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南华侨的出现

海南因琼州海峡而与祖国大陆隔水相望，不宽的琼州海峡使得海南呈孤悬海外之势。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海南的历史发展充满了传奇与神秘，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内陆发展的独特历史现象。比如人口流动方面，有学者指出，历史上海南就是一个移民社会。从汉代开始，中原人口就沿着西部迁移路径和东线迁移通道，不断向海南移民。但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加上瘴疠盛行的恶劣气候和生产力的低下，有限的土地无法承载大量人口，于是岛内人口又开始向两个方向迁徙: 一是黎族人放弃平原祖居地向岛的腹地退却; 二是汉人开始海外移民。1

海南人最早外迁的地方应是交趾 (今越南北部)，因为历史上海南与交趾曾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琼州府本古雕题、离耳二国，……唐虞为南交，三代为扬越之南裔，秦为象郡之外徼，汉元封元年 (前 110)，置珠崖、儋耳二郡，属交趾部刺史。”2此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及南北朝，琼州一直断断续续地隶属于交趾。唐天宝年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治交州，琼郡五州仍皆属之。琼州与交趾间亦可相互调任官吏。东汉永平十八年 (75)，以儋耳太守僮尹 “为交趾刺史”3。唐 “天宝十四年 (755)，以杨清为琼州刺史 (杨清乃安南人)”4。如此密切的行政关系，民众之间相互往来自然亦密切，但却不好说这是海南最早的海外移民，因为交趾于宋开宝元年 (968)建立 “大瞿越国”，才开始脱离中国版籍而独立建国，在此之前一直属于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海南人真正意义上的出洋历史，应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仍然与海上交通线相关。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载: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宣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北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衹，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 (狮)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拨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国。其国有弥兰大河，自北渤昆山来，西流至提国北入于海。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么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得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年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剌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拨离诃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

这段文献所记述的航线大致从广州起航，向南航行到珠江口的屯门港，尔后折向西南，经海南岛附近之七洲洋，到达越南东南部的海面，再南行到马来半岛湄公河口，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东南往爪哇，西北穿过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抵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之南端，沿印度西海岸而上入波斯湾，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至今天的巴格达城。

由此可见，在这条航线上，海南的七洲洋是一个重要的结点。据《南洋记》记载: “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5

到了宋代，海南的对外贸易较前朝更为发达，其时的琼山、临高、文昌、乐会等各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征收科钱。而白沙律 (神应港，今海口市白沙门附近)已成为商船进出的重要港口之一，外国船舶常停泊于此，“琼州白沙律，蕃舶所聚之地，其港自海岸屈曲，不通大舟，而大舟泊海岸”6。

当时海南进岛的商品有盐、铁、鱼、米，尤以粮食为主; 出岛的商品以土特产为主，有香料、槟榔、椰子、吉贝 (棉花)、苎麻、赤白藤、花缦、黎幕、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荜拨、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等，尤其以香料、槟榔、吉贝最为有名。

海南米粮向来不能自给。在宋代，海南四郡凡十一县 “地多荒田，所种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7。在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大幅提高的古代，海南必须依靠从外部输入，才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因此，向海南输入粮食就成为古代海南贸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海南所输出的商品中，以香料、槟榔、吉贝最为出名，主要是因为其质量上乘。关于海南香料，宋人范成大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

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胜。人士未尝落南者，未必尽知。……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块。其次如茧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叶者，皆佳。至轻薄如纸者，入水亦沉。环岛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诸番所出，又以出万安者为最胜。说者谓万安山在岛正东，钟朝阳之气，香尤蕴藉丰美。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一博投许，氛翳弥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亦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识，盖海上亦自难得。……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近年又贵丁流眉来者。予试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带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质重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入药，南人贱之。8

赵汝适对海南香料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 “海南土产，诸番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笺、沉等香，味清且长，琼出诸番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9

此外，海南的槟榔也是当时畅销商品之一。 “槟榔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交趾亦有之。三佛齐取其汁为酒，商舶兴贩，泉广税务岁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10

当时在海南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是位于东北部的今文昌、琼海、琼山、万宁一带的居民。究其原因，一是这一地方的民众大部分为从福建漳州、泉州迁移过来的移民，善于驾舟航海，有开展海上贸易的能力; 二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 “地多荒田，所种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故俗以贸香为业”。

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一部分从事这一活动的海南人 “住番”久滞不归而成为华侨。其实 “住番”者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因为 “住番”一般是指中国古代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到东南亚经商时，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关系，去时贸易帆船要乘阴历 10 月到来年 2 月左右的东北风前往，返程时要等待 6 月到 8 月的西南季风兴起时才能回返。在此期间，船上商人要在当地等待一段时日，这一行为称为 “住番”，而只有久逾不归者方可称为华侨。

海南人出洋的时间，由于年代久远，无史可考，因此说法不一。

据《琼海县志》记载: “邑人出洋始于唐代。其时，从福建漳州、泉州、莆田和广东等地移居于邑境的一部分商人和渔民，因受不起天灾兵祸之苦，再乘舟楫，远渡重洋，移居于南洋群岛，为本县最早的出国华侨之一。”11

学界对文昌人向海外移民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1999 年出版的《海南百科全书》称: “文昌人移民海外始于明朝。”12《文昌县志》则认为: 文昌人出洋时间为宋末元初。13

总之，海南人出洋历史悠久。到了明清两代，海南人出洋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所致。从国际方面而言，这个时期世界格局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各自为政的历史。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早期殖民者，为了扩大资本原始积累，开拓海外市场，都热衷于海外殖民。15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势力纷纷向东扩张，终于使东西海上贸易势力在中国沿海及南洋各地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碰撞。17 世纪初，荷兰人也踏上了征服东方的征程。1602 年成立的 “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取得了整个印度洋区域的航运和贸易特权。东印度联合公司成立后，立即在印度洋和南洋各地建立各种贸易站与堡垒，以强化其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也于 1600 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东印度公司在集中力量侵略印度的同时，不断向东发展，并与葡萄牙、荷兰争夺马来半岛和群岛的商业据点。

荷兰、英国殖民者在侵占马来半岛和群岛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早期殖民者常用的赤裸裸的血腥战争手段，用武力劫掠当地民众的财物，屠杀反抗之土人。这种野蛮的殖民行为，导致当地人口锐减，以致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这种情况，为中国东南沿海民众移居荷属东印度提供了机会。因此，西方殖民者的到来，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下南洋谋生的外部拉力。

而从国内形势来说，明朝中叶以后，海洋社会经济的兴起和社会动荡，是形成海外移民的内部推力。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整个中国包括海南的对外贸易活动更加频繁， “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极多，数达千余只”14。这些海船包括船员和客商，每船多可载百余人，少亦可载六七十人，此外还可搭载大量货物。15日本学者指出: “使大量民众移居海外成为可能的最大因素，不可不注意到中国帆船的存在，……一船可载百余人渡海，这是在西欧大型帆船进入中国海域之前，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所未见的情形。”16

这种大型海洋帆船的出现，在从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后期的百余年间，搭载了大量物资和人员横渡大洋，不仅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各岛屿，还进出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的各港口。 “往海外贸易之所，东为琉球、日本、朝鲜，西南为安南、吕宋、噶喇吧 (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笔者注)、苏禄、暹罗、马辰、六坤、宋居等国。”17在这样的海外贸易中，南洋一带占有更大的比重。乾隆后期，广东官员在奏报中称: “商人中去东洋者十分之一，去南洋者十分之九。”1818 世纪中叶的乾隆十六年到二十一年 (1751-1756 )的六年间，从福建出海的中国商船每年达 60 ～70 艘; 乾隆十七年 (1752)，由广东出海的中国商船为 20 ～30 艘。这些商船频繁的贸易活动，不仅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贸易往来密切，同时也提供了使中国与相关贸易地区的过剩人口向海外移民的机会。

明朝后期，中国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据统计，明末清初，我国商船每年在东南亚的进出口货物总量为 24 800 万斤，年贸易总额计 1 430 万两白银，年利润为 787 万两白银左右，货物的贸易利润率高达 100% ～200% 。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一方面使为数众多的商人到海外经商而成为移民，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困难者为谋生而搭船出洋提供了条件。

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出洋商船活动频繁造成的交通便利，东南沿海形成了海外移民潮流。

此外，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广东等地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是造成大量移民出现的最主要原因。以福建为例，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福建耕地面积为 146 259 顷。但到了明万历六年 (1578)，朝廷统计的数字为 134 226 顷。19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福建的耕地面积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沿海倭寇肆虐造成耕地荒芜，但主要原因还是大量农田被权贵和豪强以 “僧田”、“官田”等名目兼并，不列入朝廷的统计之列。

一方面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人口的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福建人口为 3 916 806 人，比元代的 2 935 014 人增加 30% 以上。到明后期，福建实际人口约为 520 万。20过快的人口增长与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形成强烈反差，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向外移民。移民的方向之一是福建本省其他地区，但福建内地多崇山峻岭，移民的余地不大;方向之二是向国内的其他地区，如海南岛就有大量移民来自福建，尤其是福建人多地少矛盾最突出的漳州和泉州地区; 方向之三是出洋。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主张开放海禁，允许民众出洋，其理由即为沿海土地不足以谋生。他说: “闽之福、兴、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尤甚……远近豪黠，潜往海滨，日夜思逞，佣夫贩子，千百为群，谋生无路，滃滃讹讹，其势将有所叵测。”21

到了清朝，历史又出现了一个轮回。清顺治末年 (1661)，战乱初定，当时全国人口还不足 1 亿。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休养生息，到乾隆末年(1795)已增至 3 亿; 到道光二十年 (1840)增至 4.12 亿。

乾隆末年，福建人口约 1 300 万，比明后期增加近一倍半; 到道光二十年 (1840)，又增至 1 872 万。广东省的人口增幅更大，顺治末年约 500万，乾隆末年增至1 600 万; 至道光二十年，更增达2 570 万，比清初增加4 倍。根据专家的估计，按照明清时期的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均应有3 ～ 4亩耕地面积才能维持基本生计。罗尔纲认为: “每人要有三亩地才可维持生活。”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美国人贝克 (De Baker)的估计与罗尔纲相当。顺治末年，福建耕地面积为 103 458 顷 (1 顷 =100 亩)，道光二十年时约 140 000 顷，仅增加 40%。清初广东耕地面积为 250 840 顷，道光二十年约 320 000 顷，仅增加 35% 左右。而两省人口在同时期分别增长2.5 倍和 4 倍。明后期福建人均耕地约为 2.2 亩，沿海地区还不足此数，远低于维持生计的标准。经过战乱，清朝初期福建人均耕地数量可能略高于明末，但由于人口繁衍过快，到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减少为 1.05 亩; 到道光二十年，仅剩下 0.8 亩。广东清朝初年人均耕地约 7 亩，仅过了 130年，到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只剩 2 亩，到道光二十年仅有 1.3 亩。22

可见，人多地少、 “田不足耕”是福建、广东民众向外大量移民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由于王朝更替所导致的战乱和政局动荡，也是部分民众移民出洋的原因之一。

明末，随着清兵的大举入关，满人的铁骑踏碎了朱明王朝江山，建立了清王朝。一部分不甘降清的明代忠臣，在坚持数年的反清失败，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分别移居南洋地区。康熙十八年 (1679)正月，原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3 000 余人及 战 船 50 余艘，到 达 越 南南 圻， “自 称为 明之 逋臣， 义不仕清”23。

康熙八年 (1669)，南明永历帝被清兵追击，退入缅甸境内，随行到达缅甸者有 1 478 人。24

清朝统一台湾后，忠于南明政权的一部分人乘船转往爪哇、马六甲等地。耶稣会神甫塔卡德 (Guy Tachard)曾于 1685 年路过吧城，据他估计，吧城及近郊的华侨约在 4 000 人至 5 000 人之间，“其中多数是当鞑靼人统治中国后因不愿向其臣服而在吧达维亚定居下来的”25。

由于上述诸原因，明清时期大量中国人，特别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民众，纷纷下南洋谋生。

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1592—1594)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在《通海禁疏》中说: “东西二洋商人，因风涛险恶，有经冬不归国者，吕宋尤多。漳 (州)人于该地交易，父兄长期居住，子弟时常往来。如今留居吕宋者不下数千人。”入清以后，“华工仍多私自出洋者”。康熙五十五年 (1716)的上谕中说: “海外吕宋、噶喇吧等处，常有汉人留居。”雍正五年(1727)，广东、福建的地方官员曾经受命调查前往噶喇吧、菲律宾等地船员的情况，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报商船夹带华工出洋情形说: “每船实皆秘密搭载二、三百人，到达彼地后，乘船名簿上未载姓名者皆留居于此，不再归国。遂使嗜利船户只装些须货物，竟将游手好闲之人，偷运四、五百人之多，每人收银八两或十余两，即将彼等载往彼地”，而且 “到彼即行留住”。(《东华录》卷一二，页三)据说当时的噶喇吧已 “有万余人，或称有数万人者”。雍正九年 (1731)， “有石详瑞一船，雍正九年二月内为吕宋贸易密载铁器，又查有偷出国境者百余名乘船”。雍正十年 (1732)十二月，福建南部的官员发现: “商船户姚锦春一船前往吕宋贸易，有船员二十四名，商人二十名，此外还有未以许可之偷出国境者一百五十七人。”26

在日本的史料中，也有对中国早期移民的记载。江户时代 (1603—1867)，长崎贸易的商人报告中，就有关于中国移民的记录。在马六甲，日本贞享四年 (康熙二十六年，1687)，厦门商船报告: “马六甲的住宅唐人为数甚多。”27这里所说的 “住宅唐人”，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对留居海外的华侨的称呼。

在马来半岛东岸中部的港口大泥，贞享四年的大泥商船报告: “大泥为四季温暖的热带国家……住宅唐人有四十余名。”28元禄三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大泥商船再次报告说: “居住于大泥的住宅唐人有数百名之多。”29短短三年之间，居留的华侨人数由四十余人增至数百人，比康熙十九年 (1680)增加了 10 倍以上。

在泰国，据延宝八年 (康熙十九年，1680)来自暹罗的商船报告，也有 “住宅唐人”在此居留。30

在柬埔寨，元禄四年 (康熙三十年，1691)，柬埔寨商船报告: “当地住宅唐人共有千余人”，连该国行政官员中也有 “唐人共勤役”。

在雅加达，元禄三年 (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喇吧商船报告，当地有 “大小二十余艘中国商船不绝往来，住宅唐人有数万名”31。享保三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由噶喇吧前往长崎贸易的船主叫郑孔典，自称“本为福建漳州人士，已在噶喇吧居住二十余年”32。

19 世纪前期涉足印度支那的英国人约翰·库劳福特 (John Crawfurd)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的报告中说: 在菲律宾、布里南、爪哇、新加坡、马六甲、马来半岛、暹罗、交趾支那等地居住的中国移民，总数约为734 000人。33

早期的海外移民中，以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士居多。雍正五年(1727)九月九日，闽、粤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称: “前往噶喇吧、吕宋等处贸易居住者，福建省为十之六、七，广东与江苏、浙江等省为十之三、四。”而福建的移民中，又以 “漳 (州)、泉 (州)等地民众留居噶喇吧、吕宋者为尤多”。海南当时隶属广东，在广东的对外移民人数中，当也包含从海南前去的人士。34

海南人大量出洋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海南人最早出洋的地方，应该是与海南地理相距最近的越南以及邻近越南的今泰国等地。因为在海南人开辟的到东南亚的航线中，最早出现的是前往越南的航线。“从 1695 年冬开始，两艘 200 担的帆船队，从琼山演海乡开往泰国，到1735 年，这支船队发展到 73 艘，常年川走于东南亚各国之间，这便是琼山最早的帆船队。”35后来海南人开辟的航线，也基本上经越南而继续前行。如后来开辟的航线之一是: “由海口及文昌之铺前港，取道海峡往西，再南下走西贡、曼谷与星洲等处。”之二是: “由清澜、博鳌、藤桥、三亚、海头等港直接南下赴上述目的地。每年一次，于阴历冬至前后乘东北季风南下，至翌年夏间南风时返航。每年出南洋大型帆船总数约百余艘。其中，赴暹罗者 40 艘，赴交趾北部者 50 艘，南部者 25 艘。至赴星洲者，早期仅十余艘，盛时四十余艘。每船载重千余至一万担 (合一百至六百吨)，除货物外，每船附载乘客廿余人至百人。顺风时，数日可抵西贡，12 日可抵星洲，半月可抵曼谷。”36

据《琼海县志》载: “境内草塘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到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各地谋生。”37

明代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实行严厉的 “海禁”政策，但海上贸易始终没有中断。到了清代，由于下南洋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到了国内社会的稳定，于是清政府在康熙五十六年 (1717)颁布南洋禁航令。据《琼州府志》记载: “康熙五十六年 (1717)，甲严洋禁商船，不许私造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使通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38这说明，在 1717 年以前，已有不少海南人于南洋谋生。南洋禁航令仅行 10 年，至雍正五年 (1727)以后，陆续在沿海各省解除。虽然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都不曾松动，但海禁的松动使海南的海外贸易有所恢复。而海外贸易的恢复，使一批又一批的冒险者有机会从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和琼海的潭门港或博鳌港等地搭帆船或渔船到南洋谋生。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已有不少海南人到暹罗、安南和马六甲谋生。又据《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史略》载: “考我琼同乡南来侨居，当在新加坡开埠前 1819 年 (注: 根据地契文件记载)。其时当地乃一未僻之渔村，人烟稀少，同乡居此者亦不多，且散居乡村隅角，而无组织。”39据南洋著名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考证，在道光元年 (1821)，就有帆船自海南运载陶瓷器、铺地之砖、雨伞、鞋、纸、神香、干果及药材等到新加坡销售。401830 年，琼州帆船也已经到达槟城。在海南自宋代以来形成的移民潮中，移民主要来自福建漳州、泉州两地。漳、泉人因生活所迫产生的冒险精神，使其先人从福建来到海南。出于同样的原因 (海南部分地区土地贫瘠，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大量人口的涌入，造成新的生存压力)，部分海南人秉承了先辈冒险闯海的精神，利用海南海上交通便利的条件，下南洋谋生。这种现象在海南的东北部尤为突出，因此 “海南共分 16 县，但移居南洋的海南人乃以文昌、琼山、乐会、琼东四县为多”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