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航速度”到“东航高度”（代序一）

本书作者是当今中国政治学界精力充沛、极具创造力且呈跨越式发展的中年学者。

东航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历史学专业，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任教。因为博士论文结论部分涉及政治学的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为了追求学术理想，东航从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厦门大学来到地处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做我的博士后，属于当时流行的“孔雀东南飞”的“逆行者”，而且是举家内迁。他来华中师范大学之后，在学术上很活跃，很快进入政治学领域。那时，我比较关注现代国家建构问题，因为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而对于这样一件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大事却缺乏理论方面的论证和阐释。我由此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理解这一决策，将取消农业税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当时，现代国家理论尚处于引进阶段，结合中国实际，还有大量理论与实际问题需要探讨。东航作为博士后，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价值，不仅自己积极研究，而且与我的博士生等共同探讨，并产出了多篇以现代国家建构为视角的论文。东航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便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缘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东航来到华中师范大学之后，理所当然要从事田野调查。他很投入，也很敏锐。在国家推进大规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他一马当先投入其中，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并产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得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研究报告上专门作出批示。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不到五年时间，东航由一个助教成为博士生导师，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可称为“东航速度”，这是他自身不断勤奋努力的结果。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青年学者在成长过程中就要像东航那样做到研究无止境，搞科研要力争站在高点、站在前沿，多联系、多思考。

2010年后，中国的政治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个方面是由一般的制度研究转向制度的历史根基，直接推动了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东航受过良好的历史学训练，之后转入政治学，具有将历史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的先在优势。他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如《复线性的成长：新中国国家建设的经验、特征与重大挑战——一项历史政治学的考察》等。

东航很早就关注地方性发展，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对福建南部一座县级市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博士后出站报告也具有政治学特点，将地方性发展置于现代国家建设中考察，并将“党领导国家”视为中国国家建构的本质特征。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直持续研究的成果，必将成为历史政治学研究的领先之作。

中国政治学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个方面是由早期的引进、介绍到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经验进行概括，建构自己的理论。在这方面，东航更是走在前列。2011年，他与孔繁斌教授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上发表《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一文，认为“高位推动—层级性治理—多属性治理”是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据我所知，这是政治学对于中国经验加以总结概括的领先之作，“高位推动”的概念更是广为流行。这一概念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特点，是对“中国之治”的重要表述。之后，东航在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方面一路前行，他与孔繁斌教授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上发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政治势能”这一概念之后也广为流行。他本人还提出了现代国家核心能动者——政党的“领导力系”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来自中国经验，是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和表达，对于中国政治学特别重要。概念是知识的最基本单位，具有规范性和可传播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功能便是创造概念。中国政治学要在世界学术之林有一席之地，产生国际影响，重要指标便是能否从经验中提升和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我很高兴东航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效，已开始形成“东航品牌”。

东航进入政治学领域已有20多年了，取得了很大进步。更重要的是，东航的学术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不仅要有“东航速度”，更要有“东航高度”。后者对于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学者而言更是难能可贵。期待东航在学术的天空上飞得更高！

徐勇

2021年7月12日

于武汉顿悟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