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后，郫县形成的激烈的竞争氛围，与毛泽东主席视察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似乎有极大关系。1958年3月16日下午6时，毛泽东主席到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毛主席不仅走进了社员的家里，还询问了社员的生活情况与生猪养殖情况，并与社员亲切地拉家常。国家最高领导人到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农庄来，对从来没有见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当地农民的心理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干部与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1958年9月，崇宁县灵圣乡和万寿乡各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11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消崇宁县，划归郫县。两县合并后，万寿、灵圣两乡合并，成立了郫县先锋人民公社。此后，战旗所在区域一直属于先锋人民公社金星大队的一部分，直到1965年从金星大队分出。

合并后的先锋人民公社，共有农户3524户、人口14 517人、田27 865.79亩、土1738亩，分为先锋、联合、先进、曙光、火花、金星、黎明、鸣凤共8个大队。其中，先锋大队和金星大队分别是由上文提到的先锋高级社和金星高级社直接转变成的。先锋人民公社成立后，集体所有的机械类资产仅有拖拉机11台，播种机3台，没有插秧机、收割机、平整土地的推土机等机械，要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替代资本。先锋人民公社为了进一步平整土地，提高产量，成立了土地平整委员会，计划把“高土削平，矮田填高”，为了方便机耕，土地要尽量做到“连片化”。[54]为进一步促进农业增产而支援工业建设，中共中央必须继续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中共中央在发表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的同时，也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认为，虽然农民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被大大削弱，但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保证1959年夏季和全年的更大丰收，针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入如何分配的问题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了鸣放辩论，认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必要的”。指示进一步要求，“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55]

一些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制度产生怀疑情绪，可见农民的双重性在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充分体现，尤其是大跃进造成粮食产量降低等挫折，使得一些富农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动摇。

1959年11月，先锋公社针对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犹豫动摇，尤其是那些认为公社搞糟了、主张私分土地的社员，以及少数干劲儿不足、意志衰退、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党员干部，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除干部和社员对发展集体经济不积极外，先锋公社的地方本位主义也很严重。各地普遍存在的地方本位主义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工业化的整体进程。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层制管理问题。部分生产队不承认管理区，管理区掌握不了生产队的经济；个别管理区也不承认公社，结果在经济和粮食问题上，公社调不动工业用粮，这里面就包含金星管理区。“原灵圣3个管理区，应交913 000斤粮食，实际上交422 500斤，金星管理区干部在公社收工业粮时，（对公社）公开说‘没有了’”。第二，贪污腐败问题，瞒田瞒产，私分粮钱。据统计，生产队和私人共隐瞒和私分粮食32万斤。第三，部分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私下相互支援。[56]

经过辩论和批判上述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增强了对集体的认识。这次运动使得全社在该年冬天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生产高潮。公社干部动员广大社员，尤其是以小春田间管理和积造肥料为中心的运动，100多个社员将1733亩小麦全部补过，无论男女，天不亮就到五六里远的地方挑粪水。

原本是对小农个人利益优先的思想要进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但从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这些从解放后征粮、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经过十余年发展，一些信仰不坚定的、有缺点的干部逐渐暴露出来，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在1961年的各县书记会议中提出，农村基层干部搞投机倒把活动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还很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又要防止农村出乱子，宋文彬提出了要各县都找一个公社去调查研究，选出一个典型，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加以批判。

似乎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初，地方干部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但处理时，中央与各省、地委等又需要注意方法和影响。正如费正清所认识到的，“不管怎样，1962年后，地方干部的品德问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问题……好的本地领导对集体农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7]好的本地领导确实重要，我们可以在后文的案例中看到一个信念坚定的干部是如何带领大队成功发展集体经济的。

随后开始的“四清”运动，便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为主要内容。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后，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指出要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所有社队都要进行一次“小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由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转向“四清”运动。

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干部和社员思想的涤荡，人民公社制度也在挫折中不断调整与发展。首先是1961年，中央广州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制度逐步改革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公社体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第3个《农业六十条》，最主要的改革就是把农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并郑重宣布“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些措施有力地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四清”运动开始以前，先锋公社的一类大队是全县、全公社，甚至整个温江地委动员能力较强、发展较好的大队，而战旗所在的金星大队的发展则较为一般。战旗当时所在的金星大队（最初叫“金星管理区”）在该时期并没有突出的表现，而且1963年还从先锋大队贷款2000元。经历“大跃进”后，温江地委认为大包干势在必行，但可以保留少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同时，温江地委也好奇为什么一些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运行的效果也不错。如宋文彬在常委会会议就肯定了先锋大队，“郫县先锋一类大队，1956—1958年都搞得好，1958—1960年也搞得好，生产未减，各队吃粮均较高，生产也比较平衡，这类大队为什么现行办法（大队核算）不行？”宋文彬要求派人去先锋大队那里学经验。[58]

究竟是推行大包干还是继续维持大队核算？当时的地方领导干部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走向也没有把握，地委书记不得不从实际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下文以先锋大队为例，初步探讨其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四清”运动对其造成的影响。该大队自解放后就一直由贫农出身的干部唐思学领导。

专栏

唐思学个人经历

唐思学，生于1924年12月12日，郫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人。七八岁就随父拉车，下苦力，13岁给地主当长工，直到解放。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村武装委员、武装队长、乡生产委员、副乡长、乡党支部副书记、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主任。于1952年入党。1953年1月至1955年2月，任万寿乡（后来的先锋乡）副乡长。1956年2月至1983年2月任先锋乡（公社）先锋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1952年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召开后，唐思学组织8户农民共39人，本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三大原则，组织起郫县最早的互助组——唐思学互助组。唐思学互助组调动了组员的生产积极性，全组55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了610斤（其中有1.04亩田产了湿谷子1040斤），比成立互助组前的亩产480斤增产了约27%。

这个互助组后来搞得非常出色，接着先锋大队又率先搞起了初级社和高级社——先锋社。1954年元旦，唐思学互助组联合了周围5个互助组32户人共同建立了原崇宁县第一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唐思学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为先锋农业初级合作社），当年秋后合作社扩充到72户。到1956年春天，又由7个初级社555户合并为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先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先锋大队支部书记，唐思学出席了北京先进生产者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被称为“群英会”。

1963年《郫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书记唐思学同志的模范材料》中有如下描述。

唐思学同志一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他常说，党的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听党的话不会错，只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就能取得胜利。在日常生产工作中他正是这样做的。1962年冬天安排1963年小春生产计划时，公社给这个大队下达了605亩油菜指标，比1962年增加了117亩。当时有的干部和社员思想不通，说种了油菜就会挤掉绿肥面积，这样猪饲料不好解决。有的说，粮食是大头，油菜以后可以多种。听了这些话，唐思学同志和几个支委反复研究，是油菜种植面积真的大了呢，还是群众“重粮轻油”的思想作祟呢？从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来看，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于是唐思学同志一方面向干部社员讲解按国家计划完成油菜种植任务于国于民都有利，另一方面帮助生产队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精神，制订生产计划。他还和老农、干部等谈话，在种烟草的苕田里，抢种70多亩胡豆秧，解决了缺少猪饲料的问题。这样既坚决贯彻了党的政策指示，完成了种植605亩油菜的任务，又结合本地情况，解决了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干部和群众都很满意。在贯彻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他总是耐心地向群众解释，使群众真正了解党的政策。1962年上春，公社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多数干部认为，先锋大队几年来生产工作都好，基本经济巩固，用不着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思学和以往一样，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给干部和社员解释，并组织大家反复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好处。经过讨论，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原来坚持以大队核算的人说，他们只是看到了以大队核算好的一面，没有看见生产和分配不统一，束缚生产队生产积极性的一面。有了这样的认知，通过核算单位的下放，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言传不如身教，唐思学在执行政策时，总是以身作则。

这是前年（1961年）的事情了。有一次一个社员对唐思学说，唐书记，我要给你提个大意见。唐思学笑了笑说，好嘛，你尽管提。那个社员说，这晌，你家投肥少，你的父亲多数时间在搞自留地，群众有意见啰。当晚，唐思学回家召开家庭会议，对他父亲说，我们干部家庭，一言一行对群众影响很大，我们自己不带头执行政策，咋教育群众呢？在这个家庭会议上他家还订出了投工、投肥的计划，他的父亲也积极参加集体劳动。

贫农社员周传道前年（1961年）得了重病，吃药、吃水都没人管。唐思学同志发现周传道的病情严重后，立即找社员用车子把周传道推到城里去住医院，终于治好了病。周传道病好后常对人说，我默倒那次要出脱，多亏了唐书记，不然，骨头早就打了鼓。从那之后周传道无论做什么都很积极。1962年正月间，三队和七队有社员家先后失了火，烧掉了房屋和家具。唐思学不仅亲自慰问，还同干部群众商量，组织了十多个木匠、盖匠帮助社员修盖房屋，打灶修圈，优先供应农具，及时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失火的富裕农民张玉茹原来不热爱集体，通过这次的事情，他也感动地说，硬是党好，集体好，不然哪个来管我啊？今后一定要把集体生产搞好，来回报党和干部对我们的关怀。在唐思学的带动下，其他干部也非常关心群众生活。据不完全统计，1962年全大队共帮助186户生活有困难的社员，辅助或借出粮食共8560斤，现金3497元，修建房屋1543间，猪圈82间，小农具326件，生活用具227件，因而广大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干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水乳交融。有一次唐思学病了，群众也主动帮他请医生拿药。

早在初级社时，到外地去给社里买东西，唐思学总是事先随身带好干粮，哪里饿了哪里吃，口渴了喝上几口加班茶，买上东西就回来了。有时天黑了也不住旅馆，连夜赶回，为社里节约开支。1959年到北京开“群英会”，大队发给他的出差费，除了车费开支外，其余的钱都用来买一些生产上需要的农药和农业技术书籍带回去。

1963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也称“小四清”。1964年7月，“小四清”尚未结束，又展开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四清”工作组进驻先锋公社。工作组“扎根串联”少数群众，组织背靠背揭发，打击了大批基层干部。1964年冬，“四清”工作组让唐思学“靠边站”。

于1965年5月27日写成的《关于先锋大队党支部书记唐思学的材料》中肯定了唐思学的成绩，认为唐思学的优点有以下几项。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断与各种歪风邪气斗争。

2.生产的好领导。

3.劳动的带路人。

4.艰苦朴素，克己奉公。

5.关心群众生活。

唐思学曾说自己是“不进茶馆，不进酒馆，不进红锅馆子，是全公社有名的‘三不进’，土老坎。做到了‘两不要’，即出差补助费不要，国家分配给大队干部的缺俏商品不要”。

1965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农村“四清”打击面过宽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先锋大队被打击的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65年6月3日，郫县选举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大队成立了“贫农、下中农委员会”，由7～9人组成，设正、副主任各1人。

1965年12月，郫县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采用“三个一”（即一个时针、一个口哨、一本劳动考勤簿）的劳动管理方法，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先锋公社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对单位干部进行分类，发动单位职工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在本单位、本地区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1966年，先锋大队11个生产队改为20个生产队。

1队、3队、4队为原1队，2队、19队为原2队，5队为原3队，6队为原4队，7队、20队为原5队，8队、9队、10队为原6队，11队为原7队，12队为原8队，13队、14队为原9队，15队、16队为原10队，17队、18队为原11队。

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各级党组织逐步瘫痪，党员也被迫停业，农业生产逐步处于“无政府”状态。

1967年1月的一天，唐思学到唐昌镇开证明，准备到彭县去推炭。走到大云桥，他看到了第二天要批判他的海报，于是他改变了推炭的计划。第二天一早，唐思学就到大队等着接受批判。批判会一结束，唐思学就照常站出来，叫各队干部留下，组织大家学习，并布置生产任务，要大积肥料，管好小春作物。会后有人说：“唐思学硬是想得开，边挨批判还边在跳。”

1971年4月26日—30日，郫县第三次党代会召开，重新组建了县委班子，正式恢复了中共郫县委员会。先锋大队恢复了支部委员会，支部书记为唐思学。

唐思学一直在村支书任上，直到1983年才退居二线。

资料来源：赵仁春.高光俊主编.先锋村志.（未刊稿）

农村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贫农出身的唐思学在旧制度中长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征粮工作、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成熟起来。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使得先锋大队在人民公社成立前已经是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先进大队。先锋大队脱胎于先锋初级社、先锋高级社，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逐渐发展为郫县的一面旗帜。1958年冬季，先锋大队书记和副书记作为代表，出席了北京的先进生产工作会议和重庆市的全省五级干部会议。需要注意的是，唐思学的文化水平不高，而先锋大队作为有500多户居民的较大的大队，尤其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这可能是先锋大队在后面的竞争中相比战旗大队处于劣势的一大原因。人民公社中后期，农村相关的制度调整已经基本完成，对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民公社制度实施后，先锋大队的农业产量受到的影响有限，这与先锋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积累的经验有关。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性质使得先锋大队将生产领导和行政管理统一了起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源要素的统一调配和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农田水利改造和积肥，更是有利的。先锋大队大抓农田水利建设，发动大量劳动力，先后整修和新修大小沟渠250多条，埝头（田里或浅水里用来挡水的土埂）130多处，保证了农田用水。同时，发动劳力开了一条排水沟，改造了低产田400多亩。在积肥问题上，广泛动员社员大积自然肥料，并组织力量先后到彭县、成都及12个场镇大力收集肥料，仅1962年就运回鸡粪35万斤，大小便12 000多挑，解决了化肥不足的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如表1-4所示。[59]

表1-4　先锋大队1949—1962年小麦和水稻产量变化

单位：斤

资料来源：《郫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队史内容概况》（1963年8月），档案号152-001-0029-012，第124页。

可以说，经过大量投入劳动力，1962年先锋大队的水稻和小麦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大大超过了1956年的水平。先锋大队还利用农村多样化的资源，开展了多样化的副业经营，例如，利用多种空间资源养鱼、养蜂，共养鱼3万多尾，养蜂80多箱，增加了集体的副业收入。先锋大队还组织“五匠”（即石匠、泥匠、木匠、瓦匠、铁匠）人员新建仓库，维修社员住房170多间；兴办了自给自足的砖瓦厂，为新建仓库和保管室提供了材料。

在养猪方面，经过反复的试错和调整，最终确立了“坚持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两条路”的养猪方针，并坚持母猪由集体饲养的原则，扩大了猪源，大力支援贫困队，扶持贫困户养猪，使得养猪事业得到发展，养猪数量逐年增长，从1960年的1506头发展到了1963年的2001头。

到1962年，先锋大队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贸易粮2000斤。一系列成绩使得先锋大队成为郫县“五好一高”的红旗大队，全大队涌现了全国、省、县各级劳动模范23人，曾荣获国务院、省、县各级的奖章奖状，各级领导和兄弟公社先后有14 000多人前来参观访问。

从先锋公社水稻和小麦的单产看，除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他时段一直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1965年，水稻平均单产达到564斤，小麦平均单产达到396斤，均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最高水平，也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如表1-5所示。

表1-5　郫县先锋公社及全国1949—1965年水稻和小麦单产情况

单位：斤

注：□中数据因为原档案不清晰而无法识别。

资料来源：《郫县先锋公社基本情况》（1964年8月），四川省郫都区档案馆藏，《郫县先锋乡卷宗》，档案号152-001-0033-006，第26页；1964—1965年的数据来源于《郫县先锋公社1965年农副业增产情况的总结》，档案号152-001-0038-014，第55-61页；全国数字来源于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一书。

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对动员农民的方法的摸索，先锋公社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已经初具雏形。干部和社员的思想由于长时期的精神动员，也都进入了新的、向上的状态，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些运动重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本地精英，在农村培养了一批热心公益、具有新道德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此背景下，新的战旗即将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