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国家构建的“地方性”研究（代序二）

我与东航兄因研究旨趣以及在厦门大学的求学经历而相识，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南北相隔，我们见面很少，但每当他有一些新的研究想法或者田野调查的新发现，总会与我分享。每当我在研究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他也会古道热肠地施以援手。我从这种学术交往中收益颇多，也契合了孔子“友多闻”的教诲。

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处于复杂深刻的变革过程之中，由此形成的政治学风格是高度探索性的。如今，中国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上，学界形成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方法论更是推陈出新。国家构建理论就是其中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分析力的分析框架之一。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建立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和可持续的国家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达程度的核心标准。这种认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提出，变得更有可比较性，中国的国家构建可以被置于世界性国家构建坐标中加以审视，回避了一些无谓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争。二是国家构建理论较好地将过程结构与能动者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分析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国家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涉及政党、政府、社会、市场等能动者，包括官僚体制建设、国家能力建设、国家合法性建设等内容。通过对国家构建内容和主体的分析，提升了整个分析框架的包容性和整体性。三是国家构建理论具有分析的层次性，可以被运用于不同层次的分析单位。这对于中国这样权力集中、行政多层的国家来说尤其容易操作。研究者可以根据掌握的资源和研究的兴趣选择不同层次的分析单位，从乡镇到县、市、省乃至中央部门。尽管这些分析单位各有特点，但由于都是国家体系的组成要素，因此能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以个体反映国家构建的基本共性。地方性研究不仅没有损害理论框架的普遍性，反而深化和检验了一般性分析判断，有助于实现地方知识积累向一般知识的转化。这样的研究才能确保多种分析的“百花齐放”与一般理论的“根深叶茂”。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是运用国家构建这个分析框架，以自己的家乡涞源县为分析对象完成的，是国内较早介绍和运用这个理论框架的论文之一。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我才与东航兄相识，并经常被他刨根究底地追问，不得不回顾写作时的思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国家构建理论的解释力和分析力，并将其运用到更多问题领域之中，产生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东航兄的这本《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源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本。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他积多年研究功力而完成的代表性成果。

东航兄选择福建晋江作为研究“场地”，大概是因为他对此地非常熟悉。他曾经向我描述当年在厦大读书时，骑着摩托车到晋江做调查，依靠同学关系收集了许多文献，访谈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员。后来我到那里调研的时候，他还把当地朋友介绍给我。凡是有过田野调查经验的学者都有过进入新的研究“场地”的经历，通常都会选择比较熟悉的地方，找包括同学在内的各种关系，以减少进入“场地”的时间成本，快速建立起信任。东航兄能自如地将晋江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清晰地描绘出来，并给予合理有力的分析解释，实在是得益于他多年来浸染于此地，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晋江地处东南沿海，有着强烈的闽南特色，近代以来的发展一直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晋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晋江与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尽管晋江作为对台前沿，国家的大规模建设投资不多，但因此保留了重视民间经济的优势。改革开放伊始，当地政府就对活跃的民间经商活动给予支持，因此创造了侨资启动、以民营经济为核心的“晋江经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可以说，晋江的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构建卓有绩效的典型。通过分析成功案例来解释国家构建进程，会有不同的发现，是有益的探索。

当然，每个地方案例都有其特点，这就是地方性。就国家构建来说，地方性既是其条件，也是其对象。在东航兄看来，晋江作为南方沿海城市的地方性，体现为宗族历史、商工文化和侨胞资源，它们是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能快速走上工商经济发展道路，创造出民营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地方性也是中国塑造现代国家构建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本书的分析而言，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采取长时段的定位，将发生在晋江的国家构建定位于近代以来，重点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分析更有历史纵深感，也能更有效地揭示出当代一些变化的历史源流。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尽管近代以来政治生活发生过多次重大断裂式变化，但是历史的传承依然绵延不断，“路径依赖”效应明显。将分析的时间尺度延伸得长一些，虽然增加了研究者的分析难度，但如果资料运用得当，会大大提升解释的力度。

二是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国家构建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形成较为稳定的格局，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现代国家构建才是有效和可持续的。本书分析了市场经济发展对政府职能完备和能力提高的影响，讨论了地方民间社会发展对政府—社会—企业关系之调整的影响。正是因为晋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才使东航兄能够更清晰地勾画出市场和社会力量对国家构建的塑造过程及其结果。这也是将经济发达地区选择作为研究“场地”的优势之处。

三是本书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比如，第七章对于合法性构建的研究，从地方合法性内容的变化出发，讨论了地方合法性与国家合法性的关系，分析了合法性的论证话语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不匹配性产生的后果。再如，第九章归纳了国家构建的本质——“政党领导国家”及其表现特征，并对国家构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颇有启发性和洞察力。

于我而言，阅读本书也是一个反思自己的过程。在杂乱世事中，要做一个合格的学者，就应该不忘初心，一心向学，不断深化研究，超越自己。在这方面，我还应该继续向东航兄学习请教。

是为序。

杨雪冬

2020年12月1日

于北京马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