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武科研究之旨趣及意涵

所谓殷因夏礼，损益可知。传统中国政治与文化之衍续，通常表现为继起王朝对于前代典制之沿用及调整。学界习称之“清承明制”，在学校及选举制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日，颁即位诏于天下，明定文、武科举照例进行。(7)次年兵部题请开武科乡试，称颂大清之“承天应运”，并对武科寄予厚望，其疏曰：

武举之设，期得干城腹心之士，以为国家用。今逢龙飞定鼎，鹰扬应运，开国伊始，振武方殷。凡有主司监临、提调之责者，须矢心精白，综理周详，比前加毖，以仰体朝廷开科抡才盛典，斯不负矣。(8)

该奏疏内所称“干城腹心”，典出《诗·国风·兔罝》之章。其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干”为盾牌，“城”即城墙，“干城”引申为御敌卫国之将。历代武科多用此典，谓武科抡才乃备“干城之选”，以为“腹心之寄”。乾隆皇帝于紫光阁亲试天下武举，亦有诗云：“抡材临别苑，射策对明廷。养士百年久，干城九塞宁。雕弓悬满月，羽箭迅流星。为问赳桓辈，能通《黄石经》。”(9)其中“干城”、“赳桓”等典，俱出《诗经》此章。引儒经而论武选，乃历代常例。

清初诏令既颁，奏议亦准，顺治二年（1645）起，各省陆续开考武科，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停废。其间除清初南方未定、清季咸同军兴而致部分省份推迟、暂停武科，该制度行于清代长达二百五十余年，几乎横亘全国、纵贯全清。其运行时间与范围，亦与文科相当。若论制度之延续、规程之完备，历代武科莫能相比。

武科选士既与文科并驾而行，文科研究之关键议题，武科一途亦多有对应之处。因此，探论武科研究之意涵、旨趣与进路，既应当与文科研究参互而观，又需揭橥武科选士之特色所在。兹择其要者，略析如次。

其一在制度史层面。无论在通史抑或断代层面，厘清武科之制度设计、沿革与运作，均为后续深入研究之必要根基，此亦本项研究之入手点。研习制度，未可局限于条文，应当察其运作而明其沿革。钱穆曾谓：“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10)文武科举同称抡才大典，其制度之设计与运作，亦有会通之处。因此，若将两者对照考察，各明其制度，辨其异同，其中自有深意可寻。而且，武科绝非孤立运作，必与职官、选举、学校、兵役、八旗、礼乐等重要制度相互关联。因此，全面考察武科，对于认识各项制度之设计、运作与互动，亦有裨益。

其二在政治史层面。立政安民之事，头绪纷繁，而以选贤举能、设官分职为其要项，尤其注重所涉各方之“权”与“利”之均衡。清代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政治架构呈现复杂多维之特性。其政治场域之内，各方力量之博弈与共存形式，亦迥异于前朝。文武科举本为“汉制”，清代因之而作调整；其中最为显著者，莫过于以之与八旗制度融合。清代武科之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学额中额及授职迁转诸方面，均体现满汉之分、旗民之别。以是之故，详解清代武科之设计、运作及其功效，对于学界关切之满人“汉化”（Sinicization）问题，亦可提供实证与诠释路向。若能循此更进一步，将武科研究置诸清代横向政治势力交错、纵向政情大势变迁之宏阔视域内，亦可试探清代如何借助文科、武科、翻译科三途考选授职，维持满、蒙、汉等族群权益之“动态均势”。

其三在军事史层面。武科之设，本为拔擢将领，以备国用。作为武选正途，武科持续向军事系统输入人才，随营操练，随军征战，进而升转陟黜，其中自有详细规制。清代兵制甚为复杂，整体上八旗与绿营参用，清季则有练勇及新军继起，先后各领风骚。清代武科与军事制度之交汇，及其对军事制度与军事力量之影响，亦可考究。此外，晚清改革军制，革新武器，革废武科，其间武科之位置与应变如何，尤应详察。晚清之改制，除了推进军备近代化之外，更促成新式军阀之崛兴，极大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之政局，此尤为不可忽略者。

其四在社会史层面。武科亦一常规抡才途径，其对传统中国社会之影响如何，亦可与文科对照考察。关于文科考试之社会功效，学者各有论说。其代表者如何炳棣力证“成功阶梯”（ladder of success）与“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之说，(11)武科是否亦有类似功效？抑或如艾尔曼所言，此乃精英阶层内部政治、社会与文化之“再生产”（reproduction）与“循环”（circulation）？(12)又如张杰所论“科举家族”，(13)清代是否亦有“武举家族”？凡此皆属重大议题，亟应对照考察。此外，武科之长期运作，必有为数不少之功名群体相伴而生。武生员、武举人、武进士群体对地方社会之影响，及其所反映清廷控制地方能力之变迁，其中亦颇有利害可观。

其五在教育史层面。武科兼试文艺，历代皆然，清代更曾加试《四书》，甚至一度准许文武士子互试。又宋、明二代，皆曾专设武学，乃学校体系之一环；清代并不专设武学，文武生员同归儒学管理。因此，文武科举之知识资源与论策范式，有其“交集”可资考述。至于武科特有者，如《武经》之颁定、注解、教学与考试，亦应加意研究。此外，清季革废武科，设置武备学堂，派遣军事留学。新式武学与军事教育之兴起，对传统武科、武艺与兵学之冲击，以及旧式武科士子如何因应社会钜变，更可详论。

其六在体育史层面。武科之运作，涉及武艺技勇之训练与考核。此种长期制度化之考选，对于民间尚武风气影响如何，武科与传统武术发展有何关联，均可关注。此外，旧式武科考验之项目，与近代竞技体育项目之相类者如骑术、射箭、举重之间，其竞选旨趣与准绳有何异同，亦可探究。传统武科考场，号称百步穿杨、力举巨石者甚多，然近代中国竞技体育为何一蹶不振，以致长期背负“东亚病夫”之辱名；又现代竞技体育之发展，可从传统武科考选中取得何种启示或教训，亦可审思。对于此类问题，应当展拓学科界限，以作综合考论。

概而言之，文武科举考试于传统中国并进而行千余载，应予关注探究；清代武科能相沿不辍达两个半世纪，规制细密，更不容忽视。文科一系可以探究之关键议题，武科一系亦多有与之相应者，当可视作研究帝制后期中国之重要“增长点”。尤为关键者，清代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政情殊特，结构复杂；晚清更直面西洋冲击，千年钜变引致政治、军事诸领域之变法革命，最终帝制崩解。凡此种种，又为清代武科考试之研究，增添更为丰富之意涵，提供更加多维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