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礼致义的结局

义本质上是一种天生的法则。人类文明产生后，这个法则出现问题了，那些聪明人、强有力的人开始破坏这个法则。有些人发现不按照仁义行事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比如抢别人的粮食、猎物，比自己劳动简单多了。不光抢东西，还要逼迫人家当奴隶，让他们专门给自己种粮食、打猎物，自己享受就行。于是出现了杀戮和掠夺，那些相对聪明、武力较强的人占了上风，出现了弱肉强食。于是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开始思考，并试图改变。比如，老子、庄子的主张就是把人的意识或者说显意识给打回去，让人这个物种回到豹子那样主要靠潜意识调节的社会里去，社会就和谐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道德经》）不仁，是说天地、圣贤是公平的，不刻意对谁好，也不刻意对谁不好，大家按照本来面目生存。孔子与老庄不同，他主张“复礼”，把潜意识和显意识都显意识化，统统捋出来，用一套叫“礼”的东

克己复礼

“禮”（礼的繁体字）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豊”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尚书·盘庚中》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礼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用示字旁，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礼，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这是从时代的积累所传递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故有所谓夏礼、殷礼、周礼。夏礼、殷礼都已文献无征，从流传下来的蛛丝马迹看，殷礼似乎比较野蛮，因为人牲也是殷礼组成部分，有人考证说纣王“酒池肉林”的“肉林”应该是挂在高处、自助餐式的大量人肉脯或烧烤人腿，并且有拿儿子的肉做成肉饼给老子吃的确切证据，而周礼即便以今天的价值观和伦理来看，仍然闪烁着人类文明之光，所以，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

周礼应该说肇始于文王，大成于周公。孔子特别崇拜周公，以久“不复梦见周公”为他衰老的征候而叹息。孔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张是“克己复礼”，简单来说就是克制个人欲望，恢复周礼。为什么主张“复礼”呢？按照孔子的学说，上至伏羲黄帝，中到尧舜禹，近至文王周公，礼曾经被实践过并取得过辉煌成就。到孔子所生活的年代，天下开始乱了，他认为应该恢复这套体系。而这套体系最后集大成者、还能够找得到“复印件”的就是周礼。平王东迁、周失其礼—说是东迁，其实就是落荒而逃，把庞大的文件体系搞丢了，到了东都洛邑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求诸于鲁。鲁国是周礼总设计师和文件总纂者周公的封地，他的后代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周礼程序和标准，于是又去“复制粘贴”回来。

礼本质上就是用来承载义的，或者说表达义、规范义、推广义的。比如我们认为应该对人尊敬，而且对不同的人需要尊敬的程度不同，可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问题，怎么来表达不同程度的尊敬呢？于是有了相应的礼，从拱手礼到三跪九叩大礼，每一种礼仪对应的尊重程度不同。也就是说要把潜意识和显意识认为合情合理的东西都明确表达出来，并且流程清晰、标准明确，辅之以音乐、舞蹈、器材、服饰等，那真的是一项浩繁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后世有专门关于礼的著作《礼记》，《礼记》四十六篇，记载礼仪条文的有《曲礼》《檀弓》《玉藻》《丧服小记》等十篇，记载部分政令和制度的有《王制》《月令》《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而解释礼背后所承载的义的，占了绝大多数篇幅，有三十二篇。

比如《冠义》讲冠礼，也就是现在说的成人礼，各种步骤、服饰要求等，只占了很少的篇幅，而更多的是在阐述人为什么要行冠礼、行冠礼的意义、成人应该有哪些思想上的变化等。《冠义》第一段：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这一段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礼义，礼义应该从举止得体、态度端庄、言谈恭顺开始，而这些都需要以冠礼之后的服装齐备为基础，这才能说是成人，所以古之圣王都非常重视冠礼。通过冠礼提醒他们已经成人了，就要真正做到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担起国家重任。所以礼最重要的是背后的义，而不是礼本身。

每一种行为都有显性的礼作为规定，把我们的潜意识充分调动和表达出来，这种设想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也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仅仅是说我们礼仪多，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我们有行为规范、有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基础，以及有遵从礼节、

假如能完全按照这种以礼致义的设想办，想来社会应该会是美好祥和的乌托邦。而孔子所生活的年代“礼崩乐坏”，礼乐制度都崩了，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通过恢复周礼解决社会混乱、道德沦丧的问题。《礼运》“大同篇”，讲孔子对礼制社会想要达到结果的憧憬：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制社会的发展有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小康”与我们现在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点区别，那就是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指标，孔子全然没提到物质丰富，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和精神文明。按照孔子的观念，小康就是用礼来约束、规范社会以做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互相礼让。而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为公，根本不会只考虑自己，义自然在心中，也就不需要外在的礼去约束。

形式主义害死人

周礼相传都是周公所制，其实孔子及其弟子门徒好像杜撰补充了不少。孔子生活的时代比周公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田制、器制、军制、官制……都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礼也在随之变化。孔子所制定的礼乐，较周公之礼，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在内涵上也还没有偏离致义的本质。《论语·八佾》中第一段就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什么行为让孔子忍无可忍了呢？就是“八佾舞于庭”这件事。“佾”是一种乐舞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八列，总共六十四个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按照当时的地位划分，季氏是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僭越”，孔子对季氏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这说明孔子非常重视礼的形式。为什么僭越会被孔子认为不能忍？形式和内容是有联系的，季氏僭越，意味着他不尊重周天子，而不尊重周天子，就可能有反叛之心，势必引起争端。

孔子在重视形式的同时，也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礼背后的仁义，比如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一个不仁的人，是不可能懂真正的礼乐的。但是礼发展到后来，有形式大于内容的趋势，形式越来越烦琐，而人们对于内涵的关注反而越来越少了。所以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与其奢靡，不如节俭。办丧事与其总在形式上下功夫改变，不如有内心真正的悲伤。“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 先进》）野人就是农夫，他们所行的礼乐虽然非常朴素，但是贵在真诚。士大夫反而会让礼流于形式，所以后来孔子感叹“礼失而求诸野”，上层人士每天礼仪很多，其实已经礼乐崩坏，要到乡野之中寻找礼最本质的东西。

越往后走，礼制便越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因为需要规定的领域越来越多，细节也越来越多。隋朝开始实行“三省六部”体制，“六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就是“礼部”。礼是用来致义的，为了达到义的目的来制定出礼，而后来礼渐渐异化了，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义，而变成了越来越

山东，特别是春秋时鲁国国都所在的地区，如果各位沉下心去走一走，会发现周礼的深刻烙印，礼多得令人咋舌。我在山东上学工作二十多年，其中七年是在那个地区度过，对此深有体会。那地方规矩多，比如喝酒，酒桌上的规矩我用了十几年时间也还没有完全掌握，现在让我去那里看同学朋友，组个正规的酒局，心里还是感到有压力，位置、次序、数量、宾客比例、辞语、姿势无不讲究！再比如丧仪，本来丧仪是为了寄托哀思，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和哀悼，结果演变成极其复杂的形式，去乡下参加葬礼，连谁带头哭、怎么哭、哭几声都规定好了，和演戏娱乐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还哀痛什么？形式主义统领一切。

以礼治世的结果

以礼来治世，从个人修身、人的改造的角度讲，其实有四种结果：

第一种，圣人君子。

极少部分人，遵从礼的规范，表里如一，用礼来修养自身。《论语·雍也》中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博文约礼”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用礼来约束自己，克制个人欲望，做到仁义，这样的人就成了圣人君子。

《礼记》中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绝大多数老百姓接触不到《礼记》中所讲的礼仪，所以绝大多数人其实没有真正受到礼的影响，这些人还处于原生状态，可以叫作“依然禽兽”—还是跟那只豹子一样，按照本真活着。

第三种，衣冠禽兽。

还有少部分人，把表里分得很清楚，礼的形式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是遵守了礼的形式，穿上了文明的外衣，骨子里面还是那只豹子，所以唐突点说，这叫作“衣冠禽兽”—披上衣服了里面还是禽兽。

第四种，禽兽不如。

还有那更聪明的一类人，不仅能分清表里，而且能看透世人对礼的看法。他们嘴上说得越来越好听，办的事情实际上连那只豹子都不如—明抢暗夺脸都不带红的，善于并惯于用礼的外表来掩盖内心，此所谓欺世盗名。表面上对谁都好，背后给别人穿小鞋、使阴招，“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随着礼成了一种表演，其内核仁义沦为附庸，繁文缛节越来越多，衣冠禽兽和禽兽不如的人却好像更多了。客观上讲，我们需要承认礼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否则，它的生命力也不会延续到今天。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相当程度上与周礼有关。但是完全靠以礼来致义，是难以克制人的私欲的，孔子的主张在“复礼”前面还有两个字“克己”—克己复礼，能够真正做到“克己”的，又有几人？！平王东迁后，礼的形制虽然复了，实质却不再能够挽回，诸侯开始违礼、无礼、非礼，最终走到了礼崩乐坏的那一步，而后由上至下一层层崩坏下去。以礼致义出了问题，于是另外一种主张得以大行其道，那就是“依法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