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行研究回顾述评
邓嗣禹乃中国考试史研究之先驱，其《中国考试制度史》内尝言，中国之典籍“言及考试者，几于无书无之”；然邓氏之论，特指文科而言，故该书亦称关于武举方面，“又当别论，兹编概付阙如。”(14)武科研究论著，自然不及文科之宏富；然前贤亦有致力于此者，且近年所见渐多。兹择其要者，分述如次。
一、武举制度之通概研究
武科考试之基本规制，主要载录于唐代以降历朝正史之《选举志》，以及典制体史籍如《十通》、历朝《会典》《会要》、科场（包括武场）之考试条例；地方史志之“选举”、“学校”等部分，亦有零散记述。最早试图为历代武举制度作专题考论者，当推清初谭吉璁之《历代武举考》一卷，以传统学术体例，简要考述历代武举沿革，兼作评析。(15)至于清末，则有徐伯愚（Etienne Zi）所著法文《中华武科试实则》，乃近代武科研究之首部学术专著（下文详及）。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教育与考试多有研究，然就笔者管见所及，除了部分通论著作附带略述武举制度，(16)针对武举之专题论著尚付阙如。
当代学者对于历代武科之研究，黄光亮较早撰有《中国武举制度之研究》。该书简述历代武举制度，详于清代部分。涉及清代武科各级应试资格、年期与场期、录取名额，旁及其考试项目及合式标准、考官简派、覆试与回避、防止舞弊、武举出路诸议题。(17)该书体例宏大，惜乎总体篇幅甚简，仅限提纲领挈，对诸多问题点到即止，未遑深入。
许友根研究武举制度起步甚早，着力亦多。其《武举制度史略》一书，考述武举制度创立、发展、完善及废除之历程，介绍武举史上名人轶事，并对武举制度作出评价。该书亦详于清代，书后所附清代武殿试策文、答卷、武科金榜、鼎甲名录及武场器械图录等，甚有参考价值。(18)或囿于史料之限，书中对清代武科诸多制度细节未及详明，制度之运作实况亦可深入解析。针对该制度之整体地位与功效等议题，未尽之意亦多。
上述两种制度概述之外，尚有赵冬梅关于武举与武学之研究，以及戴伟谦对武举与武术关系之探析。前者考察历代武举取士标准，并分析武进士之前途与命运，亦涉及历代武举革废之论争与纠葛。此外，该书述及武学之沿革流变，亦分析武举之失败与原因，探讨中国古代军事人才选拔之问题。(19)后者旨在探究武举与武术之关联，分别考察武举与科举及军事之联系，及其起源、发展与功能。此外，该书亦分析武举与武术之交融，以及传统武举与武术对现代体育之影响。(20)
武科考试既为传统选官制度之一环，中国古代政治及教育、考试制度之通史著述，亦有涉及武举制度者。至于其中代表，如白钢主编之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21)杨学为主编之五卷本《中国考试通史》，(22)以及近年汇集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主编之十六卷本《中国教育通史》等。(23)此类著作均在相应分卷涉及武科考试，然仅依据典章略述制度通概。此外，中国古代军事、武术及兵学通论著作，亦会述及历代武举与武学制度，兼及古代兵学代表著作暨武科考试范畴如《武经七书》、《武经总要》之介绍及注解。(24)此类通论著作之体例与各部篇幅既定，对于武科考试之具体专题，未能深入展开。
二、唐、宋武科之研究
唐代为武举初创时期，学者多有关注。有关唐代武举，盛奇秀及陈志学较早各有一文，考述其创设时间、举送程序、考试项目及常贡与制举之区别，为此后讨论该主题奠定基础。(25)唐代武举及武庙之创置，以及官制、贡举制度、庙制（教育）之内文与武之关系，高明士亦较早着手研究，且较为精审。(26)刘琴丽则依据新出墓志等资料，对该制度尤其是及第人物续有考论和增补，对于拓展该主题之探究贡献甚多。(27)许继莹在武举及第人物之考补以及文武科举之比较方面，亦有新见。(28)何晃理则专论武周时代之武举，分析其设立原因，并解析其运作情形，略及武举制在历后各朝之发展与影响。(29)此外，周兴涛等对武贡举与武制举之异同续有考论。(30)武举及第人物之考辨，乃该主题研究之重点与难点所在，孟二冬、王洪军、许友根基于徐松《登科记考》之再补正与考补对此续有展拓。(31)金滢坤除了略述唐代武举之基本流程，对于武举分科及其考试细节有所深化，并对武举入仕尤其是及第人物之授官实例进行综合论析。(32)总体来看，目前唐代武举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创置背景与时间，考试流程与项目，及第人物及其授官，以及武举与武庙关系等主题。不过囿于史料所限，相较其他断代而言，唐代武举研究仍属薄弱。
对于文、武科举考试，宋代皆为其关键发展与完备时期。尤其是宋代文、武两途之关系，向为学界注目。杨康荪较早有专文论述宋代武举之基本规制；此后，吴九龙、王菡进一步申论武学与武举制度。(33)赵冬梅多年关注宋代政治、军事与教育内之文武关系，因此宋代武举与武学亦为前述《武道彷徨》一书之论述要项。宋代武举与武学之关联，及其所折射之宋代文武考选困境，郑国铭及方震华之系列研究尤其值得关注。(34)方震华论析唐宋之际从传统“文武合一”之追求，逐渐演变为文武分途，继而文升武降，终于文武对立之大势，对于深入认识该期文武关系演变，尤有裨益。
对于宋代武科考试之关联问题，周兴涛着力甚多，成果亦丰。周氏先以《宋代武举武学研究》为题，撰成博士论文。而后以此为基础，刊布系列论文，广涉宋代武学之教学管理、武学博士、地方武学、文武举互换、武科文学创作与程文考试，以及宋代武举与社会生活等议题。新近更汇为专著出版，考证宋代武举之应试资格、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录取标准、除授变化等，乃目前同类著作中最为全面详实者。(35)此外，何忠礼关于南宋科举制度之专著，亦分专节概述两宋武举沿革，南宋武举之考试、等第及授官，并分析南宋武举功用不彰之原因。(36)张希清考述宋朝武举制度之沿革及实施概况，对其成效与意义之分析亦切中实际，乃近出同类著作中在制度层面论述简明而能扼要者。(37)针对宋代正式颁定之《武经七书》，刘瑛、周兴涛各有专文，论及典籍之确立、改动，及其与宋代武举、武学之关系。(38)由于武举制度发展至宋代有较多新意，如武学之设立、武经之汇总颁定、殿试之定制、程文之考试等，传世文献有关武举者亦较前代丰富，因此学界研究相对更为深入。整体来看，当前研究主要涉及宋代武学、武经之概要，武科之应试资格、考试内容、考试程序、录取标准、除授变化，以及与之关联的文武关系等；而在武经内容之解析、武科程文内容之论析，以及武科人物群体等方面，尚有推进空间。
三、金、明武科之研究
辽、金、元三代政权之中，仅有金代曾设武科，但为时较短，专题研究亦少。兰婷、王梅综合考论金代之武举与武学教育，略述其基本规制，并指出武举及第者授官不及文举，为人所轻。(39)闫兴潘据贞祐二年（1214）“许诸色人试武举”之诏反推，认为在此之前金代武举之考试，仅针对女真人开放，反映出统治者警惕“汉化”、维护旧俗之政策。(40)近刊《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之辽金元卷，将金代武举与特科归入一个小节，述其考试内容及授职事宜，较为简略。(41)整体来看，由于金代武科为时较短，影响不大，加之可用史料较少，专题研究难以深入展开。
明代元兴，武科推行颇经周折。有关明代武举之较早专题研究，松本晴隆解析明代武选由初期“举用将才”及“推举”，演变至天顺八年（1464）确立武举法之经过，并考察正德“武举条格”，分析明代武举制度之嬗变。(42)晁中辰陆续考述明代武举制度之确立与发展，评价其得失。(43)对于明代武学之类型、设官与教学、学生来源及出路等，周致元较早着手研究，周氏并论及明代武举之开始时间、发展、运作及评价。(44)此外，李建军亦论述明代武举规制，涉及考官委派、考生范围、考试科目、评核标准及分等升赏之法。(45)王凯旋以武举为明代科举之重要组成，指出其发展特点及存在问题。(46)张祥明对天顺八年开设武举之说提出辨疑，并论述武举在明代不同时期之影响，及其在明代武官选任中“不宜评价过高”之地位，(47)其中立论值得重视。
关于明代武学之设立、运作与管理，以及武举制度之恢复与发展，赖盟骐亦有专文详细考论；黄谋军则考论明代武学之始置时间，以及京卫武学生员之出路；曹循亦专论两京武学会举之开设、规制与作用。(48)此外亦应留意者，近年已陆续有数篇学位论文，专论明代武举与社会、明代之武科乡试，以及明代之武举与武学等议题，可见该领域之研究缺位已逐渐为学界新秀重视。(49)对于明代科举诸多议题，郭培贵均有专精研究。郭氏早期考论《明史·选举志》，已较多涉及武举议题，如对明代武举未设殿试之重要判断与申论；郭氏并著有专文，详考明代武举之形成与确立；此外，郭氏指出明代武举研究仍属薄弱，其所执笔之《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亦无专章论述武举议题。(50)
总括而言，目前学界对于明代武举制度，主要集中于考辨其开科时间、沿革分期、考试内容、武学规制、及第人物等议题，尚无专著出版；在综合发掘利用档案、实录、典制、武科乡会试录、方志、文集、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整体推进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尚有较多拓展空间。
四、清代武科之研究
清代为传统武科臻于完备而后被革废之时期。研究清代武科之最早专题论著，当推前述徐伯愚（Etienne Zi）以法文所撰《中华武科试实则》（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一书。(51)此乃具有近代学术体例之首部武科研究专著，题名虽称“中华武科”，其研究重点实际即是清代武科。该书主体仍分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三级考试，叙述其制度要略。该书初刊之时，武科尚未废除；其中所录制度细节，颇有别项史料未能涵括之处。尤为可贵者，书内保存多幅关涉清代武科之图片（应为木刻版画），洵属难得。然此书篇幅稍小（132页），而且既称“实则”，书如其名，其中大部乃依据《武场条例》等章则，直接加以译解；对于该制度之整体功效，及其政治史、文化史及教育史之意涵，皆未详及。
徐氏专著之出版，恰在十九世纪之末、武科革废之前。二十世纪之中，寰球人文社科学术进境甚多；针对清代武科研究，则仅有局部进展，而无整体突破，大多以研讨清代科举之论著，略涉武科。至于其中代表，如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之经典研究，亦将考获武科功名者归入其中。书内涉及文武绅士群体人数、年龄、地位与特权等问题，并统计光绪七年（1881）武职官员之出身背景。(52)商衍鎏亲历科举，后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述论清代文科甚详，然对武科则仅略分武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述其制度，亦略述甲寅四年（1854）太平天国武科乡、会试。(53)齐如山亲见清季文武科场实况，其《中国的科名》论及武科士子各项名目、考法及其影响。书中对清季武科弊情及乡居武举之劣迹，所言尤为剀切。(54)宫崎市定称武科举为“科举之别科”，略析其设科旨趣、考选经历与规程，并分析清代武科之问题，论及文武科举出身者仕途之差异及其原因。(55)刘兆瑸《清代科举》亦略述清代武科考试之流程、场次及内容，惟仅限于静态制度概述，未及其流变。(56)此外，庄吉发研究乾隆朝乡试，涉及其时武乡试之规制与内容，以及应试人数与中额等问题。(57)详文而略武，抑武而扬文，乃此类研究之整体倾向。
进入二十一世纪，侧重文科而涉及清代武科者，仍有代表研究。如艾尔曼亦视文武两途科举为“平行路径”，其著略涉清代武科之舞弊、地方武生童之考选与管课，以及清季武科之革废，并谓宋代以降之武科考试尚需专门研究。(58)陈业新结合灾害环境及社会变迁，对比考论明清皖北地区之文武举士，揭示其中“由文至武”之转变。(59)刘海峰考论清代台湾士子在福建武闱之表现，指出台湾武生参加福建武乡试中举人数甚多，而且名次表现突出。(60)近期综论清代科举而兼涉武科之论著代表，为李世愉、胡平执笔之《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该书设立专章论析武举制度，且内容较为详明，仍分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及武殿试，展开论析。(61)惟其体例及篇幅既定，所据主要为清代历朝实录、会典及《武场条例》，于制度运作之详情，尤其是中额变化、群体人数及其实际影响等议题，尚有可以细化深入之处。
最近十余年间，清代武科研究渐受重视，局部专题成果陆续发表。其中，人物群体乃其重点及难点。前代学者如朱彭寿著《旧典备征》，尝试考列清代武科鼎甲名录；钱实甫作《清代职官名录》，举述清代历科武会试中额。(62)二者均有开创之功，但空缺及疏漏亦不在少数。此后，学者赓续努力，如前述许友根所著《武举制度史略》，以及王鸿鹏等对历代武状元名衔事迹之考述，其中对清代部分着力尤勤，此外尚有王晓勇对清代武进士群体之探讨。此类研究所涉范围，主要限于一甲三人，且网罗未尽，颇有疏漏；对于清代武进士群体人数之统计与估算，亦多参差。(63)若无翔实制度考述及可靠题名史料为依据，武科人物群体研究不易深入。近年，王金龙以清宫档案及官书记载为基础，着力辑录清代武科进士题名，并刊发有关其群体总数及鼎甲籍贯之论文，(64)较为翔实有据，本书修订之时有所参考。由于清代前中期档案缺失较多，题名信息不全，此乃今后有志突破该项研究者亟需攻克之难关。武科人物统计考辨之外，尚有针对其任官仕进之研究。如刘丹枫专论清代武进士之仕途，分析武进士授官制度之变迁，兼及武进士之作用。(65)此外，王志明依据清代引见官员履历档案，研究清代职官人事，涉及引见武官之统计分析，部分关涉武科出身之进士及举人，可资参考。(66)武科人物群体研究之外，针对典型个体尤其是武状元亦有专门研究。(67)此类研究不仅涉及传主生平及其家族历史，兼能补充稀见史料，惟其制度与史事细节，常见可以斟酌推敲之处。
近年研究清代武科，侧重解析历朝制度变迁或特定时期制度实践者，如龙炳峰对清代武举制度之整体考述，以及张家宁对康熙朝武举制度之研究。(68)侧重于制度之地方实践者，如周祯伟对清代武举制度之梳理，并以浙江江山县武科士绅群体为例，进行统计分析；(69)蒋勤利用浙江石仓之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之科举参与及其文武之道，为文武科举之在地化比较研究提供具体案例。(70)此外尚有针对清代特殊族群之武科研究，如王凯旋针对清代武举及八旗科举之研究，佟红梅对清代八旗蒙古武举之考察，以及王金龙针对清代回族进士之考辨。(71)又如涉及武科内场考试之研究。对《武经七书》中尤其是《孙子》等书，历来注解、翻译、研究甚多，然研讨《七书》与武科关系者，则较鲜见。康熙年间武科内场加试《孟子》、《论语》，乾隆朝废除。对于此一历程、论争及其意涵，吉尔伯特（S. R. Gilbert）撰文详考，指明康熙皇帝倾向以儒家文化统摄军事文化，并求文武之合一，乾隆皇帝则接受文武分途。(72)清代武科虽重外场，其内场考试内容及合式标准与前代亦多相异之处，尚有可以开拓之论题。
晚清武科之革废向为研究热点。鲍威尔（Ralph L. Powell）较早研究清季军事，除指明武场考选之无裨困局，同时回顾武科革废之争议与历程，及其与晚清军事近代化之纠葛。(73)针对晚清武科革废之原因、历程及影响，以及武科革废与地方督抚之关系，许友根、王晓勇、龙炳峰、李超等各有专文考述，颇为详尽。(74)许友根亦有论文涉及清末首倡废止武科者及清代武科会试次数等议题，较为翔实有据。(75)孙璐以甲午战争为界，回溯晚清武举改革思想之变迁，分析各阶段之思想特征及影响。(76)上述论著依其主题定位，各有所见。然整体限于论题规模及史料视野，颇难据以得见清代武科制度及武科群体之整体样态。
上述十余年间之研究动态之中，有一重要趋势值得留意，即两岸研究生学位论文之选题，关涉清代武科者逐渐增多，可见该领域之空缺已渐为年轻学人重视。除了上文举述者，清代武科研究近期之实质推进，应当重点述及以下三篇先后完成之博士论文，及其关联研究工作。其一为王晓勇于2013年提交之《清代武科举研究》，论及清代以前武科人才选拔、清代武举制度、武科考官、武科士子及武科变革等议题；并尝依据于此，发表数篇专题论文，而且全文经过修订，已在台湾正式出版。(77)王氏历年研究清代武科，用力甚勤，亦有创获，惟在清代整体政制之设计与运作，以及史料之整理与阐释方面，尚可再加以拓展和深入。其二为笔者于2014年提交之《“干城之选”——清代武举制度之设计、运作及其功效》，尝试总论武科研究之旨趣与进路，以及历代武选制度之演进轨迹；而后分论清代武科各级考试之规程、中额及其群体；最后专论清代武科进士之出路、武科弊情及其革废；亦曾据此刊发专题论文。(78)笔者前期在史料发掘及整体制度方面着力较多，然具体论述及局部统计尚欠周密，此亦本书切实着力之处。其三为廖志伟于2015年提交之《晚清武科举改制》，对咸同以降武科改制之论争与历程，以及武科革废之善后与影响发覆较多，推进学界对此一抡才制度清季走向之认识；惟其研究主要着力于该制度在最后阶段自革而废之历程，于其整体架构及运作细节之考论，则兼顾未周。(79)总括而言，以上述三项专门针对清代武科之研究为基础，目前已见刊多篇较为详实之专题论文，且预期将有多部专著面世，有助切实推进该领域之研究。
五、述评小结
综上所述，相较文科而言，武科研究之成果难以与之等量齐观。若从断代来看，目前研究较为丰富者首推清代，其次为宋代，各有专著出版；再次为明代；最后为唐、金二代。唐、金二代受史料限制较多，难以深入；然明代武举史料相对而言仍属丰富，尚有不少拓展空间。就研究主题而言，目前之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试制度、授职任官及人物研究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评估武举制度之于某一时代之作用与影响。若再分而言之，目前制度研究著述之中，绝大多数乃依据正史及典章，考述基本规制；至于制度实施之具体细节及其流变，则多有阙漏。讨论授职任官时，亦仅据基本制度规定及有限案例展开。至于人物群体，则集中于少数武进士等高级功名持有者；且除了清代之外，对于此前各代武科进士总数均无相对准确有据之统计，更低层次功名群体之概况更为模糊。
进而言之，若求在社会史、文化史视角对武举制度及其功效加以切实考察，并能将其纳入传统中国文武选官、文武科举之对照视野，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关该制度设计与沿革之整体认识，并有档案解析及计量实证支撑之研究成果，尚有较多阙略，有待扎实推进。另外，在文、武两套人才培育及选任体制之内，除了武举制度之外，针对武学、武经及武庙之研究，仍有较多有待拓展之课题。又前近代东亚政权如朝鲜、越南等，亦曾长期采行武科考试制度，其与中国武科之间异同何在、具体功能如何，亦可开展对照综合研究。推进方兴未艾之武科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传统抡才及政治运作中独特的“文武之道”，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