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其“镜”:乔·麦克纳利的实拍现场摄影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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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锻炼

我结束了作为随时听候传呼机召唤的通讯社特约记者生活,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ABC Television)的工作。一份全职工作就像永远不知道下一份薪水在何方的危险水域中的一座令人安心的岛屿。然而,这只是我动荡的自由职业生涯中的短暂喘息。18个月后我就辞职了。即使短暂,工作也显得千篇一律。结果证明,比起给肥皂剧演员拍照,我更喜欢不确定性。

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我被分配到公共关系部,我们的工作是用图片传扬美国广播公司的福音。我的第一份全职摄影师工作正式开始了!我拥有了名片、公司福利、稳定的薪水。相机柜里放有需要使用的设备,有间小工作室供我使用,相机包里还有了新成员——彩色透明胶片。这是一些不完全陌生,但肯定不算熟悉的奇怪东西。

这份工作的其中一个要求,是分配下来的每一个任务都得同时拍下彩色和黑白、水平和垂直的照片。我不得不以功利的方式确保面面俱到,因为我的照片会有多种不同用法。它们可能交由报纸刊登,当时报纸大多是单色印刷;或者是作为报纸中电视版块的封面,那便需要垂直彩色照片;又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优先采访了某位热门嘉宾,照片也会被新闻杂志使用。电视网摄影师的工作就是去报道节目、活动,拍摄嘉宾和播报员,展示摄像人员的幕后参与、控制室的运筹帷幄,基本上带有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标志的活动都要跟进。拍完《周一橄榄球之夜》,再在工作室拍艾美奖雕像的静物照,然后一早到《早安美国》拍摄政治人物或电影演员,随后飞往华盛顿特区在桌子后面为晚间节目主持人拍摄,接着回到纽约拍摄肥皂剧新角色的肖像照——这只是寻常的一周。这些拍摄任务全部都要有彩色和黑白、水平和垂直的照片。多样化是当务之急。

根据这个指令,我必须快速地计算适合我的胶片相机中各种ISO(当时称为ASA)的光圈,也得携带类似的玻璃或变焦器,因为必须在不换镜头的情况下快速切换相机。然后,当然,我还得手动对焦。在外时我肩膀上经常挂着三四台电机驱动的单反相机。在相机、镜头、ISO和光圈之间来回切换虽然足够令人抓狂,但也是很好的训练。再加上我也必须学会又快又好地使用闪光灯,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成了被逼着成长的温室植物,尽管长得不一定茁壮。在电视网当摄影师的我,就像是新婚夫妇驾驶的豪华汽车保险杠上用一根绳子绑着的一个罐子。你只是在搭顺风车,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通常你能有几分钟时间和那些天才共事,有时则根本没这时间。

幸运的是,我的顶头上司知道其中的难度,若我提交了好报道,他们都会感到惊喜。他们一般都预计会失败,我也经常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但正如名言所说,失败是进步的一种形式。我进步很大。

不过在30秒人像摄影方面,我确实做得很好。

其中一个特别的考验是那些控制室。面对着满墙电视监视器,我记得自己直接投降。让我们看看特德·科佩尔的照片,这是在华盛顿特区的控制室拍摄的,大约是在他成为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著名新闻节目《夜线》的主播的时候。特德是位非常出色的记者,也很好相处。拍摄时,尽管我手忙脚乱,使得几乎每个监视器都有闪光灯反光,但他对我很有耐心,最终得到的这张照片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节目大受欢迎。

照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反转片,扫描过,但未经润饰。我当时尽了最大努力,这张照片也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一张照片无论在技术或其他方面有什么缺陷,仍然可以有目的和影响力。另一个是润色后的版本,于2021年左右扫描处理。当然,这也显示出我的一些错误离谱得令人发指,现代后期制作技术再怎么神奇也无能为力。

我接下这份工作的时候,老板里克看着我说:“我们拍摄用Kodachrome胶片,也要打光。”结果证明这并不是在吓唬我。

满心惶恐的我跑出去买了一套Dynalites照明设备——那个时代的主力外景闪光灯。那时电箱大约每瓦秒一美元。换言之,我那全新的Dynalite 800电箱大概是800美元,两个闪光灯头可能得再加300~400美元?我有一个箱子、几个支架、几把柔光伞(那时甚至还不认识柔光箱),也许还有一个蜂巢网格、几块暖色滤光片。这些都是我默默掏钱买的,可能是为自己装备不全导致技艺不精而感到尴尬。这都是小事,因为开始使用时更尴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插上去。

那时我非常紧张,对自己的技术毫无信心,甚至该问的问题也没敢问,比如,“装备柜里那台宝丽来相机是怎么用的?就是在开始胶片拍摄之前就可以知道闪光灯在做什么的那台。”当时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还有另一位已经在职一段时间的摄影师。他很了不起,让我震惊的除了他的技术知识,还有他可以游走于《早安美国》之类的节目,人人都认识他。所以我处处虚张声势,把自己扯进了反复试验和犯错的旋涡,错误接踵而至。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如果错误以我所犯的次数和频率向你袭来,你会有种在小行星群中躲避星际罪犯高速追逐的感觉。

错漏百出的失败一如沙漠般严峻无情,但也有学习的绿洲,逐渐有一两张反转片从冲洗房出来后,看起来有那么几分符合我的设想。太棒了!有进步!我想通了,灯箱里那些闪光灯就像垃圾场里咆哮的狗一样,是可以驯服的,我可以掌握光的路径。

我在电视网上的第一批任务之一是成为信息节目《FYI》的记录摄影师。这60秒的节目每天在日间电视上播出3次,主持人是和蔼可亲的哈尔·林登,他主演过极受欢迎的警探电视剧《巴尼·米勒》。该节目旨在提供有关健康和生活方式的有益建议及以育儿技巧等,还会回答观众的各种问题,从如何与孩子讨论敏感话题到心理学问题、从洗手间的细菌到自然烹饪,无所不谈。

我必须学会让灯光显得干净、商业化,例如拍摄一位女士在厨房端着新鲜出炉的面包。或是学会为双人照打光,例如为扮演母子的两位模特打光。

拍摄《FYI》是我第一次尝试概念摄影,如展示睡前喝一杯牛奶为何能让人睡得更好。记得办公室也搞过一些头脑风暴,结果是我被派往长岛的一个奶牛场,要设法拍摄一个人在一头奶牛旁边熟睡的场景。农场主人很好,但对于我对奶牛的一无所知甚为不解。记得他轻笑着摇摇头,然后拿起我带来的牛奶容器,走过去靠在一头奶牛身上,假装睡着。拍摄过程毫不费力,还很有趣。

我实在对他感激不尽!透过镜头一看,我立刻知道照片就应该是这样。这样的照片绝对符合要求,能完美诠释我的想法。如何用与专题吻合的照片让观众眼前一亮?让农场主睡在他的一头奶牛身上!这张照片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敢于对照片进行构思,无论那有多古怪。这次拍摄影响了我一生。

下面展示的照片大概都是在同一个月内拍摄的。

在与斯卡沃洛进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拍摄前,当时还是可爱少女的布鲁克·希尔兹正在化妆室里做作业。

当时的《早安美国》主持人大卫·哈特曼与重量级拳击手肯·诺顿在纽约郊区的诺顿训练营附近比拳头。

杰弗里·霍尔德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根据埃德加·爱伦·坡的《金甲虫》改编的课后特别节目中扮演丘比特。

我记得照片中的这位先生(对页右上)叫约翰尼,别名“蜘蛛侠”。如你所见,他在很高的地方工作,除了一条简单的安全带便再无其他设备。

和丹尼·艾洛拍摄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课后特别系列的宣传剧照(对页右下)。

与热拉尔多·里韦拉共度的时光。在完成《20/20》新闻杂志的拍摄任务时,他乔装打扮后混进纽约下东区,而我们透过面包车的单向透视窗拍摄。

和苏珊·卢奇、戴维·卡纳里一起在《我的孩子们》片场。与她扮演的邪恶的埃丽卡·凯恩相反,苏珊是个绝对令人愉快的拍摄对象。头顶上方的光很刺眼,对拍摄宣传剧照很不友好,所以如果你能够用灯光和摄影伞快速、优雅地补光,她总会很感激。这很好地让我早早了解到拍摄人像需要多做一些努力。

1981年2月,第一架航天飞机试射。照片中是佛罗里达月光下发射台上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