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面向智能制造的创新：中国企业的机遇[1]

张志学　马力

智能制造是当今全世界最受瞩目、对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领域。“工业4.0”“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等聚焦智能制造的口号，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跃跃欲试。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担心自身尚不具备转型的条件，或者希望对智能制造乃至对中国企业能否创新等更广泛的问题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业界经验。

我们与若干位同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本书中展示了一些阶段性成果。我们聚焦中国若干家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案例，希望这些优秀企业不断创新、迈进智能制造的实例能够给业界一些启示。

我们希望在本章中提炼对这些案例的理论思考。这些优秀制造业企业不断创新，在智能制造领域各有斩获。我们认为，这些企业的成就昭示了当前中国企业在创新领域的独特机遇。这些机遇包括两方面：其一，智能制造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的技术变革，而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不再身处国际竞争中“后来者”的劣势地位。其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能够为企业进行智能制造转型带来优势。“天时”与“地利”让众多企业获得了进入智能制造领域的机遇，也为全世界的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关于创新的理论：从学习西方到尝试独创

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有很多，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不过，与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很多领域类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基本上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针对发达国家企业实践的总结和提炼。中国学界过去几十年来在学习西方理论上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对独创本土理论的追求。如今，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为学者提出原创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创新领域，影响力最大的要素理论涵盖个人层面的创造力（creativity）和企业层面的创新（innovation）（Amabile et al.，1996）。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层面的创新受到三个要素的影响——组织创新的动机、创新的资源、有助于创新的管理实践。换句话说，这三个要素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一个要素是组织创新的动机，即组织有真实的动力去创新（而不是整天想着去“挖深护城河”“躺着收钱”），这样才有可能去做有创新价值的工作。第二个要素是创新的资源，即组织需要拥有技术、资金、人才等起码的基础，作为创新活动的起点和支撑。第三个要素是有助于创新的管理实践，包括恰当的工作方法、集思广益、获取新想法、落实新方法等。

以创新要素理论为代表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创新理论都产生于发达国家。它们在解释当今中国众多企业（如本书所展示的七家企业）如火如荼的创新热潮时，仍然有明显的不足。已有创新理论能够解释这些企业在创新动机、资源与工作方法上对创新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环境因素被忽略了，而环境代表了企业创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并非由企业为自身所创造，但是企业可以通过识别、理解、抓住这样的机遇，迅速行动，借此实现自身的快速转型，走向成功创新的道路。

可能是出于下面这两个原因，类似的理论创新没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第一，发达国家在过去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整体的环境比较稳定，“环境”不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环境的变化比较小时，研究环境就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动态、多变的环境构成了企业创新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宏观的创新和微观的创造力两个领域之间的对话不多，两个领域所应用的理论、概念、模型经常有明显的区分。比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雷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是为数不多的同时研究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学者，但她本人参与的实证研究只侧重研究个人而不是企业的创新。

当今中国的环境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了独特的机遇。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所说，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其所在国家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最大限度地汲取该国独特的历史和特征中的资源”（Porter，1990）。我们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企业家们如果要从事与智能制造相关的企业创新，有时间和空间两大类的机遇。很多企业因为抓住了这两类机遇，已经实现了创新。

二、中国企业的创新：无须妄自菲薄

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包括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创新成就，一直存在妄自菲薄、貌似深刻的“反思”，认为中国缺乏创新，只会抄袭、跟随、模仿乃至侵犯先进企业的知识产权。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过去的“跟跑”，到今天的“并跑”，在部分领域已出现了“领跑”趋势（见表1.1）。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关系到我国能否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一战略目标。然而，很多人并没有关注到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所处的历史背景与面临的独特挑战，比如中国企业处于世界创新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长期的意识形态竞争导致先进技术封锁、后发优势薄弱等。中国企业的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必然导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引发社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模式的变化。在此宏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从创新生态体系、产业升级路径、企业创新战略、员工创新动力等角度，研究组织创新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和多阶段动态机制，探索中国企业创新的路径，对构建企业创新的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学习先进经验、自力更生搞创新，一直都是中国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际，确定了若干重大战略项目，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也调动全国的科技人员重点攻关、相互协作，在苏联援助的基础上不断钻研探索，先后攻克了“两弹一星”、核潜艇、飞机等国防重器的设计与制造中的技术难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世界科技和军事强国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研经费和科技人才的增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以近几年受到关注的一些成果为例：2017年，首颗高轨道高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首颗大型硬X射线空间探测卫星“慧眼”成功发射，北斗导航全球卫星系统组网双星首次成功发射；2018年，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标志着人类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成功实现海上首飞；2021年，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完成了系统集成与联调并正式下线。

科技的创新和进步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中国的制造技术正在升级换代，刻蚀机、离子注入机等关键制造装备总体水平达到28纳米。截止到2020年，全国4G用户总数达到12.89亿户，5G基站总数超过71.8万个。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速铁路技术世界领先，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达3.7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9%。中国已经全面掌握特高压输变电技术，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大功率风电机组和关键部件、晶硅和薄膜太阳电池设计制造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风能和光伏产能累计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除此之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也创历史新高，2020年分别达到2522.5万辆和2531.1万辆。

中国的科技正在各个重要领域取得突破。超级计算机是能够执行普通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以及高速运算的电脑。自1993年起，美国与德国超级计算机专家联合编制了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每半年发布一次。2010年，中国制造的“天河一号A”荣登500强榜首。后来，“天河一号A”被日本的超级计算机“京”和美国的超级计算机“泰坦”超越。2013年，“天河二号”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015年，因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售超级计算机芯片，“天河二号”升级遭遇困境。在2016年的榜单上，“天河二号”未能蝉联冠军，取代它的是使用中国自主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在接下来的三届500强榜单上，“神威·太湖之光”与“天河二号”始终包揽冠亚军。2018年6月，美国的“顶点”夺得冠军，“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别位列第二和第四。截止到2019年，中国入围的超级计算机数量为226台，占入围计算机总量的份额超过45%。

随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超级计算的应用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在加强。1987年设立的“戈登·贝尔奖”（Gordon Bell Prize），被称为“超级计算领域的诺贝尔奖”，主要颁发给在高性能应用领域取得最杰出成就的团队，通常由当年500强排行中名列前茅的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获得。2016年之前，美国和日本垄断了该奖项长达近三十年。但是，中国的超级计算应用团队在2016年、2017年连续夺得“戈登·贝尔奖”；2020年的“戈登·贝尔奖”获得团队是由中美科学家共同组建的。在2021年11月18日于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中国超级计算应用团队凭借“超大规模量子随机电路实时模拟”再次夺得“戈登·贝尔奖”。

总之，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国拥有了全面而扎实的科技基础，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不断增长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使得中国的科技水平迅速提升，虽然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20》（The State of U.S.Science＆En-gineering 2020）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研发大国，研发投入、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均居世界第二位，科学和工程类论文产出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经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的过程。因此，虽然在短时间内前述的诸多研发进展尚未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但基础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推动技术的进步。根据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从很多方面的指标中都可以看出中国科技的进步。比如，2018年全球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超过3.2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总量的21%，居世界第二位。2001-2014年间，中国高技术制造增加值增长了10倍。2010-2019年间，中国在全球百台最强大的计算机中所占的份额从5%上升到9%。目前，在智能终端、无人机、电子商务、云计算、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中国创新型企业已经崛起。

中国企业的创新也在迅猛发展。以专利数据为例，在世界专利授予上最具影响力的是五大知识产权局，包括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韩国特许厅、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1年11月8日所发布的《2021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2021），五大知识产权局在2020年共受理327.7万件专利申请，其中中国专利申请为150万件，占全球专利申请总数的45.7%，排名世界第一。截止到2020年年底，中国的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05.8万件，其中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发明专利有效量为221.3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5.8万件。此外，中国与智能制造（也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专利增长势头强劲。2010-2018年，中国相关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39.3%，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方面，企业的有效专利产业化率为44.9%，远远事实证明，对于国际学界和商界关于“中国能创新吗”这一问题，中国可以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Powell＆Steptoe，2005）。因此，关于中国创新我们首先进行了事实上的认定，接下来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从理论原因上，我们认为，在已有的国际理论之外，机遇是中国企业创新独特的因素，下面分别从时间、空间两方面来阐述。

三、机遇中的时间因素（“天时”）：当下的创新时机

在过去百余年建立起来的管理学理论中，时间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却是事物发展变化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深刻的理论必须充分考虑时间因素（Mitchell＆James，2001）。当理论构建忽略时间因素时，往往会对理论所涉及的环境、变量等进行过于简单的假定。近年来引起学者们关注的事件系统理论（event system theory）也明确提出，有些情况下偶发的事件很可能会对管理学所关注的内容有更加明显、深远的影响（Morgeson，Mitchell，＆Liu，2015）。为实现管理学理论的创新，我们既要关注中国企业的丰富实践，也要采用比较新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对创新来说，时间因素体现为“天时”。经济、科技、管理等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一规律：某项行动是否能够取得期待的结果，其所发生的时间因素显然不可忽略。比如，组织架构上的科层制只有在企业所应用的技术和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流行、有效；智能制造也只有在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达到相当的水平时才可能发生。

如今的“天时”成为中国企业迈向智能制造、实现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们从以下四方面分析“天时”的作用。

（一）产业革命契机：智能制造处在“风口”上

革命性的技术在产品中的应用并不是均匀发生的。当相关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可以在产业上应用的程度时，就会爆发性地出现在产品中，引发行业变革，创造新的产业，引领经济、组织和管理的发展。自出现有组织的工业生产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水力—铁器、蒸汽机—铁路、电力—钢、石油—汽车、通信—电脑几个阶段的技术与产业革命（Bodrožic'＆Adler，2018）。当前，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信、大数据等技术正在掀起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此前若干次产业革命发生时，中国要么闭关锁国，要么正经历生存危机，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奋起直追。到了通信—电脑革命阶段，中国也仅仅是追赶者，历经三四十年的筚路蓝缕，中国已经属于世界上最靠前的几个国家之一。正在发生的智能制造的产业革命，第一次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比肩国际最前沿的机会。当不同企业进入同一个新行业时，此前的技术积累作用不如在行业稳定发展时那么重要，所有企业的起点相差不大。反之，如果行业仍在线性发展，后来者就很难超越此前的成功者。比如，在内燃机驱动的汽车领域，美国、德国、日本的很多企业非常成功，后来者追赶极其困难；但是在新兴的电动车领域，中国企业与过去的领先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企业实现领先成为可能。

时间因素对企业创新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美国的NCR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网络付账服务，可惜当时客户不够信任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易，加上网络速度慢，NCR公司的创新业务难以被客户接受，公司于1999年停止了这方面的业务。然而，美国的网络速度和客户对网络上活动的接受度恰恰在那个时间点左右开始加速提升，NCR公司与环境上的机遇擦肩而过。所以，一个创新举动，过早则无法赢得市场的认可或者上下游的支持，过晚则无法获得发展的空间。比如，京东方曾经在若干领域，如数码相机、电子书等领域有很领先的创新想法，但是这些创新产品都因为时机过早而没有得到发展。相比之下，京东方进行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的生产时，恰逢该行业处在过去的阴极射线管（CRT）被淘汰、液晶显示器（LCD）即将井喷的时机。随着更多的人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以及后来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出现，京东方快速建设了多条LCD生产线，产能迅速提高，满足了巨大的新增市场需求。

美的的快速发展，也适逢国际巨头逐步离开家电领域，同时该领域也经历了明显的变革。过去家用电器属于耐用消费品，成熟企业在技术上积累丰富、精益求精，令后来者难以超越。然而，物联网、蓝牙技术、无线通信的便利以及新消费群体的行为习惯，使得新产品设计成为核心能力。此时，过去的行业巨头在所擅长的领域非常成功，难以走出“舒适区”；相比之下，美的因为准确把握市场脉搏，对设计新产品非常热情，不断推出新产品，在市场和技术转型的机会下脱颖而出。

隆基的案例也说明了时机的重要性。化石能源总有枯竭的一天，新的清洁能源技术过去进步得比较缓慢，在隆基进入这个行业前后，光伏技术终于有了快速进步，上游的材料也大幅降价，令“过剩论”者更清晰地判断出值得追寻的业务方向。

经济发展和行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对所有企业都是平等的，但是要做出战略决断仍需要企业具备知识、富有智慧。所以，“天时”带来的行业洗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需要企业具备战略眼光。在京东方刚刚进入显示器行业时，CRT技术的市场占有率远高于LCD，在平板显示领域还有场致发射显示器（FED）与等离子显示器（PDP）可供选择；但是凭借着对行业的研究和对创新的执着，京东方果断选择了LCD。隆基对单晶硅技术路线的选择也体现了企业家对技术路线规律的把握，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于运气。这些企业选择了与时代密切相关、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的技术路线，也就是选择了合适的赛道。

（二）教育特别是科学与技术方面人才的积累

中国目前积累了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人才，他们成为从事创新的中坚力量。从中国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来看，1949年仅22人，1999年增至594人，2019年达到2857人。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5年，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有3.85亿人。教育方面的积累会逐步体现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

中国在理工科教育上的发展尤其迅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20》报告显示，中国理工科人才供应位居世界第一。中国2016年授予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170万个，美国授予80万个。根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国从事研发（R＆D）工作的人员总数为657.1万人，比上年增长5.8%，其中68.0%为全时人员。

中国的人才具有很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截至2017年年底，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3.2万人。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如今，中国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按照国际先进理念和标准、培养中国发展所需人才的思路培养出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了解产业和技术前沿，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了人才储备。

当然，企业还需要根据自身需要，安排员工、干部进一步参加培训，有的企业还向商学院定制高管培训项目或课程。比如，三一为了实现数字化转型，对集团内部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帮助众多员工转型为智能制造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我们所研究企业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人才对创新的重要推动作用。比如，京东方在发展中始终放眼全球，着眼于国际最高的技术水准、国际客户最苛刻的技术要求。京东方在发展早期就确定了建立国际水准企业的目标，其国际化的人才积累为创新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再如，隆基将其主业领域内相当多的顶级专家纳入麾下，使得企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

（三）国际上非正常的竞争倒逼自主创新的决心

向先进者学习，是任何后发国家的必经之路。在多个领域，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引进过很多技术，并逐步在某些领域建立起自身的实力。时至今日，中国仍旧在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并逐步做出自身的贡献。然而，中国一直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近期，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围堵变本加厉。在全球化高歌猛进四十多年后，中国企业对进行自主创新必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始于2018年的贸易战，表明美国正式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发展对其造成的挑战。美国宣称的理由是希望减少中美贸易逆差，但深层原因就是希望减缓中国发展的步伐，尤其是阻止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2018年3月底，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美国“301关税”毫无疑问要直指中国制造业升级规划的重点推进产业。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称“正考虑限制中国主导21世纪的10个战略产业”。2021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加强对美国半导体、药品和其他尖端技术制造业供应链的保护，将矛头指向中国。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华为等5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不可信供货商的黑名单。11月，美国再度将中国12家企业列入所谓“军事最终用户”（MEU）清单，加大了对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阻击。

在高科技领域遭遇“卡脖子”，提醒中国必须放弃幻想，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除了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从事基础研究，国有企业由于资源丰富、优秀人才集中、业务平台宽广、技术积累深厚等优势，要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大胆探索科技创新的路径，与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机构密切配合，解决新成果的实验、测试、工程化、系统化等关键问题。近年来，国有机构和企业完成了很多大国重器级别的技术创新，例如高铁、特高压、超级计算机、第四代战机、航母、大飞机、北斗导航全球卫星系统、先进核电技术，体现了国有企业的实力。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国有企业应该将在本领域突破技术前沿作为支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这要求国有企业具有双元性，既要能满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重要需求，又要在科学技术领域实现创新和突破，并布局新技术的应用，实现国家的安全和繁荣。要实现这样的双重目标，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就需要学习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和运营经验，激活组织内的创新单元，高效地进行组织资源配置，打造卓越的组织能力。

多年“以市场换技术”的实践表明，真正的技术是换不来的。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其实都是外方合作伙伴的加工厂，产品的核心部件都来自外方，中方派去的研修人员无法接触到核心技术和工艺。比如，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2009年10月停止运营，日方以100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将其股份卖给京东方，松下结束了55年CRT制造的历史，但中方依旧没有全面掌握从头开始制造显像管的技术能力。与外国企业合资的过程中，京东方的核心高管层以及核心技术骨干都感到，如果自己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就永远无法取得行业领先地位，企业发展就永远没有前途。中国企业必然要继续与世界领先企业保持合作，但我们与掌握高科技的伙伴精诚合作的前提是，自己也掌握了对方所需要的高科技，否则，与对方的合作就不可能是互惠、稳定和长久的。

中国企业必须坚持自我研发，其创新动力涉及企业的独立自主。共享装备在发展过程中，屡次因为要争取国际订单而被对方羞辱。共享装备购买的外国进口铸造用砂型3D打印机，在其员工看来，根本不是为企业工作的设备，而是不得不“供奉起来膜拜”的装饰。类似这样的折磨激发了众多中国企业家自主创新的动力。陕鼓主动选择“两个转变”，共享装备主动为三峡提供发电水轮机的叶片，三一主动拥抱数字化的变革，都体现了企业对创新的执着。

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说，“一个以机会主义为先导的企业，可能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有一夜暴富的纪录。但是，作为一家要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誓以产业报国的企业集团，没有自己独立的核心技术，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机会几乎为零”（路风，2016）。京东方长期缺乏资金，1997年实现了B股上市，暂时拥有了发展所需的资金，但是尚未落实足以支撑万人大厂发展的主营业务。当时，有外国的基金表示愿意与京东方合作从事房地产行业。京东方内部也有人提议做一家投资性的管理公司赚些快钱，那样肯定比做实业、做科技产品容易得多。然而，这些想法都被王东升坚决否定了，他的理由本质上就来自“我们生而干高技术工业”的信念。

（四）经济发展积累了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投入

通过研发实现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是企业进步的重要手段。但是，研发的投入大而且成功率低，需要国家和企业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展现了丰富的创新成果，这与近年来中国巨大的研发投入增长密不可分。

1991年，中国研发投入仅占当年GDP（国内生产总值）的0.7%。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开始大规模投入研发。2003-2013年，中国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投入增长额的1/3，而美欧的份额则显著下降，美国所占的份额从35%下降到27%，欧洲则从27%下降到22%。2018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照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排名，中国（2.14%）低于以色列（4.94%）、日本（3.28%）、德国（3.13%）、美国（2.83%）等国家，属于中等水平，但研发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位。2014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中预测，中国的研发投入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欧盟和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13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达11846.6亿元，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08%，首次突破2%。此后研发投入总量和强度逐年提升，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首次突破20000亿元，达到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2020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为24393.1亿元，比上年增长10.2%；研发投入占GDP的2.4%，比上年提高了0.16%。

科研成果的最终体现，当然与研发投入的效率相关，但也必然是研发投入积累后的结果。本书所关注的科技制造企业，都在研发方面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华为坚持将每年营业收入的10%投入研发。京东方更是努力撬动各方面的资源来确保研发投入。共享装备在资金本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屡次为了创新、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而投入上亿元的资金。美的在过去几年转型的过程中努力减少其他方面的员工人数，新增的员工主要是研发人员。

综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古语在如今中国企业面向智能制造的创新领域仍然适用。今天，中国的人才培养、资金积累已经让我们拥有了进行创新的资源，而国际竞争、高科技被打压增强了企业创新的动力。对中国企业来说，当下拥有了创新的资源，又恰逢工业互联网渗透产业调整的过程，从而使企业获得了迈进智能制造的机遇。

四、机遇中的空间因素（“地利”）：身在中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创新往往被学者们认为有独特的优势或者劣势。中国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国有企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政府在创新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等等。西方学者在本国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前提下讨论中国企业的创新，难免偏颇和肤浅。

比如，中国企业创新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关注的是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差别。代理理论从人的动机着眼，认为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干预和政治任务的影响，不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从而无法促进创新；经理人也只是为了完成行政指令，缺乏动力去追求适应市场需求并基于效率的创新活动。制度理论从资源角度看问题，认为政府的监管政策和资源控制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塑造并影响了企业所处的环境。根据这一观点，国有企业拥有获得政策信息的便利，能够获得政府支持和资源，这些优势可以促进创新。

两种观点都把问题简单化了。比如，吴延兵（2014）基于2001-200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科技经费支出、科技人员数据及专利数据，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技术创新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突出，私营企业虽在技术创新方面处于劣势但在专利创新方面表现突出，而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较为欠缺。作者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表现突出的原因是，其不仅可以享有国有企业体制下的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以克服研发经费短缺和资源不足的困难，还可以规避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

企业创新不仅需要资源投入，还需要有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能力和动力。代理理论仅关注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制度理论则聚焦于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支持创新的资源。中国的市场与发达市场仍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缺乏健全的制度、高水平的劳动力、完善的金融体系等，这些因素制约了企业将资源投入创新但有风险的项目中。当鼓励国有企业进入体现国家意志的领域或者战略性领域时，中国政府不仅会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还会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高质量的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实验室和相关工作平台，还需要长期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国有企业集聚资源的能力和可以获得的融资条件都优于民营企业，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投入资源从事创新活动。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强调了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并调配资源支持国有企业从事技术创新。国有企业自然会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投入资源促进创新。

我们认为只关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无法深刻研究中国的独特环境为所有企业提供的创新机遇或者限制条件。中国的独特环境对中国企业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一）自上而下的筹划便于企业参与其中推动创新

中国政府在充分论证并决定战略方向之后，能够全面部署、快速动员地方政府和机构参与，通过行政体系确保高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重大战略项目，调动全国的科技人员重点攻关、相互协作，在援助基础上不断钻研，成功取得了突破。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能紧追发达国家的科技步伐（见表1.2），靠的就是重点突击、集中力量、组织动员的国家战略和意志。

资料来源：杨振宁（1995）。

近年来，国家制定了科技创新的战略规划，设立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项目，并制定国家科技计划，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力争在战略性领域实现突破，打造国家先发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在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大创新领域，组建若干国家实验室，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源头驱动力。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四项均已启动，其余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也在论证过程中逐步推进。

中国政府正在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不断引导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从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科研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激励等10个方面，提出了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施，涉及40多个部门和单位。这次改革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上做出重大转变，由原来的选择性支持变为普惠性支持，提出对企业创新投入方式以普惠性财税政策为主。2015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在全面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收益权、强化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完善成果转化考核评价体系、促进成果信息公开等方面实现重大制度突破，加大了对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最低奖励力度，将现金和股权奖励最低比例从20%提高到50%。选择北京中关村等4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的20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

高举高打科技强国战略，多点支撑共同形成创新型国家。国家高新区作为我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迈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18年，全国共有20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9个国家高新区、2个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3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8个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279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89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等各类园区，多方面的共同支撑推动了创新型国家的形成。除此之外，在创业孵化方面，我国也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链条和良好的创新生态。截止到2018年年底，国家高新区共拥有2868家众创空间，孵化企业数量突破10万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1250家，其中国家级565家。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当前制定了大量的宏观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上的创新，而且各级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建立了大量的创新产业园区、产业创新基金，对创新企业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措施。我国对企业高科技方面的创新，鼓励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确实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拟的。

很多企业在进行创新时都可以借助这方面外部环境的支撑。比如，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以期获得生产LCD所必需的技术基础，也服务于国家发展高科技、基本元器件的产业政策。2006-2010年，液晶面板成了与石油、半导体芯片、铁矿石等并列的我国进口花费最多的商品之一。《我国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十二五发展展望》中明确提出支持液晶面板的发展，在产业链建设、重点科研项目、产业化项目等方面，国家给予扶持。为此，京东方在进行产线扩展时得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支持，还可以通过定向增发募集到建设新产线所需要的资金。

类似地，中国制造业升级规划强调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中国制造所需要的装备制造，属于“制造业背后的制造业”，自然会取得快速进步。共享装备就赶上了国家大力发展装备制造、3D打印的机会。三一推动灯塔工厂的建设，也与当前国家推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当前，新一代的员工对工作条件要求比较高，不愿意从事脏、累的工作，同时制造业整体上缺少大量感兴趣的潜在员工。为此，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符合社会发展所需。

（二）庞大的市场规模助力企业创新

创新的路上布满荆棘。中国企业创新的一个“地利”是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单一市场，其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能够快速迭代、不断试错，失败的代价比较小，而一旦成功则回报非常大。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特质取决于四种因素：①生产要素条件，如劳动力供给状况、自然资源等；②需求条件，包括国内市场的规模、客户需求特征等；③相关产业和资源性产业，如供应商能力等；④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如国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由此导致不同国家的企业会因其成长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塑造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充分利用本国的竞争优势，就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力和杠杆。从本书所收录的七家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巨大的市场为这些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的与海尔的创新产品都可能获得数百万消费者，创新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就可以在大规模的销售中摊薄。这样的创新产品如果失败了，可以迅速被发现，然后转变方向；而一旦成功，则可以迅速为企业赚取大量利润，并投入后续的创新中。相比之下，美的和海尔所收购的海外家用电器品牌虽然过去很辉煌，但近年来创新乏力，与其所在的市场增长缓慢有密切的关系。此外，海尔卡萨帝系列家用电器定位于高端消费市场，恰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积累了大量的消费者，他们愿意为设计精良、做工考究、彰显生活品质的产品支付高价。在这样的背景下，巨大的市场空间才能为这样的创新提供机会。

中国大规模的制造为提供机械设备、重要零部件的企业提供了快速迭代、获得创新利润、避免创新失败导致高成本的机会。三一的发展，适逢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隆基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中国提供近一半的太阳能发电能力；陕鼓和共享装备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和处于迭代期密切相关；京东方提供的LCD显示屏，基本上都在中国本土的制造商中获得了销售渠道。

（三）多样化的地方政府政策为企业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商业环境大相径庭。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单一市场，但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投资特别是对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在支持力度、支持方向等因素上存在巨大差别。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一般要选择希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并愿意为此提供大量支持的城市，这样才能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共赢”。

企业在计划发展新业务、选择新的投资地点时，只有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商业环境，知晓利益相关者和商业伙伴的真实需求，才能有效地与之达成双赢和互惠。比如，京东方的案例说明企业和政府之间可以达成双赢：政府提供土地、配套支持、资金，企业提供技术、生产能力、市场能力，最后政府收获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业、税收以及投资回报，而企业收获了快速的扩张、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市场地位（周黎安，2008）。京东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是完全基于市场化的：京东方通过定向增发获取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或者其指定的投资公司）所承诺的资金，用于当地产线建设；地方政府为京东方建设产线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而京东方提供资金、建设经验、生产所需技术和人员等。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地方政府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卖掉京东方的股票，也可以选择继续持有。实际上，多数地方政府都保留了京东方的部分股票，卖掉的部分已经由于京东方股票升值而获益。一旦产线建成，京东方的行业地位就会大幅上升，并伴随着技术的更新、产品的更新等。京东方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第四条产线（8.5代），该条产线及其上下游配套的二十余家企业一年即为当地提供数百亿元的产值。

京东方在选择新建产线地址时，一般的标准包括距离主要客户比较近、附近有多所工科院校、水电供应比较充足，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希望发展高科技制造业等。诚然，不同地方的主政官员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有不同的规划，对于如何发展地方经济也有不同的思路（Wang，Zhang，＆Zhou，2020）。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其地方经济发展，有的会选择房地产、商业等见效比较快的行业，也有的会选择以高科技制造业为发展重点，后者就是京东方选择产线地点时的关注点所在。

京东方曾经在深圳、合肥、成都等地与当地政府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洽谈，但是多次遭遇到一家国外同行公司的竞争。比如，南方某市在对两家公司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发现，那家同行公司已经具有高世代产线（6代及以上的产线）的经验，而京东方当时还没有。最后该市并没有选择京东方。然而，在当地政府“抛弃”了京东方以后，那家同行公司却一直没有将投资落地。后来，京东方在合肥的投资也同样遭到该公司的跟随，待双方高管在当地政府官员面前进行坦诚的对话之后，当地政府才坚定地选择了与京东方合作（路风，2016）。因此，即使希望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京东方依靠的仍然是自身的实力。地方政府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偏爱国有企业或者中国本土企业的。

五、本书的计划与结构

本书涉及的七家企业在迈向智能制造过程中的丰富实践，既有与西方文献有关组织创新的资源、动机及管理实践一致的方面，也包含已有文献尚未讨论的关于利用其独特的经营环境条件的内容。我们在本章中试图总结提炼时间、空间上的独特环境条件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的机遇，但是全书各案例仍然以各自最突出的特点来呈现，并未囿于我们在本章中所采用的视角。

本书第二章到第八章呈现了七家企业的案例。每一章的内容既包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基于对企业访谈而撰写的案例，也包括企业高管在8月25日“智造模式：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论坛上的讲话。其中，在隆基那一章中还加入了另外两位北大校友撰写的关于隆基及其创始人李振国的文章，他们当时陪同张志学教授参观访问后深有感触并有感而发。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对这些企业创新的描述、总结能够向读者们提供丰富的真实素材，并为企业界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士提供借鉴。

在本书的第九章，张志学教授与博士生王延婷从企业家个人身份认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企业家的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既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此时此地的中国环境对创新的影响，也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企业家个人的追求、身份定位是如何影响具体企业的创新的。

本书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升级背景下，利用所研究的案例剖析中国若干企业走向高端制造的深层逻辑，揭示中国制造业企业抓住机遇、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不断学习和摸索的艰难历程。本书通过深入的案例剖析为致力于企业转型创新的经理人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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