年中一次入狱，三度流亡，为言论自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主编的《生活》周刊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期刊（15.5万份），这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身为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暂避”，将编务交给胡愈之等。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这年4月当局公开审理创办《新青年》、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危害民国”案（1932年10月被捕），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五四当年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媒体都详细、真实地报道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更意味深长的是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坚持正义，捍卫言论自由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再度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那些同样的铁铸的事实，国内报刊对陈独秀一案的真实报道，还有那些书局、大学的表现，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对枪杀刘煜生的愤怒抗议，邹韬奋正气凛然的告别辞，当然不能忘记《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我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
史量才和蒋介石的对话
《申报》是一张老报纸，是英国人1872年在上海租界创办的，也是我国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江南城乡的老百姓几乎把《申报》当成了报纸的同义词。史量才从1912年接手以后惨淡经营，把它发展成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报人都曾先后在《申报》工作。1926年《申报》发行量突破10万份，“九一八”事变以后，《申报》因宣传抗战，发行量达到15万份以上，在上海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作为《申报》老板，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他还是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参议院议长，30年代的史量才如日中天。
史量才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算前不久曾和俞颂华“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相当长的时期，《申报》都恪守了他的这些基本信条。袁世凯时代，邵飘萍他们写的那些批评独裁、称帝的评论早已载入史册。蒋介石时代，它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等三篇令龙颜震怒的时评，矛头直指当局——
1931年12月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后，《申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并发表《学生爱国运动平议》的时评，称学生“其情则可原，其行则可敬，其艰苦卓绝之泣血呼吁，则可歌可泣”“充分显示我古国之民族精神尚未死尽”。
史量才大胆起用28岁黎烈文主编副刊《自由谈》，发表了陶行知、茅盾、巴金、鲁迅、老舍、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自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间，在《自由谈》发表了大量含沙射影，抨击专制独裁的杂文（总计143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申报·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绝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对中国言论自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2年8月，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最后，史量才被迫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肯停刊也不接受。历经35天的禁邮后，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还有所顾忌，终于同意解禁。
1932年11月30日发表的《〈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不仅刊登了宋庆龄抗议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声明（史量才认为“这是孙夫人签名发表的，没有不登的道理”），而且大量报道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同时，创办《申报月刊》，发行《申报年鉴》，创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申报》的影响与日俱增，进入鼎盛时期。史在“一·二八”抗战中的作为，使他当选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蒋介石曾找史谈话，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另一个不同的版本来自黄炎培的回忆，有一天，蒋介石请他和史量才去南京会面，本来谈话还算融洽，不料临别时，史握着蒋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报》《新闻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黄在旁边看到蒋的脸色立变。
在百年言论史上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虽然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但他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死震动全国，一时舆论大哗，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悲怆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蒋介石被迫假惺惺地下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督饰军警，悬赏缉拿”。
失去了史量才的《申报》历经曲折、勉强支撑到1949年5月，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这份生存78年之久，见证了近代中国风雨沧桑的老报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
朱惺公直面死亡
《生活》被封后，1934年2月《新生》周刊在上海出版，“旨在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就是《生活》的后身。立场、态度与《生活》一脉相承，由东北实业家杜重远出面主编，实际上是艾寒松一人负责。《新生》内容充实，宗旨明确，当年就达到每期销数7万份，“超过国内一切定期刊物之上”。邹韬奋在流亡途中激动地说：“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
1935年5月4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艾寒松的《闲话皇帝》（署名“易水”）一文，其中说天皇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日本军部借以掩饰罪恶统治的摆设的“古董”。日本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当局立即查封《新生》，前后共出版72期。接着，杜重远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酿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各国舆论纷纷谴责，各地华侨报纸遗篇抗议声浪，张学良部下将士及各界纷纷到狱中看望杜重远，《新生》读者自发组织了“新生后援会”。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为“孤岛”，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岁月。外商办的《大美晚报》1938年曾全文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发表了斯诺等报道陕北的文章。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因发表《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当汉奸史话》等连载文章，收到了特务的恐吓信，他不仅没有被吓住，还发表公开信《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供述》：
最让汪精卫一伙恼怒的是，朱惺公还编发了一篇嘲讽汪精卫的文章《改汪精卫诗》。朱惺公于1939年8月30日被暗杀。
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1940年8月15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孤岛”沦陷之后，富有才华的散文家陆蠡坚持编发宣传抗日的“文学丛刊”，当两个印刷厂送校样的工人被抓后，他自投罗网去说理。被租界当局转送给日本宪兵，因为“不能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他于1942年4月13日被杀，尸骨无觅，年仅34岁。多少年后，巴金还为他的死而痛心不已。
《大公报》的新纪元
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时间最长。
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但它在言论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始于1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被杀害的年头。这一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大公报》，说是公司其实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两人出劳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完全是民间报纸性质，正是这个三驾马车开创了《大公报》的新纪元。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实际上就是强调报纸的独立性。“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独立思考，不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以言论报国，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难怪不到一年，报纸的发行量就从创刊时的不足2000份增为6000多份。在未来20多年中，为了坚持自己的报格，他们确实已竭尽所能。在内争白热化的20世纪中叶，能站在独立立场，做社会良心，替普通老百姓说话，《大公报》可以说是异数。其独立性从这件事即可见一斑，3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令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红军为“匪军”，《大公报》却没有照办，无怪毛泽东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虽然，报馆内也有杨刚、彭子冈、徐盈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但前后两任主笔张季鸾、王芸生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党无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人，徐铸成等人也都是《大公报》精神的传人。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还是坚持无党无派的大公报人，几乎都未能逃过反右、“文革”等连绵不绝的劫难，杨刚、范长江自杀，蒋荫恩、孟秋江被迫害致死，徐盈、彭子冈、陆诒、肖乾、李纯青、徐铸成等，又有谁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呢？即使被“放了一马”的王芸生，他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1年9月，以报人终其一生的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称道，蒋介石唁电称他为“一代论宗”，国民党政府发出褒扬令，称他从事新闻事业30年，“作社会之导师”。周恩来等联名发出的唁电称他“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盛赞其“谋国之忠，立言之达”。毛泽东等称他“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的评论。国共两党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样的情况恐怕只在蔡元培身上发生过）。
张季鸾的报业生涯开始于世纪初的《民立报》，除了民国元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当过秘书，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办报，他曾两次为言论自由而入狱，第一次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他在《民立报》秉笔直言，被囚禁3个月；第二次是他在《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借款合同再陷囹圄。1926年以后，他在《大公报》的15年是他言论事业最为重要的一段。他曾说：“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正是在他手里，这张民间报纸成了舆论的重镇。1927年他就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批评炙手可热的新统治者。他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无党无派、独立言论，这不仅是张季鸾的志趣，也是《大公报》的取向。平生只信奉暴力和金钱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刮目相看，1929年12月，他发出“致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的通电，表示报纸应对政府弊病“尽情批评”，《大公报》的地位由此可见。
张季鸾之外，王芸生对推动《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一次笔仗中认识，从1929年张邀请他加盟《大公报》，后来成为总编辑，他以“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为座右铭，写了大量文章，数百万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也是陆续在该报发表的。他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的政论曾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人。
今天再读他写于1945年12月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我们依然会为他的见识感到震撼。他当年的言论风采，他对国家的赤诚，早已得到同时代人的肯定。
张、王二位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他们把中国的言论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两极对峙的血与火中，独立、客观的言论尤其难能可贵，《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专制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如揭露孔家豪门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社评（曾引发西南联大、浙大学生反孔游行），批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抗议查封《新民报》等，如《看重庆，念中原》《莫失尽人心》《万方多难念东北》等。为了这些不仅仅是“小骂大帮忙”的言论，《大公报》曾遭过停刊3天之类的罚令，张季鸾曾挨过“御训”，王芸生曾遭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围攻。
作为独立的民间报纸它也批评过共产党，比如《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一发表，周恩来当夜就给他们写长信，但他也承认王芸生的文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大公报》发表了周的信，并发表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此外如《质中共》《为交通着急》《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等都曾受到《新华日报》针锋相对的反驳。
在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这张超越于政治党派之外、不依附于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陷入了夹缝当中，一面“飞来红帽子”，一面骂它“帮闲”“帮凶”。在1948年江山即将易主的时刻，《大公报》还明白地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先后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的社评。这当然是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的，《大公报》的命运因此注定，《大公报》的精神也因此长存。
如果没有那个留日出身、具有现代眼光的胡政之，《大公报》完全可能就是另一番面目。他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当作榜样，兼容并蓄。”好一个“兼容并蓄”，这四个字在20世纪只有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和胡、张、王主持的《大公报》才当得起。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年轻的肖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他才会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惜以“违检”得罪当道，他才会在1948年拒绝了出任行政院长的试探性邀请。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称它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1949年之前的《大公报》的确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高水平，它在探索言论空间的路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徐铸成：“《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南京失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申报》《大公报》《立报》《时事新报》等都被迫停刊。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1938年1月，严宝礼等以英商克明的名义发起创办《文汇报》，发刊词指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徐铸成在《文汇报》发表《告若干上海人》社论，警告跃跃欲试、组织汉奸政府的民族败类，刊出第三天报社就遭到炸弹袭击，整个营业部被炸毁，职员一死两伤。
“孤岛”不孤，《文汇报》一纸风行，徐铸成三字不胫而走，销数突过10万大关。炸弹、断臂、毒水果，这一切都载入了言论自由史。遗憾的是充当保护伞的英商克明经不起诱惑，最后以10万元的代价出卖了《文汇报》，徐铸成等全体编辑记者誓死反对，宁为玉碎，他带领编辑部经营部20多人联名在《申报》（已挂美商牌子复刊）《新闻报》刊登启事，公开这一肮脏内幕，宣布全部撤退。这是《文汇报》第一次停刊。“文汇像是一颗彗星掠过黑暗的天空”，转眼就消逝在苍茫夜色之中，但它刹那的光华却照亮过千万读者的心。
1945年，严宝礼在上海复刊《文汇报》，1946年3月初，徐铸成辞职离开了前后工作达18年的《大公报》，全身心地投入《文汇报》，他与严宝礼约法三章：一、报头下署“总主笔：徐铸成”；二、全权决定编辑部一切用人升黜、调动，经理部不得干涉；三、自他参加之日起，《文汇报》不应接受任何带政治性的投资，报馆或记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贴。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文汇报》几乎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反对上海推行警管区制的违反人权的办法（曾被罚停刊一周），对特务殴打赴京请愿代表的下关惨案、李闻惨案都做了大量公正、客观的如实报道。《文汇报》的发行量在上海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
徐铸成恪守民间报的根本立场，拒绝任何政治性的投资（包括李济深等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三次试图收买《文汇报》，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铸成顶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张国淦（北洋政府的高官，《文汇报》名义董事长）的壁。1947年初那一幕，徐铸成在《旧闻杂忆续编》中称为一次“鸿门宴”，当着炙手可热的陈立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特务头子潘公展等的面，徐铸成坦然拒绝了政府投资10个亿试图控制《文汇报》的阴谋。他自称“是个奶妈，《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并直言自己不过是“凭良心办报”“《文汇报》所以有今日，主要是我们明辨是非、黑白，敢于说真话，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决不许颠倒黑白，成心说瞎话。但是，因为不明真相，在某些记载上，无心的错误是难免的”。一句“凭良心办报”决定了《文汇报》的命运。
1947年5月25日，坚持说真话的民间报纸《文汇报》终于和《新民报》《联合晚报》（刘尊棋主持）一同被国民党当局封闭，离复刊不过1年多时间。
被封杀前一天，《文汇报》还在《编者的话》中对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它站立着走完了全程。
率先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落井下石！”因为之前《大公报》曾发表《请保障正当舆论》的短评，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
接着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5月28日，他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表示的态度》一文（5月31日发表），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顺便说一句，他对徐铸成这个同乡绝无好感，“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但是，“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文汇报》被封后，徐铸成等筹办《国民午报》，试图变相复刊，在预定创刊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不准出版”，也终于胎死腹中。徐铸成自称“新丧的孀妇”，《正言报》等报请他去当主笔，都被他谢绝了。当然“没有经理严宝礼氏惊人的魄力，这张报纸根本就不能产生。严和徐的关系，说句笑话，真可说有些‘管鲍遗风’。抗战数载，徐一人独自在后方工作，留在沪滨的家庭，便一直由严照料着，柴米无缺，安度过了长长的黑暗的岁月，所以后来徐决心脱离《大公报》，而‘冒险’与严合作，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的因素。”
《新民报》的“兼收并蓄”
1949年前战乱频仍的动荡岁月恰是“新民”报系的黄金时代，鼎盛时共有五社八刊，和《文汇报》同时被封的上海《新民报》晚刊就是其中之一，仅存的《新民晚报》让我们无法遥想《新民报》当年的辉煌，这是民族言论史上悲伤的一幕。
《新民报》是陈铭德等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的，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迁到重庆，经他和邓季惺夫妇俩惨淡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20年中始终坚持了超党派的立场，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报纸。在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刊词中指出“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任何政治集团”。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词中说：“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映大多数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裁判，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对言论自由的独立追求掷地有声。
这是一张兼容并包、言论独立的民间报纸，所以才能容纳“三张一赵”这样的办报好手，赵超构的《今日论语》《新闻圈外》、张恨水的连载小说、《上下古今谈》、张友鸾的《曲线新闻》《山城夜曲》、张慧剑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等专栏都曾脍炙人口。陈铭德“学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作风，把各党派人物都网罗进来，只要对报纸的发展有利，实行兼收并蓄”，编辑、记者、主笔、撰稿人中涵盖了左、中、右各种思想倾向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文章写得好，陈铭德都很欢迎，他整天打躬作揖，奔走于权门之间赔礼道歉、给人消气，目的也无非是要保存《新民报》独立的事业。夏衍、陈翰伯、吴祖光、孙伏园、谢冰莹、陈白尘、郁风、黄苗子、聂绀弩、张先畴、崔心一、浦熙修、田汉、阳翰笙、郭沫若、徐悲鸿、洪深、叶圣陶、老舍、夏衍、巴金、朱自清、冯玉祥、黄炎培、章士钊、顾颉刚、孙伏园、陈寅恪、吴宓、高语罕等，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1947年5月25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率先触礁，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罪名被查封，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屈辱条件之后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做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7月8日，停刊令送达。辉煌一时的《新民报》开始落幕。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张友鸾的《南京人报》满怀深情地报道了《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当晚的情境。2天后，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抗议。7月13日，上海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鲁莽、万枚子等24人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我们站在国民立场，应对被停刊的南京新民报首致恳挚的慰问与同情，并向行宪政府表示应有的抗议。”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了这些消息。陈铭德夫妇请章士钊、江庸等6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的抗争与努力都归于无效，南京《新民报》在蒋介石政权崩溃之前无可挽回地消逝。
1949年11月27日，《新民报》重庆版记者、编辑张朗生、陈丹墀、胡作霖、胡启芬等4人在渣滓洞殉难，其中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
成舍我的“世界”
足以与“新民”报系相媲美的还有成舍我的三个“世界”。从1924年开始，一介书生成舍我先后在北京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他的三个“世界”，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的《民生报》、在上海办的《立报》，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1924年4月，他以200元资金独自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5月和10月，又先后创办《世界日报》与《世界画报》。
为了办报，他曾多次被捕，报纸封门、停刊更是不计其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4月26日，邵飘萍被军阀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林白水又被军阀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几遭不测。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恐怕会步邵、林的后尘。
1928年初，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也是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3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时，挤满旁听者，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7月23日，《民生报》因发表《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涉及上层政争，成舍我被捕，关押了40天，《民生报》也被封闭。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因为刊出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的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早已长留在言论史的记忆深处。
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是他一贯的追求。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他拒绝了拉拢和诱惑，始终没有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办报的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创办《立报》时也是“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他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绝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他守住了民间报纸这条底线。
这一年11月20日，北平《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复刊，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并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张友渔是中共地下党员，从1925年到1935年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10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甚至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他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平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也曾积极营救。
1949年2月，内战胜负已分，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长期反对战争、暴力，不断呼吁和平，坚持“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成舍我的“世界”已无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运，“世界”消失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拒检”运动
国民党当政以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法律、条例、细则等，如《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出版法》（1930）、《出版法施行细则》（1931）、《新闻检查标准》（1933）、《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标准》（1938）等。
但知识分子的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1934年2月上海各书局以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的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1936年1月上海71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言禁。1938年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局发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国民参政会上也曾多次通过类似的提案。
对审查制度最有力的反抗发生在1945年。5月，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多名作家、学者、教授提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并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8月17日，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被搜禁后，重庆《民主世界》（孙科等主办）《中华论坛》（章伯钧主编）《民宪》（左舜生主编）《民主与科学》（张西曼主编）《中学生》（叶圣陶主编）《中苏文化》（侯外庐主编）《现代妇女》（曹孟君主编）等16家杂志联合发表拒检声明，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其中10家杂志同时决定：一、不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当时整个重庆也不过是三四十家杂志而已，这些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的刊物联合拒绝恶劣的检查制度，写下了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页。
接着，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立即宣布坚决支持这一拒检声明。8月27日，重庆杂志社联谊会集会时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8月31日，《国讯》《宪政》等8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不再送审。9月15日，《联合增刊》第一期出版。
9月8日，成都《华西晚报》等16家报纸、刊物、通讯社发表叶圣陶执笔的公开信予以响应：“共同高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10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机构增加到22家。17日，成都27家新闻文化机构举行联谊座谈会，发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发行的特许制度、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当场成立永久性组织“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昆明、桂林、西安等地也纷纷响应拒检。温和的叶圣陶连续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发表的自由》等文。
9月1日记者节那天，面对抗战的胜利，《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决议，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直言“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
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等10多家文化新闻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明确提出“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除呈报政府备案外，不受任何党派的限制”“保证人民有批评以至反对政府的权利”等要求。
11月，马叙伦、郑振铎等91名上海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言论自由，呼吁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
12月，上海30多名新闻记者联名反对上海市政府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并建议新闻文化界开展拒绝登记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等五项要求。
在舆论的呼声面前，蒋介石1946年1月10日公开做出了他后来没有兑现的包括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在内的四项承诺。
“我们的抗议”
抗战的胜利并没有迎来言论自由的全面胜利。1946年1月1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开放言论自由的第二天，杨潮在杭州狱中被迫害致死。190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的杨潮，笔名羊枣，是记者、军事评论家，还是翻译家，长期从事军事评论和国际时事评论，在新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37年11月，教育家、民俗学者李敷仁在西安创办《老百姓》报，这是一家通俗化的报纸，以普通工农百姓为主要阅读对象，宣传抗日，主张民主，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老百姓的疾苦与心声，并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广大民众欢迎，在当地影响极大。1940年4月，《老百姓》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后，他还办过《民众导报》等，被当地的青年农民尊为导师。1946年4月30日，他遭到特务绑架枪杀，重伤未死，得咸阳百姓相救，才幸免于难。
1946年，西安《秦风·工商日报》持论公正，倡导民主，连续被特务捣毁、火烧，5月2日被迫停刊，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因为仗义执言，被非法枪决。
内战发生以后，封报馆、捕杀报人的事屡见不鲜，言论自由当然谈不上了。在内战白热化、政权即将移手、面临王朝更迭的前夜，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对当时发生的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他们几乎都做了抗争：
杨潮之死引发了全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1946年1月26日，上海新闻界金仲华、柯灵、孟秋江、刘尊棋等60多名记者联名在各报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羊枣之死，向国民党当局的抗议声明》，“羊枣先生无故被捕，时愈半年，既不公开审讯，复不宣布罪名，囚死狱中，实为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直接结果”“新闻记者失其保障，民意尽遭窒息，中国新闻事业必将走向绝路”。许多报刊发表社论文章，予以谴责。5月19日，上海文化新闻界发表了《祭杨潮文》。
3月25日由《世界知识》《周报》《民主》《文萃》《新文化》等组成的上海杂志界联谊会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等地受迫害的同行。
5月，徐铸成等102名记者要求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6月，在“下关事件”现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等人也被打伤，新闻界纷纷发表社论、通电，呼吁严惩凶手、保障新闻自由。39位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抗议国民党摧残言论出版自由。
7月，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联名抗议当局勒令50多家民营电台停播。
闻一多、李公朴因为反独裁、争民主的言论遭暗杀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1946年6月北京77家报刊被取缔、查封以后，他们说话了、抗议了。
柯灵等办的《周报》、黎澍办的《文萃》、郑振铎的《民主》被封杀，《文萃》三烈士遇难，他们都抗议了：有马叙伦、茅盾、叶圣陶、吴祖光、巴金、郭沫若、郭绍虞他们的抗议，有沈钧儒、徐铸成、赵超构、孟秋江他们的抗议，1946年10月31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封面上赫然就是“我们的抗议”五个大字。
1947年和1948年，上海《文汇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时，他们也说话了、抗议了。
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们深深懂得自由绝对不是一种恩赐，自由永远是人民斗争才能得到的果实。
这是言论自由史上悲壮动人的一幕。
知识分子联名表达的传统
伴随着压迫言论自由的是杀戮、是牢狱、是查封、是流亡，然而，历史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群体抗争的声音。今天再读这些蒙上灰尘的记录，我们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见惯不惯的：
20年代有胡适他们群体的声音，提出“好政府主义”，那是军阀混战时代，大一统的王朝解体、绝对的权威丧失了，言论、结社的空间是前所未有，也是后所未见的。
30年代面临日本入侵的亡国危险，知识分子联名发出群体的呐喊，组织社团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如1935年12月，《大众生活》曾发表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陶行知等281人联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3月，《生活教育》发表马叙伦等148人联名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1936年7月和8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等等，虽然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但空前的危机及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终于造成了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大局面。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西南联大十教授联名致电国、共两党领袖，呼吁“一党专政固须终止，两党分割亦难为训”，要求尽快成立“立宪政府”。他们还提出四条“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的意见：一、“一人独揽之风务须迅予纠正”；二、“今后用人应重德能，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均应摈弃”；三“军人干政，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皆为祸乱之阶”；四、惩处叛国奸逆。十教授中包括了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闻一多、陈岱孙、汤用彤、钱端升等有学术成就的知识分子，这些以教学为业的书生，在面临“治乱间不容发”的历史关头，他们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当时和他们一样参与联名发表意见的还有很多，比如成都文化界、昆明教育文化界等。
在他们之前，1945年2月22日，郭沫若等312个知识分子曾联名在《新蜀报》《新华日报》发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
在他们之后，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和平。同样的呼声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孤立的。
1947年3月8日，朱自清、陈寅恪、金岳霖、俞平伯等13个教授在《观察》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察以清查户口为名的大搜捕，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尽速释放无辜被捕的人民。如果说这些联名表达意见的主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联名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青年学生的90位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则几乎涵盖了文、理、工各科。1947年5月，当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五二〇”运动发生之后，当月27日，就有31位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声援，32位燕京大学教授发表宣言响应。
1948年7月5日，东北学生5000人要求撤销“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到北京参议会请愿，军警枪杀吴肇寿等13人，12人受伤。12日，404位大学教授联名发表“七五”抗议书，提出惩凶、还尸、医伤、解严、释放被捕学生、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
闻一多、李公朴的血没有使知识分子闭上他们的嘴，放下手中的笔。整个40年代后期他们动不动就发表政见，或联名集体表达对国事、对其他公共事务的意见。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数百人。即使在1947年11月，国民党当局原形毕露，撕去民主的遮羞布，强令取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同盟时，周炳琳、金岳霖、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李广田、冯至等48位北大、清华、燕大教授也没有被吓住，他们联名在《观察》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签名者中还包括了钱伟长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其实，他们不是民盟成员，只是以“自由国民的立场”抗议政府不容异己的“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48个教授集体行使“无权者的权力”，捍卫了人的尊严，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大变动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沉默，而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也是20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一个传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
《新华日报》的呐喊
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当局允许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新华日报》，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直到1947年2月28日凌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在长达9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高举民主大旗，大力呼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它对民主的呼喊曾倾倒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延安成为无数青年学生心中的圣地。当年《新华日报》上的那些民主言论，在百年言论史的星空中，仍然如同闪烁不定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片大地。
虽然《新华日报》创刊仅7天，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指使的特务流氓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捣毁了营业部、排字房和机器房。一则说明情况的“启事”到19日才刊登出来。1939年6月16日，《新华日报》宜昌分销处被国民党查封，负责人被捕；襄樊的鄂北分馆及其他各地的分馆、分销处都遭查封；发往各地的报纸经常被邮件检查所拦截、扣押、没收……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八周年时曾发表一篇社论，回顾了8年办报的坎坷历程：
尽管如此，这张被视为眼中钉的日报总算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毕竟存在了9年之久。迫于团结抗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允许与自己打了十年内战的死敌在自己的心脏创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日报，这不仅在百言论史上空前绝后，在整个中国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利用《新华日报》这块合法的舆论阵地，漫长的9年中，共产党高举民主、人权的旗帜，以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面目，赢得了人心。
前几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收录了许多当年《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今天重读依然能令我们血脉贲张。那是民主的号角、自由的号角、人权的号角，也是庄严的承诺。其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当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赞美美国民主的评论。1943年9月12日发表的《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以诗一般的语言阐述了美国的理想，“他们为了完全摆脱加在他们身上的铁枷，1776年的独立战争爆发了，独立宣言淋漓地发挥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念，‘一切人类生而平等’的誓言，永远地镌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美国人民当然更有对于（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美国人当然更要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这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尺度”。《新华日报》在蒋介石垂拱而治的山城重庆，不断地以美国的理想、美国的民主精神为武器，向国民党的专制制度发起一次次的冲锋。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一文，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毛泽东说得更加明白：“‘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是多么动人的文字，这是多么美好的承诺。
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言论专制制度，《新华日报》曾在《言论自由与民主》《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以出版自由繁荣出版业：解除精神匮乏的不二法门》等一系列文章中，为言论自由而大声疾呼。1945年9月1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记者节”，《新华日报》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社论，谴责“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的检查官，“检稿、扣报、罚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务殴伤报童，阴谋放火，这算是‘合法’行为；而在中小城市，那么逮捕记者、封闭报馆，更是家常便饭。”呼吁“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
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无论如何还是容忍了9年。9年的时光也许算不得长，但《新华日报》那些如此富有感染力的言论，如同黑暗天幕里的点点星光，确曾激动过一代青年。
“百年绝响”
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周刊攀上了百年言论史上最后的一座高峰，9月1日，确乎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接续《大公报》的星火是这一天。1933年，因为刘煜生之死引发新闻界及社会各界的抗议风波，9月1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积极的回应，一年后这一天被定为“记者节”。永垂史册的《观察》周刊也诞生于1946年9月1日。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巧合。在《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直言：
接着，他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以及“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在《观察》存在的近3年半岁月中，储安平信守并践行了他在这一天提出的这些“信约”。
《观察》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它的近70位撰稿人几乎都是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教授，由他们撰写的专论是《观察》的一大特色。储安平本人金石般的政论更是达到了那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在1949年前夜的中国，《观察》以其坚定的道义担当、独立的品格为知识分子自由论政为提供了一块平台。1947年5月，当国民党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他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面对恶劣的政治气候，1947年11月8日，《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对此储安平说：“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政府磨刀霍霍，黑云压城、《观察》风雨飘摇，7月17日，储安平发表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
1948年10月，离《观察》被“勒令永久停刊”已为时不远，国民党败象已露，《观察》在头条位置发表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尽管哲学家别无动机、别无背景，仅仅“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呼吁和平——“真和平”“长期的和平”“为国为民的和平”。但在有些人看来，在毛泽东即将做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著名论断时，还在呼吁和平，那是多么不合时宜。储安平曾说：“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在“左”“右”之外，它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储安平和《观察》周刊要坚持“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又何其困难，何其难能可贵。他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观察》为百年中国言论史树立了一个最富有个性的批评模式，公开的议论，公开的批评，思想、立场、观点容或不同，但对批评权利的珍视，对公开批评的追求，成全了《观察》有容乃大的品格，它的78位撰稿人“皆一时之选也”，其中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叶公超等有真才实学、声望卓著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的学有专长、不左不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想在战争的喧嚣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以他的执着、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观察》最高一期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它以深刻的文人论政为一个黑暗、丑陋的时代画了一个句号。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依然为那个不幸的、生灵涂炭的时代曾有过这样一本周刊而感到温暖。
《观察》并不是孤立的，在风雨如磐、炮火连天的年代里，不说《大公报》这样有着世界声誉的民间报纸，差不多同时的民间刊物就有《世纪评论》《新路》等一大批周刊，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1949年到来之前戛然终止。1947年1月，何廉、张纯明等在南京创办《世纪评论》，宗旨为“超然独立、公正客观”，1948年11月被迫停刊。1947年3月，《时与文》在上海创刊，发行人程博洪，主要撰稿人施复亮、张东荪等，1948年9月停刊。1948年1月16日，《周论》在北平创刊，主要撰稿人包括了朱自清、朱光潜、贺麟等，12月停刊。《新路》诞生于1948年5月的北平，与钱昌照、吴景超的关系最密切，当年12月30日就遭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8年9月，刘不同在南京创办《天下一家》周刊，不到2个月就停刊了。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