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南华侨的发展

对于民众出洋谋生，历代中国政府并不认可。明、清政府严申海禁，视海外华侨为化外之民，采取 “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的态度。清代中叶以后，清政府继承了明朝对华侨的政策，其法律是严禁臣民移居海外，视华侨为 “弃民”。顺治四年 (1647)，清政府颁布《大清律》，规定: “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42清朝初年海禁政策主要是针对海外反清活动，但反清复明活动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居留在海外的华侨始终持怀疑的态度。直至康熙五十六年 (1717)，康熙皇帝仍有上谕: “凡出洋久留者，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43可见清政府对民众出洋之严厉态度。此后，此态度虽有所缓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雍正五年 (1727)，雍正皇帝上谕说: “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不论年月久远，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44对漂泊在外的民众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此，当乾隆五年(1740)，荷印发生荷兰殖民者肆意屠杀华侨惨案时，乾隆在复福建总督关于此事奏折时称 “天朝弃民，背弃祖宗庐墓，觅利海外，朝廷概不闻问”45就不足为奇了。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是自乾隆以来人口高速增长的压力持续加大，另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巨大利益，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说: “对华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不可能。铁道之敷设，蒸汽机和电气之使用以及大工业之创办，即为着军事防御的目的已成为必要的了。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 (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中，农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业品)，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外国。”46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列强开始大肆在中国贩卖劳工，清政府慑于列强之淫威，无力干涉或不愿干涉，甚至默许这种贩卖活动。咸丰八年(1858)，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将海口列为对外通商口岸。咸丰九年 (1859)，在英法殖民者的压力下，广东巡抚柏贵及其继任者劳崇光明令，允许人民 “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47。而清政府正式允许华工出洋，始于咸丰十年 (1860)。这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 “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48《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条也有相似之内容。《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传统海禁政策终结，从此华工出洋合法化。1876 年，海口正式开埠设立海关。于是，在国内解除海禁，东南亚缺乏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为生活所迫的海南人纷纷南下，到南洋各地出卖苦力，以求生计。

西方殖民势力东侵，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在东侵过程中，他们已不满足于在沿海地区开辟商埠、建立贸易网络，而是用武力侵入内陆地区，扩大占领范围，表现出对土地的浓厚兴趣。他们掠夺矿产，开辟种植园，设立工厂，修建铁路、公路，建立包括现代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内的殖民经济体系，以满足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这一切使荷印与海峡殖民地等东南亚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达到空前的规模。如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荷兰殖民者迅速从爪哇向外岛扩张，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的内陆苏丹国相继沦陷，荷兰人将殖民统治推进到群岛腹地。紧接着领土扩张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开发，1870 年以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椰子、棕榈油、纤维、木薯、木棉、茶叶等都是在世界市场销售的荷印重要出口产品。19 世纪 60 年代，荷印政府开始兴建三宝垅至梭罗、从吧城到茂物的铁路; 1875 年又建了泗水蔗糖产区的铁路; 1883 年，为了适应烟草业的发展，苏门答腊东岸也开始修建铁路。到 20 世纪初，铁路总长度达 3 500 公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糖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荷兰航运业的发展，1870年创办的荷兰轮船公司享有群岛内的运输垄断权。而轮船运输业的发展又刺激了港口的建设。19 世纪后期，荷印地区的丹戎不碌、泗水、望加锡、爱姆、沙璜等地都陆续修建了港口。邦加、勿里洞的锡矿也在19 世纪中叶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开采。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英国殖民势力侵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丰富的锡矿和经济作物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劳动力的使用出现巨大的缺口。就世界范围来说，19 世纪中叶，非洲奴隶贸易停止，各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十分尖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殖民者把注视的目光投向了紧邻东南亚的中国。在其看来，华人劳工是他们开发东南亚殖民地最合适的群体。因此，不论是荷印政府还是英国殖民者，都非常重视华工的作用，采取各种手段，引进华工加入开发殖民地的行列。

在19 世纪中叶以降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潮中，随着海南移民的增加，南洋各地逐渐形成了 “琼州帮”群体。在越南，阮氏王朝对华侨 “1807 年嘉隆王准允按籍贯、语言分帮管理。七府 (漳、泉、潮、广、惠、琼、徽)五帮 (福建、广肇、潮州、客家、海南)由此产生。1843 年又准允每帮设正副帮长”，管理华侨事务。49张荫桓也说: 越南 “西贡华人分为五帮，曰广肇、曰潮、曰漳泉、曰客家、曰海南。五原之中各有正副帮长”。50由此可见，在华侨群体中，海南华侨占有一席之地。除越南外，暹罗也是海南人出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张荫桓说: “寓暹华民，潮为最、闽次之、广肇次之、海南次之、惠州、嘉应又其次也。”51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其所著之《海南岛史》中引用欧洲人的话说，1830 年左右 “广东省海南岛人使用的语言与福建话只是有转讹的差别，我在暹罗，和海南岛人有多次的交谈机会，大体上用福建话可以了解彼此之间的意思”52。可见当时海南人在暹罗已有不小规模。海南人在暹罗，比较集中在曼谷北部之三清、中部之哒叻仔、南部之馋叻三地区。

这一时期，海南人大量出洋也和交通状况的改善有较大关系。此前，海南人出洋之交通工具为木帆船，一般为乘船从海南启程向西，沿北部湾南下，到越南后，或沿海岸南下到暹罗，或转程到马来半岛的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及印尼廖内、苏门答腊等地，或续程直航到婆罗洲加里曼丹、印尼东爪哇诸岛。木帆船一般利用东北季风，行程约两个星期泊港，若遇上天气恶劣则需要半个多月。不但行程时间长，而且在海上随风漂泊，生死难料，船沉人亡之事时有发生。因此每艘船都安置 “天后圣母”，以求保佑平安抵岸。1890 年，乐会县华侨何达启在海口开设森堡船务公司，破天荒第一次驾驶轮船载客出洋，开辟海口至东南亚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海南与东南亚各地的航程。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出洋的海南人数量大增。据相关资料统计，从 1876 年至 1898 年的 23 年间，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达 24.47 万人次左右，平均每年 1 万余人次出洋。53

就移民形式而言，近代海南人下南洋主要有三种形式: 自由移民、客头招募和洋行招募。自由移民是指传统经商移民和非契约劳工移民，一般由自己负担交通、住宿等旅途费用; 客头招募的移民一般是由客头先行垫付移民途中的交通、住宿等各项费用，到达目的地后经客头牵引，与雇主签订务工契约; 洋行招募的移民一般是在移出地由移民和洋行签订契约，洋行支付移民途中的各种费用，到目的地后转让给雇主。客头和洋行招募的移民大多为猪仔移民，由于其签订契约的共同特点，因此常被合称为契约移民。一般而言，19 世纪上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自由移民是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形式; 19 世纪下半叶 (即鸦片战争至民国初年废除劳工出洋规定止)则以客头招募和洋行招募为主要形式。

“契约劳工”当时的俗称为 “猪仔”54，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55，其主要区别包括:

海南籍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海南的 “猪仔”贸易开始于 1876 年，一直到 1913 年结束。56主持此类活动的是德国商行 “森宝洋行”，自 1886年起在海口设立 “招工馆”5711 间。法国商行 “哩哩洋行” 与 “几利幺洋行”，共设 “招工馆”8 间。海口港成为近代贩运 “猪仔”的主要口岸之一。文昌、琼海、琼山、万宁等地有许多 “客头”活动，并张贴广告，引诱穷苦农民出洋。到 1913 年琼崖绥靖处长邓铿枪毙猪仔头 (名阿二，雷州人)后，贩运猪仔的活动才告结束。

据光绪三十三年 (1907)一月十七日琼海关代理税务司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 (1897)起的十年中，从海口出洋的华工情况为:

光绪二十三年 (1897)17 203 人; 光绪二十四年 (1898)20 356 人;

光绪二十五年 (1899)21 836 人; 光绪二十六年 (1900)15 254 人;

光绪二十七年 (1901)1 686 人; 光绪二十八年 (1902)26 560 人;

光绪二十九年 (1903)22 285 人; 光绪三十年 (1904)23 772 人;

光绪三十一年 (1905)20 396 人; 光绪三十二年 (1906)22 163 人。

综上十年，总数共达 206 811 人，平均每年在两万人以上。58

但这一数字统计的并非全是海南人或全部出洋的海南人。因为琼海关代理税务司在统计这一数字时，特别声明: “以上所开十年中出口华人数目，均系本关亲知灼见。此外，每年尚有出口者不少，因未据商报明，无从查悉，所以未开在内，合并陈明。”59也就是说，这组数字表达的未必全是海南人或全部出洋的海南人，因为这组数字中有两方面的信息是必须弄清楚的: 第一，这组数字虽是从海口出洋的华工数字，但其中还应包括雷州半岛一带的出洋华工; 第二，历史上，海南东北部文昌的清澜港、铺前港，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等港口都是海南民间自发到南洋谋生的主要出发地。这一时期，虽然以 “契约劳工”的方式被拐卖、贩运到荷印和海峡殖民地等东南亚地区充当 “苦力”的华工比重上升，但民间自发式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这一时期，有一部分海南人出洋是没有经过海口海关的。

被贩卖的华工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如被贩到新加坡的 “猪仔”，被关在猪仔馆内待售，售价一般为 90 ～100 元，要在契约期内，由华工微薄的工资中加上利息 (月息 4%)扣还。成交以后，由猪仔头以暴力胁迫华工到华民政务司问话，当场同买主订立契约，期限从半年到一至三年不等。契约期内，华工无人身自由，一切任凭雇主摆布，忍受雇主或工头的鞭打，并可能被转卖。契约期满，如债务尚未偿清，契约即无限延长。光绪三十三年 (1907)七月十四日琼海关代理税务司申呈两广总督兼关务之道字第 1008 号文记载，据当时对从文岛回国的被掠华工之调查，称:

该岛所有之公司，均系洋人所设。工作分为两项，一系开锡矿，一系种胡椒。开矿工金稍优，每日可得铜汇三十六枚，以一月计之，所得工金约合华银七元四角上下。工头按日扣除铜汇十二枚，以为饭食之费。种胡椒工金较贱，且无定价，每日工金视工人做工之勤惰分别多少，然亦不过自二十四枚铜汇发至三十四枚铜汇为止。是至多之数，亦较诸开矿工金少去二枚铜汇。每日亦须由工头扣除铜汇十二枚为饭食费。

至于两项工做 (作)之时刻，均归工头定限。每日自晨早六点钟起工，至下午五点钟始得散工。不逢年节之期，即礼拜亦不放假休息。

各工应做之工程，一经工头派定，无论强弱胜任与否，均须一日做完，方有工金发给。否则，不罚全工即罚半工。或工做 (作)稍有不力，则鞭挞从事，痛楚难堪。

若值天阴不能上场工做 (作)，或工人患病之时，非特不发予本日之工金，仍须照扣饭食之费。工人住所亦极卑陋不堪。每日饭食固属粗粝，菜亦只有咸鱼野蔬两种，且并不多。敬然自行破钞添买菜蔬，则必不能卒食。

倘有华工在彼病故，则由工头市一薄棺，草草装殓，埋于旷野。死者若有遗资，不拘多寡，咸归工头承受，无敢议其非者。60

由此可见，被贩华工受尽磨难。

“据估计，至二十世纪初，出口的海南华工约 30 万人，其中大部分属被掠之华工，而这些华工中出自文昌、琼山、琼海、万宁居多。”61

“契约劳工”的非人遭遇，引起了社会公愤。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颁布了《大总统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和《大总统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贩卖猪仔文》，“猪仔”贸易逐渐式微。

自由移民是在以血缘、亲缘、乡缘、情缘等感情因素为主要纽带的一系列人际关系组合基础上运作的移民形式。新移民一般在国内自己付费或已有人垫付旅费，然后乘船到东南亚目的地。这些人一般在目的地都有自己的亲戚、同乡或朋友等关系较亲近的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照顾、帮助，如在他们经营的店铺里当学徒、店员，或经由他们的介绍找到一份工作，由此克服初来乍到之不适。若干年后，他们适应了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或自己成了店主后，又会尽量把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接到东南亚来，有时还会替这些人先垫付旅费，接过来后在自己家里慢慢找事做，等到有钱了再还。如此反复，形成一条 “移民链”。

在海南人下南洋过程中，香港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许多海南人会先到香港集合，由此换定期船前往南洋。而到南洋后，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许多海南人先到新加坡，再转乘其他船到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缅甸、马来半岛或暹罗、安南等地，或在新加坡熟悉东南亚环境后，再散居各地。

20 世纪初，“猪仔” 贸易结束后，由于海南连年天灾，加上社会动荡等原因，海南人的出洋活动并没有停止。由台湾琼籍学者苏云峰据中英文本《中国海关历年报告》统计，1897 年至 1928 年海南出洋的人数分别为:

历年从海口出洋琼人统计，1897—192862

(续上表)

当然，不可以认为以上数字是海南人出洋数的累计。因为海南人出洋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其他地方的人出洋多为单向移民，而海南人则表现出较强的双向性，即到南洋打拼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积蓄后返回家乡。这是因为当时出洋之人均为男性，尚未结婚，到南洋打工有了一定积蓄后，便回乡完成终身大事。结婚后，有的男人选择留在家乡生活，有的男人为了养家糊口，选择重返南洋找工作，把妻子留在家乡。重返南洋的一部分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能再回家乡，留下妻子独守空房。因此，“留守新娘”成为海南侨乡社会的一大现象。据 1953 年文昌县一个有关华侨婚姻的调查，文昌有丈夫在国外的侨眷约占 65%。如一区南新乡山桥村，全村有 13 户已结婚的侨眷，其中丈夫出洋的有 10 户，在家的只有 3 户。63据笔者做的一个粗略的田野调查，在文昌，几乎在有出洋人群的村庄，都有数目不等的 “留守新娘”。结了婚的男性，由于生活所迫出洋谋生，因为眷属在家乡，他们在南洋打工，只要条件许可，都会返乡与亲人团聚。因此，在海南侨乡流传了不少描述夫妻因丈夫下南洋而分居的民谣:

送郎送到码头分，郎你去番侬心闷。眼汁滴到土落窟，日头看路夜看船。 送夫送到万泉河，河水倒映影双双; 夫妻都如鱼和水，鱼水分离几凄凉。 夫郎离家南洋去，一去十年无回书; 坐在石上望夫回，泪流成河浸石浮。 鸡啼一阵又一阵，夫妻二人将离分; 卧在床上不舍起，双双枕头添泪痕。 心中悲痛一阵阵，亲家不久就离分; 站在床前嘱一句，十年才回诉天伦。 无奈卖身当猪仔，离乡别妻泪涟涟; 何日归来未有期，相见只在梦中眠。 离妻别子去南洋，频频回头望故乡; 睡到夜半又醒起，梦里团圆割肚肠。 书寄星洲太平港，姓陈秀金你糟糠; 自小槟榔定良缘，良辰吉日成对双。夫你自小家清贫，欠人钱债走去番; 安说要回家清还，谁料一去不复返。 忆起那夜在洞房，枕上嘱话鸡啼当; 嘱女在家守鸾房，勤劳耕作莫生端。 侬照你话句句办，起早摸黒把家当; 双亲想你倚门望，牵肠挂肚知多惨。 捧起饭碗心头塞，眼汁滴滴出眼眶; 更深夜静睡不甜，只听城楼更鼓响。 安说花开随蜂恋，又怕臭名千里传; 亏你七尺男子汉，狠心让侬守空房。 稻熟不割要过冬，日后香炉谁来捧; 三纲五常古传下，还做乜人在世间。 红颜薄命难度日，迟回只怕床空空; 泪珠成行细思量，盼夫赶快把家还。 含泪送夫去南洋，送过椰林送过坡; 从今南北海相隔，乐日味短闷日长。 我去南洋苦奔波，定不忘记 家乡; 等我发财带银回，共享天伦叙短长。 今旦送夫到亭边，含泪分别夫和妻; 夫你去番欠顾体，勿做风流后怨迟。妻你送我到亭边，把话嘱一又嘱二; 话忆胸头不忘记，望妻放心勿多疑。 我种丛花根不深，此去南洋不放心; 就怕花枝鸟来栖，就怕花果鸟来寻。 你种丛花根已深，你去南洋请放心; 花枝单等你回弄，花果单等你回寻。 去番发财回家乡，金银衣布几十箱; 闩起门来慢慢数，夫妻团圆乐心肠。 八月十五月光光，抬头看月 心乱，当初郎君去番日，十八相送泪垂垂，临行种椰相订约，椰树结子郎才回，只是咧———月缺月圆今又光，树大树高果累累; 天天携子依树望，不见郎君回家门。去年椰熟娶媳妇，今年孙儿吃椰水，年年盼郎心切切，盼到何时郎才回?

至于海南男性为何不带眷属出洋，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经济的原因。当时的出洋人，大部分是迫于生活压力而漂洋过海的，出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到南洋发财，回乡养家糊口、光宗耀祖。因此，很多人根本没有长住南洋不回乡的打算。而且这些人到南洋后的角色基本上是劳工阶层，收入有限，无力携眷同行。

第二，社会的原因。海南东北部的文昌、琼海、琼山等移民较多的地区，基本上是一个由内陆移民构成的移民社会，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即男人出洋谋生，妻子留在家中孝敬父母以尽妇道。

第三，习俗的原因。由于文昌、琼海、琼山等地移民后裔 “故家大半来中土”64，社会上男重礼俗、女守闺阁的风气影响较重，据此认为在外抛头露面者，一定是不良女性，这种观念也影响了海南女性随男性出洋谋生。

第四，性妒忌心理，即一群单身汉中，难以容忍其中一人携眷同行。“不准海南妇女出洋”，成为海南出洋人的不成文的口头约定。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域移民的观念，使得有条件携眷的绅商人士，亦不敢犯众怒。65

“据传第一位琼籍女性是在一九〇四年 ‘偷渡’到新加坡来。这位琼籍女性的胆量过人，她首先到香港，学会了广府话，而打扮为广东妇女，由香港辗转到新加坡。这位勇敢的琼籍女性抵星时，住在一家客栈内，曾引起了一场 ‘震动’。”66可见当时出洋的琼籍男性是多么不能容忍在家女性的漂洋过海，后经有识之士的呼吁，情况有所改观，但妇女出洋仍然困难重重。正因为如此，1923 年 4 月间，文昌人陈时新秘密携带妻室出洋，秘居在星洲山村。后被发现，在琼侨中闹起风波，幸得开通商家相助，请当地华民政务司出面干涉，方得平息。陈序经在《珠崖篇》中也讲道:“我记得少年在新加坡，曾看到有人从海南乡间带妻女到新加坡，一上岸就被一些新加坡海南青年殴打，结果是不得不乘原船回去。”在泰国，侨贤林树兰第一个响应贤达号召，致函故里妻室，附轮赴泰。林妻甫抵码头，还受到一些人侮辱。67

因为这些原因，从南洋各地返乡者不在少数。

历年从南洋等地经海口返乡人数68

(续上表)

由海口关出洋琼侨净额69

(续上表)

由上述两表可以统计出，19 年间，海南净出洋人数为 16 万余人，平均每年出洋净数为 8 673 人。

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出洋人数的增减，总是与海南和南洋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比如 1910 年和 1911 年，海南发生鼠疫，米粮昂贵，加上此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树胶种植的高峰期，由于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1910 年和 1911 年海南出洋人数分别达到前所未有的 44 423 人和 45831 人。而从 1912 年到 1916 年的五年间，出洋人数仅为 117 630 人，平均一年只有 23 526 人，只相当于 1910 年的一半左右。1914 年甚至出现返乡比出洋多出 7 740 人的状况。究其原因，应该与海南粮食丰收，社会经济相对稳定有关，而且 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影响到海南人出洋的意愿。此外，1913 年琼崖绥靖处长邓铿枪毙 “猪仔”头雷州人阿二，捣毁海口 “猪仔”馆，取缔 “猪仔”贸易，应该也是海南人出洋减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和英属马来亚的移民政策，亦为限制华工大量移入的因素之一。1914 年殖民者废除 19 世纪后半叶颁布的与 “猪仔”贸易相关的劳工契约，改由劳工法替代，制定了包括卫生和居住条例等在内的比劳工契约更严厉的条款。1916 年契约劳工废止，华工出洋趋于制度化，如此因素，亦导致海南人出洋减少。

1922 年至 1925 年间，海南人出洋人数又呈现增加的状况，这一轮的出洋原因，既与海南社会因为军阀统治而秩序混乱有关，更与南洋橡胶业复苏相关。广东军阀邓本殷横行海南，致使海南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民众生活困苦，被迫出洋谋生。此外，1922 年史蒂文生橡胶限产条例奏效，1925 年橡胶价格回升，也是海南出洋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1927 年，由于国共关系交恶，社会动荡，又逢英国在新加坡三巴旺兴建远东最大军事基地，需要大批劳工，于是海南出洋人数创历史新高。

但1929 年蔓延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1930 年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实施 “移民限制法令”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Ordinance)。此法令实施四年，移民限额介于每年 1 000 ～2 500人。并且，由于世界经济整体的不景气，导致生活在马来亚社会底层的大量海南人难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处于失业状态。英殖民政府为处置马来亚联邦劳工过剩问题，曾权宜性拨出数百万元费用，将数千华工遣返中国。70

英殖民政府的这种遣返政策，表现在海南移民中则如陈献荣在《琼崖》一书中所述的那样: “近年南洋经济衰落的影响，星加坡政府因胶、锡两项价格暴跌，取缔华工入口; 且安南 (今越南)、爪哇土人常和华工冲突，华工受其排斥，故都纷纷相率回国，而琼人回琼，也实繁有徒。”71

马来亚移民限制法令实施四年后，1933 年改由 “外侨法令” (AliensOrdinance)取代。“外侨法令” 规定，新至移民必须拥有登岸字，并以此准字于登岸处换取入口证，或缴纳手续费五元。持有入口证者，即指领人未有违反限额条例。由于限制政策过多，且船费涨价，贫苦人家不易移民马来亚。但相对于家乡恶劣的生活环境而言，移民马来亚还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尽管英殖民政府限制颇多，但偷渡马来亚现象还是时有发生。1938 年，一批为数一百余的海南人乘帆船企图偷渡马来亚，在柔佛丰盛港被拘捕即为一例。事发后，丰盛港琼州会馆虽极力奔走营救，但事关移民律例，不得通融，海南偷渡者遭判监禁一个月，然后被遣送返琼。72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特别是 1939 年日本侵略铁蹄踏上海南，海南面临战火煎熬。为避战祸，大批侨眷及普通民众拖家带口，冒着生命危险，从海口、清澜、铺前、宝陵、冯家、五龙等港口乘帆船，冲破日军封锁线，险渡琼州海峡，至当时还是法国租界的湛江避难，然后乘轮船到南洋各地投靠亲人。也有从陆路经广西进入越南，或经云南到缅甸。据琼海关统计，1936 年出洋人数为 33 000 多人，1937 年为 44 000 多人，到 1939 年，仅逃到湛江的就达 50 000 人，后经由琼侨总会的救济帮助，绝大部分转向星、马、泰等地。

当然，这个时期海南出洋人数增加，与海南出洋人口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由于诸多原因，海南女性未曾出洋，但 1904 年，第一位琼籍女性成功 “偷渡”到新加坡后73，大批琼籍女性纷纷效仿南下，与亲人团聚或嫁到南洋，成为 “过番新娘”。大量海南妇女南下，使琼州人在新、马人数大增。如新加坡，1881 年只有琼州人 8 319 人，1911 年增至10 504 人，到 1931 年发展到 19 896 人，1947 年这一数字上升为 52 000 多人。到1931 年，新加坡琼籍人口男女两性的比例为 1 000∶151。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传统的回家娶亲，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再出洋，之后有条件再申请妻子入境仍占主流。1947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1 000∶554，加上环境的变迁和观念的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琼籍男性大都在本地成家立室，且也打破以往的惯例，与其他籍贯人士通婚，这一传统的婚姻形式才发生根本的改变。74其他地方情况基本类似。

这些数字虽然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统计数字有出入75，但基本上能反映海南人出洋的全貌。各方面资料反映，文昌人是构成这些数字的主体。76

抗战胜利后，海南结束战争状态，社会秩序有所恢复，海南人出洋速度有所放缓。据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会报》称，琼人出洋，1946 年为 1 800 人，但随着国共内战爆发，战争烽烟再起，为躲避战火，海南人又开始大量出洋，1947 年出洋人数猛增到 8 000 人，1948 年又增至上万人。因出洋人数增多，海口至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一票难求，黑市上一张船票被炒至 100 光洋，许多人卖田典牛逃 “去番”。这些出洋人，一部分是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一部分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地方上一些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人士，目睹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对前途失去信心，携眷出逃。

解放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内生活比较安定，出洋人数锐减。20 世纪 50 年代的出洋者中，除了一部分是归侨重返侨居国，其他是因夫妻、子女家庭团聚或结婚或继承财产或求学或谋生等原因而出洋，总的来说，规模不大。且海南解放后，经过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 1951 年马来亚政府实施 “人力动员令”，致使当地华侨难以谋生，部分人选择了回国。于是出现回国定居人数多于出国人数的情况。77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由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原因，出国者甚少。改革开放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有明显改善，允许中国私人探亲、旅游、留学，甚至移民，于是海南出国人数又呈现上升态势。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海南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各国和港澳地区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海南人移民对象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一部分因为亲情关系，移居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以外，有一些是以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留学的方式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及南美等地; 有一些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到日本等国，在结束劳务合同后，以不同的理由定居下来; 有一些是以婚姻的方式，将自己嫁到世界各地。此外，这一时期移民中具有此前移民不曾有的特点，那就是有一部分移民文化素质高，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并非生活所迫远走他乡，而是为了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移居国外。

据侨务部门的估计，目前旅居海外的海南人，超过 300 万人，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 “凡是有海水的地方，都有海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