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只思想的狐狸（总序）

犹太裔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曾专门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区分了“狐狸型”和“刺猬型”这两种知识分子及其观念差异。

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碎片化的不同事物;但刺猬却能聚焦,把每个相关事物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因而,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伯林评价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以为是刺猬。

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感觉就像在说自己。

看起来每天在文献里披沙拣金,在书房里撰写论文,在研讨会上发表观点,已经貌似一个聚焦于专业研究领域的“刺猬型”学者,但实际上骨子里,自己仍然是一个渴望拓展知识边界,而不甘于在一个领域里皓首穷经的文人。

相比于刺猬,我更愿做一只思想的狐狸。

前段时间,看到刘瑜给她8年前的杂文集《送你一颗子弹》写的再版序,她说,写作,犹如佛教中的沙画,全神贯注地创作,然后再一把将其抹去。

速朽,正是创作的目的。

因而,她会与这类文字告别。在诸多身份之中,她最终放弃了那个文艺青年的身份,而选择了女教授的那个自我。

而我,则恰好相反。岁月渐逝,马齿徒增,我却越来越追求一种多元的人生。我坚信,所谓的精彩,就是让自己无法被归类。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

甚至,我有意在陈虎和陈少文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以让自己的生活,在理性和感性、学术和思想、严谨和灵动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某种意义上,正如沃居埃所言:我,是英国化学家的头脑与印度佛教徒灵魂的奇异结合。

我知道,这种性情,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我获得某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为一个在专业领域里有着公认建树的优秀学者。

但是,我更知道,每一次对外在标准样板拙劣的模仿,都会让自己面目全非。

我更像游牧民族,喜欢四处征战借以拓展知识的版图,而非安居一隅,不再渴望迁徙。

这中间的区分,非关能力,只涉性情。

而这部作品集,正是这种性情而非才华的产物。

承蒙知函兄错爱,倡议并鼓励我出版这套个人作品集,本应推脱,但想起早年阅读陶潜,看到武陵人离开桃花源后,带人复返,“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便颇觉遗憾。如今,能有机会记录下自己知识旅行中的点滴收获,作为路标以让来者欣然规往,不至我曾领略之浩瀚精妙之知识世界,竟无人问津。

这项工作应该也还不算毫无意义。念及于此,遂勉力承应。

写到这里,其实已与伯林最初区分刺猬狐狸之意,相去甚远。

在他看来,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因而,如学者张晓波所言,不是刺猬型的卢梭、黑格尔、谢林、马克思,而是狐狸型的维科、赫尔德、赫尔岑等人,成为这个世界多元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最好实践者,也成为对抗按照一元主义方案设计的极权社会的最好良药。

但其实细想,也没有偏题。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场域,想做一只思想的狐狸,都需要对抗一元体制的规训。我身处其中的学术,又岂能例外?

是为序。

2018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