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性的幽灵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指涉范围，涵盖本土文学史通常所说的晚清（明）文学[4]、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了更为广阔的批评视野。海外华人学者之所以能够打破本土文学史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分期，一方面是因为在海外较为特殊的学术语境下，中国文学研究一向只有现代和古代（前现代）的二元区分，另一方面也与海外学者对“现代”/“现代性”的认知和反思密切相关。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通过重寻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多元的解读，突破了本土文学史的“五四”论述框架，将现代视域延展至晚清（明），并对晚清（明）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和定位。而海外学人挖掘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更是进一步将“现代（文学）”观念贯彻到底。如此一来，这种“现代观”将文学史从政治史、社会史的简单比附中剥离出来，在“时间”维度上延伸和拓展了学术空间，并形成了一种整体视域。这些迥异于本土批评话语的研究成果一旦进入本土，便引起了海内外学界较为频繁的对话，并深刻影响了本土文学研究的格局和文学批评的现状。虽然“现代性”一词未必明显地见诸批评文字中，但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背后始终徘徊着现代性的幽灵。无论是提倡“晚清（明）文学”的现代性，还是挖掘“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抑或对鲁迅、张爱玲等作家的重新解读，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都离不开现代性理论的内在张力。以现代性为主要理论背景展开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虽然仍存部分偏见与谬误，但“时间”视域的扩大无疑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面貌。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广阔的“现代观”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多元的现代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本土文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虽然它的命名时间并不长，但业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关论述，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后，“现代文学”这一说法迅速取代了“新文学”概念而成为新宠。在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正式确立了“当代文学”的概念和性质。至此，“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一文学史“三分法”正式形成。按照相关论述，本土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19年，终于1949年。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年份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政治意识形态为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充足乃至唯一的合法性，以致本土文学史的这一论述框架几成定论，几十年来大陆学者编纂的诸多文学史几乎都遵照这一框架。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被赋予不同的性质，界限明显，难以被归为一个整体，且与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达成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在政治氛围影响下的本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此受到了不少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降，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了重建“合法性”的过程，以传统/现代、政治/审美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认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而“20世纪中国文学”[5]等命题的提出表明，本土学者试图以“现代化叙事”来取代之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打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隔膜，形成新文学的整体观。这与学科体制内部的自我反思有关，也与“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密不可分。在“拨乱反正”以及国门再开之后，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重获生机。在一系列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异质性话语资源，参与进了本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以及发展历程。由大陆学者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百年中国文学”等“重写文学史”命题或隐或显地都与这股“海外冲击波”有关。作为“他者”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其特有的研究观念、方法和结论冲击了本土的文学研究格局和文学批评现状，并影响至今。

将研究视域延展至晚清（明），打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在这点上似乎殊途同归，都试图追求一种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晚清文学”、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长期被遮蔽的学术领域因此被挖掘和重估，进一步拓展了现代文学的研究空间。但本土与海外学界的这种“整体观”也颇多相异之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在80年代“破土而出”，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密不可分，并以迫切追求“现代”和走向“世界”为旨归。与那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反封建”等“革命”范式之中的现代文学论述“政治”不同，“20世纪中国文学”是通过“时代”“世界”“民族”“文化”“启蒙”等“非政治”的关键词来重新定位和评估现代文学的。“现代”与“世界”、“传统”与“中国”甚至达成了某种同构关系。“现代化”理论主宰了“重写文学史”运动，“五四”新文学的“螺旋式”发展和重现成为当时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普遍认识。如果说“现代文学”转变为“当代文学”在50—70年代一度被视为文学的进步的话，那么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中，“当代文学”则一度陷入“现代”的合法性危机。80年代后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常常认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是“五四”新文学之后的历史断裂和空白，是文学的倒退乃至“反现代”的。“政治性”凸显而“文学性”缺失成为它们被诟病的理由。革命话语之后，“五四”启蒙话语魂兮归来。即便视新文学为一个整体，并将“现代文学”的源头上溯至晚清，在多数大陆学人看来，对“现代”发出明确渴求之音的“五四”仍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关键转折点或真正起点。“五四”启蒙话语仍是彼时的主流话语。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平等”“理性”等启蒙现代性观念纷涌至文学领域才有“现代文学”的呱呱坠地。“传统”和“现代”、“新”和“旧”、“先进”与“落后”必须予以明确的区分——这都是“现代文学”诞生所需的必要区分。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叙事以强烈的启蒙现代性为“现代文学”加冕、定性，并化为一种文学史的“潜意识”。如此一来，“20世纪中国文学”等“重写文学史”命题即使表面上打破了近代、现代和当代的隔阂，却终究以“启蒙”和“现代”等宏大叙事为旨归。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面对晚清新旧杂陈的文学生态和社会主义文学生态，并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解释。这掩盖了20世纪“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20世纪中国文学”也就被视为内在统一的因而也是“单一现代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有效地贯彻它提出的“整体观”理想，在实践层面困难重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仍然界限明显，即使有心者有意改变现状，却始终缺乏一个宏大的理论视野贯穿其中。即使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重写文学史”命题，“五四”论述框架之下的“现代文学30年”观念仍然稳若磐石，影响深远。“现代文学30年”仍是学科建制的典范。如果说本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初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无疑显示出学科建制和研究传统所带来的束缚力量。在传统/现代、政治/审美二元对立的框架内，现当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似乎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对“现代/现代性”的片面理解造成了视野的狭隘，以至于90年代中后期对“现代/现代性”的反思一时成为大陆学界的理论热点。

然而，海外华人学者在较为宽松的学术语境下，对“现代/现代性”的理解却有另外一幅图景。在他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对“现代/现代性”的合理解读。将“现代文学”乃至“现代”的上限向前追溯至晚清乃至晚明的做法早已有之，[6]只是在获得“现代性”这一新的理论动力之后，一向被本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忽略的“晚清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在海外才得到空前的重视。以现代性的视野观照中国现代文学，运用日益深化的多元的现代性理论反思甚或质疑“五四”，并将之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线索，打通近代、现代与当代的分裂，成为不少海外学人的选择。王德威的一番感慨颇有意味：

然而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传统”，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作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当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7]

在这里，王德威无疑在有意破除“五四”情结，并对“五四”以来日益窄化的“现代性”表示不满。王德威等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内学界的主流论述话语难以认同，以此为起点，他们在晚清发现了多元的现代性。虽然夏志清等人起初尚无此等理论自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上已与王德威等后辈并无二致。[8]事实上，在1961年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夏志清已经开始对大陆学人所忽视的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进行挖掘（以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人的再发现以及鲁迅的再认识为代表），引领了海外学者对“启蒙现代性”的单一叙事进行质疑和反驳。而一旦李欧梵等人明确地将现代性理论引进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后，[9]它就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效应，并进而参与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构活动之中。处于“双重彼岸、双重边缘”（李欧梵语）的海外华人学者将富有特殊性的“中国现代性”加以重新辨识和考量，在西方理论霸权之外试图发现“多元的现代性”。尽管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中将卡林内斯库所谓的现代性的两个层面附加于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上，但他还是注意到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一是“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两种现代性立场并没有全然对立，而前者——‘布尔乔亚的现代性’——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文艺必须服膺这种价值观，于是小说叙述模式也逐渐反映了这一种新的现代性历史观”[10]；二是“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11]。明乎此，李欧梵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置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新思考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多种现代性”的可能性。针对西方强势话语，王德威也如此反思：“文学现代性是否必须按照特定历史时间表依序进场候教？现代性是否只能有一种品牌、来源和出路？”[12]由此可见，一方面，现代性理论被海外学者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阶段的文学形态（包括社会主义文学形态）研究中，另一方面，各种对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也使得这些海外华人学者重新认识了现代性的多元面向，进而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现代性的不同面孔在历史的爬梳与反复的思辨中呈现了出来：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辩证，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异同……

正因为发现了“多元的现代性”，海外华人学者才能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延展至晚清（明），并逐渐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观”。唐小兵的想法或许代表了不少海外华人学者的观点：

我最终感兴趣的便是从19世纪末以来这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对现代性的体验、认识和想象。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很多问题都是可以沟通的，有着它们的内在联系。只不过目前人为的学科建制、学术领域划分使这些问题变得离散化，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领域或研究方向；而我觉得把它们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思，也才能看到一些内在的逻辑。[13]

基于这种“打通”人为分期的想法，在现代性理论的平台上，海外华人学者踏上了重寻“现代性”之旅。对于被本土学界所忽略的“审美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看重使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与本土学界不同的面貌。无论是将研究视域引向晚清通俗文学、张爱玲和鲁迅等人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还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再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都被反复讨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口号式观点更是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德威等人的现代性研究成果也许被部分“误读”了，但不得不看到他们所引发的一个客观后果：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分期得以产生重划的可能，在多元现代性意识的指引下我们开始将眼界投向被我们一再忽视的“晚清”（甚至“晚明”）、“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十七年文学”的貌似“反现代”（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性特有的迷恋”[14]，历史分期的不同体现的正是历史观念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而承认现代与传统、新文学与旧文学、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国民等本质的断裂与否，成为海内外学界基于不同的现代性认识而产生分歧的原因之所在。通过重现复杂的文学谱系和历史脉络，海外学者拒绝对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做单一的认同，并将这种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贯穿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不少洞见，值得认真对待。

二、“晚清文学”的现代性

海外学者对多元现代性解读的直接成果充分体现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晚清意识”之中。具有众声喧哗文化生态的晚清，自然成为多元现代性的象征体系和历史寓言。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已然成为一个热点。本书下一章将以专章形式论述这一学术现象，这里从文学整体观的视野先稍加分析。虽然不是每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都投入这个研究领域，但此一领域，介入的学者之广，产生的成果之多，牵涉的问题之复杂，对国内学术界同行影响之大，似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所不及的。在不认同中国本土学界的“五四”主流话语的基础上，海外学界开始自觉挖掘“晚清文学”的现代性。

事实上，海外学界对“晚清文学”的重视很早就开始了。王德威曾介绍说：“50年代中期，旅美的夏志清教授和捷克的普实克教授分别对晚清、五四和以后的文学，展开宏观研究。”[15]这两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先驱的争论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浮出历史地表，从中我们也可见“晚清文学”从来没有遗漏于海外学人的现代视野之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山之作，主要论述的历史时段从1917年至1957年，并在“附录”《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中又对所要论述的“现代小说”做了相关的补充。由此，“现代”的时限范围已经不同于大陆学界的界定。夏志清将大陆文学史中政治色彩浓厚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年）置换为“1917年”（新文化运动起始年），并打破了将“1949年”作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转折点的做法。虽然“附录”的《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美学精神有所把握，但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夏志清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透露：“没有把晚清和民初的小说专门加以讨论，这是全书（《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缺失的方面……现当代不要分得那么清楚，晚清也应该加进来。”[16]夏志清对于“晚清文学”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中也曾有所体现[17]。虽然夏志清的《晚清文学史》未能如他所愿成功面世，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他的“现代观”已经突破“五四”视角而与“晚清”勾连在一起。

王德威则说得更为明确：“‘现代’一义，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追根究底，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厚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可以当之。”[18]在他看来，“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已经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屡次创新与革新，而是因为处在“跨文化、跨语际”的世界网络中，而必须以“现代”名之。他进而“从狎邪、公案、科幻、谴责的四大文类出发，谕知了欲望、正义、价值、真理的四种向度，表明晚清小说望之也许不够新潮，但已对文学传统做了极大颠覆，而且大胆偏激之处较五四一辈有过之而无不及”[19]。王德威注意到，“晚清文学”中这些通俗文类、题材和流派呈现出的现代性风貌已非简单的“启蒙现代性”所能覆盖。而通过挖掘这种通俗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多元现代性，王德威试图消解“五四”霸权：“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0]在这里，王德威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视域引进至“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晚清通俗小说（文学），试图释放晚清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对“现代文学”进行刷新式的研究。而更为重要的是，王德威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这种做法与众多海外华人学者“不谋而合”：李欧梵、张错、唐小兵、刘禾、陈建华、孟悦等一大批海外华人学者都纷纷投入“晚清”这一研究领域，各表其说。“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一时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为何“晚清文学”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其学术理据及问题在哪里？诸如此类疑问难以回避。我们不妨以“晚清文学”现代性的主倡者王德威为例，来做一具体的说明。王德威定义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21]。虽然王德威宣称自己“不欲‘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有意地使用“时代错置”的策略与“假设”的语气[22]，以破除“起源论”神话，但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呼声在客观上还是成功地将人们从对“五四”现代性的迷思中拉回到“多声复义”的晚清。王德威否认晚清小说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而是认为“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23]。以“晚清文学”为文化场域，王德威发现了晚清通俗文艺形态下的种种“现代冲动”。如此一来，王德威一方面充分认识到晚清文学的“启蒙现代性”之外的“审美现代性”，另一方面再次唤起了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感。王德威站在新的世纪末，从当下现实出发，穿梭于各种文本之中，以一种思辨的历史时间观想象晚清，勾连起两个世纪末的现代性线索。这位深受福柯和新历史主义影响的批评家，自知“历史的文本化”的奥妙，无意于“复原”历史本来面貌，同时却重现了复杂的文学谱系和历史脉络。“晚清文学”在考古还原和理论修饰下熠熠生辉，在学科界限并不明确的美国学界，被大陆学人忽视和遮蔽的“晚清文学”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改写了现代文学史叙事。必须注意的是，作为文学与历史互动的重要表现，海外汉学的历史研究话语解构了“五四”神话，这才使得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空坐标发生了位移。而王德威对于“晚清”的偏爱或许也在于晚清文化生态的“混沌多变”“众声喧哗”，以此可以反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线索，并进一步释放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流的文艺试验所代表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文学”的这种“新旧杂陈”的状况让王德威重新注意到我们必须将视野投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语境之中：

这个历史既是一个生活经验不断累积的历史，更重要的又是我们的本行——文学史。我对中国文学史究竟知道多少？在我大言不惭地运用各种西方理论来谈论现代中国种种现象，谈论中国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掉现代性的另外一面就是它的“historicity”（历史性），这个历史性我有多少掌握？不客气地说我知道得很有限。也许我对于明清以来，也就是17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有比较多的了解，就小说研究而言，这四百年也正是中国小说从兴起到最辉煌的盛世。但是从广义来讲，从事文学理论的我们对于传统诗学的尊重有多少？[24]

深受海外学术训练的学者做这种从现代返回传统的反思表明，现代性并非“横空出世”。王德威显然不同意“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说”，这才思索从“历史性”的角度审视现代性。出于将文学现代性问题置入历史文化语境的做法，王德威重申了传统与现代、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这关乎对现代性的定义和定位。王德威曾说：“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5]而这里的“历史”显然不是庸俗进化论之下的线性历史。如上所说，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早已卷入现代文学史叙事之中，而海外学者打通文学和历史的关节也与海外学术界的学科建制有关。不妨以典型的美国学界为例。虽然经过夏志清等几辈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从无到有，在美国的学科建制中已经初步具备了合法性面貌，但它并没有稳定下来，其学科化进程远未完成。在教学方面，中国文学教师往往要讲授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史，有时还需兼授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其他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庞大的学科体系中只能位居边缘。而海外汉学又隶属于“东亚研究”或“东亚语言与文化（文明）研究”，东亚（以中日韩为主）的哲学、宗教、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东亚区域研究范围之内。因此，在这样一种科系设置下，“边缘”“非主流”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立场与有意选择。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学科的跨越与互动成为常态，文史的“亲密关系”也就不足为奇。“晚清文学”与“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的现代性挖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成果。

虽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之中“晚清文学”也得到一定的重视，但它并没有像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那样给“五四”论述框架造成有力的冲击。这股“海外冲击波”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一特殊效应有关，更与海外华人学者富有洞察力的发现有关。海外华人学者发现了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并给予细致的梳理和高度的评价，丰富了现代文学史的内蕴。“晚清文学”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多元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上限延展至晚清（明），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时域和学术空间。“现代”因此被认知为一种历史的“建构”，而非不言自明的西方的专利。不过，海外学界“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始终是以“五四文学”现代性为参照系的，在褒“晚清”而抑“五四”之时，大有借抬高“晚清文学”而误读和窄化“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嫌疑。一个急迫追赶“现代”的“五四”形象黯淡下去。“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内容也遭到某种简化。以混沌多变、多声复义的“晚清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必然导致对“五四文学”的独立价值和独立意义的重新估价，因而也无法对“五四文学”做出“同情的理解”。王德威等人更多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在主要运用现代性理论的同时夹杂了后现代的论述策略和论述话语，其建立在“想象史学”基础之上的“诗学批评”在某些时候也遮蔽了传统中的真实内蕴。因为疏离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语境，这既可发挥“理论先行”“六经注我”的优势，也无法避免偏见与盲见，掉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陷阱。正是因为如此，对于王德威等人在“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误读”“洞见”与“不见”，本土学者的辩驳之音一直未曾断绝。[26]

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另类呈现

对多元现代性的追寻和历史复杂性的反思还突出地体现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中：“十七年文学”的再解读。[27]在国内学界，“十七年文学”因其与特定时期政治的密切关联而一度被冷落，而这一特殊文化形态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终于开始呈现出格外不同的研究面貌。如果说王德威、李欧梵等人致力于挖掘“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打通通常意义上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界限的话，那么唐小兵、刘禾、黄子平、孟悦等人则对20世纪左翼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的挖掘尤有兴味，试图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这一股由海内外学者（国内学者以李杨、贺桂梅等人为代表）共同掀起的学术潮流，通过引入现代性理论，挖掘了“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现代性因素，重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在“时间”维度上得到某种历史性的贯彻。对“晚清文学”现代性与“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成功挖掘，使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近代、现代和当代得以“有效”地历史勾连，并被视为天然的整体，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陆的20世纪文学研究格局和文学批评现状。

回顾“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在国内的命运颇为坎坷。1949—1966年“十七年文学”以其“当代文学”的身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和赞美；“文革”期间“十七年文学”被斥为“毒草”而遭到否定；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学热”的大潮下，“十七年文学”因其过强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而遭到忽视和冷落；80年代末以后，“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才逐渐被重视起来，一度是研究“空白”的“十七年文学”、左翼文学甚至是“‘文革’文学”因此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由海外华人学者发起的“再解读”研究思路风行一时，其研究成果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左翼文学的研究格局。梳理这一段研究史可以发现：对“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最早就是由海外华人学者如唐小兵、刘禾等人在“再解读”的研究思路中提出来的。身处西方理论旋涡的海外华人学者通过借用“现代性”的相关理论成果重新进入“十七年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崭新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文学”蕴含着“现代性”因素，它与“五四”新文学或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延安文艺也是如此，唐小兵指出，“延安文艺的复杂性正在于它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28]。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文艺）史，唐小兵认为现代性的幽灵始终徘徊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文艺）史之中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而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论述更是进一步佐证了“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存在。在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论述之下，“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国家。”[29]循此观点，通过对萧红《生死场》的文本解读，刘禾重新认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在1992年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她认为“五四”以降的文学颇具现代性意味：“‘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30]民族国家的论述不但让现代文学隐匿的现代性得到更大程度上的释放，而且深刻启发了具有强烈革命政治色彩的“十七年文学”。在这里，刘禾利用“民族国家文学”这一现代性思路，破除了国内学者“启蒙与救亡”下的“纯文学”论、“断裂/空白”论的迷思，打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

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性的多元解读是“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得以彰显的重要原因。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及其价值评判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挖掘。诚然，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典型形态之一的“十七年文学”因富有“中国现代性”的特色而引起海外华人学者的热切关注。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时，李欧梵提出：“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定义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这是大家的共识。没有完成的原因在于革命和战乱，而革命是否可以当作是现代性的延伸呢？是否可以当作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延伸呢？一般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都持赞成态度。这意味着中国从20世纪初，到中国革命成功，甚至直到‘四个现代化’，基本上所走的都是所谓‘现代性的延展’的历程。其中必然有与西方不同的成分，但是在广义上还是一种现代性的计划。”[31]在李欧梵看来，中国现代性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必须将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考虑在内。在此基础上，李欧梵把追求现代性作为中国20世纪的总趋势，从而肯定现代性规划在中国“未完成”（李欧梵语），并将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时期发展进程的内在精神线索，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巨大的理论能量。社会主义文学形态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段落，应该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得到重新观照。

但是这并未消除人们对“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疑虑。目前国内学界就这一话题展开的各种热烈争论就是最好的明证。“十七年文学”究竟是否蕴含着“现代性”因素？海外华人学者大谈“西方舶来品”现代性理论之时，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究竟有多少了解？反之，对“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忽视或者否定是否也代表了某种研究惯性和历史成见？至少在某些方面，海外华人学者的“十七年文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其实，“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挖掘是海外华人学者通过“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完成的。回到历史深处，通过边缘阅读的方式，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十七年文学”作品进行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捕捉话语之间的裂缝，从而对产生文本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做一种分析和观察，这是“再解读”的擅场。如此一来，文本解读就变成一种“文化研究”式的活动，而“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也得以彰显。这当然首先得益于海外华人学者的地缘、语言和文化优势。“再解读”兴起于西方学界的“理论热”前后，受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的影响，正是在理论的威力下，一大批拥有强势阅读话语的“红色经典”才得以被重读、解构与重构，“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命题也因此得到充分的挖掘与重新的体认。

饶有趣味的是，尽管“十七年文学”研究成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继“晚清”之后的又一个热点，但其影响却更多地体现在中文学术界。这必须从海外华人学者及其所处的语境说起。“再解读”的代表人物唐小兵、刘禾、孟悦等人都是在大陆完成学业后赴美国进行深造的学者，因而具备跨文化的比较视野。这批海外学者因为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西方学术的规训，又在境外的学术机构工作，因此既不乏中国问题的敏锐度和历史情境感，又获得了崭新的理论眼光和学术思维。“近水楼台先得月”，海外华人学者在对西方批评理论的发展有了最直接的了解之后，迅速将其用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种做法，是海外学者屡有创见的重要原因。身处海外学术语境，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以选择和调整研究策略为前提。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用英文写作，在英语世界进行汉语文学与英语文学的比较工作，以欧美文学为文学尺度和比较对象，从而获得学术思想界的学术认可和阅读兴趣（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多以欧美作家作品为比较对象）；二是用中文写作，在汉语世界开拓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以获得国人更多的学术反馈。“再解读”的学者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专长、策略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选择了后者。“十七年文学”因其特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引起了海外华人学者的广泛注意。面对国内的历史“空白”论、“断裂”论，海外学者“乘虚而入”，运用多种西方理论，打开了全新的研究空间。“再解读”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小兵就曾表示：自己提出“再解读”与国内的“重写文学史”有一定的关系，都试图打通“五四”到80年代的文学史。[32]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海内外的参照与互动，才有了“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呈现。对此，本书后面将设专章予以集中分析。

四、反思“现代性”

现代性的幽灵始终徘徊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内外“现代”/“现代性”观念的不同，使得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性质产生了不同看法。正是因为立足于现代性理论这一整合平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具有了宏大的批评视野和理论思辨力，并由此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争取到了某种理论合法性。在作为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比较视野和灵动气象的海外华人学者以其崭新的研究起点和结论、新进的方法论和敏锐的学术思维给了我们诸多启发。在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本土文学史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人为分期被打通了。如前文所说，这些颇有冲击力的学术成果的出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策略、兴趣以及他们身处的学术语境密切相关，也与研究对象自身的魅力和特点脱不了干系。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对于“晚清文学”现代性和“十七年文学”现代性的挖掘尤其具有代表性。海外学界在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之下，采取“近取远观”的立场和策略进行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的扩容和重构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时间”这一维度上形成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整体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人学者站在非主流立场，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有效的阐释。海外华人学者往往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非主流”“边缘”，然后策略性地“自成一家”“自圆其说”进而谋取更多的话语权。正因为海内外学者的言说位置和思维方法有所不同，海外华人学者的冲击性、颠覆性言论往往难逃矫枉过正之嫌。譬如，国内学者就曾多次指出，夏志清等人反“五四”、反左翼意识形态的做法，恰恰使得自己掉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泥潭；海外学人呈现出的重理论方法而轻历史材料、对历史情境感的缺乏导致结论的偏颇等问题也值得反思。现代性意识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格外不同的气象，但也是“不见”与“洞见”交织。现代性理论的多副面孔使得海外华人学者获得了某种超越局限的穿越视野，却也往往使得他们陷入更为深广的现代性迷惑之中。就现代性本身而言，它并非一个界定清晰的理论场域，它的时空坐标随时可以移动。王德威就曾表示：“如果我们根据所得到的西方比较文学不同流派的理论——它告诉我们现代性的发展，永远不是一个所谓选定某个黄道吉日开始发展的话，那么1919年、1911年或1895年这些年份就是可以游动的历史坐标。”[33]现代性理论固然是强大的理论场域，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怎样用多种理论描述，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说清楚，把我们认为重要的方方面面都能容纳进去，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阐释框架。现代性自身内涵的多元与复杂也使得其视域中的研究对象变动不居或者混沌不清。西方出现的各种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表明，现代性理论框架并非完美无缺。与其说现代性是各个阶段文学形态的黏合剂，不如说它是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对话平台。

海内外学界的争论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晚清”与“五四”的纠缠与论辩就是典型。对于“现代”/“现代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聚讼纷纭的局面。海外学界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挖掘引起了大家对“晚清文学”领域的重视，但对于打破“五四”论述框架的做法，海内外学者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本土的“五四”研究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无意识”。一般来说，一个对于“现代”具有明确而坚定渴求的“五四”被视为现代性的爆发点，并因此成为“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转折点，但是海外华人学者似乎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众声喧哗局面更为偏爱，海内外学者由此产生分歧和对话。对于长久经受禁锢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来说，海外学者观念和方法的进入无疑是新鲜的血液，值得学习和借鉴。王德威、李欧梵、张错、唐小兵等人试图打破文学史的人为分期，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重新将视野投至“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上，是对“五四”以来的庸俗进化论与激进主义的一次文学反拨。这无疑与叶维廉提出的“历史整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34]

现代性理论同样在“再解读”思潮中再现光芒。“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文学形态因为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而颇受质疑。在80年代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文学史观中，这些文学形态被“现代”所怀疑乃至拒绝。不过，因为“十七年文学”产生于社会主义形态，自有其特性，引起了众多海外华人学者（主要是海外的“大陆学术群体”）的极大兴趣，竟一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一些海外华人学者看来，因为现代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十七年文学”同样可以被纳入“现代”视野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文学文本的“再解读”使得文学批评“介入”诡谲的文化现场和历史风云。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一文中说道：“解读，或者说历史的文本化的最深刻的冲动来自对历史元叙述的挑战，对奠基性话语（关于起源的神话或历史目的论）的超越。”[35]通过“再解读”，研究者发现了新的入思视角。在“再解读”的海外学者眼里，“现代文学”并非天经地义，但它却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与众不同的发展；“十七年文学”也绝不是文学的断裂或者空白，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并无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严格划分，或者说是刻意打通这三者之间的隔阂，因而形成了“时间”维度上的“整体观”。这种批评的整体观具有阔大的学术气象，打开了全新的研究空间。但正如叶维廉的“历史整体性”所揭示的那样：“所有历史研究都应作暂行的，不是盖棺定论的，是有待修改的。正是把所有历史的阐释看成暂行这种自觉，才可以使我们与永恒不断变化的整体过程保持持续不断的联系，才可以对整体性的问题充分地掌握”。[36]这种“历史整体性”的自觉使得我们摆脱掉了对任何事物的成见、偏见，从而可以让历史事实更加澄明。我们当然无法视20世纪中国文学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无法简化其复杂性，但我们可以时刻警惕由过去一些主流、权威所“钦定”的具有排他性的“一套成见的定型”。即使是这种现代性理论框架，我们也必须予以反思。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整体并非部分的总和而已。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就曾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她认为所谓整体并非仅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结果，它所产生的是一个新的实体。[37]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晚清文学”与“十七年文学”都被纳入“现代文学”的视野，但20世纪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最内在的联系未必已经完全被认清，各时期各阶段的文学形态仍然有着自己的“特性”有待探究。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面貌还需要更多的考察和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