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披沙拣金记巴黎》是19世纪埃及学者里法阿· 塔赫塔维（1801—1873）对自己留学法国经历的记录。1826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 阿里（1769—1849）向法国派出了一支由44人组成的留学团，这是阿拉伯世界派往欧洲国家的第一支留学团。塔赫塔维是留学团的4名驻团伊玛目之一，他的工作是为留学生们提供宗教指导，但实际上他全程参加了法方安排的学习和考试。1834年，也即塔赫塔维学成归国三年后，他的这部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留学记录出版，该书不仅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且很快被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埃及的统治精英阶层中广泛流传，甚至传向了奥斯曼帝国的中心伊斯坦布尔。塔赫塔维也因这部作品而名声大噪，他同这部作品一起成为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漫长的19世纪”的标志和象征。

对埃及而言，“漫长的19世纪”从大约18世纪中叶起延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漫长时期的主题是旧制度与新制度接触与碰撞下的急剧变革。政治上，埃及从奥斯曼帝国行省向独立地区国家演变，从奥斯曼各军团和马木鲁克各精英家族相互制衡的松散政治结构向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转变。从马木鲁克家族卡兹达格利的阿里贝伊（1728—1773）建立中央集权统治，挑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埃及的掌控，到阿尔巴尼亚军团统领穆罕默德· 阿里掌控埃及（1805—1848）、参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对埃及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建立起世袭制的统治王朝，埃及不断探索着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独立国家的路径。

经济上，埃及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东向的贸易转而向西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重点发展棉花种植，为欧洲市场提供原材料。鉴于贸易收入的增长难以支撑埃及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革，埃及统治者于是通过借贷进行苏伊士运河开凿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现代化工程，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埃及日益依附于欧洲，欧洲逐步加大对埃及贸易和财政的控制，欧洲的渗透与埃及本土的民族主义相互滋长，最终促使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以保护国的名义实行殖民统治，直至1922年才有条件地承认埃及独立。

社会结构上，埃及精英结构的成分逐步变化，呈现出埃及化的倾向。随着军队、官僚机构和国民教育向本土埃及人开放，说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少数精英统治说阿拉伯语的多数民众的旧格局逐步改变，本土埃及人逐渐占据军队和官僚的中下层，以受过国民教育的本土埃及人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逐渐形成并壮大。

思想文化上，以宗教世界观和语文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传统知识体系受到到欧洲科学和技术学科的冲击，社会契约、公民、宪法、议会、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开始挑战旧有的政治制度，一种现代的埃及民族认同在奥斯曼主义、地中海与欧洲主义和埃及民族主义的复杂博弈中逐步形成，一场以重新发掘传统与推进现代革新为核心主题的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塔赫塔维一生的起落浮沉正体现了上述新旧接触与碰撞下的急剧变革。他出身于“乡绅”之家，家族有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血统，也频出宗教学者。他的父亲是包税人，家境殷实，但穆罕默德· 阿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包税制，这让他的家庭陷入困境。他颠沛流离，赴开罗学习，在埃及最高宗教学府爱资哈尔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宗教学者，走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发展轨道。但命运的际遇又让他加入穆罕默德· 阿里派往法国的留学团，使他得以全面了解欧洲的现代科学与思想，结识法国的东方学家，亲身体验法国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学成回国后，他在新式学校中担任教师和翻译，并没有立即获得重用。《披沙拣金记巴黎》让他赢得了统治者的青睐，穆罕默德· 阿里任命他组建和管理语言学院。他投身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实践，他和他的学生们翻译了大批欧洲各学科的书籍。但穆罕默德· 阿里的继任者阿巴斯逆转了亲欧的改革路线，塔赫塔维被“流放”到苏丹。在其后的萨义德和伊斯玛仪统治时期，埃及继续改革，塔赫塔维重获重用，成为埃及“漫长的19世纪”教育改革和翻译运动的一个核心人物。

新旧的接触与碰撞同样也体现在塔赫塔维的思想倾向上。他赞赏欧洲在科技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上取得的成就，同时强调伊斯兰信仰的精神价值。他不遗余力地译介欧洲的科学知识，但依然秉持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与知识观。他积极介绍欧洲的现代政治理念与宪法文本，同时依照伊斯兰政治传统歌颂穆罕默德· 阿里在统治过程中的公正与慷慨。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后才开始流行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埃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诸多思潮和运动的思想痕迹，但他却从未系统地论述过他的政治思想。尽管如此，他依然被黎巴嫩裔英国中东历史学家阿尔伯特· 侯拉尼称为“现代埃及第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那并不系统的思想论述恰恰是埃及“漫长的19世纪”多种思潮接触与碰撞的镜像，并持续滋养后辈学者与思想家。

《披沙拣金记巴黎》是塔赫塔维早期的作品，他从启程去法国留学时就已开始构思和撰写此书。整个留学过程中新与旧在他个体经验中的接触与碰撞之剧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这部作品的雏形就是在这样的接触和碰撞中形成的。从回国之后到作品出版的三年间，接受过埃及和法国两个学术传统训练的塔赫塔维开始将所学所想付诸改革实践，对于穆罕默德· 阿里改革项目的益处和阻力，他也有了更为直接的经验和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新的经验和认识自然也体现在书稿的修改和调整中。

也正因为此，读者们看到的《披沙拣金记巴黎》是一部在新与旧的张力中的杂糅之作。它的内容多样，其中有对留法经历的记述和对法国风物人情的描绘，也有对法国1830年革命这样重大事件的记录，有对法国人知识体系和学术机构的介绍，也有对新概念新词语的翻译与诠释，有作者对不同学科内容的翻译习作，也有对法国宪法的全文翻译，有作者同法国学者的书信往来，也有对埃及统治者的赞颂，有诗歌，也有典故轶事。它的立场多元，作者对于描写的知识、风物、经历和事件，有赞扬，有默许，有批评，并常常将法国和埃及的经验并置比较，有时凸显差异，有时又强调共性。它的语言风格多变，有典雅的骈文，有工整的诗句，但主体是一种可能受到法语文风影响的平直、不花哨、接近口语白话的阿拉伯语。

以今天的目光看来，这部杂糅之作是“漫长的19世纪”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现代政治意识萌发并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的经验、思考与情绪的直白而实在的记录。在翻译过程中，我力图保留这种直白和实在，以期中国读者可以直接接触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我的翻译尝试若能在某种程度上唤起读者朋友们的历史记忆，进而促使中国和埃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有益的共情发生，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个译本是我在细读、比对《披沙拣金记巴黎》的阿拉伯语第一版（埃及布拉克印刷局1834年版）、第二版（埃及学者穆罕默德· 伊马拉编《塔赫塔维文集》第二卷，埃及日出出版社2010年版）和英国学者丹尼尔· 劳伦斯· 纽曼英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与英译本不同的地方，我在译者注中做了说明。纽曼的导言和注释，为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情景和文化知识，中译本也一并收入。翻译经典作品，总有力不从心、如履薄冰之感。译本中的舛讹，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廉超群

2022年末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