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许霆恶意取款
案情及审理情况：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到广州打工的许霆在某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款1000元。取款后习惯性地再看余额，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少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某某。两人随即再次前往取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某某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自携赃款逃离广州。
银行很快发现了这台自动取款机的异常情况，根据办卡记录查到了许霆这个人。在向公安局报案的同时，银行也与许霆取得了电话联系。许霆以为把钱还给银行就没事了，但银行一个经理说他们已经报了案，许霆不仅要还钱还要投案。这话把许霆吓住了，他没有按照银行的要求做。数月后许霆被抓获。
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构成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判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几乎是受到一致的指责。许霆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理由据说是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果真是这个理由则很不光彩，明显是“睁眼说瞎话”，因为事实非常清楚，证据也非常确凿。——笔者注）2008年3月31日，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逐级向上请示后，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
案例分析：
这个案件被认为是“疑难复杂案件”。但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这种“疑难复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无期徒刑的判决错在把自动取款机本身当然地当作金融机构看待。我们知道，对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加重处罚，虽然有金融机构地位重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金融机构防范严密，行为人实施盗窃需要更强的主观恶性和更高的犯罪技巧，因而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犯罪当然要严惩。而从自动取款机里恶意取款，不需要太强的主观恶性，更谈不上有什么技巧，这两方面显然更低于一般的入室行窃，怎么能与盗窃金融机构同日而语？
从刑法本身来看，现行《刑法》是1997年颁行的，当时的自动取款机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其出错更是立法者无法想象的，所以自动取款机是不是金融机构的问题在立法上根本就不可能考虑。因此，结合本案情况分析，不宜将自动取款机认定为金融机构。明智的做法是善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至于自动取款机究竟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不是本案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留待以后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去解决。
可以设想，金融机构在将钱币拿离金库或经营场所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疏忽，如果有人经过时顺手牵羊拿了一袋或一箱（通常就会数额特别巨大），这个人就至少要判无期徒刑。这不一眼就能看出判决太重吗？这与盗窃金库有可比性吗？进一步设想，相同的金额，却是一家公司的人拿着，不小心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犯罪人最多判无期徒刑（少至十年有期徒刑）。犯罪人即使是抢劫而不是顺手牵羊，也不一定判无期徒刑，因为起点刑是十年。这种对金融机构和一般公司的区别对待有丝毫的合理性吗？说金融机构重要，那么国有资产也重要。同样是公司的钱被盗或被抢，是不是也要看是国有公司还是私人公司而区别对待呢？
再换一个角度看。自动取款机出错可能是多给钱，也可能是少给钱。少给钱是不是金融机构就盗窃了储户的钱？数额大了是不是也要判刑？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因此，多给钱和少给钱不能一个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一个却根本不触犯刑法。
其实从人性讲，许霆的行为虽然是人性恶的表现，但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行为取向（据说网上有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有机会都会多取；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在英国一故障自动取款机前民众排队多取钱的“壮观景象”）。法律虽然要惩恶扬善，但大多数人都有的“恶”显然不是“大恶”，不一定都要惩，更不必严惩。当然，这不是说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惩处。
有人为作无期徒刑判决的法官辩解说，问题出在法律规定上，根据法律就得这么判，而且现行体制也使得法官不大可能有创新判决。这种说法出自法院尚可理解，出自学者（而且是著名学者）就令人忧虑了。这种案件并不需要创新，只要不把自动取款机认定为金融机构就可以了，因为没有规定说自动取款机就是金融机构。一般的盗窃案，可以判十年。如果承办法官还觉得重了，可以逐级请示，就像许霆案的重审那样。因此，该案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复杂。说到底，还是人权意识问题，没有把被告人的自由看得太重。凡办过一些刑事案件的律师都会有这种认识。因此，公众一致认为许霆案对中国法制会有促进，这倒是事实。但促进有多大，还得看我们的反思有多深。如果看不到人权意识淡薄的问题，相信反思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延伸讨论：对于许霆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最好？
上面的讨论是在现行体制、观念下提出的最基本方案，或者说是一个底线。如果我们的权力部门稍微有一点创新精神，或许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最好。那就是：
（1）只要许霆退款，即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法律本身不是很明确。这样就做到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是刑法进步而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刑法》虽然纸上有了这种规定，但总是难以做到。
（2）把恶意取款者分为退款和不退款两种情况，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个月）内退款的，按民事上的不当得利处理，否则按侵占罪判处徒刑，这样更科学、更公平。定盗窃罪显然很勉强，因为恶意取款是公开而不是秘密占有，且需要对方即自动取款机“配合”。
若能如上处理，则不仅推动了法律的进步，更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必将提高执政党的威望，许霆案甚至会成为对外宣传、反驳国际人权攻击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