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怡

在这部《文化社会学：经典与前沿》即将付梓之际写它的前言，心情五味杂陈。有一种想告诉读者“什么是文化社会学”的冲动，因为太多人会在似懂非懂中曲解这门学科，也有太多人明明在这个学科领域里耕耘却欲“另辟蹊径”。也有一种想放弃出版的倦怠，因为一部早在三四年前就完稿的译本，种种缘故拖至今日，某些时效性的热情明显被浇灭。好在，本书收集的每一篇文化社会学力作对研读它的同仁和学生来说，都有可以采撷到的鲜活知识点及思想火花。经典和前沿相结合，运用文化理论工具去解剖各类社会现象，是这部文集的关键学术特点。

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在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早已有相当成熟而重要的学科位置。这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出现文化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正以内在或外在的、本土或全球化的方式塑造世界文本及其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秩序。在美国，不少领军学者用他们独特的文化视角，分别对公共领域（Alexander，2003，2007）、阶级阶层（Lamont，1992，2013）、组织和市场（DiMaggio，1981，2002）、宗教信仰（Wuthnow，1992，1994）、社会行动（Swidler，1986，2002）以及经济行为（Zelizer，1979）等社会结构现象做了极富社会学意义的文化诠释。由此标示的文化转向不仅挑战了社会学传统上较为稳定的结构解释，也为文化社会学学科带来了若干光鲜亮丽的学术主题及其流派。

有幸的是，作为文化社会学课程辅助教参的这部作品，主要包括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领军学者的文章。认真研读其中的每一篇，读者能够在与国际领军人物的接触中，直接触摸到文化社会学的若干理论概念及思想流派。

具体来说，本书由三大部分共11篇文章组成。三大部分依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别称作理论前沿、文化现象和社会议题。

一、理论前沿

理论前沿部分，介绍了四种颇具前沿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具体来说，它们是能够给读者的未来研究提供文化分析工具或独特的文化解读视角的一组理论文章。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的《行动中的文化：象征与策略》一文，尽管早在1986年就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但时至今日依旧是一篇“里程碑式”的社会学名作。它用文化“工具箱”观点颠覆了人们惯用的对于价值观与行为关系的解释：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文化“扳道工命题”，斯威德勒认为，文化并非如韦伯所强调的那样是通过提供终极价值来引导行动并对行动产生影响的，而是通过塑造一个包含惯习、技能和风格的“剧目库”（repertoire）或“工具箱”（tool kit）。人是凭借“剧目库”或“工具箱”去建立日常“行动策略”的。为此，斯威德勒发展出适用于稳定文化时期（settled cultural period）和非稳定文化时期（unsettled cultural period）的两种文化影响模型。在稳定时期，作为“工具箱”的文化能够独立作用于行动，但其只是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可用的资源。在非稳定时期，“工具箱”不起作用，而是明确的意识形态直接统摄行动；在不同意识形态呈现的情况下，行动所面对的结构性因素将决定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在竞争中获胜且长久生存。这种替代性文化观无疑为塑造行动者行动提供了新视角。

哈佛大学的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是国际知名学者、文化社会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大多侧重以象征边界、评估和文化过程等作为理论工具对社会结构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本书收集了拉蒙教授的两篇文章，在这一部分着重介绍她有关北美和欧洲的评价社会学研究，这既是她对比美欧的博士论文的一个延续关注，也是近年来诸多学者注意到的热点话题。该文的目标是促进不同研究进行对话，以激起更多累积性的理论建设。拉蒙围绕“评估社会学”，就越来越普遍的绩效考核评估议题，从三个维度梳理界定了相关概念及必要的操作化。首先，对评估过程中的范畴化和正当化子过程进行具体阐明，其中范畴化包括对评估对象的分类、通约、等效、符号化和标准化过程；正当化则与论争、协商、扩散以及仪式化、神圣化、制度化相关联。其次，对各种评价逻辑做了简括，具体包括基于利润最大化标准的市场逻辑，强调生产效率的工业逻辑，围绕人际关系展开的家庭内部逻辑，重视政体内市民团结的公民逻辑，以及注重名望的声誉逻辑等。在不同评价逻辑并存的新自由主义语境中，拉蒙考察了异构或多元现象的维持条件。最后就评估的具体话语实践如标准、惯例（规则）和工具等，提供了若干细致的学术指引。

读马克·A. 帕楚奇和罗纳德·L. 布雷格（Mark A. Pachucki and Ronald L. Breiger）合作的“文化洞”（cultural holes）研究成果，很自然会联想到社会网络分析代表人物伯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1992）。两位合作者的文章试图通过理论文献回顾，衔接文化社会学与社会网络分析，致力于说明文化与人际连带之间的关系。伯特的“结构洞”强调占据洞穴者的优势位置及其人际网络关系的冷漠，较之而言，“文化洞”看到的是网络结构对文化的依赖，以及文化研究与社会网研究之间日益渗透的边界。将文化具体化为意义、地方性实践、话语、文化库和规范等之后，网络分析越来越器重话语作用，甚或主张社会网（关系）本质上就是话语，就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思维在改变网络分析的简单对立、超越结构分析忽视行动者能动性和主体间意义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探索性的“文化洞”概念可以被视为“结构洞”的对偶概念，理由在于文化话语本身是嵌入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的。正如作者所说，“‘文化洞’捕捉到了使社会结构和结构洞成为可能的意义、实践和话语的偶连性”（Pachucki and Breiger，2010：219）。

耶鲁大学的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教授近二三十年一直孜孜推动文化强范式的理论流派。这篇收入的文章旨在讨论文化社会学领域发展的新方向，即符像力量（iconic power）的兴起。文章主张将符像（icon）视为浓缩的象征形式，它使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s）植根于某些可通过感官知觉的物质形式，它使抽象的认知和道德被包含或隐匿于美学外形之下。换言之，意义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美丽、崇高、丑陋或者仅是平庸的物质性符像显示出来，即意义本身是具有物质感的。这种借助视觉感官产生的符号力量被亚历山大称为符像力量。它是人们看到的表层物与其深层心灵意识勾连的一种自然表征力量，有如“触景生情”“看见美丽女人便不可自拔地陷入一场恋情”等现实故事那样。该文比较了这一新视角与其他诸如物质主义与唯心主义、符号学、美学与道德以及现实主义的异同，为文化社会学的“意义”诠释增添了新解。

显然，四篇理论文章并非就宏观文化理论谈理论，而是具有不同的研究聚焦点及创新之处：斯威德勒用“工具箱”谈论文化对行动策略的支配；拉蒙用“评价”讨论绩效考核中的文化力量；帕楚奇和布雷格提出“文化洞”以弥补“结构洞”网络思维的冷漠；亚历山大则借“符像意识”“符像力量”提炼出意义的物质感。他们显然是在针对行动、绩效考核、社会网络及符号四类不同的研究对象建构各自不同的理论界说。其实就是说，文化社会学并非只针对文化现象做社会学研究，而是可以凭借文化理论（工具）考察一切社会（结构）现象。从这层意涵来讲，四位文化社会学大咖的理论研究正是在选择文化理论工具方面为未来者指点方向。

二、文化现象

第二部分选入三篇聚焦文化现象的经典研究作品。新制度主义以及组织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以《市场结构、创新过程与流行文化》为题，用其精湛推理的写作风格，探究了美国社会大众文化生产所必须面对的组织创新、市场结构等种种条件。将垄断市场、竞争市场分别对应于大众文化生产、流行文化生产的不同企业组织后，迪马乔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企业组织中的创新过程，他认为厂商要长久维持垄断市场中的大众文化生产，必然会遭遇艺术创作者不断创新的冲动、市场消费需求调整的变数，也将面对竞争市场中小企业的技术变革之挑战。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迫使这类大企业不得不应对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产品的更新换代显然有碍大众文化生产的持续性。为协调生产与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迪马乔引入并详细分析了文化工业组织中的三种类型的中间人（经纪人）管理系统。文章终结处指出，美国并未出现单一的大众文化社会，反而呈现了阶层文化、大众文化和多元文化这三种理想型的混合。

像迪马乔的研究始终聚焦于文化工业那样，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A. Peterson）和罗杰·科恩（Roger M. Kern）的研究也直接涉及文化艺术现象，他们分别于1992年、1996年发表了两篇极富影响力的有关音乐品味分层的研究佳作。两篇文章的研究发现是具有延展性的，但限于书稿篇幅，本书仅收录1996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一篇。该文的研究立意基于1992年发表的《音乐品味标示职业地位》一文，重申了“上层精英为音乐的杂食者，下层为单一挑食者”（Peterson and Simkus, 1992）的研究发现。1996年发表的这篇文章，直接取上层精英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的“杂食”现象。研究首先强调了前期的研究结果：尽管自19世纪后期开始，艺术鉴赏水平日益成为身份地位高人一等的标志，但近年来，许多上流精英不仅不再清高挑剔，反而渐渐兼收并蓄，甚至成了“杂食者”（omnivore） （Peterson and Simkus，1992）。这暗示精英阶层的标签发生了从挑剔排外到兼容杂收的质的转变。接着，该研究运用1982年和1992年的比较调查数据，检验了关于品味变化的假设。数据表明，上层高雅人群的音乐偏好及其参与比之其他群体更为“杂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显现出这类杂食偏好。回归分析揭示，这种“杂食性”（omnivorousness）的增强，不仅具有世代更替效应，而且20世纪80年代各年龄段的上层高雅人群的流动亦功不可没。这种从“挑食者”到“杂食者”的转变，与社会结构、价值观、艺术界状况以及代际冲突影响下的身份政治密切相关。

将耶鲁大学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教授有关“近距污染”的文章归于对文化现象进行社会学解读的范畴，是因为他的研究关注的是新近热门的象征污染（symbolic pollution）议题。现阶段关于象征污染亦即文化污染的理论分为两类：要么将其视作一种“我与他”“好与坏”“正常与反常”等泾渭分明的二元活动的产物，在澄清过程中人们会自然地将一些有问题的“他者”编码为象征性疏远的；要么相反，将其视作模糊、混乱和杂合的结果，那些模棱两可的中间态即被认定为“他者”。诸多涉足污染研究的学者（如玛丽·道格拉斯） 较为强调“他者化”过程的文化距离、边界和差异。相比而言，史密斯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名为“近距污染”的第三种类型：近距离会像远距离一样，相似而非完全相同的东西会像差异性“他者”一样，令人产生恶心、恐惧抑或忐忑不安的被污染感。在机器人研究者森政弘的研究作品之基础上，该文想说明或强调分类上的近距性和相似性、人对各类感官信号的强敏感性以及非线性文化的作用，进而开启了在经验范围内重新理解文化距离、社会表演、文化物质性等这些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议题的深层次讨论。在例证展示中，作者从电脑形象设计扩展到身体整形、精神失能、器物文化、艺术与政治展演等诸多领域，它们反映了森政弘提出的“恐怖谷”效应。史密斯教授的这项最新研究，为文化社会学积极关注的类别化、他者化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针对文化工业、音乐品味和象征污染的文化现象，三位学者分别从社会学视角介入分析。迪马乔的组织社会学立场十分鲜明，市场和企业组织结构构成了他讨论大众文化生产的重要抓手。彼得森和科恩是在社会分层理论视野下关注音乐品味与阶级阶层关系的：不同音乐品味对应不同阶层群体，“杂食”对应精英群体，“挑食”则与非精英群体相对应。史密斯的象征污染研究，对既有的“他者化”“类别化”过程的清晰二元结构提出了挑战。近距—远距、相似—相异乃至他者—我者，在文化污染意义上呈现的是非线性动态关系。

三、社会议题

所有社会结构现象都可以凭借文化理论工具切入进行分析，是目前社会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化社会学学科近些年日趋鼎盛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部分收录的四篇，分别关照了经济、社会不平等、教育和性别这四种社会结构的热点现象。弗雷德里克·惠里（Frederick F. Wherry）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师从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毕业后曾于耶鲁大学任教，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文化经济社会学方向颇有建树。这篇题为《关系账户：一种文化思路》的文章，就是惠里具体拓展泽利泽提供的“关系标记”这一概念工具所做的消费归类研究。所谓关系标记，指的是参与多样化关系运作的个体，通过对不同关系的管理，将其（消费）行为进行归类并发展出一套资源分配实践的过程。进一步地，惠里在关系标记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账户的概念，即将关系账户定义为个人和家庭用来组织、评估、辩护和记录财务活动的一整套文化和社会过程。该文通过建立在泽利泽框架之上的关系账户理论，并结合社会表演理论，探讨了人们日常消费之后的算账实践。惠里认为，关系账户在三个层次上运作：（1）上游：在这一层次，可辨识的符码和结构化意义系统形塑了个体行动中的一套选项与非选项的集合体，以及行动者的选择可能性。嵌入符码的道德考量影响了个人决策树的几何形状，甚或造成某些决策分支的断裂。（2）中游：这一层次上有意义的且在仪式上有规定的场合会改变账户序列的优先级。（3）下游：人们参与关系运作，他们彼此关系的含义会在运作过程中展演。交易管理所用到的关系类型、关系场所的意义展演，可使交易变得更加容易被人理解。最后，作者用奢侈交易和高额债务两个具体实例详细讨论了关系账户的理论含义。

米歇尔·拉蒙和她的两位同事2014年发表于《社会经济评论》的论文，为理解社会如何产生不平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具体来说，他们在综述和归纳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理论之后，集中讨论了“文化过程”这一被学术界长期忽略的社会过程类型，其核心特点在于提出主体间的意义建构。文章指出，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研究大多要么在宏观层次重视获取物质资源（如物质不平等）或非物质资源（如象征不平等）的机制解释，或是关注生态效应所导致的资源汲取的不平等（地域不平等）；要么是从认知心理角度重视不平等的微观层面。与此不同，几位作者认为既有研究忽略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中介传导过程，即忽略了处于中观水平的基础性文化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它是人们日常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再）生产不平等的过程。研究重点强调了两类文化过程——身份化和合理化，并将其具体解读为四种分析范本。身份化被操作为种族化和污名化；合理化被分解为标准化和评价。最后他们以案例法对这四个分析范本做了详细的阐释。该文认为文化过程至关重要，它是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的解释机制的有力补充。

正式的学校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形成、传播以及阶级再生产的重要场所。斯坦福大学的米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L. Stevens）教授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关注“文化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作者首先评述了北美社会学家关于正式教育与文化之关系的主流分析框架，它包括诸多应用于教育社会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韦伯学派和涂尔干学派等的文化解释。接着，他又以“来自法国的挑战”为题综述了伯明翰学派、福柯及布迪厄及其追随者的若干有关教育研究的文化观点。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社会学家概念化正式学校教育的主流方式——将学校教育视作一种个人层次的现象、匀质的数量体——是如何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这一领域的智识进展的，进而提出了两种可能突破这种限制的分析策略：一是在教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相结合的领域注重社会网络研究；二是在近些年强调重视非正式组织制度的研究的同时，重新关注正式组织研究，正视正式组织的主导作用。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出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之手。他涉足性别研究领域，从再生产理论论及在垂直的阶级等级社会中女性地位符号的文化生产的议题，具体从职场和家庭两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在职场上，柯林斯依据下达命令者（order given）和接受命令者（order taken）的标准，将大部分女性归于“白领工人阶级”的职阶地位，认为她们从事着“戈夫曼式劳动”，即前台工作。那些以看似“风光”的命令者身份出现于前台的女性，实质为接受老板命令的受雇工人。这种混杂的双重标准工作被作者称为“戈夫曼式劳动”。在家庭中，夫妻关系同样可以用下达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的阶级标准来分析，柯林斯重申了女性的家庭身份/地位生产与职场地位的文化生产有很大重叠。最后该文指出，女性更多从事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而男性更专注于物质生产和权力关系的领域。

尾声

2021年除夕之日，搁笔本书的前言，算是鼠年“结页”、牛年启明的日子。希望它的面世可以为中国文化社会学的教学及研究增添一面视窗，一缕清波。尽管各篇都是出自美国学界，但它们都是社会学者尤其是文化社会学者必读的知识佳作，它们记录了文化社会学对社会学学科的贡献以及国际学术前沿的实际转向。接下去，诚挚期待中国自己的文化社会学教材及菁华文集的诞生，且相信它的起点是能够直接对接国际前沿水平的，而不是只写给自己、写给中国人读的书。因为全球化对话需要有这样的视野和胸怀，知识、技术和我们热衷的学术无国界之分，它们作为硬通货在全球流通，可以加速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共同前进的中国梦。技术变革是这样，知识的储备和更新也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感谢本书所收录各篇文章的作者，他们的慷慨、认真和支持使得这本译著集子能顺利完稿和付梓。为翻译出版、为争取版权授予，哈佛的拉蒙、耶鲁的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教授，以及撰文时还在普林斯顿工作的迪马乔教授等通力合作，都亲自写信给文章所属的版权部门，争取减免版权费用。而对于我们的中文翻译稿，他们也会主动找自己的“中文通”学生或者同仁进行二次校验或润色，看见这些大牌学者的认真和敬业，我时常感动而自叹不如。北大出版社的陈相宜编辑对书稿出版的执着和坚持，以及她逐字阅读的审读和编辑，也是书稿能够最终出版的关键。当然，我最需要感谢的是参与这部书的翻译和作为副主编的郭巍蓉、郑雅君和唐俊超同学，他们都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并继续在学术领域深造；也感谢所有参与翻译工作的曾经的学生。原本打算收集的文章不止11篇，全部进行翻译后，由于种种因素删去若干。说心里话，在这方面我感觉很亏欠作者和几位参与翻译的学生，期待后续有其他机会弥补。

牛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本书能否激起读者的共鸣，还拭目以待。

2021年2月11日

除夕写于南京涵碧楼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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