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GE微访谈切问近思，笃行不倦——儒家精神的现代探寻1

杨立华

通识教育与《四书》

Q：杨老师，请问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样的？

A：对我个人来说，通识教育要培养的是健全的人格、整体的知识视野、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健康的价值信念。通识教育有这四个方面的要求。

如果用中国古典的话来讲，通识教育是“君子不器”的教育。君子不应该把自己贬降为工具，但不是说培养出来的人在社会上不能发挥具体的作用，每个人还是得走到特别具体的位置上，要在某种意义上有这样的自我贬降、自我成器。但即使落在这样的位置上，也要有超出“器”的位置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其实也做不成好的工具。

Q：在这门课中，您是如何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呢？

A：这是一门很早就开设的课程，在最初设计这门课时，我没有特别想到通识教育的理念。当然，放到通识核心课里也很恰当。对于北大这类一流综合性大学来说，人文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文就蕴含在这所大学本身的概念之中。没有人文，就不成其为北大。在中国古典基础中，最核心的经典是《四书》《老子》《庄子》，而《四书》又是其中最核心的。作为北大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古典修养，并确立最基本的中国信念。

这门课如果放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则属于古典学的内容。在西方文明世界看来，文明是分等级的，有古典学意味着是第一等的文明。《四书》这样的根基性经典，承载着中国文明根源性的道理。我们要让北大这样层次学校的学生，得到最起码的熏陶。在中国的通识教育体系里，“《四书》精读”这样的课恐怕是必备的。

Q：请问您在上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A：我个人上课遇到的最大困扰是，我这门课到底应该给学生多大的压力？今天大学本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门数太多。在学生们基础课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这样一门通识核心课应该怎样做到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投入量内达到我们要追求的效果？

Q：通识核心课更重视对学生的训练，让他们有更多收获，但您似乎有意不给学生太大的压力。您是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呢？

A：这是个挺严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如果总的课程量不降，就应该让学生在课堂内部就有巨大收获。比如说，我不太能要求选课学生把一学期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课外时间都放到这门课上，除非他自己有兴趣。因此，老师在大班授课时传达的丰富内容就是第一位的，而不需要那么多的延伸阅读。这门课的选课学生没有太多最后要从事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的，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经典对学生的人生有作用，播下有可能生根发芽的种子，并在他生命里头结下沉甸甸的果实，让他不至于随着世风流转。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课程更多要强调小班教学。但我认为，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强调场景的不可复制性。每一门课，甚至每一堂课，都是独立创作的艺术。其实有时候，我的讲课状态是有起伏的，但我一定也是拿出我此时最好的状态来讲。这不是追求讲课的效果，并以此来吸引学生。我上课有时候会讲点儿具体的事儿，但我从来不是在举例子，而是展示经典中的道理如何能得到活生生的运用，展示经典对我生活的意义。我的讲课风格每三到五年就会有变化，现在的风格就越来越平和，平平实实讲道理，人家自然就会认可。

事实上，不管多完美的教育系统，如果把学生们的阅读空间全规范了，问题就非常严重，因为学生们没有了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决定他们将来走什么路的完全可能是随机的阅读。这当然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当年我也就是随便乱碰，最后才选择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当然，学生们今天的生活太丰富了，所以有些老师更愿意规范学生的阅读空间，以防空间太多学生会去玩别的。但我仍然觉得，要多多少少留一点空间。即使读的是庸俗的书，也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学生想读的东西还是体现了他的趣味。

Q：请问学生学科背景的差异会对讲授构成挑战吗？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文科的同学似乎会接受得快一些。

A：《四书》是跨越学科背景的。我在这个园子里待了二十四年，遇到的无论什么专业背景的北大学生，在中学时受到的基本训练都足够好。只要得到了正确的引导，无论阅读的是中国经典还是西方经典，他们用点心就都能达到要求。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没有太考虑学生学科背景的差异。

另外，学生接受的程度确实取决于他的自我期许和学习意愿。如果他的自我期许就是做一个专深的科技人才，并不希望有人文素养，这也没关系。即使他的人生设计中不包含这部分内容，只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挺好的。而且由于工科出身的缘故，我对理工科的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本科就是学生命科学的，今年也刚收了一个本科就读于物理学院的博士生。

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

Q：您的课堂总能深深地打动我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您真心相信、身体力行您所讲授的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传统非常丰富，请问在您心目中儒家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什么？

A：我很强调“汉语性文明”这个概念，是要强调汉语作为母语，对中国人心灵的塑造。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母语中获得安慰的。比如你读一首诗，这首诗只要“口感”对，即使你没有读懂，仍然能从中获得安慰。事实上，我现在的立场越来越不简单是儒家的。为什么儒学发展到北宋的时候会变成道学？因为它是超学派的，是一种根源于对世界人生根本见解的生活方式。我下学期很可能会开“庄子哲学”课，再下学期也许就会讲老子，不见得一定是儒家。在我看来，宋明理学强调的“道”和“理”，是中国哲学或儒家哲学中最核心的内容。儒家讲的是合道理的生活方式，是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当然，人的本质还需要界定。儒家讲的是真正理性的精神。没有人格神，没有彼岸，只有此世的饱满和绚烂。《庄子》也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儒家讲得最充分。陈淳对朱子天理观的解说特别好。什么叫天理？能然、必然、自然、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儒家好像只讲一个“当然”。其实在孔子的时代就不是这样。《论语》里有没有哲学？难道能说《论语》中只有道德训诫？如果仅仅是道德训诫，怎么可能那么平和、那么自信、那么确定？这背后还有对天道人心的深刻理解。

超越学派，并不是因此就不讲儒家了。我觉得，儒家的问题在于，随着每一代人生活节奏的变化，儒者会容易变得刻板和苛刻。《庄子》评价儒家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儒者要不断记住的。这个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礼，时为大”。儒家要找到的是符合当下时代生活节奏的、合道理的生活方式。今天倡导的儒学，应该有力量面对微信的世界。我们这种保守主义者，用新技术都比别人晚半拍，但也不过就是晚半拍，因为这些是必须面对的生活节奏。儒者要诚实地面对技术对生活节奏、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只有诚实地面对这些变化，才能真正探索出在这个时代合道理的生活方式。不让手机、微信控制自己，这是合道理的底线。

对于儒家的道理，我是真心相信的，但要做到身体力行却很困难。《论语》中那么多道理，我当然没能都做到。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按照这个道理来思考我自己的人生。《四书》里的道理对我是真的有说服力，而且是真的受用。当我按照这些道理来做的时候，无论从过程到结果，都会很饱满。而我一旦违背了，或者理解错了，或者没理解到，或者理解到了没做到，回头看都会留下悔吝，我就一定要去反省。由此可见这些道理的说服力。而且儒家的道理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很高贵。这是我最近几年讲中国文化时最强调的。《大学》最后一章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坊记》说：“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这种骨子里的高贵，是自我节制、为他人考虑，也就是成己成物。这不能理解为利己与利他。成己和成物两者互为条件，而且“物”就在“己”的概念当中。庄子说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非常明确，“自我”这个概念里本身就包含着他者。如果没有美好的他者，那么对自己起码的安顿都不能实现。这样高贵的道理是根基性的。

所以我上课不是在举例子，偶尔也会讲个笑话，但基本上都是自嘲。我的成长经历并不“高大上”，我大学时成绩很一般。当年我们班的学霸，他跟我们一起玩，我们逃课他也逃，但他不仅考试成绩比我们好，而且打牌还比我们厉害。我讲的笑话，有时候包含了给非学霸同学减压的成分。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是有排名的，承认别人的优点，并且接受别人的优点，其实同时也就意味着承认自己，建立起真正的自信。甭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别妄自菲薄，就都还有机会。所以我不是在刻意举例子，而是在说这些道理在生活中跟我的关联是什么。我真的是在展示经典里的道理、儒家的道理、我所讲的道理对我的意义——它怎么帮助我成长，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的问题，帮助我面对超级学霸。

Q：您认为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是对人的生存的有限性的领悟。但现代科技试图突破这种界限，追求永生和全能，而且政府和民众都普遍相信科技的这种力量，“阿尔法狗”和引力波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儒家思想如何回应这种现代筹划呢？

A：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在我看来，现代的经验科学都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宇宙是有限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有限就意味着，经验有一天是有可能穷尽的。这种宇宙观，是经验科学向我们许诺将来有一天提供最后的确定性知识的基础。

但是按照中国的宇宙观，这个世界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科学根本就不能提供关于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世界整体一定在经验之外。所以，科技的力量对生活的改变当然是显著的，但是对于科技能否提供根本的穷尽性的终极知识，我很怀疑。我从根本上不认同宇宙有限观，因为这是在逻辑上推不出来的。科学主义对人文的冒犯，现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恐怕还要回到中国古代哲学，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去反省体会自己。

至于时空观，科幻片里经常有时空倒转的情节。但是时空真的可以倒转吗？你怎么面对康德对时空的理解？科技界是不会去面对的。回到问题本身，我倒不想再谈儒家思想怎么面对现代的筹划，我觉得问题在于哲学要如何面对现代的筹划——还是得从根本上延续哲学的理念，我认为我们永远需要哲学。现在科学之中唯一普遍的是数学，而经验科学是用数学处理经验，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普遍的，因为它还是依靠大量可重复性实验，还是取决于经验。科学技术应该自我节制，把自身节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它应该明白自己不能提供什么。现在很多人甚至觉得脑科学就能完全解决精神问题，但是即使把大脑的所有机能都了解清楚了，仍然无法解决人最根本的精神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生死问题、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等等。

如果将来人工智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机器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只能说这是理性的狡计，人就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阶段，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发展出人工智能，然后就成为刍狗。不再需要人这样一种低等级的存在了，或者我们被机器豢养，做机器的宠物，“阿尔法”就不是“狗”了。这种自然发展的狡计，我当然认为是不可能的。

读书明理与修身成人

Q：要践行儒家生活方式、面对时代的困境，对我们来说首要的事情是读书明理、修身成人。但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时，我们总是需要将其翻译成现代的语言，与现代的生活经验相对应。应该如何克服现代思想和话语对古代文本造成的遮蔽？

A：无论在讲授还是理解文本的时候，我们确实都要用熟悉的语言和词汇，用现代汉语，这是超不过去的。但不是说现代汉语必然会造成遮蔽，它只是构成了我们的表达困境，而这个表达困境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深入研读古代经典，这么强调对文本的熟悉？其中一个方面是，可以用经典语言改变我们的语言，改变我们的语词方式和习惯。

我们今天用双字或者多字造了那么多概念和词语，但我们的语言是多么贫乏！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用词极为精审，比如《乐记》中“强者凌弱，众者暴寡”的“凌”跟“暴”，还有“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的“苦”。为什么古文运动是思想运动？韩愈的伟大就在于，他对于使用古文的倡导几乎解决了表达的困境，所以才能够有北宋这批人表达的解放。其实我们也一样。可能每一代哲学家都不得不部分地是个诗人，哲学家的工作部分地有诗歌的性质，他要激活一些被弄脏了的、流俗化了的词语。我在讲“礼”的时候，不得已会用内容和形式的概念。这没办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上下文把它激活，这样的概念是回避不了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工作者同时就是语言工作者。所以我觉得哲学的工作跟诗歌和文学的工作有共通之处。

语言的困境是要面对的，不能简单一句“言不尽意”就解决了。只说“言不尽意”，就会放任语言困境构成思考困境，而每一代哲学家都是要努力找到语言来突破这个表达的困境。所以真的要体会经典的用语习惯，还要形成一代新的文风和新的语言。今天中国思想的混乱跟语言的败坏是有关系的，所有层面的语言包括学术语言都被败坏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Q：面对繁忙的课业，一定要作出选择，总是会顾此失彼。有些同学会“质胜文”，生活缺少形式感的整体指引；有些则会“文胜质”，受到条条框框的规约，缺乏实质的内容。我们这代人应该如何去处理这种生活的困境呢？

A：这就要强调一下《四书》的重要性了。要建立形式感，说起来就是两句经典：第一句是曾子临终前所说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另一句就是孟子强调的“持其志，无暴其气”。“持其志”，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要有期许。北大的学生是通过层层筛选选拔出来的精英，不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期许。你现在不是某个方面的学霸，可能是因为你被放错了位置，这个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期许有两个方面。第一点，你应该努力寻找自己最可能闪光的那个方向；另外一点，如果找不到，或者找到了但没有机会到那个位置上去，要有一种“将错就错也能闪光”的能力。如果这种期许没有了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就缺少了这种向上冲的引领的力量，就背离了北大这个级别的学校。

我们中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和投入是非常大的，许多工薪阶层的教育支出可能达到收入的一半。经过这么大规模的教育，又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光是北大，包括国内一流名校的学生——很多人都是前百分之二、前百分之五，最少也是前百分之十，才智一定是好的。最怕的就是四个字：自暴自弃。

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期许，但这个期许还要有相应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来配合。如果你的生活方式特别糟糕，对自己有再多的期许也没用。这就叫“持其志，无暴其气”，因为“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孟子讲到修身这一点，讲到人的生活方式、人生的完善这个角度，说的是“究竟法”。如果仅仅从形式上讲，我觉得曾子讲得好，要通过外在的改变来改变内在。“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就是“气一则动志”。

1 课程名称：《四书》精读；受访者所在院系：哲学系；访谈时间：2016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