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勇著《中日关系史考》[3]

中日两大民族之间具有渊远流长的文化关系，曾经把两国置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内，从而对两国的文化及超越文化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刻的影响。这是亚洲及世界文明史上一个独特而又伟大的存在，它的影响波及于今天。因此，中日双边关系这个研究题目，便具有了自上古以来一直流动着的丰富内容，成为学术研究者耕耘不已的领域。

王勇教授任职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是近十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崛起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一系列论著，出题新颖、发想力丰富、视野开阔，又特别注重材料的发掘与验证，以创造性的思维，活跃于国内外的学术舞台。现在，王勇教授的新著《中日关系史考》，以四篇十六章的篇幅，又呈献于读者，令人欣喜。

综观当代中日双边研究，队伍壮大，层面宽阔，不少论著表现出研究者的睿智。但我以为有两个问题，也是亟须辩明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研究的立论与研究的视角问题。双边文化研究，有时会涉及民族情绪。八年前我在拙著《中日古代关系史稿》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执着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家，常常把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的联系、排斥、包容与反馈的诸种研究，斥之为意在否定作家与作品的个性、试图抹煞文学的民族性等等。从事这一研究，有时不得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岂不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实际上，中日双边研究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传统。如果反省历史上中日诸位先辈的学术，那么，像“大中华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常常是他们观察与判断双边关系的基点，从而模糊了许多事实。近代学术的基本特点，便是要求人文研究者把双边文化关系作为一个客观实体加以对待，并以文物文献的二重证据来揭示这种关系的真实内容。惟有内容的真实，才有可能依据科学的思维接近史实的本质。这或许正是辩证法与唯物论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王勇教授在一系列的论述中，摒除历史上迂腐的成见，强调从客观事实出发，构筑研究的基点。他的日文版大著《超越时空的圣德太子》，在基本立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方面，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次呈献于读者的新著《中日关系史考》，当我读第一章“平安迁都的原因与意义”时，便深为著者所显示的公正学术立场所感动。一个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能够确立属于自身的而又具有科学性的立论基点，并由此构架起的观察视角，形成自身的学术观点，并逐步形成体系，这是十分不容易的。王勇教授的论著，已经开始显现这一特点，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研究材料的发掘与验证问题。人文科学的研究，任何假设和立论的基础便是材料。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和甲骨文的出土，大大地推动了人文研究中的史料观念的发展。先辈学者王国维等由此而倡导“二重证据法”，并依此验证各种假设立论。这在本质上符合近代科学史观。一个称为学者的文化人，如果一生中都未曾做过关于史料的发掘、认识和验证的工作，那么，他的所谓学术，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材料的发掘和验证，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并非急功近利之徒所能操作。当前国内学术界，靡夸之风盛于一时。研究者有时竟把相距2000年的材料拿来互证，有的又把前人与今人已认定的作伪材料拿来翻弄谱新。其实，没有老实诚恳的态度，是做不得长远学问的。王勇教授在这一方面具有特别的自觉。十多年前当他步入这一研究领域时，便在文献学的各个方面自行补阙，其勤奋好学的精神令人感动。细读他的每一篇论著，都能感知其中较为坚实的材料基础，并且越来越多的是属于他本人发掘的新材料，例如《胜鬘经疏义私钞》及其来龙去脉，都是由他考定验证而近日才为学术界所知晓。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尽可能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反复验证，去伪存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自己欺骗自己，更不欺骗读者，这样的学术，才能对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问题，同时，无疑也是一个学术道德论的问题。王勇教授的研究与论著，在这方面可以显见他成熟的步伐。

我和王勇教授相识有十多年。两人因为同行同道，所以常在国内国外相见。我或许是目睹王勇教授从硕士成长为大学教授的许多朋友中的一人。我深知他在这条路上，洒尽了心血，也表现了勤奋与睿智。我和他相比，自愧不如，仅是我比他虚长了十数岁，所以此次新著公刊，我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愿意把对他学术的理解介绍给诸位，并以此为“序”。

严绍璗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七日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