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星老师的学者风范

王缉慈

我和周一星老师曾经同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我1963年入学，他1964年就毕业了，想必那时他在年级里出类拔萃，因此得以留校任教。那时我认识他班上的女生、毕业后在北京教书的戴秀珍校友，却不认识他。由于1965年学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全校停课，我不到大学三年级就“辍学”了，没有上过经济地理专业课，只听说过周一星老师的名字。

1978年我考回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地理系上“回炉班”（二年制进修班）时，周一星老师已经是系里的学术骨干了，老先生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小周”。周老师教的城市地理学我从来没有学过，很遗憾。我在“回炉”的两年里补了矿物课、数学课和英语课等基础课，而专业课里只补了工业地理学。

“文革”前肚里有墨水的，比像我这样肚里没有墨水的人的文化水平高一大截。“回炉班”毕业前后，我懵懵懂懂地跟在老师们的后面，参与过北大地理系的城市规划任务。大约在1978年我参加了芜湖的城市规划，后来又参加了赣州的城市规划。那时，周一星老师已经带领学生调研城市发展方向及城市性质、交通等问题，非常熟练地在规划报告会上作报告了，我恭恭敬敬地称他为老师。

尽管我1980年留校后和周老师同在经济地理教研室，成为同事，可我的任务是教工业地理，又没有自学城市地理学，与他在学术上联系不甚密切，并不大理解他的学问。那时系里很少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一般是在系里开大会，或者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才能见到周老师，听到他的发言。他曾经说他不能“双肩挑”（指兼顾教研和行政工作），后来还是兢兢业业地做了副系主任。无论是在学生论文答辩会上，还是在系里的行政工作会上，周老师总是观点鲜明，说到点子上，看问题很尖锐，我感到他很严厉。但经常听到他去探望仇为之、魏心镇等老师的消息，又能感到他关心他人的温暖情怀。

我从心底里佩服周老师的求实精神和科学风范。2013年周老师送给我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城市规划寻路：周一星评论集》，书中收录了他的47篇关于城市规划的评论短文。读此书时，我想起他在评审学生论文时说过的“文章要有穿透性”。周老师在城市的方针、人口、土地、环境，以及城市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区域规划等方面造诣很深，他对都市圈、都市区、城镇群、城市群、城镇化、城市化、大城市、小城镇等很多概念的内涵（同义和异义）都进行过严谨的辨析。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怀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指出问题、不讲情面地进行学术批评。这与在一些评审会上的那些既没水平又圆滑的所谓专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老师一直主张“三分规划七分研究，研究透了的规划才是好规划”。例如，他鲜明地反对哈尔滨向松花江以北发展、反对在松花江北兴建CBD。他写道，“现在国内有一股不正确地搬用浦东开发模式的潮流。沿江沿河的城市都要向对岸发展，不顾跨江发展需要跨越多大的门槛。松花江不是黄浦江！”再如，他在2003年8月杭州湾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会议上提出“一条颠覆性意见”，反对环杭州湾城市空间全面向岸线推进，认为这样的空间结构违背了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城市向海塘方向发展将带来一系列问题。他说，发展战略规划要勇于直面问题；把“伤疤”揭出来，战略规划才有针对性。

图1 2001年12月王缉慈（右）、陈金永（中）、周一星（左）合影

周老师的率直和认真反映在《城市规划寻路：周一星评论集》序言的一段话里：

我自问是一名“位卑不忘忧中国”的“平常学人”。从小就有凡事“认真”的天性，后天又形成了“独思”的习性，加上无职、无冕，就让我在参加规划评审或咨询时，总有一种无所顾忌、大胆讲自己观点的态度。心想，人家盛情(有时还“重金”)邀请，总不能敷衍了事。公认的东西，自然不必再重复，学者的责任，是把不同意见讲出来，反正对事不对人，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他。读者在书中多处可见到这种“自以为是”的“率真”。

他还说：

现已步入人生晚景，反思过去的许多观点，实际上会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有益且见效”，这是大体成功的部分；一种是“有益却无效”，可能超前而不被理解；还有一种是“无益当然无效”，可能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书生之见”。三者的比例如何，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我以为，在有教授被骂为“叫兽”、有专家被戏称为“砖家”、学术造假丑闻频出的今天，重塑学者风范尤为重要。周老师的学者风范值得颂扬。中国需要这样的学者，他们是社会的脊梁，他们的一些有益观点未被理解和采纳的情况应当得到纠正。

作者简介

王缉慈，1946年2月生，广西博白县人。196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指导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等职。在北京大学主要讲授“工业地理学”“技术创新与区域发展”课程，并从事产业集群方面的研究。邮箱：wjc@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