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独步天下

虎门销烟后，英国并未放弃鸦片贸易，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为了釜底抽薪，林则徐致函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吁请销毁出自当时英属印度的鸦片。其时他不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有十足的经济和文化底气。在他眼中，“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而中国产品对于外邦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于是，他直言不讳地给英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尔等海外蛮夷气焰日张，竟敢辱慢我大清帝国。不从速‘洗心革面’，改弦易辙，更待何时？尔等若能俯仰天朝，诚心归顺，或可洗清旧日罪孽。”

口气如此之大，显然根本没把那远在天边的大不列颠帝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当时，林则徐绝无可能意识到，他挑战的目标、大清即将交手的对象，不再是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不绝如缕、贪图中华富贵的外邦蛮夷，而是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整过程的世界第一强国；他更不会想到，他所服膺的“天朝上国”即将沉沦，一步步沦为任西方列强随意凌辱的“东亚病夫”，跌入劫难重重的深渊。

我们现在仍能从林则徐通牒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大清帝国的强烈自信甚至倨傲气息，不过那些词句却是当时有识之士之共识、众望之所归。其中展现的天下观和数千年来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观念几无二致：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延绵不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始终是人类文明的代表；即使偶尔出现强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外来征服者，他们也总会以各种方式吸收中华文明，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同化。这样的观念，早已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刻进历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

“天朝上国”之所以让世人钦慕、万国敬仰，主要原因自然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现实中的青铜饕餮，从百家争鸣到儒释道和平共处，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到汉唐盛世，从《孙子兵法》到科举取士，从丝绸之路到万里茶道，从冶铁铸剑到发明火药，从造纸技术到活字印刷，从指南针的应用到郑和七下西洋，从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物华天宝，无不佐证着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

随手翻开《西游记》，你会看到，无论唐僧师徒出现在域外何方，他们“上国高僧”的身份标签总是让该国民众青眼有加，对于外邦来说，中国就是传说，中国就是神话。

马可·波罗来自繁华的意大利，他辗转万里抵达中国，是见多识广的知名旅行家，就是他也对中国城市的繁华景象惊叹连连、念念不忘，有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由他口述记录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留下了他对中国的各种详细描述，如远比他的故乡威尼斯先进的中国元代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也记载了当时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一位外邦旅行家的精神冲击，让中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西方读者对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美妙图景心驰神往。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来自中国的知识如饥似渴，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挂块牌子，上书“中国知识中心”。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乃是“中央之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化身，巨大中华与臣服中国文化、向中国纳贡的“蕞尔小国”共同构成了世界的自然秩序。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采用数字分析的科学方法进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研究，量化比较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出跨越时空的国际经济比较成果，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窥探中国两千年来量化的具体国际经济地位。

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一书中的量化结果显示，公元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格局延续了一千多年。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于农业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人口数量、可耕地面积及永久种植地面积成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关键要素。尽管印度国土面积小于中国，但其可耕地面积及永久种植地面积却超过了中国，且18世纪前印度的人口总数绝大多数时期都多于中国的人口总数。

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1820年，这一比例达到高点（32.9%），远超欧洲国家的总和。之后占比开始下滑，184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为29.2%，不过中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让位给勃兴的美国。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世界经济千年史》（均为安格斯·麦迪森著）。

安格斯·麦迪森用数字表明，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就代表着农耕文明的荣光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长期占据着数一数二的位置，尽管其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视工业制造为“奇技淫巧”，但以手工业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制造业仍是大机器制造业产生之前的工业主流，与农耕领域一样都属世界翘楚，令外来者叹为观止。

中国历代匠师和手工艺人，凭借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数千年来在发明创造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古代中国曾被称为“丝国”“瓷国”“漆国”，这显示出在外邦眼中其物质文化创造所达致的高度成就。

工业生产离不开工艺（制造）技术，而各种工业品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工艺技术上的创造和发明，例如缫丝、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瓷器，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远古时代的制陶工艺，夏、商的青铜冶炼和制造技术、制曲酿酒技术，隋、唐的灌钢技术和火药发明，宋、明的造船技术，明、清的瓷器制造和丝绸纺织技术，都代表了历代中华物质文化创造的极高成就。

元代《王祯农书》中图文并茂地记载，“车纺工多日百觔，更凭水力捷如神。世间麻苎乡中地，好就临流置此轮”，描写的正是中国的水力动力棉纺织业，该技术领先西方不可以道里计。黄道婆革新手摇脚踏式轧棉机、三锭脚踏纺车以及脚踏织布机，创造出一整套“擀、弹、纺、织”工具，而且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的织造技术，比西方国家先进数百年。

《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船队人数超过二万七千八百，郑和大号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注：约合长151.18米、宽61.6米，1丈约为3.33米），共六十二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分四层，可容纳千人。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数千斤（注：1斤为0.5千克），须动用二百水手才能启航。郑和船队由多种不同类型、不同大小、不同用途的船只组成，包括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载货、作战、居住各司其职。相比之下，90年后绕过好望角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四艘小型船，共计170多名水手。可见当时西欧的科技水平、制造能力和社会组织程度完全无法望中华文明之项背。

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就是铸造于明朝永乐年间、现存最大的青铜钟。大约46.5吨的钟身内外铸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总计230184个字，文字精美，排列有序，毫发无遗。大钟采用地坑造型表面陶范的泥范法，一铸而成，庞大的钟体上竟没有发现一个“沙孔”，铸造工艺非常高超，现代工艺尚不能将其完全复制重现。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发明创造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四大发明”。马克思对其中三项做过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全球工业文明从0到1的飞跃中，是古代中国人提供了撬动地球的“支点”。

发达的手工业也带来了专门论述工艺制造技术的著作，如先秦的《考工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以及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这些著作保存了中国历代工艺制造技术的宝贵资料。

上述种种，都是1840年之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的底气之本，他们的自信、自尊乃至自傲，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