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经济学的新视野
一
《鲜活的经济学》一书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得·贝奇的代表作。中国读者可能对贝奇和保罗·海恩（Paul Heyne）合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The Economic Way of Thinking）较为熟悉，该书是英语世界最为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其中文版也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而《鲜活的经济学》则是贝奇多年来的学术精华和教育心得的结晶，收录了他最重要的20余篇论文。这本书荣获2010年奥地利经济学年度最佳图书奖，并得到了詹姆斯·布坎南、弗农·史密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盛赞。贝奇本人也因其卓越的学术声誉，于2016—2018年担任朝圣山学会主席，2018—2020年担任副主席。
这本书虽然曾荣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年度最佳图书奖，但却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奥地利学派著作，贝奇本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奥派经济学家。贝奇在乔治·梅森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这所大学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重镇，还是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基地。用贝奇自己的话来说，他既是哈耶克的学生，又是布坎南的学生。
将其他学派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乃至纵横捭阖、融会贯通，是新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主要发展成果之一，并非什么新鲜事。但贝奇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取长补短，用其他学派的成果来补充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体系，而是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新思路——主线经济学，以此与主流经济学形成对比。
单从术语上看，主线经济学并不是贝奇的首创，而是来自贝奇的老师肯尼思·博尔丁，但贝奇对这个概念做出了清晰的界定，赋予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以此为标准重新梳理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各种经济学派的思想，描绘了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愿景。
贝奇认为，主线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13世纪。但贝奇化繁为简，将主线经济学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两点：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使个人利益符合公共利益的复杂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主线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而要探讨的是什么是使个人利益符合公共利益的复杂社会秩序，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秩序。
这本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既与经济学教育相关，也有对众多经济学家的评述；既有对经济学历史的回顾，也有对经济学核心问题的重要分析。而主线经济学的框架却如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思想明珠串成一条项链。可以说，这本书是主线经济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出版标志着主线经济学正式登陆中国。近年来，主线经济学的概念在贝奇一系列著作和演讲的推动下，逐渐被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家所了解和认同。国内的奥派名家冯兴元教授早在2017年前后就注意到这一概念，近几年更是不遗余力地推介和宣扬主线经济学。
二
前面所提到的主线经济学的特征，可以浓缩为两个关键词：个人和秩序。下面我便以此为脉络，对书中的内容做一概括性介绍。
贝奇在前言中就由来已久的斯密悖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可以作为他对个人与秩序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一个总括性回答。斯密悖论认为斯密基于人类的同情心建立了他的道德情操论，而“自利”引出了他的经济学理论。前者探讨的是关心他人的行为，而后者探讨的是关心自我的行为，二者如何协调相容？贝奇认为，商业社会中的道德情操体现为更普遍的正当行为准则（与财产、契约和同意的制度有关），而不是一种关于固定资源禀赋公平分配的具体结果。而个人的行为必须通过这种正当行为准则的过滤，才能产生增强公共利益的总体秩序。换言之，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制度过滤器产生了独特的均衡过程。这种社会治理制度不仅是18、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追求，还贯穿米塞斯、哈耶克和布坎南等当代名家的思想。
随后，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中，贝奇总结了他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特别强调对于经济学初学者而言，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包括在限制条件下进行选择，交换的互利性，产权、激励、价格和信息的重要性，利润的诱惑和亏损的惩罚，劳动分工下的社会合作自发产生，而这些基本原则主要是个人行为的基本原则，“根植于有目的的人类选择的逻辑，根植于构成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根植于经济活动的自发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教学中，贝奇强调的仍然是个人与秩序这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
第二部分是这本书的重点，贝奇对众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经历进行了评述。这些“名师”都对“个人与秩序”的主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贝奇的学术生涯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如贝奇所说，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比较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与物质进步和政治自由的关系。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他也对20世纪的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抱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些学者不仅包括奥地利学派传统意义上的代表人物，比如米塞斯、哈耶克、柯兹纳和罗斯巴德等，还包括布坎南、图洛克、奥斯特罗姆夫妇、萨缪尔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大师。
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处于边缘地位，但如果让他们的思想在主线经济学的框架下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这或许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乃至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
三
谈到哈耶克和米塞斯，谈到奥地利学派，不可避免地要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计算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辩论塑造了当代的奥地利学派。
讨论这场辩论的文献有很多，贝奇虽然也简述了辩论的经过，但他的重点并不在辩论本身，而是经济计算辩论对哈耶克学术研究的影响。
1933年3月1日，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了题为“经济学思维的趋势”的就职演说。在这场演说中，哈耶克预见了日益主导经济思想的政策方向，即干预主义和计划主义，但他对导致这种趋势的力量归因错误，认为威胁在于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哈耶克的意料，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与哈耶克自己的奥地利学派一起，完全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所取代，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正是哈耶克曾试图捍卫的经济学品牌。
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起了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挑战，他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下，由于缺少市场价格，不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不能实现先进物质生产的目的。哈耶克赞同其老师的立场，并加入了辩论。初期他们面对的是对市场价格的功能缺乏了解的计划经济支持者，但重头戏却发生在30年代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首的一批训练有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加入之后。他们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为分析工具，反驳米塞斯的主张。
在此，中国读者需要注意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论战的“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因为前者的“社会主义”是一些倾向于计划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构思的思想模型，即存在消费品市场和消费品价格，生产资料是国有的，生产由中央计划委员会指导，价格也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场辩论是奥地利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时主张计划经济的经济学的学术论战，而不涉及现实中的意识形态，也不涉及当时的实践，因为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中央计划者是否能够做出理性的生产决策。了解这场辩论所包含的思想逻辑，对我们理解市场实际运作，比如如何让市场经济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大有裨益。
然而，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奥地利学派输掉了这场辩论，而奥地利学派也从此陷入长达40年的低谷。当然，哈耶克和米塞斯并不承认失败，但他们需要找到让别人理解自己思想的方法。
哈耶克的切入点是知识分工，他从分析均衡状态的条件出发，认为实现均衡需要市场主体之间的知识协调。但“这些知识并不集中于任何一个人的头脑，而是作为千百万人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而存在”。因此由某个人或某个委员会自上而下地开展计划经济并不可行。哈耶克强调，协调市场活动所需的知识出现在，也只能出现在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之中。此外，哈耶克认为，从计划者自己的角度来看，追求计划所产生的政治后果是不可预料的，也是不可取的。
米塞斯强调的则是市场过程观和企业家精神。在《人的行为》（Human Action）中，米塞斯发展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观念，并表明市场价格即使是非均衡价格，仍然能够提供信息和激励。米塞斯表示，在这种背景下，“最根本的事实是，逐利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能容忍生产要素的价格一直是虚假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企业家的活动就会带来不可实现的均匀轮转经济的状态”。
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清晰地界定和完善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他将最优化行为与企业家警觉区分开，由此他能够指出企业家精神和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差别。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相比，柯兹纳对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功能的观点主要是通过引入“警觉”，将人的选择从传统经济学确定性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对未利用的机会的警觉使得市场过程得以进行。企业家的远见是发现他拥有但尚未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一些知识的价值。总而言之，市场过程就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这种观点将人的创新性行为和市场中的知识分工联系起来，也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计算的观点。
另一位奥派学者罗斯巴德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在《人，经济与国家》（Man，Economy，and State）中，罗斯巴德给出了一个分析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架。实际上，苏联虽然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但在实践中却不是理想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例。罗斯巴德指出，市场经济基本要素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中持续存在并维持其运转。对此罗斯巴德提出了三个因素，即世界价格、黑市和贪污贿赂，而这些要素形成了某种有限的市场。罗斯巴德还讨论了苏联制度缺乏创新以及苏联增长率的谬误等问题，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低效率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十分重要。
四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从主线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批评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性质和经济学家角色的理解。
贝奇在前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算辩论给奥地利学派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场辩论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经济计算辩论促使（至少是重要的催化因素）主流经济学走上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并由萨缪尔森开创性地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而扩大了奥地利学派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鸿沟。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形式主义者试图将经济学以数学语言来重写，以消除前几代“文字经济学家”进行辩论时的模糊假设。为了使经济行为适合数学语言，经济学家必须抽空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主体的问题情境必须极大简化。而这就消除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个人所面对的经济选择中有意识的组成部分。选择被简化为给定的目的—手段框架下的一个简单的确定性练习，而这种练习成了自动机器可以掌握的东西。不仅是发现适当手段的任务，就连发现追求什么目的的任务都被这种方程式排除在外。此外，人们忘记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与完美市场模型的偏差，才产生了现实市场中的制度和实践。但是制度和个人的复杂性无法被准确地建模，因此就被简化的假设晾到一边。也就是说，从贝奇所关注的“个人与秩序”的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学脱离了现实，走上了一条歧路。
贝奇进一步用均衡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来分析主要的经济学思想。一种是将均衡模型视为理想类型（比如奥地利学派），另一种是倡导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将均衡模型视为对现实的描述，还有一种是持干预主义立场的凯恩斯主义者将均衡模型视为批判的标准，用以指责与这种标准不符的现实。均衡模型在后两种用途中，构成了一种静态的理想，而问题在于现实是否符合均衡。与之相比，在第一种将均衡模型视为理想类型的用途中，问题是偏离理想类型的情况如何构成不完全意义上的成功，而芝加哥学派否认现实偏离了均衡，凯恩斯主义者则将偏离均衡等同于市场失灵。第一种观点既不是为了描述现实，也不是为了指责现实。相反，它是一种理论建构，旨在阐明现实中可能会发生的某些事情，而实证调查会确定这些现象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是如何出现的。就这种观点看来，不均衡不一定是市场失灵，不完美的东西可能仍然比任何能获得的替代方案更好。而第二种观点倾向于经济上的乌托邦，第三种观点则倾向于政治上的乌托邦。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如机器”中，贝奇创造性地以一幅简明的四象限图描述了经济学思维的趋势。其横轴是是否承认经济学真理的普遍性，纵轴是是否主要用文字来进行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图景来自主要用文字进行经济学分析的亚当·斯密、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强调行动的人在其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并坚持经济学命题的普遍性。第二种图景来自历史主义者和旧制度主义者。他们虽然用文字表达，并且突出行动的人的地位，但他们相信通过研究揭示的经济学真理仅仅是特定的真理，因具体的时空而异。第三种图景来自20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人的因素几乎从分析中被清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机器人的最优化者。其表述模式是一种纯形式的数学建模和统计检测。虽然这种图景可能缺失了个人，但在认知上信仰独一无二的均衡，因此其决定论为经济规律本质上具有普遍性。第四种图景保持了第三种图景的形式化分析，但抛弃了经济学真理必然是普遍真理的观念。这种图景和第三种图景一样，机器人式的反应主导了分析，而行动的人被边缘化了。
在“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局限”中，作者回顾了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角色和经济学地位之间的互动，他将经济学家分为“研究者”和“救世主”两类，将经济学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分为“认知谦虚”和“认知狂妄”两类，由此产生了“快乐的警世先知”“失意的警世先知”“失意的工程师”“实践的工程师”四种类型。在过去的350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存在一种认知谦虚和认知狂妄之间的来回振荡。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学日益模仿和借鉴自然科学，强调预测和控制的哲学观，以及强调建模和实证检验等一系列理论工具，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像是工程学的延伸。这种新发现的经济学的科学自信，完美地匹配上试图成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他们希望成为实践的社会工程师，运用经济学拯救世界。
贝奇还探讨了国家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回顾了重商主义和历史学派的代表李斯特以及社会学先驱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思想。在谈到韦伯的思想时，贝奇所强调的是韦伯试图将物质资源和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以解决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特别是西北欧，而不是中国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韦伯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评价，作者并不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着重介绍的是韦伯侧重制度与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作者认为苏联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困难，是受到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是受到国家（或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这种经济学观念影响的结果。
除了上述提到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有趣且深刻的论述，有待读者自行探索。这本书涉猎广泛，但皆统一在“主线经济学”这一创新性框架之中，作者相信只要始终把握个人与秩序的互动，学习经济学便如庖丁解牛，顺理成章。
毛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