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淮南王与宾客群体
1.刘安与宾客
我们常见的《淮南子》署名作者是淮南王刘安。根据历史记载，确实是刘安把《淮南子》这本著作献给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刘安作为《淮南子》一书的主要完成人，是署名作者，这在淮南王生活的时代是社会上下所公认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淮南子》的实际撰写群体。《淮南子·要略》被公认为是《淮南子》一书的序言，其中提到：“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这里所说的“刘氏之书”，即使没有后来许慎“淮南王自谓也”的注解，读者也都明白，它所指的正是《淮南子》这本书是刘安所著。由此可见，无论是《淮南子》的作者群体，还是汉初以来的人们，都把刘安视为《淮南子》的作者。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流通的《淮南子》虽然注解版本不一，但都署名为汉代刘安著的原因。
虽然署名作者是刘安，但后人也都认同《淮南子》的实际完成人不止刘安。流传下来的许多史籍资料在记载《淮南子》的作者时，都提到除了刘安之外，刘安的许多宾客也都参与其中。例如，在高诱注本《淮南子》的序言中就提到，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这里提到了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八人，但他们在《淮南子》的具体编写中承担什么样的分工角色，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提到的左吴、雷被和毛被这三个人，他们并非后人所杜撰的人名。史书上明确记载着他们与刘安相关的一些历史事迹，表明当时与刘安共事的确有其人。汉代史学家班固也指出，刘安之书的完成有赖于其门下的众多宾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提到：“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亦二十余万言。”
除了史料记载，从《淮南子》一书的内容编排和主旨规模，也可以看出其所涉及思想的庞杂，内中包容观点主旨的广博。鉴于这些内容特征，后人一致认为它并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是由许多作者共同参与完成的思想集合。所以，把《淮南子》看作是刘安和他的宾客所组成的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典籍，一直以来都是没有异议的。
2.中国古代的宾客
宾客，又可以称为门客、门人，是指凭借自身所长而依附于主人，寄居于主人之家的古代人物群体。《说文解字》云：“宾，所敬也。”“客，寄也”。“宾”与“客”相对于“主”来说，都是外来的人。宾客寄居于“主”家，理应心中存有敬意，被招揽为宾客的人，主人也常以“敬”待之。春秋时期是宾客群体从无到有的萌发阶段，战国时期则是宾客文化的繁荣期。宾客文化现象一直延续到秦汉，史书中也流传下来许多这一历史时期的宾客代表。
宾客文化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必然性，与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与个体主观原因有关。宾客文化出现的客观原因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等级制度松动和文化下移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等级制度松动是宾客群体出现的现实推动力量。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核心和社会等级关系动荡，出现了“礼崩乐坏”“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等不稳定现象。旧时围绕血亲关系建立的宗法制度与社会等级秩序被冲破、打乱。在周天子权力弱化的同时，出现的是诸侯国借机招揽天下有才之士壮大自身权力的社会发展趋势。诸侯王通过招揽一众有才能的英雄人物，来壮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扩大统治的辖区，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正所谓上行下效，诸侯王的求贤举动必然会带动诸侯国的贵族、卿大夫。一时间，政治权贵也都争相求贤，在门下招揽一大批宾客。他们借助宾客的才华、谋略获取一定的实际利益，甚至把门下的宾客规模视为权力与社会影响力的象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宾客群体的增长和宾客文化的繁荣。可以说，宾客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权博弈的产物。
其次，学术下移推动宾客群体的发展。学识与智慧受到主人赏识，是跻身宾客群体的重要依凭。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能否接受文化教育，是推动与维系宾客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孔子之前，知识与学问的延续、发展主要在统治阶级周围展开，受统治阶层垄断。随着政治权力动摇，被垄断的文化开始向民间下移，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诸子百家争鸣等政治圈群之外的文化繁荣景象。在学术下移的影响下，普通人获取知识成为可能。出身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在知识的汲取与武装下，具备了通向更高社会阶层的可能性。
在学术下移推动下，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贫下阶层的有才之士。他们通过自身才能获得统治者认可，最终走向仕途。身居秦国宰相的张仪，获得多国相印的苏秦，他们就是先秦时期，由普通知识分子实现向统治阶层转变的重要代表。能脱颖而出，走向统治权力核心的贫下阶层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很多人则选择依附于贵族、卿大夫，成为主人的宾客，为主人效力。一些宾客，在自身才能与机遇使然的条件下，同样可以跻身统治阶层的权贵。蔺相如和李斯就是其中的代表。蔺相如曾经是战国时期赵国宦者令缪贤门下的宾客，被缪贤举荐给赵惠文王，官拜上卿。后来，蔺相如成为赵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留下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著名历史典故。李斯在刚到秦国的时候，是吕不韦门下的宾客，后来才逐步走向秦国的政权核心。
最后，个体主观原因也是维系宾客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动乱的环境中，中下阶层的很多人失去了固定体系下的生活基础与生产资料，从而难以维系此前的稳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抓住现实机遇，向更高的其他阶级、其他生活攀升。所以，很多有才能的人在社会秩序重新变动的背景下，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找寻新的依附，以宾客身份寄居于贵族、卿大夫之家。宾客群体在政治、军事、外交与文化诸领域积极奔走，成为推动当时社会演变的重要力量。宾客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自己所需的利益。他们不仅实现了向更高社会阶层攀升的可能，获得了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也在此过程中尽情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实现了远大的抱负。正是因为宾客群体能获得这些切实的利益，所以，社会上一大批的有才能者都纷纷涌向宾客群体，推动与维系宾客文化的长期发展。
3.宾客分类
根据宾客的个人特长与对主人的效力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凭武力之能和忠勇之心寄居于主人门下的宾客。这些宾客往往具有超凡的武艺，他们有谋略、有胆识，心怀侠义，在受到主人的信任和赏识之后，用武力之能和忠勇之心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荆轲就属于这类宾客。荆轲擅长剑术，行事慷慨，怀有一颗侠义之心，受燕国太子丹的倚重和托付去刺杀秦王，最终为了完成太子丹所托之事而失去性命。再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豫让本来是晋国正卿智伯瑶门下的宾客，后来智伯瑶在魏、赵、韩三家发动的战乱中兵败身亡。豫让为了给智伯瑶报仇，曾多次刺杀赵襄子，最终刺杀未遂被捕而自杀。总之，这类宾客在辅助主人、为主人效力的过程中以武力、忠勇、血气和侠义之心见长。
第二，以言辞智巧之能见长的宾客。这类宾客擅长言说论辩，言辞犀利、思维敏捷又富于智巧，通过游说能成就常人所不能之事。平原君的宾客毛遂就是其中的代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邯郸被秦国围攻，平原君准备找二十个宾客去游说楚王抗秦。这时候，毛遂向平原君自荐，希望能一同前往，最终通过一番言说劝服平原君。到了楚国之后，见平原君等人迟迟不能说服楚王，毛遂一边持剑威胁楚王，一边就各种利害详细陈说，最终说服了楚王。平原君也因此称赞他：“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擅长言辞论辩的宾客，是推动当时诸侯国之间战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历史上的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作为诸侯国的卿相，其言辩趋向对战国时期的政局演变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第三，凭借共同的文化才能和学术志向而聚于主人之家的宾客。这些宾客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思想功底，在文化与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见解，甚至具有为文化事业奋斗的理想，在主人的主持与带动下，苦心撰写学术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作者们就属于这类宾客。秦太子政继位之后，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他效法战国四公子，广泛结交宾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其内容涉及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农家等百家思想，综合了一众宾客的思想与智慧。虽然刘安的著作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淮南子》的编撰群体与内容编排，可以推断，刘安与其宾客共同编撰《淮南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吕不韦招揽宾客著《吕氏春秋》的效仿。《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是一群文化功底深邃的志同道合之士齐聚主人门下所完成的。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但他们与主人的文化理想相一致，在共同协作的基础上完成学术著作。随着《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后世的流传、延续，这些宾客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贡献在历史上是值得铭记的。
总而言之，王侯贵族们积极笼络贫下阶层中的宾客人才，听取他们的谏言谋策，借助他们的才能或技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战国末期的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和齐国孟尝君田文。他们积极网罗人才，宾客满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在当时享有盛誉，史称战国四公子。宾客依附于主人获取食禄，主人则从宾客处获得所需的外力、知识与盛誉。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依存，互相成就。春秋战国时期，政局混乱，当时的宾客主要是前两类。秦与汉的政局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状态，而是政局稳定、统一。在政局不同的背景下，秦朝与汉初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有效延续了战国以来的宾客文化，但对前两类宾客的需求开始消减。宾客的才能也由武力忠勇和政治言辩，转向更为温和的思想文化领域。他们尽展所长，最终以编撰著作的方式聚集在主人门下，在思想文化史上发挥出独特影响力。
4.刘安其人
从前文可知，《淮南子》是刘安与其宾客共同完成的。这些宾客们之所以选择聚集于刘安周围，与刘安自身的学识与才华密不可分。淮南王刘安（前179年—前122年），是西汉早期极富才华的思想家、哲学家，在自然科学、医药养生和音乐审美等领域也表现出优异的才学。他本人的博学与才情，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到他治下的淮南国来当宾客。宾客与主人围绕当时社会主要奉行的黄老道家，展开对学术、艺术、自然、生命等方面的理论探讨，使淮南国成为西汉早期的文化思想重镇。
刘安学识渊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刘安以读书获取学问知识，以音乐陶冶情操，而武人所崇尚的骑马射箭却难以激起他的兴趣。刘安尚文轻武的行为特质或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排除他刻意以这种方式来消解中央集权统治者的政治疑虑。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刘安的尚文轻武并非浮于表面，而是深刻地表现在相关作品中。
刘安喜欢读书鼓琴，把文艺创作与哲学思想相结合。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安著有《琴颂》篇，并在《淮南子》中围绕音乐创作进行了相关论述。《本经训》中提到“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认为圣人创作音乐，是为了排解心中的喜悦情感，把人的内心情感以与音乐和合的方式来予以抒发。这里对个人情感抒发与音乐创作关系的见解，其实也就是《荀子·乐论》中提到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对于刘安来说，外在言行容易触碰中央统治者的禁忌，以音乐方式流露情感，则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社会的外在约束。
刘安作为汉初的知识分子，在汉赋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汉赋是汉朝时期文坛涌现出的散文形式，把声韵和散文相结合，诵读时朗朗上口，内容往往蕴含深刻寓意。《汉书·艺文志》中录入八家汉初汉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没有提到具体人名的淮南王门下宾客。录入的汉赋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流传至今的有陆贾、朱建、刘友等人的若干篇，而刘安及其宾客的八十二篇篇目和内容已全部亡佚。值得一提的是，古诗文集《古文苑》中有一首《屏风赋》，相传为刘安的作品。
这篇赋以屏风为创作依凭，暗含作者对怀才不遇的怨愤；内容揭示了社会上不重视人才的现象，同时也隐含刘安自己招揽有才之士的决心。
《汉书》卷四四记载：
这里也提到了淮南王擅长作赋的事情。其中明确提到篇名的就有《颂德》和《长安都国颂》。这则记载，表明刘安及其宾客在文学辞赋方面的才华与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另外，刘安对道家思想也有过专门的研究。这与当时的黄老治国思想背景有关。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道家思想治理国家，与民休养生息，保护此前受战乱影响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汉初的主要掌权者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等人都极力推崇道家治国思想。上层统治者对道家的推崇，极大地影响了文武官员与普通士人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刘安及其宾客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汉景帝和窦太后掌权期。政治生态为他们熟读与研究道家思想提供了优厚的社会文化环境。刘安及其宾客作为一个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包括治国理念在内的道家思想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和积累。《淮南子》就是以道家思想为统领，综合儒、墨、法、阴阳等各家学说的思想典籍，其中表现出的道家思想特质，在本书后文会详细展开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流传下来的相关文献记载，刘安及其宾客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不仅仅表现在《淮南子》中，他们对《庄子》也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著有《庄子要略》和《庄子后解》。可惜的是，这两本著作在宋代之后便失传了，我们如今只能通过一些文献中的记载了解到这两本书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据记载，“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正是出自刘安的《庄子要略》。这在《文选》（萧统）、《归去来辞》（陶渊明）和《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谢灵运）等处均有过引用。张景阳在《七命》的注解中，引用了刘安《庄子后解》中“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的典故。
此外，刘安及其宾客的才学还表现在养生、医药、炼丹、天文等诸多领域，这些都可见于《淮南子》与其他图书记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