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从呼唤“新民”到“国民”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
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集权专制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匍匐在王权脚下的历史，习惯了下跪的中国人始终站不起来。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形式上不再生活在磕头、下跪之中，但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运使国人在思想上依然是跪着的。在精神上，人格上，我们还没有真正站起来。面对古老的专制传统，面对遍地的阿Q、韦小宝，如何让中华民族首先在思想、人格、精神上站起来，是近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梁启超那富于才情的笔调的确启迪了整整一个时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过，他青少年时代曾受到梁启超的启蒙，他学生时代写文章就是以梁为楷模的。林语堂说梁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笔尖常带感情，感染了岂止一代人，有人甚至把他看作是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今天重读他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等激扬文字，那些曾震撼了老大中国，给20世纪之交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全新的理想和价值的文字，我们依然会感到内心深处的震撼。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
戊戌变法时代康梁并称，梁启超当时不过20几岁，却已崭露头角，以他那些热情呼唤变法的文字而为人所知，他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言论文章曾倾动一时，这是他最早的言论生涯。当然，他也曾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发现并培养了蔡锷这样的学生。
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扼杀后，康梁流亡海外，康停止前进的脚步，以保皇自居，梁启超的事业则可以说是在日本真正开始的，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影响深远的报刊，写下了大量至今传诵不衰的文章，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著名的《新民说》最初就是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他翻译、引进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如“自由”“国民”“权利”等汉语所缺乏的新词汇就是他首倡的。1905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那些与《民报》论战的文章，虽然当时看来，就多数青年的心理而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但梁所描写的共和革命后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事实相似。辛亥革命前夕，他所写的大量政论，其中包括许多传播宪政思想的文章，对当时中国的立宪运动无疑起着指导作用，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立宪政治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梁启超的精神遗产也早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他的一生和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有过合作，幻想他们能把中国带入民主的新时代。这是他生命的败笔，但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他和最钟爱的学生蔡锷一起，毫不含糊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终于打倒了民国以后的第一个“家天下”；他和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反对拉历史倒车的恩师康有为，这些无疑都是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我认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价值不在这些地方，而是他长期致力于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致力于思想建设，要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这才是他成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原因。他早在20世纪初就写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民说》，热切呼唤讲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一代“新民”。从此，“新民”的理想一直是梁启超精神世界的主旋律。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梁氏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
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主要途径无非是办报刊、办大学、办出版社，正是这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给“百无一用”的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也提供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正是通过传播思想、知识，教育新人，他们才发挥出了前无古人的影响力。
梁启超是以从事维新变法的政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一开始他就与新生的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当然是政治人物，在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中都出任过要职，在护国运动中也是举足轻重的领袖之一，而且长期是进步党（后来是研究系）的主要领袖。但终其一生，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中，他是一个办报、读书、写作的职业报人。退出政坛后，他还支持创办了《晨报》《时事新报》这些具有广泛舆论影响的大报。晚年他在清华任教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在一个新的领域做出贡献，他的晚年是以职业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他的知识分子良知从来都没有泯灭过，“五四”之后，杭州发生“浙江一师风潮”，政府派警察镇压学生，他公开通电反对。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剧，正在生病住院的他也同样愤怒地抗议了。
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他在流亡时期的作为对当时的社会转型更是功不可没，他的身影活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他在思想界、舆论界的影响更是久盛不衰。在“五四”之前，他的影响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老大民族，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精神巨人的崛起，穿越了戊戌、辛亥和民国以来动荡乱世的梁启超逐渐被淹没、被遗忘了。
即使如此，五四运动与他还是有密切关系的。虽然那时他远在巴黎，但他是“国民外交协会”的精神领袖和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个由社会各界、各团体组成的社团对于推动“五四”学生走上街头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他本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动态。1919年4月5日，正是他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提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当年9月9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有这样的记载：
日本的情报应当不是空穴来风。这里说的林、熊、汪等要人都是梁启超从进步党到研究系的长期政治伙伴，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说他们所代表的研究系是“五四”学生运动的背景之一，并不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虚构，这从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两份研究系背景的重要报纸，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舆论报道也可以找到某些线索。
实践层面的“国民”意识
梁启超指出：“‘五四运动’与共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他希望把运动的方向转到内政方面，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不是“无结果”的，就是政府一手炮制的。他在旅欧归国之后，一手发起“国民制宪运动”，高度评价并积极参加“国民废兵运动”，呼吁成立“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这些运动虽然最终都没有结出什么可喜的果实，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国人借此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他说：
“国家的发展，全人类的进化，都是从这一个根子来的。倘若国民不愿意、不能够或是不会管政治，中国的共和政治万万不会发生和维持，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话，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
“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这是我们陌生已久的思想，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国民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来培育健康的国民意识，这里的“国民”当然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公民”，也就是梁启超早年说的“新民”。从“新民”到“国民”，我的粗浅理解是，在清王朝专制时代他呼唤新民，也就是致力于思想启蒙。在共和国出现以后，他希望在实践层面教育、锻炼一代国民。我认为这是他“新民”理想的一种自然延伸。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常常肯定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贡献，对他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少有涉及，而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些年来，在不断抛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种种狭隘偏见之后，史学界、思想界对梁启超的评价已渐趋客观，对他当年与同盟会论战时的不少观点的看法也越来越合乎事实。梁启超不是没有缺点、没有局限的，但他思想之深邃、目光之宏大、学问之渊博、人格之健全，都是他那个时代所罕有的。在近代中国，他是完全当得起“精神巨人”这个称号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作为思想家他是多产的，留下了上千万字的庞大思想遗产。
无论如何，我以为他的一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他的呼唤“新民”抓住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要穴所在。没有人格上站起来的精神独立的国民，什么样的共和制度都会变形，什么样的旗帜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五四”之后他力倡国民运动时的“国民”思想，与他早年呼唤“新民”的努力，往往被忽视，这条线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意义上，他在思想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所提出的问题，代表了20世纪初为把中国早日带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和人类先进文明接轨的时代所做的最有价值的思考和努力，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在精神上站起来。
100年前，梁启超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的新民理想至今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健全的国民观念也是我们所陌生的。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如果没有对历史灾难的反省，没有对人性的肯定，没有经过新思想的阳光洗礼，我们终究还是精神的奴隶，我们精神的膝盖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