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是人生的“精神躯干”（代序）
近些年来，伴随着一部名为《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①的著作引进中国，国人对于“情商”问题的探索兴趣也日渐浓郁起来。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又及时地引进了一门国际上的新兴学科，但冷静思考就会发现，“情商问题”对全人类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尤其是中华民族对“情商”的重视以及对国民情商构建之于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重大意义的关注时间，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宣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视情商培育的。
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简略回顾一下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便不难明白，以下不妨以事实为证：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凸显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亲情方面的情商理念。
“荣宗耀祖，泽被乡里”是中华民族社区情商的行为要求。
“童叟无欺，诚信为本”是连小商小贩都懂的职业情商规则。
……
种种言行规范、道德理念的背后，我们不难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情”。而这些“情”的不同点只在于其情感所指的目标对象不同，从而使它们属于不同类别，同时具有各自不同的显现特点。对于这些具体指向不同的情商显现，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不同类别的情商要素。给这些不同类别情商要素的总和一个名称，就叫作“情商”。
尽管中华民族在过去并没有“情商”这一说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时时处处显现出对个人情商的关注。例如，从伦理层面评价个
人情商，我们习惯使用的是“是否讲道德”；从日常交往的角度评价个人情商，我们习惯使用的是“是否真诚”；从功利往来的角度评价个人情商，我们习惯使用的是“是否守信”；从追求事业成功的角度评价个人情商，我们习惯使用的是“是否意志坚定”、“能否胜不骄、败不馁”……当我们从“守道德、讲信用、意志坚定”等不同角度对某人提出具体要求时，实际上最终全部都落实在这个人的人格主要构成———情商上了。
在看到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情商培育传统的同时，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从微观角度（例如，家庭角度、个人角度）考察，尤其是在已经进入历史转型期的当今时代，人们对智商的重视似乎已经远远超过对情商的重视，甚至是越来越高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智商功能价值显现的速效性，因为事实效果就在眼前：智商高的孩子在应试教育中占优势，可以一级一级地升入优质学校；智商高的青年可以在市场上谋得较为优越的职业岗位，可以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智商高的企业家可以使自己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至于情商高，没有人否认其意义与价值，但是，情商高与不高，往往需要有特定的机遇才显现，而且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考察。面对现代社会如此激烈的竞争，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高的智商，那么他就难以获得一定的社会岗位，当然也就难以获得展示情商的机会。没有显现情商的机会，又怎么向社会证明自己具有高情商并且堪当岗位重任呢？
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本书并无意进行“情商与智商谁更重要”的对等研究，也无意进行“是要情商还是要智商”的非白即黑的绝对化选择，本书只拟对“情商对于人生的价值及功能”展开研究。
不妨先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智商看成是一个人的“精神四肢”，那么，情商就可以看成是一个人的“精神脊椎”。智商与情商之间的关系即相当于“四肢与脊椎”的关系本书阐述的道理是：眼下，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精神四肢”的功能价值与多样化养成，却越来越漠视“精神脊椎”的功能价值。殊不知，一个人一旦“精神脊椎”出了问题，其“四肢”的功能价值也将随之受损，甚至丧失殆尽。
我们不妨通过几则事例来认识这一关系。
大家都知道玄奘这个人，他是唐朝高僧，史称唐僧。他俗姓陈，名祎，13岁出家为僧，玄奘是其法号。唐初，他去长安、成都等地受学，还游历国内，请教了许多有学问的高僧，发现我国佛教宗派分歧，译经不全，遂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去学佛。当时，唐朝政权初定，不准出
国，他便偷偷离开长安向西前行。在路上，一位老人听说他要西行取经，便再三以路途艰险为由对其进行劝阻，但玄奘答道：“我立志西行，决不东退一步，纵死途中，绝无怨恨！”老人见他意志坚定，就把所骑的马送给了他，并告诉他此马认识西去之路。玄奘寻求真经的坚定信念感动了守卫边境关口的将士们，他们违反了禁令，放他出关。玄奘进入大沙漠后，迷了路，找不到泉水，又失手把皮囊里的水泼洒了。但他仍坚持西行，四五天里滴水未进，幸亏后来找到了绿洲，才转危为安。此后，他孤身一人，穿越大戈壁，由天山南麓横跨新疆，自葱岭北隅翻过雪山，经过碎叶城，渡过乌浒水，转向东南，重登帕米尔高原，过铁门关天险，路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最终于公元628年到达天竺。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回国时带回佛经657部，回国后又花了19年时间，译出佛经75部，共1 335卷，1 300多万字，由此成为唐朝佛学唯识宗创始人，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给后人留下的，是他以唯识宗创始人身份研习的佛学成果（智商成果），但是在民族精神文化史上，他同时还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那就是他的情商———那独自远赴印度取经矢志不渝的情商，那护佑着他历经磨难而最终走向人生成功的情商。而且，与他的情商相比，他本人是否有着超人的体力（独自完成取经大业），超常的智慧（成为顶级高僧），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西楚霸王项羽，不仅智商超群，在战场上无往不胜，所向披靡，而且体力超群，据说其“力拔山兮气盖世”、“恨天无柄，恨地无环”。公元前207年，项羽进兵巨鹿，他命令部下在渡河后砸碎饭锅、凿沉船只，以示必胜的决心，结果项羽九战九胜。据《史记》记述，楚军将士纷纷以一敌十，最终大破三十万秦军。公元前205年，刘邦率领的汉军联合五国诸侯军队共五十六万人攻楚，占领彭城，项羽闻讯自齐地率三万精兵回救，大败汉军，汉军损失数十万人，刘邦侥幸逃脱。公元前202年初，汉军三方共四十万在垓下包围了粮食不足的项羽军队，并让士兵以楚地方言唱歌，让项羽及其军队误以为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汉军占领。这“四面楚歌”的心理战术，使项羽的军队军心涣散，于是项羽决定率精锐骑兵突围。当项羽退至乌江边时，乌江亭长预备了船给他渡江，希望他能再创奇迹，伺机东山再起，但项羽却一改他的百战不殆并且善于反败为胜的风格，说他带领的江东八千子弟兵渡江，如今竟无一人生还，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遂坚决不肯渡江。他命令士兵全部下马步战，最后楚军全部战死，项羽独自力战汉军，杀数百人，最后自刎。
李清照为项羽留下了一首《夏日绝句》，这一流传千古的诗篇写
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仔细品味这首诗，人们不难感觉到，让李清照痛感可惜的，并不是项羽骁勇超凡最后结局却是失败，而是项羽人格构成中的缺憾：他最终败于事业情商要素的疏失。
综观事业有成者，往往目标追求越是宏大，其间可能受到的挫折与打击就越多。因此，事业情商要求追求者具有“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韧性，不仅打不垮、拖不倒，而且还要能卧薪尝胆并及时抓住时机东山再起，即使身陷逆境、困境、绝境仍然能够坚持并力求反败为胜。智勇双全的项羽正是在事业情商追求的韧性方面有所疏失，以致其乌江大败后就“别姬”自刎，他其实是败在情商的疏失上。
考察当今时代，当人们觉得“智商比什么都重要”并且几乎要将其列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时候，情商却越来越显露出其“精神脊椎”更为重要的独有价值。同时，我们更是不难看到，在古人身上曾经一代一代反复出现的因为情商要素疏失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在当今时代依然被反复演绎着。这里，不妨展示两则实例：
【案例1】
江苏化学天才美国自杀，曾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
王庆根曾经是江苏首位化学奥赛金牌得主，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第一个跳级生，更是江苏海安中学“寒门出才子”的典范样板。2012 年4月6日，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家中自杀，留下两个不到10 岁的孩子和无依无靠的妻子。
据报道，在南京大学，王庆根是一个传奇；在家乡，他是一个标杆。当年他从国际化学奥赛中凯旋时，全县夹道欢迎，数千人顶着骄阳涌向大道两旁，很多单位还自发鸣放鞭炮。
（选自中国江苏网2012年4月27日）
王庆根的悲剧也引来网友的反思：“当所有人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少数人在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王庆根的一生不可能轻松，他的背后不只是含辛茹苦数十年的父母，更有为家乡争光的重任。他肩负了太多的责任和期望。”有网友说，如果不是那些光环，他这一生或许可以活得轻松些。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追求幸福的普通人。于是，有人终于醒悟：上名校、找好工作并不是唯一的价值体现，如何帮助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说，王庆根的智商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类似于“精神四肢”超人地强健了），可是，他的“精神脊
椎”（情商）却是有问题的，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时医治（解决），越拖越严重，直至最后甚至“哀莫大于心死”，结果人生前期的智商成果也就随之付诸东流了。由此不难理解，在健全的人格系统中，“情商”很自然地占据着主要的、相当于“精神脊椎”的重要地位。
【案例2】
中科院博士：我为何放弃科研当中学老师
25岁的中科院博士生周胤（化名）已经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知名中学签订了就业意向书，这份意向书意味着他将放弃科研工作。不过，与北京这所中学签订就业意向书的第二天，他仍将飞赴美国，到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做为期3个半月的交流访问，继续自己尚未完成的博士学业。但是，明年博士毕业后他将成为一名中学老师。对于周胤的这一决定，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学研究所程代展教授在博客上连续发表《昨夜无眠》和《我的反思》两篇文章，表示难以理解，并认为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一名在导师眼中“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料”的优秀博士，为何选择放弃科研到中学当老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了其中的内情。
5年前，周胤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进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导师是程代展教授。在老师眼里，周胤几乎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学生，“听话出活”。据程代展描述，周胤对老师的要求从来不说“No”。师生二人的合作似乎很愉快，期间也取得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成果：周胤在控制界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与程代展合著了几部著作，甚至获得了在控制界很有影响的“关肇直奖”。
“我对他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他成了我对未来的一个梦！”程代展教授写道。然而就在半年前，突然有一天，周胤表示想去中学当老师。程代展非常惊讶，师生二人争辩几次后，程代展坚决不同意，并表示：“你天生就是搞科研的料，如果放弃，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为了挽回周胤的心，程代展教授“好话歹话都说了”，甚至请中国科学院一位老院士以及他的同学等人出面，希望能让他回心转意。但周胤的态度却愈加坚决，对于导师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料”的说法，周胤并不认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放弃科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搞了几年的科研之后，他认为自己对科研工作缺乏真正的兴趣和才能，于是逐渐萌生退意。但程代展教授认为他对科研很感兴趣，是因为他总是把老师布置的活很快完成，这其实是老师的一个
误解。“只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子’，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是我应该做的任务，不管喜不喜欢，我都会尽力去完成，而并非对科研真正感兴趣。”
（选自《现代教育报》2012年11月22日，记者 杨国营）
从上述两例中应当不难看出情商的“精神脊椎”的意义与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一剖析情商的功能作用，不仅难以独立取得人生、事业的成功，甚至还有点看不见、摸不到的虚幻。但是，它确实又像人的“精神脊椎”，一旦出现问题，就直接影响人的智力、体力等诸多方面能力的发挥，甚至以“哀莫大于心死”的极端情况直接导致人生的毁灭。
由此不难想象，很多家庭竭尽全力，培养出王庆根式、周胤式的成功天才，但成功天才最后却折翅于个人情商疏失，对于其本人、家庭乃至社会，还包括当年曾经呕心沥血培养他的导师和学校来说，是多么痛心的事！
面对生活中时有发生、此起彼伏的由情商问题引发的悲剧，国人难道还不应当从“唯智商”的迷途上迅速知返吗？
[美]丹尼尔·戈尔曼.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杨春晓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