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特区 自己采购

这场风波看似结束了，我鼓励石晓虹和范刚不要气馁，希望我们一起把产品给做出来，但是此时，我们曾经被学校公安处带走的消息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别人虽然不当着我的面讨论，其实私下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没有计算机用的困难还在困扰着我们，别人觉得我们“臭名昭著”，不愿意把机房留给我们用，生怕和我们有什么牵连。而信控系机房的两位管理员——一位大妈和一个年轻女孩则对我们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们的好心肠。她们主动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去别的机房了，我们这里计算机比较多，你们就来我们这里用吧。”

就这样，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的没有计算机用的问题解决了。

产品研发到一定程度，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购电路板，让深圳的工厂帮助我们加工，然后我再带着这些加工好的电路板回来，自己做包装。于是，除了游走在校园里想方设法地使用计算机，我开始了奔波往复于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创业，让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在世界范围内，那段时间，神奇的科技革命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蒂姆·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事格纳罗，要他帮忙将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发明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里”。生于伦敦的蒂姆·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使得人们能够在超级文本网上将各种知识结合起来。

我想，今天中国所有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以及所有个人的发展，都与那次决定中国前途的谈话有关。而《激荡三十年》也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奇妙之处。

1993年，我也来到了南方谈话发生的这座城市。这个时候的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已经建立5年了。

在踏上深圳的土地之前，我的同班同学郑延辉告诉我，深圳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能够批发电路板和各种元器件。我马上跳上火车出发了。

没想到，去特区的道路并非一路畅通。当时我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去深圳必须办一个“边防证”，然后才能进。这缺乏准备的行为，注定了我第一次去深圳的过程简直如同一场历险。

我的行程第一站是从西安坐火车到广州，到达广州后，再坐大巴车去深圳。

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从广州到深圳的路途，我遭遇了一个奇异的经历——“卖猪仔”。所谓“卖猪仔”，就是大巴司机收了乘客的路费之后，在广州到深圳的中途把客人都轰下来，赶到另一辆大巴车上。而第二辆大巴车的司机会再向乘客收一部分钱。但是第二辆车的终点站依然不是深圳，而是从广州到深圳的另一个节点。乘客就如此往复地上车又下车，被“卖了猪仔”。从广州到深圳区区不到150千米的道路，这样走走停停，我足足走了四五小时。

一路颠簸中，路途过半，这时我又得知必须办一个“边防证”才能进入深圳。一番波折之后，“边防证”终于也办好了。

一踏上深圳的热土，路途上所有的惊险都被我忘记了。我立即被这片有活力的土地感染了。赛格市场给人的感觉和中关村有些像，但是比中关村市场还要热闹。我环顾四周，感觉商品应有尽有，我如同发现了一个深埋宝藏的新大陆，觉得看不够、摸不够、体验不够，往往一扎进这里，半天都不愿意出来。当然，我也发现了对创业最有帮助的原材料，一些卖货的柜台上放有一张破旧的纸张，上面写着“帮助代工电路板”。就是在这样的柜台，我拿着四处借来的一点钱开始进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购。

我在深圳采购了一批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回到西安后，自己做包装，自己做不干胶。我和同学一个一个去焊接这些产品。虽然经历的这些事情很琐碎，但我却实在地体验着把一个产品推出来的过程，其中感受到的压力很大，却也体会到无穷的乐趣。当时的我们年轻气盛，又无知无畏，认为只要产品做出来，我们就能很快上路，把整个公司运转起来，一旦有了现金收入，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当产品终于做出来时，国家级大赛“挑战杯”正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这个比赛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的竞赛，1989年第一次举办，被称为中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盛会。当时反病毒卡刚刚做出来，我心想，我们何不把产品直接送进大赛，看看专家们对产品的反应。

我记得当年的“挑战杯”比赛，如同一个规模不小的展会。每所学校有一个展台，展示着自己学校的产品。每次有人来看我们的产品，我都像捧着宝贝那样捧着那块反病毒卡，兴致勃勃地讲它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工作。当然，在这种场合，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别的展台看看同龄人都做出了什么产品。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小伙子做了一个防电梯下坠的产品，还有人做了一个视频播放器。遥想当年，在计算机上播放视频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产品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获得了“挑战杯”二等奖。对这一点，我非常骄傲。虽然我们得的不是一等奖，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产品确实是符合“挑战杯”精神的，它完全是由我们几个硕士研究生自己开发，并在课外花时间完成的。而且一等奖看上去都是花费重金、在教研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超级大项目。

产品获奖让我们几个人兴奋不已。好几个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反病毒卡再次插进计算机，启动时首先显示的是我设计的启动界面——用字符显示的“MASTER”字样，在我眼中，它仿佛在熠熠放光。我给自己的产品起名“Master反病毒卡”，寓意这是几个研究生做出的产品。

此时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将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让它走进大众的生活。

但是，现实很快让我们尝到了凄风冷雨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