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
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同为重灾国，两国都出现经济严重衰退、政局异常动荡的局面。然而，1998 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令人发指的 “5 月排华暴乱”，一直与华人就各种课题争论不休甚至剑拔弩张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却没有趁火打劫攻击华人。这是为什么? 接着，1999 年马来西亚大选，又出现了令笔者颇为困惑的现象。当时，由于马来人分裂，以马来人政党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面临严峻挑战，按照一般推理，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华人选民，会站在反对党一边，以发泄不满和教训国民阵线。然而，选举结果却显示，华人选民依然像 1995 年大选那样，一边倒地支持执政的国民阵线，面对严峻考验的国民阵线，依然成功组建强势政府。不但如此，笔者后来还发现，虽然马来西亚马华两大族群经常就各种族群课题争论不休，但两族却极少发生群体暴力冲突。所有这些，使笔者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所呈现的多样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经意间已十余年。
马来西亚是一个实行议会选举的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的多元族群国家，以马来人为主的当地族群占人口比重最大，占总人口的 65% 以上，华人次之，占 25%左右，第三大族群是印度人，占 7% ～ 8%。一方面，该国的族群差异和族群矛盾随处可见，族群纷争课题几乎无日无之，连绵不断，族群关系经常呈现异常紧张的态势; 但另一方面，除了 1969 年发生 “5·13”族群暴力冲突事件外，又极少出现族群暴力冲突，并以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著称，建国50 年一直由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执政，年均经济增长超过6%，被国际社会推崇为 “族群和谐”的典范，2001 年还获得世界少数民族联盟颁发的首届国际少数民族和谐奖1。韩国 In-Won Hwang 教授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马来西亚是可能发生族群冲突的国家之一，却极少发生族群暴力冲突，自1957 年独立以来一直享有政治上的稳定和相对的族群和谐，是世界上成功处理族群关系的极少数国家之一，成为后殖民时代独立国家中的特殊案例。2既激烈抗争又相对稳定，这相互矛盾的两种现象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 在大多数多元族群国家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的态势中，马来西亚激烈的族群矛盾却没有导致频繁的族群暴力冲突和社会动乱，也没有发生过如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缅甸等邻国的政权交替或军事政变。这个国家是如何在各种族群矛盾和冲突交织的情况下，协调和整合各种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的? 有关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目前还不多。
能否降低或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让社会稳定、有序地持续发展，是每个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发展方向，对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进行研究，解读马来西亚整合族群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历程与经验，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另外，构建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采取什么措施才更有效果? 是否有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通过比较视野总结国外如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经验与教训，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华人占人口比例仅次于新加坡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也是世界上最完整地保留华族传统特色的群体之一; 中马政府关系密切，两国民间交流频繁。本书对华人问题研究和中外关系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研究回顾
本书主要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的关系。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占全国人口的 85% 以上，两大族群之间的关系在马来西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研究马来西亚问题、研究马来西亚华人问题，以及研究马来人问题的论著，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到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的关系，相关成果不少，包括各种专题论著、综合性论著、政论著作以及各种专题论文、区域性论著、论文集等等。如 K. J. Ratnam.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马来亚社群主义与政治发展》，Singapore，1965); 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1970);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马来西亚政治》，London，1976); R. K. Vasil. EthnicPolitic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India，1980); 马哈迪医生: 《马来人的困境》(吉隆坡，1981); 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1982); Tham Seong Chee. Malays and Mod- erniz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马来人与现代化: 一种社会学的诠释》， Singapore，1983); Leon Comber.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1969 年 “5·13”: 华马关系的历史考察》，Malaysia，1983); Ray-mond Lee，ed.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族群与族群关系》，U. S. A，1986); 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华人政治》，Singapore，1988); 刘文荣: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台北，1988); Susan E. Ackerman and Raymond L. M. Lee. Heaven in Transition: Non-Muslim Religious Innov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Malaysia(《信仰转型: 马来西亚非穆斯林宗教改革与族群认同》，U. S. A. ，1988);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1989); James V. Jesudas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The State，Chinese Business，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族群与经济: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华人企业和跨国公司》，Singapore，1989); 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1991); 何启良: 《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吉隆坡，1995); 丘光耀: 《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选择批判》(雪兰莪，1997); 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1998); Joel S. Kahn ed.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and Thailand(《东南亚认同: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文化与政治认同》，Singapore，1998);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共分 4 册，吉隆坡，1998—2003);Devanesan Nesiah，Discrimination with Reason? The Policy of Reserv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歧视的理由? 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的保留地政策》，India，2000); 林廷辉、宋婉莹: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五十年》(吉隆坡，2000); 陈晓律等: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成都，2000); 林若雩: 《马哈迪主政下的马来西亚: 国家与社会关系(1981—2001)》(台北，2001); 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2002); In －Won Hwang. Personalized Politics: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特色政治: 马哈蒂尔时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2003);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2000); Ding Choo Ming ＆ Ooi Kee，eds. Colloquium on Chinese Studies of the Malay World: A Comparative Approach(《华人关于马来世界的研究: 比较的视角》，马来西亚，2003); Edmund Terence Gomez，ed. The State ofMalaysia: Ethnicity，Equity and Reform(《马来西亚政府: 族群、平等与改革》，纽约，2004); Edmund Terence Gomez，eds. Politics in Malaysia: The Malay Dimen-sion(《马来西亚政治: 马来人的困境》，纽约，2007); 林勇: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厦门，2008)，等等。专题论文如陈祖排: 《大马种族关系概况》(马来西亚，1983); 岸胁诚: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发与国民统一》(厦门，2005); 曹云华: 《试论马来西亚的 “新经济政策”——从华人与原住民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南宁，1998); 范若兰:《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试析》(广州，1998); 陈衍德、任娜: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广州，2002); 李一平: 《试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关系》(北京，2003)，等等。涉及马来西亚两大族群关系的区域性综合论著和学术会议论文集，如巴素著、郭湘章译的 《东南亚之华侨》(台北，1974); 温广益主编: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广州，2000); 庄国土等: 《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2003); 林水檬、傅孙中编: 《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1999)，等等。有关论著分别从各个角度研究各个时期的马华两族关系，如 “5·13”事件起因和影响、新经济政策、 “小开放政策”，以及华人与马来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等各种问题。
(一)独立前的马华两族关系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马华两族关系，研究不多，涉及较多的是早期华人矿工与当地马来人的关系。如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的两本 《马来亚史》，是研究马来西亚问题的最早论著之一，该书简略介绍了 19 世纪马来亚华人矿工械斗和当地马来头人之间的一些关系。3
对 “二战”期间及战后初年的马华族群关系，学者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一般认为战前两族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日军占领期间军政当局的挑拨离间以及战后初年的族群仇杀，对两族关系发展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日本岸胁诚教授认为，日本军政对华人压制，对马来人和印度人怀柔的种族政策加深了种族集团之间的隔阂，以致各个种族集团都最优先地考虑各自的利害关系，这对独立前后的种族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4马来西亚谢爱萍认为，战中和战后初年的族群仇杀“是马来西亚种族事件与伤痕的开端”5。
马来西亚两族的诸多矛盾，不少源于 “二战”结束到 1957 年马来亚独立这段时期，几乎所有研究马来西亚历史和马来西亚政治的论著，都详细论述了这段历史及其对独立后马来西亚的影响。较早的论著有巴素著、郭湘章译的 《东南亚之华侨》等。《东南亚之华侨》第五篇专门研究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华侨历史，对战后初年的两族仇杀事件、马来亚共产党与殖民政府的斗争，战后制宪进程中的两族争论课题，以及马华两族政治联盟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探讨。作者认为，族群关系面临的问题是势均力敌的各大民族的利益如何求得协调的问题。他当时就担心，两大民族集团接受 “马来人保持政治优势，华人保持经济优势”的安排，究竟可维持多久?6结果不幸被他言中，独立后 12 年，马来西亚就发生了“5·13”事件。
新加坡崔贵强撰写的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是了解1945—1959 年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详尽地分析了马来亚建国前夕，马华两族围绕 “公民权问题”、“语文问题”、“马来人特权问题”的激烈的争论。作者认为，当时的各种课题和纷争，加剧了马来亚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裂痕，使新兴的马来亚蒙上一层阴影。7
中国暨南大学林远辉教授、张应龙博士撰写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对独立前的马来西亚华侨的移民、政治、经济、教育、文学以及华侨与中国关系、华侨参与抗日斗争、华侨参与马来亚独立运动等作了详尽的阐述与分析。关于战后这段时期对两族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在英国操纵下制定的宪法，确立了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的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华侨社会难以摆脱的 “紧箍咒”。战后初期华侨社会所处的不平等政治地位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仅不利于建设团结进步的新国家，而且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种下了不稳定的根源。8
(二)“5·13”事件的导因与影响
1969 年发生的 “5·13” 族群暴力冲突事件，是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特别集中探讨事件的起因，以及事件对马来西亚、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导致 “5·13”事件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经济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政治原因，还有人认为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至于 “5·13”事件结果，一般都认为是建立了马来人的绝对政治优势，以及推行新经济政策。9
有关 “5·13”事件，中国台北和马来西亚分别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撰写的 《马来人的困境》，另一本是台北杨建成博士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撰写的 《马来人的困境》，对于了解马来人对族群关系的看法非常重要。该书写于 1969 年 “5·13”事件后，原版是以英文于1971 年出版，后来翻译为马来文、中文，再版多次。作者认为真正的种族和谐从未出现过，种族不和谐是 “5·13”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如果解除马来人目前所享有的保护，将使马来人受到 “适者生存”的原始法则所支配，马来人将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 “这就是马来人的困境”。他指出，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够的。要达到平等，就是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被接受进入各阶层社会，其程度是要多多少少反映出各种族所构成的人口比例。10他的这一主张，在新经济政策的重组社会目标与策略中，得到很大的体现。
杨建成博士的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于 1982 年出版。该书详细分析导致 “5·13” 事件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诸多族群课题、马来人朝野政党及巫统内部的激烈斗争，特别是独立之后几届大选，马华两族政治力量的较量与消长等情况。作者认为，独立以来两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导致 “5·13”事件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事件是马来人教训华人的政治事件。因为在国会民主制度中，华人的政治力量已经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威胁到马来人的政治特殊地位。华巫印联盟的政党联盟形式，已经无法确保马来人的政治特权。所以，马来人极端分子不惜以暴力行为来否定现存宪制，要求建立另一种新的且能确保马来人政治特殊地位的制度。作者认为， “5·13”事件的后果是，马来西亚从 “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国家”转变为 “马来人的国家”。11
这一转变对马华两族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马来西亚谢爱萍撰文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各方面都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压抑与限制，华社通过华团、华基政党与政府展开争取协商华人权益的拉锯战; 在这整个过程中，华人与马来人的族群关系充满了猜疑、忌妒与害怕。至80 年代前半期，华马之间的关系已绷得很紧，华社普遍都有不满的情绪。12
(三)马华两族经济与新经济政策
马华两族经济状况，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学术界一致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是马华两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目的是扶持马来人的工商业发展，培养马来人中产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看法则比较多，负面和正面的评价都不少。一般来说，早期的研究成果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比较负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对新经济政策的正面的评价逐渐增多。
日本岸胁诚撰写的论文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发与国民统一》，分析了 1957 年马来亚独立后至 1969 年的马华两族关系，以及新经济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拉赫曼执政时期的开发政策没有破坏英国殖民地时代形成的经济结构，导致族群经济差异，遭到马来人新兴精英阶层猛烈的批评。而以拉扎克为首的政府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则以清除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为目标，对以往由华人和印度人掌握的工商业部门进行干预，以便让马来人参与到该部门。马来人的这些行动，事实上是与独立合同相违背的，但马来人却认为，先违背独立合同的是华人。因为华人大众参政、要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行为侵害了马来人拥有主导权的政治及文化领域。13
James V. Jesudason(詹姆 士 · V. 杰索 达 颂)在所 撰写 的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 The State，Chinese Business，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族群与经济: 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华人企业和跨国公司》)中认为，国家精英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均来自很强的族群情感和族群政治动员的模式，尽管采用的经济计划对统治者而言会带来明显的政治回报，但也可能要付出很高的国家经济代价。14
中国台湾逢甲大学刘文荣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详细分析了独立前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两族经济的差异，以及新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对华人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作者认为，华巫的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源自殖民时期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而独立后至 1970 年前，这种开放性的二元化经济形态并未改变，使政府对马来人的援助未能产生满意的预期状态，于是引起了权力占优势的马来人普遍性不满。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他特别指出，马来人在城市发展局引导下大量涌入都市，受影响最大的当属华人社会的中下层民众，因为原来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被剥夺，这些华人在新的教育政策下，很难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又无足够财力出国深造，限于语言及专业知识，他们很难被政府部门所录用，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什么信心和希望。15
对新经济政策给予肯定的论著，主要强调新经济政策在纠正马华两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的作用。陈晓律等著的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认为，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分析，新经济政策大体上还是有利于马来西亚社会的长远利益的。如果经济落后的马来人感觉依靠合法的手段无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现状，便有可能诉诸极端的方式，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利用政权的强制力量来达到社会财富的更平等分配，以期获取政治稳定和经济更长远发展还是一种现实的政策。即便带上了某种种族的色彩，但考虑它援助的对象是这个社会的贫穷人口，应该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该书也认为，政府的倾斜政策不能超越了 “正常”的界限。16
不少论著注意到中产阶级对协调族群关系的积极影响。波士顿大学教授 Rob- ert W. Hefner(罗伯特·W. 赫夫内尔)在其主编的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and Indonesia(《多元文化的政治: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多元主义和公民身份》)中指出，新经济政策增加了马来人中产阶级人数，改善了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经济不平衡的情况，同一时期，马来西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和华人的经济不平衡的情况却日益恶化。17马来西亚的 Francis Loh Kok Wah(Francis 罗国华)也表示，新经济政策导致马来人工商界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帮助缓解了马来西亚族群间的紧张关系。18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韦红认为，马来人中产阶级有利于促进族群和谐，“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与华人接近，心理的不平衡逐渐消除，所以对华人也更加宽容”19。
(四)20 世纪 90 年代的 “小开放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的 “2020 年宏愿”，以及对华人实施比较宽松的政策，被称为 “小开放政策”，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一些新马学者认为 “小开放政策”为华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并促进了族群关系和谐。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何启良指出，1991 年2 月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提出 “2020 年宏愿”的概念后，全国上下无不响应。华人社会对 “2020宏愿”亦前呼后应，他们如此着迷，主要是因为 “2020 宏愿”里包含了不分种族的 “马来西亚族”和以经济为前提的目标。他们认为，这是国民阵线开放和政策宽大的又一表示。于是 “开放”一词不胫而走。国民阵线政府的 “国家发展政策”和 “2020 年宏愿”的提出，影响深远，对华人政治来说，两者的配合基本上扭转了华社对国民阵线政府政策对华人不利的印象，在政治策略上可以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20
马来亚大学教授何国忠指出，当 “2020 年宏愿”提出以后，国内出现了“小开放”的局面。在同声一气 “成为先进国”的口号中，文化问题变成第二线的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已经听不到刺激性的 “国家文化”四个字了。也许马哈蒂尔无心插柳，但发展经济所出现的解去政治化，的确成功地消解了族群之间的对峙。马来领袖在 1990 年代初期即不断在演讲词中穿插一些简单的华语，或者出现向华人社会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言谈，显示了国家首脑意识到多元文化的事实，并尝试将这种多元特征化为有力的资源。从他们的言论来看，新一代的马来领袖不只想成为马来人的领袖，也想真正成为其他族群认可和敬重的首脑。华人对这种倾向当然大为赞许。21Francis Loh Kok Wah(Francis 罗国华)也指出，90 年代的 “文化开放政策”有利于缓解族群紧张。22
中国学者何西湖在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和发展》一文中认为，1991—2001 年是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第三阶段，即 “国家发展政策阶段”，华人政策转向强调发挥华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肯定和落实华人作为马来西亚人的政治权利，带有歧视倾向的政策逐渐退出，华人整体被看作是马来西亚共荣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处境和与马来人的关系逐渐改善。23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日本学者原不二夫撰写的论文 《马来西亚华人眼中的 “马来西亚民族”》指出，因新经济政策下推行的马来人优先政策或多或少有过疏远感的华人社会当初都很欢迎这个 “设想”，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等执政党势力对 “设想”表示支持和期待，在野党势力等常常对建立 “马来西亚民族”的设想表示怀疑，因为马来人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围绕这个设想，华人社会显然正在产生裂缝。24马来西亚的一些政论著作，对 “小开放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丘光耀在 《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选择批判》中指出， “小开放政策”只是满足华人的 “假需求”，而没有满足华人要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平等权益 “真需求”。 “马来西亚国族”至今为止沦为一句空话。25
(五)马华两族政治关系
一般都认为，华人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附属地位，“5·13”事件后进一步边缘化。R. K. Vasil(R. K. 瓦西里)撰写的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是研究马华两族政治关系的重要著作，作者从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的角度，探讨战后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与政治发展，认为独立后一直是马来人掌握了政治主导权，“5·13”事件的结果，更是联盟终结和走向马来人的统治。26马来亚大学教授 Raymond Lee(雷蒙德勒)在其主编的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中概括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特点: 族群区分无处不在，马来人与华人等非马来人的关系，是处支配地位的族群与从属地位族群的关系，马来人不时表露出一种优越感。他还认为，“5·13”事件后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政治冲突已从权力之争向身份地位之争转变，虽然权力分配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地位结构的冲突越来越明显。27族群政治联盟关系是马华两族政治关系的重要一环。马来西亚的 Heng Pek Koon(王碧君)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她于 1988 年出版的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马来西亚的华人政治》)，对马华公会的发展及其与巫统结盟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马华和巫统在独立进程中的结盟，是基于相互协调、彼此尊重对方利益的结果。1969 年事件及马来人的政治优势，使协商政治陷入困境，华人失去了在这个国家政治起中心作用的希望。28虽然如此，但她仍然充分肯定族群政治联盟对社会稳定的作用，2000 年，在 她与 Lee Karo Hing 合撰的“The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中的华人》)一文中认为，所有的华人政党，包括执政的和在野的都很清楚，在马来人控制的政治体制中，没有马来人联盟，他们是无法获得成功。族群政党联盟制度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基础，任何改变都会极大地提升族群紧张气氛并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华人在马来西亚政治里的合作，是维持政治稳定和族群和谐所必需的。29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何启良撰写的 《九十年代后期动荡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华人主要阶层与马来人的政治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民阵线政府采取较开放政策，在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呼唤下，华人选择了以经济为主和协商为策略的政治路线。但是，因为政治策略和方向的差异，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态度或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为统协、反对和游离三种情况。在朝的政党如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基本上是扮演着统协的角色，即帮助政府去说服华裔公民认同执政者统治地位及其政策的正当性。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则起到反对的作用，给大马华社提供了不满国民阵线政府一条普遍诉求的管道。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华团和选民中，代表华人社团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逐渐走向妥协和被动的道路，它的领导层是绝对支持国民阵线政府的。部分华裔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则比较激进和果断。30
(六)马华两族与文化教育
独立后，马华两族的矛盾和争论，很多是围绕华文教育和国家文化政策而展开的，几乎无日无之，文教关系在马华两族关系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论题之一。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良树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重要著作，也是了解马华两族在教育领域的矛盾、斗争与整合的重要著作。该书共分四册，从 1998 年开始出版，到 2003 年全部出版，共 120 多万字。其中第三、四分册深入分析了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华文学校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华教课题、华教运动及其影响等。作者认为，国家独立之后，华文教育不但难以分享到国家自决、民族自主的丰美蛋糕，反而由于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对华教进行不同级数的统合，面对一波又一波的震荡和压力，华教的山径越走越崎岖，华社为了自卫作出了一系列反应，并因此和政府发生了各种矛盾和摩擦。31
中国台湾古鸿廷对马来西亚在教育领域实施马来人优先政策及其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作了分析。他认为，长期主政之马来族群，或因无知自负而迷信其文化与宗教之优越，而亟欲同化其他族群，或因华族之文化认同与其政治意识的成长，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密切关联，而忧心华文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对塑造马来亚为一国家的建国过程造成障碍。巫、华两族群对文化传承及母语教育与政治效忠间不同的解读，在马来亚独立之后曾引发多次族群冲突。每临国会大选，华文教育的存废与发展，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热门话题。在建立马来亚为以马来文化为主流与接受马来亚为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国家的两端中挣扎，为维护马来土著特权，在经济上固然采用许多有利于土著的措施，在教育上除以国家财政支持巫语教育外，在高等教育上采取族群入学学额分配制度，限制华族子弟在公立大专院校就读的机会。此种对华族子弟进入高等学府的 “固打制”除迫使不少学子负笈海外就读外，亦与其强调马来文化优越的主张产生矛盾，尤有进者，在依族群立场而排挤其他族群时，会使其他族群对国家建构产生疏离感，有碍于建立一个族群融和的社会。32
何国忠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详细分析了独立以来华人文化发展面对挑战以及文化政治化等问题。作者认为，作为一个族群，马来西亚华人有许多忧患，华人的身份意识和文化命运在族群政治的纷攘中引发了许多让人触目惊心的课题。该书认为由土著特权及其所衍生的华人自救悲情，以及族群之间缺乏沟通对话，都导致了族群隔阂，要消除隔阂，必须加强族群间的交流。33
新加坡学者王赓武也认为，华人学者，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马来世界的华人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对马来世界的研究很不够。他指出，如果今天促进马来世界的华人和马来人两族相互理解的努力不成功的话，想进一步改善两族的关系将是困难的。因此，他呼吁学者多研究马来世界，以增进华人对马来人的了解。34
对政府文教政策给予肯定的也不少，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联盟党政府尚没有绝对地排斥华人文化教育，没有强制执行文化禁令。华语虽非官方语言，但 《宪法》第 152 条赋予了华语可以在私立学校(引者按: 其实不止私立学校)当作母语来教学，华文报刊、华人名字、店铺等都可以采用华文，其他的一切华人文化生活也受到尊重，这较之于东南亚其他有华人的国家要宽容得多，与印尼相比更是如此。由于这种文化上较宽容的态度，使文化的实际多元化成为合法现象，也就使各个民族融入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客观上有利于各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35
(七)两族关系的综合评估
关于马华两族关系的总体评价，也是意见不一，有否定，也有肯定的，或一分为二，既肯定又否定。一般来说，早期的成果比较悲观，否定的多，后期的成果，倾向肯定的则多一些，但都认为两族关系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
马来西亚陈祖排撰写的 《大马种族关系概况》认为，战前各族之间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大马种族间偶然有些摩擦或冲突，但大体上种族关系堪称和谐，种族仇视并不常见。战后两族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平衡，各自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要求，以及两族在居住、宗教、语文等存在的差异，一些旧课题被利用，加深了种族间的偏见、不安及恐惧，使种族关系紧张和恶化。他认为，马来西亚种族冲突潜力很大，为了不使整个社会制度崩溃，双方仍然保持适度的合作及妥协。36
厦门大学陈衍德教授等撰写的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马华两族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马来人的政治和文化特权依旧，族际矛盾有增无减，马华两族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37
新加坡国立大学 John R. Clammer(约翰·R. 克兰默)在撰写的 Ethnic Proces-ses in Urban Malaka(《马六甲的族群关系》)里，通过马六甲族群关系的个案分析，揭示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特征是: 接触多，私交少。认为两族在工作中的友谊通常不会延伸到工作地点之外。因此，他认为，马来西亚要实现真正的族群和谐还是非常困难的。38
韩国 In － Won Hwang 教授撰写的 Personalized Politics: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特色政治: 马哈蒂尔时期的马来西亚》)，则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者认为，族群冲突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属于一种最广泛和最长久的现象，马来西亚是可能发生族群冲突的国家之一，却极少出现族群暴力冲突，1957 年独立以来一直享有政治上的稳定和相对的族群协调，是世界上成功处理族群关系的极少数国家之一，成为后殖民时代独立国家中的特殊案例。他从巫统政治精英的研究切入，认为马来西亚能够享有政治上的稳定和相对的族群协调，与巫统精英经常适应环境改变政治管理方式，保持政治稳定有关。39
由新马华人学者撰写、在马来西亚当地出版的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认为，在 “5·13”事件前，两族基本能和睦相处，之后的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以及大学学额分配制、合作社风波与华小高职事件等，对华社造成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应。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初政府采取较开放政策，华人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空间有所增加，华人也主要选择与政府协商合作的策略，两族关系有所好转。40
对于两族关系的发展，利亮时在 《马国五一三事件会否重演?》一文中认为，类似 “5·13”事件的种族冲突事件近期不会重演。主要理由是: ①人口上的优势，已经使巫族立于主导的地位，巫族经济地位也得到提升，种族矛盾已经有所缓和; ②巫族精英乐见政局稳定，动乱只会摧毁他们三十多年来努力的成果; ③非马来人也乐意接受稳定与和谐，因为新经济政策虽然对他们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们在各领域仍取得不俗的成就，而且他们没有掌握政治、军事的权力，没有破坏族群间的和谐与信任，不然将换来引火自焚的恶果。41
(八)相关研究评析
综上所述，直接或间接地探讨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有关研究对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各种矛盾表现，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矛盾的各种原因，这些矛盾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两大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及其行政偏差，以及华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华人对政府政策的激烈反应和不断抗争，两族之间的主要论争课题，“5·13”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两族经济差异与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影响，等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为本论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但目前有关马华两大族群关系的研究，还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1)现有研究侧重于否定和批判，主要揭示各种族群矛盾，以及导致族群矛盾的诸多原因和复杂背景。一些学者已关注到马华两大族群和平共处，以及马来西亚社会相对稳定的现状，但很少有成果深入系统地探讨马来西亚较少发生重大族群暴力事件、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社会相对稳定的原因和背景，以至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各种矛盾交织和冲突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仍然可以保持社会相对稳定，族群相对和谐这一矛盾现象?
(2)主要关注华人问题。由于侧重关注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很多成果着重探讨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华人公民的情况，对马来西亚最大族群——马来人的研究比较少，连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学者也承认对马来人社会缺乏了解42，以致我们不太清楚马来人的处境如何，他们有什么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部分实现的话，会对马来西亚产生什么影响。
(3)有些问题已注意到，但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如 “二战”期间马华两族关系是如何激化的，马来西亚族群论争课题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更频密，政府的马来人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政府的华人政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及其影响，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与社会发展互动联系的客观判断。
(4)目前的研究成果，把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与其他多元族群国家的族群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或把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与马来西亚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缺少比较研究和宏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与社会发展互动联系的客观判断。
(5)理论研究比较单薄。现有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展现马华两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及其因果关系，理论思辨略显单薄，应用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的不多，从理论上对马来西亚的族群情况加以解读或进行判断或总结规律的也不多。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特点
(一)研究目的
族群关系的内容非常广泛，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婚姻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本书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研究马来西亚马华两大族群之间的所有关系，根据已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本书将着重探讨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关系的发展变化及矛盾与症结，特别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族关系演变与马来西亚社会稳定发展的互动联系，目的是探讨马来西亚在各种族群矛盾交织和不断摩擦冲突的情况下，整合族群矛盾与平衡各种族群利益，避免族群间暴力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深层原因。
(二)研究框架
本书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绪论: 主要介绍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与特点等。
正文分五章，分别是:
第一章: 马华两族关系发展变化。主要是探讨马华两族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矛盾表现，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中、战后，以及马来西亚独立后四个历史时期两族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矛盾冲突，分析 “5·13”事件等影响较大的冲突事件等。本章结论: 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族群矛盾与冲突连绵不断，其持久与频繁，超过了不少多元族群国家。
第二章: 两族关系的问题与症结。主要分析马华两族在宗教、文教、居住地域和经济生活的差异，“马来人特权”和 “族群政治”对马华两族关系的影响。目的是探讨马来西亚族群矛盾冲突比其他国家更持久、更频繁的特殊原因。本章结论: 除了多元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隔阂和经济差异等原因外，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还受该国族群公民法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特殊的族群政治动员所影响。
第三章: 马来社会发展与族群关系。马来西亚当地族群极少对华人施以暴力，这是该国族群关系的重要特点。本章主要从马来人政治地位、政府的马来人政策以及马来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探讨马来人与华人和平共处的有关原因。本章结论: 马来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有助于缩小族群差距，缓和族群矛盾，族群博弈主要由政府出面，暂时没有诉诸暴力的必要。
第四章: 华人社会发展与族群关系。马来人特权地位，使华人社会发展受到各种限制，并引起华人的持续抗争，但很多时候，华人对本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本章分析华人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同时也分析政府华人政策的务实与灵活等特点，以及华人经济和文教发展对华人的影响。本章结论: 华人的多种公民权益确实受到侵蚀，但比起其他多元族群国家，该国华人仍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华人对政府政策和对自己的境遇，暂时还能承受。
第五章: 影响、比较与展望。本章主要探讨: 族群关系相对和谐对马来西亚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马中关系的影响; 通过比较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族群关系的异同，对马来西亚族群矛盾 “非暴力”冲突的原因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马来西亚族群政策的延续与变化; 近期马华两族关系展望等问题。本章结论: 族群关系相对和谐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马来西亚族群矛盾的 “非暴力”有其特殊的原因;族群政策的主要原则暂时将继续延续，近期马华两族关系变化不大。
结语: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马来西亚主要族群得以长期和平共处的原因在于马华两族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族群利益达到一定的平衡。本书进而从理论上总结缓和族群矛盾，乃至社会矛盾，避免族群暴力乃至社会暴力的一些内在规律。
(三)主要观点
通过对马来西亚缓和族群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系统研究，本书认为，由于资源的稀缺和获取资源能力的差异，资源分配很难达到完全的公正与公平，因此，各族群各阶层的差别、矛盾与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采取比较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策略，积极寻求一个各族群各阶层能够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就有可能避免族群暴力和社会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族群矛盾与族群冲突的破坏力，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或相对和谐，促进社会比较有序稳定地持续发展。
本书还认为，多元族群国家的族群关系是非常复杂而且具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族群之间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完全的二元同一，更多的情况下是对立之中孕育同一，合作之间包含分歧，对立分歧与同一合作的程度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随时发生转化，可能出现对立多同一少，也可能出现同一多对立少，族群关系也随之起伏不定，时张时弛，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运行状态。因此，多元族群国家处理族群问题，务必非常谨慎。
(四)重点难点
(1)马来人对马华两族关系的态度。特别是一般马来人对马华两族的态度，这是研究马华两族关系的重点，但目前有关研究不多，即使是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人的研究也非常缺乏，同时，相关资料比较零碎，难以收集，因此要系统阐述有相当的难度。
(2)族群关系与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互动。这是马来西亚族群矛盾 “非暴力”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选择这一命题的现实依据。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主要内容，对课题组成员的知识构成和学术视野，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理论解读与价值判断。马来西亚族群矛盾特别尖锐，但为何没有导致频繁的暴力冲突与社会动乱? 如何结合理论从社会整合与稳定的视角，分析马来西亚的族群矛盾、族群政策、族群社会发展的现状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系统论述与总结，并作出一些新的解读与判断，这有相当大的难度。
(五)研究方法
(1)主要采用马来西亚当地资料。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论据资料的可靠新颖，在充分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题主要采用马来西亚当地资料进行研究，包括政要言论、资料汇编、调查访谈、官方统计等第一手资料，以及当地华人、马来人撰写的学术论著和最新的报刊资料、网络资料等。
(2)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论题在学科上属于历史学，但由于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等领域，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论题。因此，本课题除了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还借用了政治学、民族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研究。另外，还进行了社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了解马来西亚本地人对族群关系与生存条件的感受; 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还进行定量分析，依据 40 多个数据表格等大量统计数据，探讨族群政策与族群发展对人们实际生活与心理感受的影响程度。
(3)采用宏观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针对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宏观联系和比较研究的局限，本书采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将族群关系与该国的政治、经济、中马关系发展结合起来研究，把马来西亚族群问题与其他国家的族群问题，特别是与马来西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的族群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族群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比较客观地把握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特殊性。
(六)研究特点
(1)目前涉及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研究成果，侧重探讨族群矛盾以及导致族群矛盾的诸多原因和复杂背景，很少有成果研究马来西亚缓和族群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等问题，以至没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各种族群矛盾交织和摩擦、冲突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仍能维持社会相对稳定、族群相对和谐这一矛盾现象。研究社科问题，除了认识世界、了解问题，对解决问题进行经验总结也非常重要。本书不仅深入研究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冲突的表现和族群矛盾的症结，还特别着重研究马来西亚缓和族群矛盾、避免族群暴力、族群关系相对和谐与社会发展积极互动等问题，探讨马来西亚在各种族群矛盾交织和不断摩擦冲突的情况下，化解族群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目前有关马来西亚社会矛盾 “非暴力”和社会稳定发展等问题研究的某些不足。
(2)由于侧重探讨族群矛盾及其原因，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探讨华人公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对马来西亚的最大族群——马来人的研究比较少，连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学者也承认对马来人社会缺乏了解。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族群暴力冲突，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人数多的族群对人数少的族群施予暴力，表现为贫穷族群对富裕族群的袭击，马来西亚马华两族得以和平共处，马来人作为最大的而且是相对贫穷的族群，起了重要的作用。本书尝试从马来人的角度，由相对贫困的群体切入，了解两大族群矛盾冲突的非暴力性和社会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研究的角度与过去明显不同。
(3)本书试图采用跨学科的理论，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作出新的解读。本书除了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外，还采用了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如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例如政治学的政党性质、政治基础、安全化等理论，社会学的社会运行模式，法律平等与实际平等，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心理、社会设置、整合平衡等理论，尝试从跨学科的角度，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重新进行解读和判断。和主要强调马华两族矛盾冲突，较少关注族群关系与社会稳定之间联系的以往相关研究不同，本书得出的结论是: 族群差别、矛盾与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在一定条件下，族群暴力和社会暴力是可以避免和防范的。马来西亚各族群地位有所不同，马华两族关系有时确实比较紧张，但由于族群利益的整合，大体上能保证两族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两族得以和平共处，并有力地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
(4)以马来西亚的具体案例丰富 “构建和谐社会”、 “维持社会稳定”的相关理论。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社科研究的重大前沿课题。“利益平衡点”、“公平底线”、“心理接受程度”等理论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相关理论。本书关于马来西亚在各种族群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协调族群矛盾，减少族群暴力冲突，保持族群相对和谐与社会稳定发展的系统论述; 本书有关马华两族人民生存发展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与族群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分析论述; 本书通过分析总结马来西亚缓和族群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平衡关系，探讨马来西亚缓和族群矛盾，乃至缓和社会矛盾的某些规律，总结华人与当地族群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些基本规律，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实际案例丰富了上述 “构建和谐社会”和 “维持社会稳定”等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
(5)马华两大族群占马来西亚人口的 85% 以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一直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不少研究马来西亚问题的论著，几乎都会讨论到两族关系，对 1969 年 “5·13”事件前后的两族矛盾和族群关系的研究特别深入。但对 1969 年 “5·13”事件以来 40 多年族群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是论文，或散见于各种专著中的部分内容，至今还没有一本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专著。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论题缺乏系统研究的不足。
四、有关概念与说明
(一)华侨与华人
根据我国国籍法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达成的共识，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加入当地国籍的称为华人，未加入当地国籍的称为华侨。“二战”前马来亚没有统一的公民权和国籍，当地的中国移民基本是华侨。“二战”后，马来亚政府推出统一的公民权，部分取得马来亚公民权的为华人，其余的仍然是华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由于条件比较宽松，绝大部分华侨成为马来亚公民，马来亚华侨社会也转化为华人社会。由于华人在国外还有 “中国人”的含义，马来西亚本地华人学者，大多数将带有中国血统的华裔，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都称之为华人或华裔，国外以及马来西亚当地的相关文献资料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引文原貌，本书引用资料时按原文引用。另外，为了论述的方便，并配合马来西亚当地资料行文的习惯，本书一般称独立前马来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为华侨，独立后的为华人。
(二)马来亚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全称马来西亚联邦，由马来半岛的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沙巴、沙捞越所组成。马来半岛称西马，婆罗洲的沙巴、沙捞越称东马。历史上，马来亚和新加坡同为英国殖民地，1948 年新加坡分离出去，马来亚组建马来亚联合邦，并于 1955 年获得自治，1957 年正式独立。1963 年，马来亚与新加坡及北婆罗洲的沙巴、沙捞越组建马来西亚联邦，1965 年新加坡退出，遂形成现在的国家格局。本书研究的重点是西马来西亚，也就是前马来亚，因为西马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马来人主要居住西马。研究内容涉及 1963 年前的历史时，一般称马来亚，如涉及整个马来西亚情况的，则称马来西亚。
(三)马来人和土著
马来人(Malay)和土著(Bumiputra)在马来西亚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专指马来人，后者则指以马来人为主的包括西马、东马在内的所有原住民。土著和非土著，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推行新经济政策后非常流行的一组对应名词。由于习惯，且土著中马来人占多数，不少论著，以及马来西亚当地的资料，经常是两词混用。本书主要研究西马的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书中提及的 “土著”，除了一些涉及全国统计的资料外，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马来人。同样地，由于华人占马来西亚非马来人和非土著的大多数，本书的非马来人和非土著，主要是指华人。
(四)民族、种族与族群
民族、种族与族群的英语分别为 nation(民族)、race(种族)和 ethnic groups(族群)。长期以来，学术界以及相关的论著和媒体大多数称一国内部的族群为民族或种族。由于民族通常表示政治实体，种族侧重于人种来源，而族群则更强调带有其他非政治性差异，如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等的群体43，近年一般改称一国内部的不同种族为族群，本书也按此称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为族群关系。但引用的资料不少是历史资料，当时还是习惯采用 “种族”与“民族”等名词，为了保持引文原貌，本书引用资料时依然按原文引用，所以有些中文资料，继续会出现 “民族”、 “种族”，以及 “民族关系”、 “种族关系”、“种族情绪”等字眼。
(五)社会
什么是社会? 学术界目前有争论，出现社会实体派、社会唯名派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社会作过多方面的论述，他们的基本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不是单个个人的堆积或简单相加，它是人们的联系或关系，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人们的交往首先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发生的经济交往，因此，人们之间的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关系。据此我国社会学研究者归纳出 “社会”的特点包括: 由人群组成的; 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 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 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 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 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等。44本书不准备对 “社会”这一概念与定义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本书的 “社会”主要借用上述的有关定义，即社会是特定人群组成和交往，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有文化、有精神联系、有组织的系统。据此本书提出马来社会、华人社会的概念，并特别注意探讨族群社会经济和马来西亚社会经济的发展，探讨决定族群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与文教等因素，以及族群社会经济发展对族群心理和族群关系影响等问题。
(六)暴力与非暴力
暴力，主要是指武力等强制的力量。45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一般涉及族群之间的群体械斗、凶杀、人员伤亡等流血事件。非暴力，则是非武力，也指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拒绝使用暴力的理念，如早期印度圣雄甘地为争取印度独立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本书的 “非暴力”，主要取非武力的含义，特指族群之间矛盾冲突的非群体武力对抗的现状，即矛盾冲突极少引发的族群之间的群体械斗、凶杀、人员伤亡等流血事件。
(七)冲突与整合
社会冲突是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互相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的种类多种多样。从冲突的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的冲突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从冲突的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以及阶级冲突与非阶级冲突; 从冲突的方式或程度上划分，有诉讼、辩论、口角、决斗、械斗、战争等。46也就是说，冲突有激烈的暴力冲突，也有非暴力的一般摩擦。
社会整合是指社会利益的协调与调整。社会整合的对象很多、很复杂，从微观上看，有人际互动; 从宏观上看，有社会子系统间的耦合，等等。但社会整合的基本对象只有一个，即社会利益。除了利益这一最基本整合对象之外，还有一些由此而衍生的整合对象，主要有情感、组织、规范和功能。相应地，也就有了情感整合、组织整合、规范整合和功能整合。47协调与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减轻社会冲突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是社会整合的主要目的。
(八)社会运行类型
中国学者将社会运行和发展分为三种类型，分别称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以及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所谓社会的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是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较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因此，社会的中性运行也可称作有障碍的常态运行。所谓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48一般来说，社会运行的状态往往与社会冲突的程度，以及社会整合的效果有着密切联系。在多元族群国家，社会运行的状态，也很大程度取决于族群冲突的程度、族群利益整合和族群关系的发展。社会整合取得成效，可不同程度地减轻社会冲突的破坏力，维持社会常态有序运行。
1①《少数民族和谐奖 大马又获一荣誉》，(马来西亚)南洋网，http: / /www. nanyang. com，2001 年3 月 21 日。对马来西亚族群相对和谐给予肯定的论著还可以参见陈伟之编著: 《台商在东南亚投资的种族暨经贸关系: 以马来西亚调查为例》，台北: 文笙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版，第 119 页; 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2002 年版，第 1 页; 朱陆民:《从制度视角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参政空间》， 《世界民族》2005 年第 2 期; Robert W. Hefner. Introduc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and Indonesia. In Robert W. Hefner. The Politics of Multi- 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p. 31，etc.
2 ②In-Won Hwang. Personalized Politics: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3. p. 3，p. 4，p. 13.
3 ①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 《马来亚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 《马来亚史》(上、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作者理查德·温斯泰德，英国人，在马来亚居住 32 年，曾任英国驻柔佛总顾问和新加坡莱佛士学院院长，回国后在伦敦大学讲授马来语，并被选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他还著有马来亚各邦的专史，如 《柔佛史》、 《吉打史》、 《霹雳史》、《雪兰莪史》和 《森美兰史》等，以及其他有关马来历史和语言的书籍、辞典等多种，当时被推崇为研究马来历史和语言的权威。《马来亚史》相关内容于 1935 年在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发表，后出版专著，二十多年后，作者加以修订补充再版。
4 ②岸胁诚著，张开枚、许红梅译: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发与国民统一》， 《南洋资料译丛》2005 年第 1 期。
5 ③谢爱萍: 《社会变迁与华人文化》，(马来西亚)《资料与研究》1996 年第 21 期。
6 ④巴素著，郭湘章译: 《东南亚之华侨》(上册)，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74 年版，第 579、591 页。作者曾在新马殖民政府任职，该书原著 1951 年出版，1965 年出修订本，引文版本为郭湘章翻译的修订本第四版。
7 ⑤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407 页。
8 ①林远辉、张应龙: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6、477 页。
9 ②参见谢诗坚: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槟城: 友达企业有限公司 1984 年版，第 160 ～ 164页; Leon Comber.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1983. p. 114; Dr. Syed Husin Ali，李雅芬译: 《马来西亚的发展与生活素质》，(马来西亚)《资料与研究》1997 年第 27 期; 许德发: 《历史幽灵与马来西亚的记忆政治---试论 1969 年 “五一三事件” 的各种阐释》，(马来西亚)《人文杂志》2002 年第 15 期，等等。
10 ①马哈迪医生著，叶钟铃译: 《马来人的困境》，吉隆坡: 皇冠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38 页。1969 年 “5·13” 事件后，马哈蒂尔因为公开批评巫统主席暨政府首相东姑·拉赫曼的族群政策而被巫统开除，后重新召回巫统，并于 1981-2003 年出任马来西亚首相。《马来人的困境》以及马哈蒂尔其他政论性著作，如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1999 年)， 《亚洲新契机》(2001)，The Way Forward(1998)等，对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特别是了解马来人对族群关系、马来人对华人的看法，都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11 ②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 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7、241 页。
12 ③前引，谢爱萍: 《社会变迁与华人文化》。
13 ①前引，岸胁诚著，张开枚、许红梅译: 《独立初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发与国民统一》。
14 ②James V. Jesudas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 : The State，Chinese Business，and Multinationals in Ma- laysia. Singapo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reface，p. 1.
15 ③刘文荣: 《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之演变》，台北: 世华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145、146、198 页。
16 ①陈晓律等: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5、296 页。
17 ②Robert W. Hefner.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and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p. 30.
18 ③Francis Loh Kok Wah. Where has Ethnic Politics Gone: the Case of the Bn-Non-Malay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Robert W. Hefner.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and Indonesia. p. 183.
19 ④韦红: 《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3 页。
20 ①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年版，第 108、109 页。新马华人出版的两本华人史，都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另外一本华人史，是林水檺、骆静山合编的，由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年出版的 《马来西亚华人史》。两本著作的体例、编者、作者都差不多，《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完整，篇幅更大。《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分别论述了华人历史、政治、教育、文化、经济、社团和宗教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其中大量内容涉及两族关系，特别是华人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的关系，是了解一百多年以来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的较为系统全面的重要著作，由于参与撰稿的作者均亲身经历数十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资料特别翔实，非常有参考价值。
21 ②前引，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第 235 页。
22 ③Francis Loh Kok Wah. Where has Ethnic Politics Gone: the Case of the Bn － Non － Malay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Ibid. ，Robert W. Hefner.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Pluralism and Citizenship in Malaysia，Singapore，and Indonesia. p. 185.
23 ④何西湖: 《马来西亚华人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24 ⑤原不二夫著，刘晓民译: 《马来西亚华人眼中的 “马来西亚民族”》，《南洋资料译丛》2001 年第2 期。
25 ①丘光耀: 《第三条道路: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选择批判》，雪兰莪: 地球村网络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22 ～24 页。
26 ②R. 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1980. p. 187.
27 ③Raymond Lee ed.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Detroit，Mich. USA，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1986. p. 30.
28 ④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 3.
29 ①Heng Pek Koon and Lee Karo Hing. The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Slangor Darul Ehs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p. 15 － 16， p. 23.
30 ②何启良: 《九十年代后期动荡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人文杂志》2000 年创刊号。
31 ③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2003 年版，第 4 页。
32 ①古鸿廷: 《教育与认同: 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4 页。
33 ②前引，何国忠: 《马来西亚华人: 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第 1、162 页。
34 ③Wang Gung Wu.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about the Malay World. In Ibid. ，Ding Choo Ming ＆ Ooi Kee 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p. 22 － 23.
35 ①前引，陈晓律等: 《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第 298 页。
36 ②陈祖排: 《大马种族关系概况》，见骆静山编: 《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论丛》，玻璃市: 玻璃市州广东公会奖助学金委员会 1983 年版，第 73、76、78 页。陈祖排博士是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的前总秘书和马来西亚前任部长。
37 ③陈衍德、任娜: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暨南学报》2002 年第 1 期。
38 ④John R. Clammer. Ethnic Processes in Urban Malaka. In Ibid. ，Raymond Lee，eds. Ethnic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pp. 61 － 62.
39 ①In － Won Hwang. Personalized Politics: the Malaysian State under Mahathi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2003. p. 3，p. 4，p. 13.
40 ②前引，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导言。
41 ③利亮时: 《马国五一三事件会否重演?》(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http: / /www. zaobao. com/，2006 年 11 月 28 日。
42 ① 前引，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第 325 页。
43 ①马戎编著: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 页。
44 ②引自郑杭生等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8、69 页。
45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42 页。
46 ②前引，郑杭生等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 180 页。
47 ③前引，郑杭生等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 53、54 页。
48 ① 前引，郑杭生等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第 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