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文

序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1]

日本学术界对悠久而丰富的中国文化，进行近代意义上的研究——即不再像江户时代及其以前那样，把中国文化作为自我的或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以接受，而是把它作为世界性区域文化（当然是与日本具有特殊关联的区域文化）的一部分，用近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念和方法（这里指的主要是以欧美近代文化学观念为主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同时也包含了若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进行研究，至今大约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本身就始终伴随着日本摆脱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进程，成为日本近代文化重要的一翼。

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形成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古典的范围内。但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急速变革和与之相应的文化运动的发展，对原先囿于古典研究的日本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三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先进人士，发动了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他们以追求民族独立的呐喊和对“自由”“民主”旗帜的高举，使中国文化为之一新。这种蓬勃兴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正方向上，抑或是在逆方向上，都使许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日本学者，心灵为之震动。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开始转向于当时中国的文化，像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内藤湖南，乃至服部宇之吉——这些开创了对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的元老们，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评论。在这一新形成的研究潮流中，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刚露头角的日本年轻一代研究家。1920年9-11月，当时属于日本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年轻学者青木正儿，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的著名论文，介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八点主张，评价了《新青年》主持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评价了在新文化旗帜下的一大批新作家，其中提到“刘半农的诗较粗笨，沈尹默的诗较优雅，唐俟（即鲁迅）的诗较平俗”，而“在小说方面，鲁迅是未来的一个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至今中国小说家未曾达到的境地”。这是日本学术界第一篇详尽论述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论文，也是迄今所知的全世界最早的鲁迅评论。以此为起点，日本近代中国学领域中，逐步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1934年，以竹内好为中心的一批日本文学主义青年，以对亚洲和日本的“新使命感”（即不同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使命感）为观念，组织起了日本第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研究会不用“支那”[2]而称名“中国”，已经多少表达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观念。它的存在和活动，在日本中国学界为在未来把这种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上述的所有成果，在本编目中，都有了充分的反映。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使刚刚摆脱了半个世纪军国主义羁绊的许多日本人士，在寻求民族独立和未来道路的苦斗中，受到很大鼓舞。自“五四”以来中国进步的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作为日本人认识中国道路的借鉴，一时蜂拥般地进入了日本。

这一时期发生的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为研究的对象，集中于中国大城市的作家和作品；二是作为研究的观念，集中于文学主义的探讨和解释。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人民文艺进入日本，它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理解半个世纪进程中中国人的思想情绪、民族苦难，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为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毋庸讳言，这一研究，包含有促进日本在战后反省的意义。这是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日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们，在日本中国学领域中建立起来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不管这些研究家后来各自走了什么道路，本书记录了当时他们研究的业绩，在日本中国学史上，总是一个杰出的存在。事实上，不少日本人，因为接受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文艺的影响，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当今日本中国学界卓具声望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不少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不仅曾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所接触，而且其中不乏热烈的研究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逐步地登上了日本一些著名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讲坛，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逐步造就了如竹内实教授、丸山升教授等一批著名的学者。本书以充实的内容，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存绩。

第三个时期是中国人民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日本许多中国学家，为中国在经历了几度曲折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以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而感到欣慰。中国当代文坛在新的历史时期，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广泛性与艺术性的多样性方面，都使日本研究家感兴趣，从而使日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若以1988年10月1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公布的会员数为例，共有研究家354位，其中当然有不少非文学研究家，但文学研究家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这可能是除中国本土之外，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的队伍了。一些具备了条件的大学，正在陆续开设中文系。新建立的中文系，几乎都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日本学者正以自己辛勤的努力，培养下一代的研究者。

本书是一部目录学著作，它以编目的特殊方式，记录了近代日本中国学领域中现代与当代文学研究70年的成果，细而不漏。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我们国内，编纂这样的目录还是第一次。它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这一专题的翔实可靠的目录查询，而且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研读，实在是一部实用性与学术性兼备的著作。

本书编译者孙立川先生和王顺洪先生，是两位在日本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孙立川先生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1984年攻读于大阪外国语大学，师事日本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相浦杲教授，1985年考入国立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目前正在专修后期课程。王顺洪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1984-1988年，在我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担任教育领事，公务繁忙之余，始终留意于学术研究与资料整理。1989年担任了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研究员，继续自己的专题研究。他们两位在日本复杂的社会条件下，辛勤耕耘，前后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在相浦杲教授指导下，编译成册。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好意，付梓出版，以飨读者。

我比两位编译者虚长数岁，他们客气地请我为本书作序，实在是不敢当的。唯我是他们两位辛勤劳苦编译本书的目睹者——1985年，我在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日本学客座教授，与他们两位接触颇多。我和孙先生在同在京都大学，王先生又常常在星期日的休息中，驾车从大阪赶来，商讨编书诸事，草拟大纲等。他们虽居繁华社会，却专心于学术。回忆及此，我内心为之感动，故不揣鄙陋，以这篇小文表示我对本书编译者些微的敬意。如果读者使用本书，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查询或研读的目的，那么，我和编译者一样，感到欣慰。

严绍璗

1989年秋冬时任日本佛教大文学部客座教授

撰写于京都紫野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