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岭南文化遗存分布的启示

笔者在梳理两广先秦考古资料时发现，古遗址的分布具有时空集结性的特征，即某一时段某一地理单元的文化遗存丰富，其他地理单元贫乏；下一时段另一地理单元的文化遗存丰富，其他地理单元贫乏。而且这地理单元的空间范围基本吻合于地理学的划分（见“珠江水系岭南四个子地理单元分区图”），我们可将这种分布的变化简明为“文化遗存分布密集度的变化表”。

冰后期海进，使今珠江三角洲地区变成大海湾。大西洋期的海岸线在今肇庆市以北、四会市稍南、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以北、广州市花都区稍南、东莞市企石镇附近一线[1]，现今的南岭南麓南缘与冲积平原北缘交界的一些低山丘陵，当时也是滨河口的，适合于渔猎采集。与之相对应，在距今12 000～7 000年，南岭南麓地区也分布着诸如本书绪言所提及的一系列文化遗存，比较密集。南部网河平原的高山变成岛屿，并不十分有利于谋生，仅有如下文将要述及的个别遗址零星分布（但请注意，距今约7 000 年是它们的时间上限）。其余地区为水域，未发现文化遗存。

珠江水系岭南四个子地理单元分区图

（注：底图采自谷歌卫星地图）

在距今7 000～5 000年，南岭南麓南缘由河口转变为河流中游，谋生资源较前贫乏，或导致文化遗存贫乏；相反，南部网河平原海岛及其海湾却因为具有资源优势而麇集了人口，并生成咸头岭文化[2]以及其他一些未可甄定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遗存（详后）。因而我们在上表中表述为“丰富转向贫乏”和“贫乏转向丰富”。其余地区在大片的水域中、孤立的高地上偶有文化遗存，故被界定为“贫乏”。

“距今4 000年前后……西、北江三角洲的滨线已推至顺德县龙江、都宁、西海，番禺县紫泥、沙湾、市桥、市楼、莲花山、化龙，广州东郊南岗一带。”[3]笼统一点说，大致相对于上表中距今约5 000～4 000年，是今珠江三角洲成陆变化的过渡时期。在南部网河平原，随着沙丘逐渐向海延伸，沙质土中多生长针叶、肉茎、有刺、耐盐的或低级的沙生草本植物，泻湖逐渐淤积成陆，泥质土壤中红树林发育[4]，地域内的资源递减。在北部网河平原，众多入海水道淤积而成的小块陆地隔水零散分布，水体营养丰富，水生资源日增。也许正是资源的一减一增，导致遗存的分布一是“丰富转向贫乏”，另一是 “贫乏转向丰富”。

这一时间段的冲积平原还是一片水域或沼泽地，无法麇集人群；也仅见增城金兰寺[5]、东莞园洲[6]和博罗葫芦岭[7]寥寥几处单薄的遗存，属“贫乏”之列。

之所以把南岭南麓地区表述为 “贫乏转向丰富”，主要是在距今约4 800～4 300年发育了石峡文化[8]。石峡文化是指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四期遗存中的第二期遗存，经过系统的资料整理发现，它是由第一期遗存发展演变生成的；而第一期遗存的创造者很可能是今桂林一带洞穴先民的一支“后裔”[9]。但石峡文化的分布范围西界在封开县的杏花河，南界在英德市北部，东界于连平县附近，北界到江西省清江县樊城堆。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北部分布区越过了南岭山脉这个地理屏障，并接受昙石山文化、良渚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的影响[10]，但又仅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着低层次的文化交往。

夏商时期的南部网河平原，虽有一些规模较大的聚落，如珠海的宝镜湾[11]和棠下环[12]、深圳的向南村[13]、香港的涌浪[14]等。但综观珠海诸遗址[15]，香港的南丫岛深湾[16]、白芒[17]，深圳的叠石山[18]和其他遗址[19]，其共同特征是：“前几何印纹陶文化”的聚落只有个别的延续麇居，但文化堆积很单薄。可见咸头岭文化在夏商之际开始走向衰微之后，南部网河平原就没有再度繁荣。

与之对称的是，北部网河平原在夏商时期和西周时期，却是遗存密集，文化繁荣。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设专目述论。

上文述及石峡遗址共有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姑且不论第三期遗存与石峡文化的谱系关系，只要它们以及较之晚近的遗存存在，即可表明人们在南岭南麓地区的谋生活动未曾中断；此外，在石峡附近也曾发现鲶鱼转等遗址[20]10。这都足以说明南岭南麓地区在夏商 （尤其是商） 时期的遗存是“较丰富” 的。

冲积平原的成陆是珠江中游泥沙向河口渐次淤积的过程，也是不断改变北部网河平原生态环境的过程。无论是主要靠 “水” 谋生的北部网河平原人群，还是主要靠 “陆” 谋生的南岭南麓人群，都能够体会到冲积平原南缘的资源优势。于是，出现了一些夏商 （尤其是商） 时期的遗存。例如，东江流域的村头[21]、西江流域的河宕[22]、三江汇流的广州南沙的鹿颈村[23]等遗址。因而上表表述为 “贫乏转向丰富”。

两周时期的南部网河平原，如上所述，自咸头岭文化走向衰微之后没有再度繁荣，故言遗存“贫乏”。

两周时期的冲积平原，可谓珠江三角洲乃至岭南地区的“中心地”，遗存丰富，文化多彩，特色鲜明。它的遗存从“丰富”，进而成为“中心地”并非“突变”，应是北部网河平原人群及南岭南麓人群不断北移和南移的结果。因为冲积平原两周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与南岭南麓夏商时期的相同，“南移”只不过是文化在空间上的扩张，并不颠覆其传统文化，因而原地仍保留着“较丰富”的文化遗存。但对于原本是以“占有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北部网河平原社会来说，则是文化的“蛙跳”，这对于人群的空间结构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故从遗存分布的角度上说，“丰富转向贫乏”是合理的——我们也将设专目阐述冲积平原两周时期的生产生活情况，其间的实证材料容后详述。

珠江水系岭南地区先秦遗址分布的时空集结性特征，蕴含着各方面的丰富信息。我们未可尽掘其藏，仅在本书考索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演进的过程和动因两大历史实际。

珠江水系越过南岭山脉，由西江、北江和东江流进狮子洋进而入海。在其岭南地区，可将这“三江”流经的区域，以地质、地貌标准简单划分为岩溶地区、狭义珠江三角洲地区（下文称南部三角洲地区）和广义珠江三角洲中不包括狭义珠江三角洲的其余地区（下文称北部三角洲地区），再按地区分别复原，研究其生产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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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编：《珠江志》卷1，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图1-4 “珠江三角洲演变图”；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图2-10“珠江三角洲全新世海进范围”及第57页。

[2] 李松生：《试论咸头岭文化》，见深圳市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邓聪等：《大湾文化试论》，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海荣等：《广东深圳市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3] 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73页。

[4]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编：《珠江志》卷1，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5]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莫稚：《南粤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6] 吴海贵：《广东东莞市园洲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6期。

[7] 参黄观礼主编：《博罗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9页。

[8]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

[9] 赵善德等：《边疆考古特色：追踪文化遗存的创造者——珠江水系岭南前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分析》，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编：《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10] 赵辉：《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见张忠培、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黎家芳：《石峡和与东南沿海原始文化的关系》，广东省博物馆等编：《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吴汝祚：《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广东省博物馆等编：《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古运泉等：《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13] 叶杨等：《深圳市南山向南村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6期。

[14] 招绍瓒等：《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15] 这些遗址除了上文提及者外，余可参阅《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中的“调查篇”。

[16] 秦维廉编：《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1978年。

[17] 邓聪等：《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

[18] 文本亨等：《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19] 杨耀林等：《深圳市先秦遗址调查与试掘》，见深圳市博物馆编：《深圳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20] 莫稚等：《广东曲江鲶鱼转、马蹄坪和韶关走马冈遗址》，《考古》 1964年第7期。

[21] 李岩：《东莞村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另，《村头发掘报告》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承蒙报告整理人李岩和娄欣利垂告，谨此致谢，并在下文涉及时不再注明。

[22] 广东省博物馆等编著：《佛山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南沙鹿颈村遗址的发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