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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解释说，波利尼西亚人在大洋上长程迁徙时，他们的独木舟里通常带着驯化的动植物，植物主要是芋头和薯蓣，动物是狗、鸡和猪。然而来到复活节岛的先民没有带猪和狗，也许是失落在漫长的迁徙途中了。复活节岛周边缺乏大型珊瑚礁，也就是没有天然渔场，因而近海捕鱼的条件也几乎不存在。很长时期内，岛民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鸡，也许非常有限的海鸟蛋算得上一个补充（后来的鸟人竞争很可能就源于岛民到岛礁上猎取鸟蛋的长期经验）。因此鸡在复活节岛的文化生活中地位独特，白鸡祭祀是祭祀的最高等级。
先民登岛之后开展农业种植，首先要砍树，大量棕榈树在此过程中消失。失去森林的保护，高地土壤随着降水流失，地貌发生巨大改变，可耕地越来越少。即使甘薯的传入曾一度缓解这种人地矛盾，但随着人口增殖，土地产出下降，食物短缺的危机很快转化为社会人群间的竞争和冲突。资源消耗净尽然后迁往他岛的波利尼西亚模式，复活节岛的岛民无从照搬，于是人们只好在这里挣扎着走向末路。大概从16世纪开始，各类冲突愈演愈烈。研究者从黑曜石制作的武器推测，岛上一度爆发过血腥的部落战争。早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还根据岛民传说，推测岛上曾经有过人吃人的时期，当然这是未经证实的。拉普和许多研究者一样，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复活节岛的社会衰败，而造成生态恶化的，恰恰是岛民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对今天的公众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这正是许多人描述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事实上，从达尔文以来，孤绝于世、生态独立的岛屿，常常被研究者当作“微宇宙”（microcosm），是具备可控条件的历史实验室。复活节岛就提供了一个绝佳个案，被视为观察人地关系的实验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态环境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以来，复活节岛的历史越来越被看作一部人类破坏生态最终毁灭自己的启示录。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复活节岛，地球岛》（Easter Island, Earth Island），作者是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和新西兰古气候和古环境学家约翰·弗棱利（John Flenley）。以此书为榜样，许多研究者和作家都以同样的论述立场，把复活节岛的历史当作当前人类社会的前车之鉴。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书中专为复活节岛的沉痛教训辟出一章的篇幅。
在“全球变迁的人类维度”这一视角下，复活节岛的古生态与历史研究逐渐成为公众话题。在《复活节岛，地球岛》中，保罗·巴恩和约翰·弗棱利明确地说：“（复活节岛人）为我们演示了一场实验，一场有关无节制人口增长、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以及误以为信仰能确保未来的大型实验。”在此基调之下，几乎所有关于复活节岛的讲述，都是一个悲剧，人们不断地犯错误，黑夜不可避免地降临于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一个词来描述复活节岛的文化与社会进程：文化退化（cultural devolution）。
文化退化论者所依据的复活节岛历史，可基本概述为：人类砍伐棕榈林，目的是开辟农地、造独木舟、用作燃料、运输摩艾石像。他们无意间携带上岛的老鼠快速繁殖，吃尽棕榈果实，阻碍新林生长。当森林面积缩小，土地侵蚀加剧，河谷土壤减少，储水能力随之锐减。食物生产下降导致竞争与冲突，为此反倒要雕造更多的摩艾。更多竞争，更严重的饥饿、战争和社会破碎。最终，摩艾为鸟人取代，摩艾不再被重视，逐渐倒伏。社会衰败使得人口剧减。破坏森林是灾难的起点，而这是复活节岛人民的主动行为。人类自造的生态灾难所引发的社会自我毁灭，是支持复活节岛文化退化论的基本历史叙述。
《复活节岛，地球岛》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文字：“站在最高处你可以看到全岛几乎任何地方。砍倒最后一棵树的人，明明看得清那就是最后一棵树，可他（或是她）还是砍倒了它。这才是令人忧惧的事，人类的贪婪竟是如此无边无际。自私似是与生俱来。自私导向求生，利他导向死亡，因而自私的基因优胜。……复活节岛人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神会替他们找到解决方案，正如今日我们倾向于依赖科学与技术之神。然而那些岛民最终还是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我们也完全有可能落到同样的下场。”
这样的历史叙述、人文关怀和以小譬大，无疑已经占据主流地位。近三十年来，讨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如果需要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通常都会是复活节岛。复活节岛为人类提高环保意识，为新时代的生态观念启蒙，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然而，如果上述的历史论述是存有疑问甚至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牺牲对复活节岛是不是并不公平呢？进一步说，基于复活节岛个案所发展出来的种种学说，会不会因此而损失科学价值呢？
事实上，在太平洋群岛研究的学术圈内，对于《复活节岛，地球岛》那种把森林消失归咎于岛民贪婪的宏大叙事一直存在着质疑和驳斥。在《复活节岛，地球岛》出版后不久（1993年），格兰特·麦考尔（Grant McCall）就发表文章，提出小冰期的环境扰动所引发的严重干旱，很可能是导致拉帕努伊森林灭绝的主因。1998年，奥利亚克（Orliac）夫妇发表题为《复活节岛森林的消失：过度开发还是气候灾难？》，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造成了“一个残酷而剧烈的危机：饥饿、高死亡率和深刻的社会失序”。
更有力的驳论来自罗莎琳德·亨特—安德森（Rosalind Hunter-Anderson），她1998年发表的《人与气候对于拉帕努伊的影响：真是人砍倒了那些树吗？》，对《复活节岛，地球岛》所代表的文化退化论历史观进行了全面批判。她依据广泛的民族志资料，指出复活节岛人本来有可持续的农业实践，也有办法控制土壤侵蚀，甚至包括对棕榈树的保护，因为棕榈树对于太平洋群岛农业来说有足够的重要性。针对《复活节岛，地球岛》所猜测的岛民砍树的理由，她指出有学者发现复活节岛造船不用棕榈树，而运输摩艾石像也不会导致森林大量损耗，因为平均一年建造的石像不会多于两个，而运输石像的圆木并非一次性消费品，完全可以存储起来反复使用。针对人类所携老鼠破坏棕榈林一说，她也予以批驳，指出与其说老鼠吃掉了棕榈的种子，不如说正是因为它们啮咬棕榈果的硬壳，反倒帮助了果实发芽。她根据自己建立的古气候变迁模型，主张复活节岛环境变化是气候变化的结果，而这种气候变化开始于3000年前，公元400年以后才抵达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是这一气候变化的承受者，而不是制造者。在她看来，复活节岛人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以求生存，复活节岛的历史，就是岛民适应大环境变迁的历史。
身体主体部分都在土中深埋的摩艾石像
2002年第3期《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杂志发表了保罗·雷恩伯德（Paul Rainbird）的文章《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预言吗？——复活节岛的生态灾难与太平洋群岛环境变迁》，在上述质疑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太平洋群岛为整体语境来观察复活节岛的生态变迁史。与亨特—安德森不同，雷恩伯德认为不是人类在适应环境，而是环境在适应人类。人类一直在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太平洋群岛的人民在千百年间一直在改变环境以求生存，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不能生存。既然改变环境是生存之道，那么复活节岛怎么可以例外？通行于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的历史法则，自然也适用于复活节岛。以生存为目的而改变环境，并不意味着一定导向生态灾难。太平洋群岛其他地方同样经历了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生存需求的重大变迁，但并没有导致生态灾难，也没有发生社会溃败，为什么要认定复活节岛是一个例外呢？
雷恩伯德最有力的驳论是：所谓的生态灾难和社会溃败，都发生在欧洲人到来之后，而不是之前。与欧洲人的接触，才是改变复活节岛社会文化命运的关键。《复活节岛，地球岛》一书所指出的食物竞争、部落战事与社会失序，从年代学的意义上说，都发生在欧洲人到达之后。1722年荷兰人罗赫芬见到的复活节岛上，摩艾崇拜仍在进行，岛民全无武装。可是1774年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船长来时，发现摩艾已经倒伏，岛民以黑曜石为武器，显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岛民传说提到古代的很多战争故事，这对研究者是一个误导，以为复活节岛历史上某个时期战事频仍，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然而对古代墓葬中大量骨骸的研究却发现只有很少人是死于暴力，相当大比例的死因竟是欧洲人带来的病毒，特别是梅毒和天花。1862年来自秘鲁的掠奴船从复活节岛抓走了上千人，其中很多是上层人士，包括酋长和巫师，这之后岛上再没有人能够读写该岛独立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被掠为奴的岛民只有十五个人最终返回复活节岛，而他们携带回来的天花病毒立即制造了更大的灾难。当时在岛上的欧洲传教士写道，复活节岛“整个成了停尸房”。1877年，曾经人口众多的复活节岛，只剩下一百一十人，这在真正意义上摧毁了复活节岛的社会与文化，然而这并不是岛民破坏棕榈林造成的。
雷恩伯德和亨特—安德森等人所批驳的，是把社会变化完全归因于环境变化。环境当然起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就连环境变迁本身，也不能一味归结到岛民砍树。欧洲人带到岛上的不仅是病毒和新鲜的技术和物品，他们还引入了许多破坏性动物，包括兔、马、羊、猪等，这些动物也参与了棕榈林的消亡过程。也有研究者指出，欧洲人引入的奇异物品，扰乱了岛民的价值体系，引发了社会内部忠诚与信任的危机。
总之，这些学者强调，假定复活节岛与世隔绝，并进一步假定因为与世隔绝所以最终自我毁灭，这种研究倾向是有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复活节岛的历史悲剧，起因于18世纪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突然接触，种种内外因素碰撞之下，复活节岛就从一个足以支撑数千乃至上万人的波利尼西亚农业岛屿，变成经济凋敝、人口稀少、只能放牧牛羊的荒僻之地了，一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探访者之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