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态文学

第一节　生态文学的缘起及发展

作为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学类别，生态文学大致发轫于18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要比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正式提出“生态学”这个术语的1866年几乎早一个世纪。它是西方新兴工业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文学产儿，并伴随阴冷的启蒙现代性和张狂的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推进而不断抗争、艰难前行。随着全球生态形势持续恶化，在纷纷攘攘的文学场域里长期默默无闻的生态文学似乎异军突起，对生态问题发起了最为强烈、最为深刻、最为全面、最具想象力、最具创新性有时也最令人恐怖的文化回应，并成为矫正主流社会发展范式、唤醒普遍沉睡的人类生态意识、建构生态文明、推动社会生态变革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它通过描写非人类自然生态及物种之间的关系、探究人之肉身和精神对自然生态的依存并反映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深挖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开展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纠偏及抗拒，探寻走出生态危机的文化路径，以重拾人与自然生态间本然一体共生的关系和永续和谐。生态文学是个伞状术语，包括多种多样的文学体裁，诸如传记体生态书写、生态散文、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戏剧及生态报告文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不断深化和丰富，所涉议题也不断拓宽，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非人类自然生态一直是其关注的焦点，对人与自然间和谐共生的追求是其始终不变的宗旨。

我们简要梳理一下生态文学的来龙去脉。18世纪，在英国伦敦西南部的塞尔伯恩的小村庄里，生活着一位名叫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的牧师、博物学家，他所撰写的《塞尔伯恩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1789）是自然书写传统的开山之作，也是有关生态学研究的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贡献之一。该著作是怀特记录和描写塞尔伯恩教区的动植物、季节变化及古迹的书信集，主体部分是怀特写给两位友人的110封信，两位友人均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物学的行家里手。从内容上看，这些信件都是科学与文学的融合、自然与艺术的结晶，处处透露出作者对自然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文中既有对自然生灵直接、冷静的科学观察，也蕴含贴近自然环境中的生命的欢乐和激情，更有对人与自然间融洽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隐含着深深的生态焦虑，为此开创了西方自然书写文学传统。该著作问世于1789年，也就在这一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是现代世界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也是现代社会危机大爆发的标志性政治事件之一。迄今为止，该著作已再版一百多次，是深受读者喜爱的英语著作之一。随着工业技术革命及其经济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复制和扩大，该著作的影响也逐渐溢出英国的疆界，并在异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简要地说，自然书写产生的历史语境是政治上剧烈动荡、经济上粗放发展、技术上野蛮推进的18世纪理性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基本需求为要旨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因被界定为不合时宜而遭到打击，相互联系的作为有机整体的自然世界被无情肢解，无数鲜活的生命个体被看成自动机器被肆意“解剖”，土地及其他自然存在物被彻底商业化，大批传统农业人口也被迫离开土地，成了漂泊无根的游民，他们的劳动被机器所取代，他们自身成了服务于机器的奴隶或“零件”，他们的灵魂也因此空心化，肉身资源化，异化为物，一并被全盘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之中，以满足欲壑难填的资本主义对财富和利润的无限追求。有机世界万物固有的组织结构、秩序及运行模式被彻底扰乱，并照工业技术的逻辑和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宗旨进行重构，由此导致安然有序、完整稳定的非人类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之精神生态的共生关系受到严峻挑战，造成了广泛的人文生态危机和普遍的生态焦虑。怀特的家乡——塞尔伯恩彼时可谓是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静”土，喧嚣世界中的“桃花源”。怀特远离尘嚣，始终满怀虔诚和敬畏，静静地注视着这片生命充盈的土地，小心翼翼地观察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繁衍生息的万物生灵，用手中的笔不慌不忙地描绘丰饶、有序、和谐的自然图景，也隐晦、曲折地表达对喧嚣世界中上演的一系列人为“危机”的回应和拒斥。《塞尔伯恩博物志》实际上具有明确的生态指向，充满了生态焦虑和生态危机意识，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隐含着生态救赎的冲动。用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话说，怀特的自然散文“希冀通过描写外在物理世界的和解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的和谐意识”，它的“一个恒定主题是寻找一个失落、安全的田园栖所——一个在充满敌意甚至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的家园”。有人甚至将这个新文类看成是“休闲和愉快的文学”，其中“流淌着疗愈文明顽疾的溪流”，并借助生态科学在繁茂芜杂的自然生态世界中探寻出规整有序的路径来。[1]概括地说，怀特的自然散文通过对自然生态的详尽描写，以期在危机中求安全，混乱中寻秩序，冲突中觅和谐。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以效率为先、财富至上的思想主导的社会里，在以工业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乐观主义时代风尚中，人们鲜有闲情去倾听潺潺的溪流声、林中飒飒的风声和丛林中蟋蟀的鸣叫声，更没有时间去愉快地观看蓝天翱翔的飞禽和林中奔跑的走兽，去嗅野花野草的清香，所以《塞尔伯恩博物志》问世后遭到冷落，几乎被埋没半个世纪之久，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吉尔伯特·怀特和塞尔伯恩崇拜热”才初露端倪，塞尔伯恩也渐渐成了地图上梦幻般的焦点、失落世界的鲜活记忆。新生代的骚人墨客突然发现了怀特，并充满羡慕地开始回望这位牧师博物学家优雅、和谐、宁静的生活。塞尔伯恩也成了“工业文明的象征性对照物”，个人、社会和自然整体合一的“阿卡狄亚”，怀特也成了“异类的科学家的先驱”、有机整体论科学家的鼻祖，因为他拒斥主流科学中的机械论、还原性、工具论特征和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傲慢，呼吁“阿卡狄亚”的谦卑，也许这些就是塞尔伯恩崇拜热或怀特神话的价值所在，也是怀特著作的主要文化意义。[2]此后几十年，从大西洋两岸到塞尔伯恩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著名科学家、诗人及企业家等，包括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美国诗人、散文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及美国自然散文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等等。洛威尔还先后两次朝拜怀特故里，并称《塞尔伯恩博物志》是“天堂的亚当日记”，在该著作问世一个世纪以后，塞尔伯恩实际上成了有体无魂的英美人的精神家园，这样，两国人不仅被共同的语言和遗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被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的共同困惑与迷茫联结在一起。[3]

怀特的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还通过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和蕾切尔·卡逊、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1927—1989）、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1955—）及其他作家延伸到美国并繁荣发展。其中，梭罗被看成是怀特“阿卡狄亚”遗产的继承者，其著作《瓦尔登湖》被看成自然书写的典范之作。而利奥波德被尊为“美国生态先知”，其名篇《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1949）被称为“自然资源保护者的圣经”。卡逊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1963）成为直接推动美国社会生态变革的绿色经典，是开启当代世界环境主义运动的鸿篇巨制，她与利奥波德一道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先驱。在美国这片广袤的沃土上，自然书写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并伴随西方工业技术文明的世界性扩展和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浪潮，将自然书写的文学种子播撒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当然，《塞尔伯恩博物志》中所谈的主要是自然的稳定、平衡、宁静、美丽及物种间的和谐，对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谈得很少，更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换句话说，在该著作中“生态”主要指的是科学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所描写的主要是非人类自然生态，更未涉及人的肤色、性别、阶级、文化或信仰等因素。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怀特式自然书写传统的内容逐渐变得充实，“生态议题”也进入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了文体多样的“生态文学”，所涉议题也随之更加丰富多彩，对“生态”（eco）的基本内涵“普遍联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和拓展，“普遍联系”也越出自然生态的范围，将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文社会生态、人之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也融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有机的、整体的“大一”，生态学知识也上升为生态思想，甚至升华为生态哲学，其要求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看待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整体的立场检视生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并探寻走出生态困境的文化策略，这些都或隐或显地反映在生态文学，尤其是当代生态文学著作中。当然，在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尤其是当代生态小说（ecofiction）创作中，生态学还成了影响，甚至指导作家进行创作的思想基础。换句话说，生态思想成了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借此他们可深刻认识生态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从而自觉地将生态议题与社会公正议题、社会人文生态议题、人之精神生态议题联系在一起，从整体的立场考量“生态危机”及对策，进而将生态文学看成引发社会变革、发动生态革命的文化资本。生态文学也早已从单一的自然书写变为文体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学类别。

当然，生态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西方浪漫主义运动，西方思想文化界借助这次文学、文化思潮对现代科学和新兴工业技术革命第一次发起了广泛而强劲的“绿色”批判，同时也第一次明晰地表达了“生态冲动”。这种生态冲动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为激烈、令人震惊的反叛，因为由启蒙理性开启的工业革命进程所释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整体力量的负面效应在18世纪末大多开始显现——有机、完整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威胁，社会人文生态失衡，人之精神生态弥漫普遍的不安与困惑，进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当然，浪漫主义运动最为充分地表现在文学中，尤其是在诗歌中。就浪漫主义自然观而言，其强调关系、相互依存及整体主义，因而浪漫主义自然观基本上称得上是“生态观”。在美国生态哲学学者彼得·海（Peter Hay）看来，“自然的召唤”是浪漫主义诗歌背后的基本冲动，因而浪漫主义诗歌大多可看成是生态诗歌（ecopoetry）或自然诗歌（nature poetry），浪漫主义诗人也应被尊为生态诗人或自然诗人，他们往往将文明，尤其工业文明与自然并置，并明确地表达了对前者的批判。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在其诗歌中就清楚地表达了浪漫主义的这种批判精神：“相信造物主吧，丢弃理性的推演/放飞灵感吧，脱掉记忆的褴褛衣衫/远离培根、洛克和牛顿吧，清除他们留在英格兰身躯上的残渣/脱掉英格兰身上肮脏的衣服吧，给他罩上想象的新衣/净化诗歌吧，荡涤掉一切不是灵感的元素。”浪漫主义诗人要我们“沐浴在生命的清泉之中”（布莱克语）。用歌德的话说，“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黄金般的生命之树长青”。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被自然之大美、壮观和磅礴之气所震慑，感叹道：“难道高山、波涛、天空不是我和我灵魂的一部分吗？/我也不是它们的一部分吗？/对它们的爱难道没有深藏在我心里吗？/满怀至纯之激情。”当然，“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58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及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是浪漫主义生态诗人的代表，尤其是华兹华斯，他被尊为现代生态诗歌的鼻祖。他满怀深情歌唱生机勃勃、充满神性的大自然，拒斥启蒙思想家笔下死气沉沉、按照确定规律运行的“机械自然”。他这样吟唱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就感到无比激动/童年时，我是这样/现在长大了，依然如此”；“烦透了，这些科学和艺术/合上这些索然无味的书籍吧/走出家门，带上你那颗激动的心/去观看、去倾听”。[4]此外，诗歌的生态精神在19世纪英国后期浪漫主义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793—1864）的诗歌中表现得更明晰、更实在。今天，许多批评家将当代环境运动看成是“新浪漫主义”，旨在说明二者之间在目标上存在诸多重要契合或相似性，同时也说明浪漫主义运动本质上也是一场生态运动。[5]概而言之，浪漫主义诗人们就是要通过高歌自然、赞美生命，拒斥压制人性的理性暴力、剥夺自然生命和宰制自然的机械论自然观，因为它们所孕育的科学精神冷酷无情、视野狭隘，与人之灵魂开战、与自然生命为敌。如果科学的这种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自然之死和人之亡的悲惨结局必然降临世界。

随着西方浪漫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全球生态形势的恶化，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的召唤”及其对工业主义的批判也在异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生态诗歌依然枝叶繁茂，结出色彩斑斓的奇花异果，其成就的确不可小觑。今天，我们在谈论生态诗歌时，就绝不仅限于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或白人的诗作，还包括其他族裔或其他民族的生态诗歌。就已问世的英文诗集来看，其范围已经涵盖了多族裔或多民族的生态诗歌。比如，2013年问世的《生态诗歌选集》（Ecopoetry Anthology）[6]，甚至还有黑人生态诗集出版，比如，2009年出版的《黑色的自然：四个世纪的非洲裔自然诗歌》（Black Nature：Four Centuries of African American Nature Poetry），等等。

上文所谈及的主要是生态文学早期的文学样态——自然书写和生态诗歌。其实，随着工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及其所导致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及不同信仰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进一步暴露了“生态”或“自然”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因为在“生态”或“自然”范畴上附着太多的“文化负担”，诸如种族/族裔、阶级、性别、宗教、文化及历史等都与“自然”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所以传统的自然书写或生态诗歌在驾驭复杂的现实生态问题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样，“生态小说”也就应运而生。生态小说是自然书写与叙事小说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融合自然书写关切和叙事小说关切的文类，它试图在充分借鉴两种文体长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对此，单一文类无法比拟”[7]。自然书写大多是用传记体式的散文讲述他/她个人的第一手自然经验，借此沉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或开展对文明或社会的批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然，当代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像爱德华·阿比的《孤独的沙漠：荒野中度过的一季》（Desert Solitaire：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1968）、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等。

像自然书写一样，生态小说呼吁构建人与地方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重视风景的精神维度，要求人们尊重和敬畏土地，因而生态小说家常常借鉴“万物有灵”的传统故事（比如，美国印第安传统故事）和宗教传统故事（比如，《圣经》故事）将他们的小说风景神圣化，以凸显人与自然间整体合一的精神境界。自然书写主要强调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而生态小说却增添了社会维度。

生态小说的典型特征就是它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生态小说既要考虑自然生态，也要考虑社会生态，甚至考虑精神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种族、性别、阶级、信仰及文化等范畴也纳入生态版图，并考虑这些范畴在与自然的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复杂纠葛。由此可见，在这些方面，生态小说与传统小说颇为相似，因为它也重视社会人际关系。然而，生态小说之长在于综合考量两种文类关切，揭示人类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文化偏见等在歧视自然甚至殖民自然方面的内在逻辑关联，探寻一并化解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冲突和对抗的文化策略，以及构建基于社会普遍公正的生态世界之可能的文化路径。生态小说为文学引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因为它已反复表明，尽管当下的世界危机四伏，但人及其所建构的社会依然可能和谐地融入自然世界中，从而展示了人类可持续栖居地球的诱人愿景。

伴随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在英美的产生、发展、繁荣及其国际化传播，自然书写开始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评介，并于20世纪80年中后期进入英美大学课堂。与此同时，各种自然书写的教材和文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各种自然文学教材和文集来看，选文作者绝大多数是英美白人男性作家，因而其视野范围非常有限，所探讨的问题也比较单一，大多未超越梭罗自然散文所圈定的范围，几乎均为非虚构散文，其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作者融入受威胁但未被污染的自然世界，个人离群索居的思考和启迪，对工业技术革命和物质主义的批判，恬淡清新的生活方式实践，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谴责，领悟自然世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对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世界关系的沉思及对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生存范式的探寻，等等。典型的例子就是1990年问世的文集《诺顿自然书写》（The Norton Book of Nature Writing）[8]。该文集于2002年经修订后再版，新版文集的内容可谓焕然一新，仅从文集目录的选文作者变化便可看出。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型要求重审和拓展自然书写的定义，扩大生态研究的范围，因此文集改版后主要变化有几方面：发掘和增加了女性作家的作品；大量增加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包括美国黑人、土著、拉美裔、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男女作家的作品，从而将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环境可持续、文化多样性等议题也一并纳入，进行综合考量；在荒野保护之基础上，增加了花园和农业叙事、动物描写和个人叙事；除了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外，还增加了其他言说自然的方式，诸如哲理探讨、社会批评、环境行动主义、灾难预警、传统神话，等等。[9]1989年美国自然书写研究学者托马斯·J.莱昂（Thomas J.Lyon）编辑出版了文集《这片举世无双的土地：美国自然书写指南》（This Incomparable Land：A Guide to American Nature Writing），也是当时一部代表性的文集。另外，1996年，著名生态批评学者约翰·埃尔德（John Elder）主编出版了《美国自然作家》（American Nature Writers）[10]，该著作主要汇集了从18世纪到当代的70位美国著名自然作家的生态小传，对其生态创作情况及主要生态著作都做了简介，这些生态小传大多由当今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执笔，边述边评，妙语迭出，精彩纷呈，颇具启发意义。该著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一大特色，就是对自然书写的相关理论、美国少数族裔自然书写（尤其是黑人文学中的自然书写和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书写）、登山文学、现代观鸟文学、加拿大英语自然书写、当代生态小说、美国自然诗歌、美国自然书写中的新声音等都做了介绍。编者胸襟开阔，视野宽广，在选择作家时尽力避免性别歧视、种族偏见及地域偏见等主观因素的介入，努力让“符合条件”的作家都可入选，因而该著作让人眼界大开，对试图学习和了解美国自然书写及其发展现状的读者来说，确是一部不错的入门指南。

迄今为止，英美出版的生态文学教材很多，其中，2008年问世的一部《北美环境文学讲义》（Teaching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11]颇具特色，很有参考价值。该著作汇集生态选文、教学方法及生态批评理论于一炉，既介绍了环境文学教学的背景，描绘了北美环境文学的多彩图景，也提出了环境文学教学的一些具体方法，诸如学科的方法、跨学科的方法及地方本位的方法等，还提供了丰富的环境文学教学资源，供教师选用，对从事生态文学教学的老师来说，这的确是一部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参考资料。

新千年以降，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其最明显的特征是跨越性。具体来说，除了其跨学科特征以外，跨文化、跨文明特征也得到极大彰显，旨在充分凸显文学对环境经验表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如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2009年在评价前期生态批评的得失时所说：“直到最近，生态批评界相对来说就不是多样化的，也许是由受到过分狭隘地建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两个主要的族裔范畴所致。”有鉴于此，第三阶段的生态批评“将承认族裔和民族特征，同时也超越族裔与民族的边界，将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12]第三阶段的生态批评将突出研究文学中多种族性（多族裔性）和跨种族性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要真正“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生态批评就得跨越文化和文明的藩篱。蓬勃兴起的亚洲生态批评、欧洲生态批评、加拿大生态批评、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及非洲生态批评等除了深挖各自文学、文化的生态内涵，还与主流英美生态批评，尤其是主流美国生态批评开展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对其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基础范畴或矫正、或拓展、或颠覆、或重构，重视跨文化、跨文明生态对话性，突出跨文化、跨文明环境经验的异质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然文学尽管诞生于英国、成熟并繁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但表现和反映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环境经验的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的内涵和呈现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比如，在当今的中国和印度，由于国民基本生存的现实需求、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环境形势的催逼，再加上各自悠久文化传统及与非人类自然间的深沉亲和力、当下人们对保护“绿水青山”和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描写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生态文学必然呈现出与英美自然文学迥异的特征。

简而言之，以描写和探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重心的生态文学早已成了一个世界性文学现象，其蕴含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蕴藏不竭的生态能量，在世界各个系统之间循环流动，以矫正失范的世界生态。由此可见，生态文学成了重拾、协调和保护社会人文生态、非人类自然生态、人之精神生态及它们之间永续和谐关系的重要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