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斯坦西尔的追寻：空间与帝国秩序
赫伯特·斯坦西尔对V的追查这部分由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时间的六个故事组成，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代号为V的神秘女人出现，它们分别嵌入第一层故事的各个章节之间。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对于这部分故事的看法有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小说通过展现V的一生来象征走向衰亡的世界。如戴维·科沃特认为品钦在这部分故事里表达了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没有任何目的，历史的方向是虚无，而斯坦西尔是艺术家的化身，通过追寻的行动来赋予这个混乱世界以意义。[136]而且在这类研究中，以学者德怀特·埃丁斯和朱迪斯·钱伯斯为代表的神话批评的视角尤为突出。第二类研究认为品钦使用了元小说的手法描写斯坦西尔的妄想症，以此嘲讽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如德博拉·L.马德森认为V代表了带有价值倾向的对现实的阐释行为。[137]阿兰·W.布朗利分析了V一生的变化，认为V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品钦鼓励读者做多种解读等。[138]肖恩·史密斯认为斯坦西尔企图用V来编织一个有序的世界却遭遇失败，这是对人企图强加给丰富世界以统一意义的讽刺。[139]
这两类研究其实关注的都是如何理解V的含义以及斯坦西尔对V的解读的问题。第一类在本质上是从时间性叙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六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地点依次为1898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和开罗、189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1913年的法国巴黎、1919年的马耳他瓦莱塔、1922年的德属西南非（大致为今纳米比亚）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耳他。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排列出一个女人V从18岁到其死亡经历的变化，这是一个女人走向堕落的过程：维多利亚·雷恩从单纯的少女到为达到各种目的同多个男人发生关系，再到性变态行为；从信仰天主教到参加黑弥撒，最后变成坏神父（Bad Priest）宣扬无生命物的永存；从普通少女变成与法西斯分子结交并成为间谍；她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也逐渐地变成机器零件及各种物质（金属、宝石、塑料等）的组合。前述神话批评视角的研究大多也是集中于这一点，详细阐释了这个非人化的过程。如德怀特·埃丁斯用诺斯替主义来解释这一过程，认为该过程揭示了作者想要传达的宗教寓意，说明V是圣处女的反面形象，她象征非人化的历史和走向“阴险的控制系统”的世界。[140]朱迪斯·钱伯斯则认为V是伤残的白女神的化身，品钦通过引用这个神话，来展现世界的衰亡是从母系文化堕落为父权文化的过程。[141]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故事在小说中并非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出现的，[142]而且各个故事除了都有V出现外，讲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件，没有情节上的因果关系，V甚至都不能算是故事的主角。而即便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V的堕落一生的时间线索，小说的呈现方式实际上突出的是其不确定性：V在每个故事里以不同的形象和身份出现，斯坦西尔和读者很难把这些不同身份最终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它们并没有一个内在不变的核心作为参照。我们之所以在这些变形中还能确认是这个人，只不过是借助某些外部的细节特征，如V头上佩戴的头饰。这样一来，时间其实是断裂的。[143]
仔细观察会发现，空间而不是时间在这部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故事发生的地点已经不仅仅是提供人物活动的场所，或是为表现历史的逼真性搭建起来的场景，而是决定故事意义的主导因素。尽管第二类研究认为小说质疑了这一时间性叙事的有效性，但却没有进一步从空间的角度探讨此部分情节的意义，而是集中在有关阐释问题的形而上学式探讨上。赫伯特·斯坦西尔开始关注V纯属偶然，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只因看到在其父亲西德尼·斯坦西尔写于1899年佛罗伦萨的一则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隐藏在V的背后和内里的东西超出我们任何人的猜想。不是谁，而是什么：她是什么。但愿上帝保佑永远不会有人要求我在这里或任何官方报告中写出答案。”（V.43）于是斯坦西尔就此告别曾经懒散无目的的生活，转而投入找寻V的活动中。在这个过程里，他收集了各种关于V的资料，如官方记录、文献档案、证物、日记及一些目击证人的讲述，等等。然后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与判断，建构出了这些故事并讲给牙医艾根瓦吕，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者再叙述他所讲的故事。
正如研究者们看到的，这是典型的元小说的手法，小说有意地问题化历史再现的客观性、中立性、非个性和透明性。在小说里斯坦西尔对V的思考和心理活动都被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我们像约翰·达格代尔[144]那样把这些段落一一列出，便可看到斯坦西尔的妄想症越来越严重：“学术性的探索”（V.50）；“世纪的大阴谋”（V.210）；“最终的没有名称的阴谋”（V.210）；“某种可怕的东西”（V.362）；“事情似乎被安排成一种不祥的逻辑”（V.423）。但是，问题化并不等于否认过去和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当作是斯坦西尔的妄想症的症状，便不再去做深究。[145]这样一来既无法深入考察这六个故事的历史政治内涵，也无法揭示小说解构时间性叙事的根本原因。
这六个故事涉及的真实历史事件包括：1898年法绍达事件（英法争夺非洲殖民地）；1899年英国与委内瑞拉关于英属圭亚那殖民地的争端；1919年马耳他人民为争取独立爆发的六月骚乱（June Disturbance）；1922年福帕尔的围困宴会所竭力重现的1904年，那一年德国将军冯·特罗塔（Von Trotha）率领军队对西南非土著赫雷罗人（Hereros）进行了种族灭绝。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故事都与欧洲各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有关，而故事里的各种人物的活动及反复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空间意象，如旅游业（tourism）、局势（the situation）、维苏（Vheissu）、温室（hothouse）与街道（street）等，只有从殖民地空间的角度去分析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146]这些故事超出了倒叙、插叙等仍然以时间为中心的叙事学概念的范围，它们在情节上的因果关系被空间关系所取代，这一设计的目的是质疑传统编年史、历史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目的论、因果律和连续性，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占领殖民地的高潮阶段，西方各国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殖民地尤其是非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小说这部分情节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对这一历史背景的折射。在该故事里，英国间谍波彭泰因和古德费洛与德国间谍邦戈-沙夫茨伯里和莱普西厄斯有这样一段对话[147]：
J.凯丽·格兰特因为看到“干净”和“不纯”两个词，认为这是纳粹思想的先兆，而“肮脏的南方”则是指纳粹的种族优劣论[148]。这一解释没有考虑故事里的殖民地争夺背景。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统一之后于1884年成立了殖民学会，开始加入开拓殖民地的行列，但是这时世界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英法瓜分完，德国自然对别国的殖民地垂涎三分。因此，“肮脏的南方”指非洲被其他国家占领的殖民地尤其是非洲的南部地区，并且也透露出德国想要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沿着尼罗河向南走”即暗指德国与英国在西非和南非的殖民地争夺。“原始的一尘不染”及“文明”是古德费洛以英帝国的文明殖民方式鄙视德国的落后和手段粗暴。莱普西厄斯的话意指德国将使用武力来夺取别国的殖民地，用武力解决一切。
发生在埃及的第一个故事是改编自品钦写于早期的一个短篇小说《玫瑰花下》（“Under the Rose”）[149]。在这个短篇里，第三人称叙述者采用了波彭泰因的眼光。而这个故事到了《V.》里，则被改成了八个片段，且前七个片段采用七个不同旁观者的眼光，最后一个片段采用摄像机式眼光。这些改动能够达到更好地批判殖民主义的效果。如果只是呈现波彭泰因的意识，读者会比较容易认同波彭泰因的立场[150]；而在旁观者的眼光里，无论是英国间谍还是德国间谍，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敌我、正义/邪恶之分，双方是被平等地呈现给读者的，他们都是殖民者。在最后一个片段里，波彭泰因被邦戈-沙夫茨伯里开枪打死，这个片段的叙述使用了摄像机式眼光，并去除了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只有动作的客观记录，巧妙地呼应了第一个片段里的一段叙述者的评价——“在那个时刻倘若能做一个预言的话，那就是这两个人是一定可以被替代的，就如欧洲这棋盘上任何地方的次要棋子一样。”（V.54）这说明这些间谍只是帝国计划里的棋子。同时，它也再次强调了这些争夺殖民地的活动都不是正义的。
由于对殖民地的争夺，欧洲各国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最优势的地位，防止别国领先，它们常常既公开对抗，又互相结盟互相牵制。[151]在第一个故事里，英国与法国为了争夺尼罗河流域，双方军队在苏丹的法绍达对峙，英国为了遏制法国，暂时同意大利、德国及奥匈帝国交好，于是维多利亚一家人便出现在奥匈使馆。但是这并不表明英国同这些国家就没有争斗，否则就不会有邦戈-沙夫茨伯里企图暗杀英国领事克罗默勋爵（Lord Chromer）。[152]而第二个故事里的意大利间谍费兰特之所以编笑话嘲笑英国间谍，也是因为英国只是暂时与意大利交好，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也有冲突。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四国同盟”（V.179），这只是对英国的讽刺。
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英国使馆外交官西德尼·斯坦西尔时常陷入对“局势”的思考中。他对此有着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看法：“任何局势都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局势只存在于那些碰巧在任一特定时刻在场的人们的头脑中。……”（V.174）如果只是孤立地分析这段话，它是在说没有脱离人的意识存在的唯一的真实，所谓的客观真理其实打上了个人主观意识的烙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建构出不一样的世界。此处小说仿佛是在进行认识论的探讨，然而西德尼·斯坦西尔做这样的思考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在第二个故事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被塑造成了福柯所说的差异空间（heterotopia）[153]，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聚合在这个空间里，包括意大利的秘密警察、英国使馆、委内瑞拉使馆、策划委内瑞拉侨民暴动的南美加乌乔人、盗取名画的曼蒂萨、带着维苏秘密的老戈多尔芬等，他们互相猜疑提防，为各自的利益争斗。这里之所以设置英国使馆，是为了影射英国想要拉拢意大利来对付法国和德国；设置委内瑞拉使馆缘于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交界处发现的金矿致使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争端，而且委内瑞拉国内发生了由Jose Manuel Hernandez领导的革命，为的是反抗Joaguin Crespo政府操纵扶植的傀儡政权。
故事里的人物对密码和阴谋极度敏感。老戈多尔芬口中的维苏本来只是他个人对殖民经历的思考，结果在委内瑞拉使馆的萨拉扎和拉东的眼里成了委内瑞拉的代号。在英国使馆人员的眼里，维苏是殖民地企图发动对宗主国战争的阴谋代码，接着英国又将它解码成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在火山下面有通往世界各地的秘密通道，殖民地人民将利用通道来向欧洲各国开战。老戈多尔芬也因此被跟踪。[154]不难理解，作为外交官的西德尼·斯坦西尔在执行任务时不得不考虑各种因素。这在最后一个故事里有明显的体现：西德尼·斯坦西尔对马耳他的局势做了分析，把各个阶层及势力的立场和目的一一列举出来：穷人、政府职员、商人、布尔什维主义者、反殖民主义极端分子、米济主义者、教会。当卡拉来恳求西德尼·斯坦西尔不要再让她的丈夫为他提供情报时，他想到：
德怀特·埃丁斯对这段思考作了过度阐释，他认为这段话说明作者想要揭示世界已经变得失去人的控制。[155]其实，这只是一个多年从事外交和间谍事业的人的敏感心理。而且西德尼·斯坦西尔并不真的在意每个人的想法，他之所以对每个人的大脑产生近乎强迫症的关注[156]，是因为局势需要他密切注视各种可能对英帝国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这些故事里时间的概念被淡化，情节的因果链条也被淡化，而突出的是空间上的并存。殖民地的历史正是一种围绕宗主国和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划分的历史，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与地理空间紧密相连的空间经验，而这种空间并存揭示的正是福柯论述的空间所体现的权力关系。[157]
维苏是这部小说第一条情节线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空间意象，以往研究由于主要关注的是这条情节线包含的六个故事的时间性线索，因此对其含义做了否定性的阐释，它们从神话批评的角度将它解读为世界堕落衰败的象征，把它看作反乌托邦性质的空间，如德博拉·L.马德森通过分析维苏与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的相同之处，来说明维苏的地狱本质。[158]然而，笔者认为对维苏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空间意象的理解，需要与小说审视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帝国秩序相联系。实际上它揭示的是帝国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其反乌托邦性质实则是殖民主义的体现，服务于帝国空间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根据老戈多尔芬对维苏的描述，它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变换的色彩和形状：
从表面上看，维苏只不过是老戈多尔芬杜撰的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是老戈多尔芬的殖民地经历的浓缩，是殖民地的象征，其不断变幻的色彩和形状背后隐藏着殖民地的历史和政治。
首先，我们需要结合小说对争夺殖民地的呈现，以及老戈多尔芬的身份，来考察维苏的含义。第二个故事给出的信息告诉我们，老戈多尔芬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其地理探险活动为英国开拓殖民地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从维多利亚·雷恩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她从报纸上读到过对他的报道，还称赞他的事迹是“勇敢的事”（V.154）。对殖民地的开拓首先需探险家进行地理探察，将陌生国度的地形、地貌绘制成地图，记录沿途居民状况。因此，作为空间再现的地图与占领殖民地密切相关——“在地图上原先只是空白的地方画上等高线、深度标记、交叉阴影线和色彩。一切为了大英帝国。”（V.156）
这些故事常提到欧洲的游客，他们的身影成了故事的背景，在各个地方时时闪现。在帝国人民的空间想象中，殖民地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159]，只能是宗主国的海外市场、原材料产地、军事基地及提供异国情调体验的旅行地。这些游客拿着贝德克尔（Baedeker）的旅行指南[160]，其空间活动的范围及对殖民地空间的认识仅限于旅行指南上标出的地方：旅馆、餐馆、名胜等。在他们的眼里，就连这个空间里的人也都是旅行空间里的“自动装置”（V.59）。之前论述里指出第一个故事的前七个片段采用了七个旁观者的眼光，这七个人包括咖啡店侍者、旅馆杂役、火车列车员、马车车夫、马戏团演员、酒馆女招待等，他们全部都靠欧洲游客为生，大都从事服务行业。况且，间谍们为了隐蔽，行动的路线也经常同普通游客一样。《V.》对《玫瑰花下》的视角所做的改动，其效果一方面是通过采用外聚焦的办法，使得旅游空间的问题突显出来，即可以通过这些旁观者来嘲讽欧洲游客：“这里有一个并非刻意统一意见的大玩笑：贝德克尔旅行世界的访问者们不知道，这里的永久居住者实际上是伪装的真人。……塑像会说话，有些政府大楼会发疯，清真寺会谈情说爱。”（V.66）另一方面，往常被欧洲游客视作自动装置的殖民地人民的内心世界，通过旁观者的眼光呈现给读者：沃尔德泰喜欢琢磨宗教问题并深爱自己的家人；尤素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哲布勒伊尔痛恨那些欧洲人，他们只光顾那些体面的地方，为旅游建造的城市就像夺走他的家园的沙漠。因此，从帝国秩序的空间再现这个层面来看，维苏指的是由各种颜色组成的地图，它象征被纳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世界。不仅各国的地图不同，而且由于激烈的争夺，地图上的地域界限不断变化，统治的宗主国也不断更替，所以其颜色和形状都在变化。
其次，维苏代表了由帝国空间秩序所决定的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第二个故事里福帕尔对蒙多根讲述了德国统辖西南非期间的经历。在福帕尔家乡的教堂里有一幅死神之舞（the Dance of Death）的壁画，死神拿着镰刀，后面跟着一个个死去的人。1904年福帕尔曾和其他的德国士兵押送一队黑人土著，他们便把这个队伍同死神之舞联系在了一起：“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共有的那种联想足够给予那不受欢迎的差事一种仪式上的气氛。”（V.243）德怀特·埃丁斯认为教堂里的死神之舞原本是一种道德的警戒，而德国士兵眼里的死神之舞已经“颠覆了这个象征，使死亡变成了宗教的最终动因”[161]。但德怀特·埃丁斯没有进一步分析这其中隐含的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福帕尔在鞭打一个土著时说道：
而他的战友弗莱施把被押送的一个黑人打死之后，内心感到的是“平静”（V.245），从前那种纯粹为了完成上级命令的枯燥感消失了：
开拓和占领殖民地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需要征召士兵，大批的人远离家乡到遥远陌生的国度，去适应严酷的气候、险恶的环境和陌生的语言，还要随时面临疾病与死亡。帝国主义的政策，如果只是“官方语言”和“部队命令”，而不能从精神上深入人心，使之成为个人的情感结构和心理机制，那么它便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并且成功地实现一个个目标。萨义德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都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162]死神之舞、像耶稣一样的冯·特罗塔将军、毁灭者与被毁灭者，这一系列的意象与理念就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它们为殖民者对土著进行统治、镇压和杀戮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在这种观念体系中，殖民者属于文明、先进的优等民族，殖民地的土著是野蛮、未开化的低等种族。殖民者对土著具有教化、启蒙、保护和管理的义务。一旦土著反抗，就是野蛮对文明的威胁，殖民者就成为正义的化身与黑暗力量战斗，像上帝般惩罚邪恶。对土著的屠杀甚至还有仁慈的味道，在士兵们看来，这免除了黑人们受罚的痛苦。从古德费洛的文明手段和维多利亚·雷恩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宗教想象——“上帝戴着一顶宽边软毡帽与土著撒旦进行战斗”（V.61）——可以看出，这种殖民主义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深入的程度。
虽然殖民者总是试图把帝国的秩序强加给被殖民者，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定义被殖民者，但是殖民地的现实总是要冲破殖民者的秩序。老戈多尔芬说一开始维苏的色彩深深吸引了他，但逐渐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扰乱了他的内心：
老戈多尔芬把维苏比作一个土著女人，这个比喻既意味着神秘的诱惑，也有恐惧、邪恶、黑暗的含义。这种既吸引又排斥的心理其实是殖民者征服殖民地的心态的两面。首先，霍米·巴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殖民地不仅是宗主国的资本输出市场，而且是殖民者释放力比多的地方。[163]第三个故事里的德国士兵对黑人土著女人的所作所为便是一个例证。因而老戈多尔芬对维苏的色彩的迷恋带有色情的意味。其次，他想要剥掉黑女人的皮肤，说明他试图以欧洲文化的价值观去审视殖民地，然而土著的文化风俗终究是一种陌生的异己的存在，是与文明相对立的野蛮的文化。因此，殖民者不仅想要从地理上占领殖民地，还要把这个野蛮的空间改造成符合殖民者的价值标准的地方，从精神上对土著进行规训，使土著从心理上认同殖民主义而甘愿成为帝国的属民。维苏变幻的色彩与形状的另一层含义便是指殖民者眼中难以驯服的土著和他们的野蛮文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因此，如果像德博拉·L.马德森那样把维苏看成是地狱的象征，就是采用了殖民主义的眼光。
进而，维苏也代表着殖民主义的幻灭。福柯在其《其他空间》一文中探讨了乌托邦空间（utopia）与差异空间（heterotopia，也有译者译作“异托邦”）。他指出殖民地扮演了补偿性差异空间（heterotopias of compensation）的角色，即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杂乱无章的和无序堆砌的”[164]。例如，17世纪英国在美洲建立的清教徒社会。在《V.》里，福帕尔与老戈多尔芬在非洲的经历正反映了殖民者对这种补偿性差异空间的幻想及幻想的破灭。举行围困宴会[165]的福帕尔的庄园，正是他所建构的补偿性差异空间。德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其海外殖民地，福帕尔于是在自己的庄园重建了一个幻想的德意志帝国空间。他的客人来自欧洲各国，他让他们都穿上1904年的服装，以此将世界纳入德国的帝国秩序中。老戈多尔芬对英帝国的殖民活动产生了怀疑，因为这里没有他所想象的拥有世上其他人所不知悉的秘密的大祭司，没有万应良药，没有医治人类疾苦的百宝灵丹。如福帕尔一样的年轻士兵也很失望，因为没有英雄主义的实现和战斗的荣耀。只有堆积起来的黑人的尸体和占领后繁重的建造工作。然而，这种幻灭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老戈多尔芬在苏丹参加过戈登将军对马赫迪起义的镇压，但他在对维多利亚·雷恩讲起这段经历时说：“我在东方战役中见到过一些兽行，但那些完全无法跟这儿相比……马赫迪对那个城市的所作所为，对戈登将军和他的部下的所作所为。”（V.156）老戈多尔芬所领悟到的维苏是“一个毁灭的梦”（V.190），并不是说他已经看清了殖民的罪恶，而是把原因归咎于殖民地人民。他所说的所有这些殖民地活动是一种“疯狂”（V.154），意思并不是说殖民者自己已经失去人性，而是认为作为文明国度的“我们”想要使“他们”这些野蛮人开化是种妄想，野蛮的土著无可救药，“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以免受到野蛮的影响和伤害。
同理，福帕尔对土著女孩萨拉的情感也并不表示福帕尔开始承认土著人的人性。萨拉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因为她“没有其他黑人妇女身上见到的那种兽性”（V.252）。所以福帕尔才对她另眼看待，但这并不是说福帕尔就完全肯定萨拉的人性，她只是“他所拥有的最接近于妻子的东西（thing）”（V.253）。而对于萨拉的死，福帕尔想到的不是他和那些德国兵对这些土著人所造成的残酷伤害，而是自己。虽然他痛苦地意识到同伴们对萨拉野兽般的行径是一个寓言：“此事可能说明了，胃口的发展或欲望的进化，都是朝着他想起来就不愉快的方向行进”（V.254）。但接下来他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思想暴露出他把罪责转移到了土著人身上：
在他的思考中，殖民者成了殖民地的受害者，而土著女人如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样——太阳、海滩、碱化的土地、鬣狗——是人性的敌人，使得殖民者失去了人性。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野蛮吞灭了欧洲文明。如果福帕尔真的醒悟到是殖民者自己使自己丧失人性，就不会在自己的庄园里力图重现1904年，也不会重新穿起当年的军装亲吻冯·特罗塔将军的画像，更不会对几个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力的邦德人（Bondels）动用飞机轰炸。这些说明福帕尔和他的客人们把对土著人的恐惧与怨愤都发泄到了土著人身上，以此来逃避审视自己。
殖民主义的幻灭也体现在以殖民宗主国为中心的线性历史观上。最后一个故事，便是用西德尼·斯坦西尔的眼光来揭示英帝国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在西德尼·斯坦西尔的眼里，历史是一个世界走向混乱衰败的过程：
这些想法固然有他个人步入老年对世事变迁的感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发的悲观情绪。但和老戈多尔芬一样，他也对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地位抱有怀旧之情。因为他所谓的圣父统治的秩序是帝国主义的秩序，所以国内的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在他看来就是“末日灾难”。西德尼·斯坦西尔的线性历史含有以殖民宗主国为中心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秩序的成分，而小说打破线性叙事便是为了质疑这种历史叙事。同样，赫伯特·斯坦西尔没有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领悟，仍旧拒绝面对V的死亡而继续追查。一方面是因为这使得他的生活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按照线性模式来整合有关V的信息，用V的堕落神话来象征殖民者眼中的世界末日，这种思维方式就反映了殖民者对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的认同，及对其崩溃的哀悼。因此，评论者们通过分析V的堕落过程来证明世界的熵化，也就是在无意中站在了殖民主义的角度看问题。
综上所述，维苏既是帝国主义秩序的版图，又是殖民者的各种幻想，也是殖民地无数真实具体的事物、景象和事件重叠交织在一起的画面。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片段汇聚成了维苏。斯坦西尔所追寻的秩序只是给世界造成毁灭性危害的殖民主义的帝国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