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不仅处于世纪转换的新时期，更是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的生产力从蒸汽时代步入电气时代，欧洲的科学从牛顿时代步入爱因斯坦时代；欧洲国际关系从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并激起新的民族主义；欧洲主要国家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客观上又为自由主义的发展预留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发生转向的趋势，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型，出现了许多“未来教育的幼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欧洲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说，西欧新教育运动对西欧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适应与促进，是以当时西欧各国社会发展为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提供历史动力为逻辑前提的。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西欧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时代”的产物和宠儿。

一、工业主义：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昌盛期

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这个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学界首先使用，而后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接受，一般用以指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以降，全球范围内在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及间接作用下所出现的以新知识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活动，从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生产以替代此前的手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状况。[1]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使用非生物能源、简单的机器大生产和不太高的技术水平为特征，其实施的结果把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引入工业文明时代，进而使工业革命本身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分水岭。工业革命的意义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所声明的那样，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2]

美国史学家布莱克等人确信，“到19世纪末，工业主义就已经在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许多地区确立起来”[3]。对西欧而言，工业主义的确立表现出双重内涵：其一是指西欧于19世纪末已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即以电与钢铁为物质技术基础，以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电工技术革命”阶段的到来，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各国经济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以工业生产为例，这一时期钢、生铁及煤的产量均有显著增加，这在表2-1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4]

表2-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钢、生铁、煤的产量

在农业生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扩张性发展。化肥与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作物轮种及作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开发了土壤的生产潜力，并可更好地利用气候条件，所有这些均标志着欧洲农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伴随工农业的发展，西欧的商业和贸易也获得长足发展。欧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840年的28亿美元增加至1900年的200亿美元；商船的净吨位则由1850年的18.6万吨增加至1910年的1904.5万吨。

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改良及其他方式掌握了西欧各国的统治权，以资产阶级立法的形式，将标志其观点和指导其政策的哲学——自由主义确定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对于自由主义，从来都缺乏明确的为所有人接受的解释。我们回顾费格森、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阅读以洪堡、孔斯当和基佐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原始著作，解析辉格党人及托克维尔、巴斯夏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诠释，便能真正地体味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对自由主义所给予的多重解释。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对自由主义解释的侧重点彼此各有不同，但各种解释都有着几近一致的目标：追求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简言之，这种自由主义，首先就是关于‘自由’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自由。”[5]

在西欧，自由主义出现在中产阶级坚持工商业利益，以反对贵族占优势利益的时代。故而，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个人摆脱国家一切控制及束缚的自由，主张扩大选举权，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要求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进步需要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应遵循供求规律，由供求法则确定物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自由主义提出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为此进一步提出赋予个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以推动社会进步，宣称自由的道路会引导人类走向幸福的彼岸。

三、民族主义：个人归属感的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各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欧的民族主义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峰。

民族主义的发展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19世纪西欧发生的巨大变革主要发生在各民族国家的格局内；而变革得以成功的基础恰恰是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即对操共同语言并拥有共同历史传统的忠诚。第二，在工业主义浪潮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合法的经济机构和广泛的普及教育体制，均是以民族国家的缔造为前提的。这一点，法国的经验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第三，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较好地满足了城市化过程中所萌生的民族感情的需要。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他们抛弃了原来的许多传统，精神上存在着失落无根的现象。民族国家在这个时代成为人民新的依靠及精神寄托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到1900年，民族国家也几乎成为把法律、教育和社会福利集中于一个统一体系的唯一组织。

不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法国革命的宣传家及领导人发现，民族主义是号召法国人民反对王朝势力的强有力武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证明，民族主义是他们把新兴的工业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土地贵族及其他封建势力的一种纽带。而在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掌握统治权之后，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维护民族国家稳定的学说。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感情上的联结物，它给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共同体、一种传统、一套道德标准、一个进行商业交易的合法结构和一种政治活动的动力。

四、乐观主义：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充满信心

自西方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等大规模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大变革运动，欧洲国家的物质生产状况及国民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弥漫欧洲，人们对自身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信心。人们先前对在其周围的神秘世界及对不可知的未来所表现出来的谦卑、惊恐不安的态度已为一种乐观自信、健康向上的新态度所取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获得这样一种观念：世界如一台大机器，其主要原理已被揭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将更为深刻，更为具体。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更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美好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定可以创造一个物质繁荣、社会安定、科学昌明的美好未来。

五、教育科学的新进展

（一）实验教育学的兴起

作为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新型教育思潮，实验教育学以教育实验为标志，强调通过实验研究儿童，以确定科学的教育方法。实验教育学者兴起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并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梅伊曼、拉伊以及法国的比纳等。

实验教育学的诞生是与这一时期实验科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冯特和他的弟子们在心理学研究中不但吸取了感官生理心理学方面所取得的许多科研成果，还采纳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实验、观察、统计、测量等方法，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实验心理学的发展无疑为实验教育学的诞生既提供了有关研究成果，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有益的启示。“就这点而言，实验心理学为实验教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基础。通过以心理实验为标志的实验心理学这一媒介，实验教育思想借鉴了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风行的实验方法。”[6]

作为实验教育学的开创者，梅伊曼首先确定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实验教育学主要就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学龄儿童身心发展状况、儿童的精神能力、个性问题、个人天资问题、儿童作业与疲劳问题、儿童学习各门学科的方法及各种教学法。梅伊曼还身体力行，着重就儿童记忆发展特点、识记规则及儿童审美等问题进行了实际探索，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儿童“学习经济化”的目标。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观点，在他的《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实验教育学纲要》等著作中都得到了集中反映。

与梅伊曼的实验教育观相一致，拉伊也主张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组织严密的科学实验，以提出教育及教学的一般方法及原则。鉴于当时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及教学方法均缺乏切实可靠的教育实验的基础，拉伊倡言以行动原则为指导，在正常的学校环境中开展教育实验。教育实验的实施应体现科学的秩序，即首先就某一问题提出假设；继而依据假设制订实验计划和执行计划；最后将实验所得结果及推导而出的结论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拉伊实验教育观的特色在于他对行动教育作用与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拉伊认为，儿童最自然的学习方式便是活动（行动）。通过行动，儿童对所生存的环境及接受的刺激（包括学习）做出自己的反应，而所有这些先天及后天获得的反应便成为整个教育赖以施行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拉伊大声疾呼：“我们需要运动教育，需要行动教育学。必须以观察、发明教学来替代被动接受的教学。必须以行动学校替代文字学校。”[7]而代替的具体措施便是将图画、泥工、模型制作、制图、演戏、唱歌、音乐、跳舞及养护动植物、做实验等活动引入教育过程。在学校内营造一个小型的生活环境，让儿童在这个环境中通过活动来学习，进而达到获取知识、陶冶意志的目的。拉伊的实验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实验教育学》（1907年）及《行动学校》（1911年）等著作中。

当梅伊曼、拉伊各自开展教育实验的时候，法国心理学家比纳则凭借自己在教育和心理测量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实验教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纳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假设儿童为雏形的成人，认识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所存在的质的差异。他所推崇的教育应该建立在认可并科学反映儿童与成人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儿童之间在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方面存在差异的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简言之，比纳认为，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组织形式的安排等，均应依据儿童的个性差异及心理特征统筹实施。在实施学校教育评价时，比纳认为须从学生的课堂学习、考试成绩及离校后的实际结果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其间力戒仅凭主观臆想下结语，而应进行精确的测量。在诸多指标的测量中，智力作为思维定义、意义理解、发现及判断能力的综合体现，对其进行测量便表现出明确的教育教学意义。为此，比纳经过潜心研究，于1903年出版《智力的实验研究》（L’etude Experimentale de I’intelligence）一书，并于1905年与医生西蒙合作编制了一套智力测验量表，即比纳-西蒙智力量表（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该量表在1908年及1911年两次修订。智力测验量表由难度依次递增的30个问题组成，要求被试者在20分钟内对涉及答案的对错做出选择。凡能通过相应年龄等级测验的儿童，即为达到了该等级的智力年龄，否则即归入智力落后一类。当然，国际心理学界对通过量表测验个体智力的做法的科学性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比纳借助于智力测验将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建立在对儿童心理发展状况之上的努力方向，是代表了教育科学方向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儿童研究运动的初步开展

当1900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瑞典著名妇女活动家及儿童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也为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画上了句号。爱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声称，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儿童的世纪》即是献给所有希望培养20世纪新人的家长们的礼物。事实上，作为教育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儿童研究运动在19世纪后期即已开启并初步进行，爱伦·凯则道出了这场运动的主旨。

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实验生理学及实验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为近代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儿童心理学的诞生以1882年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儿童心理》一书的发表为标志。1883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尔发表《儿童心理的内容》《儿童研究》两部著作。英国心理学家萨利还对儿童心理进行了实验研究，并于1880年及1884年分别发表了关于儿童想象力及语言发展的论文。所有这些均说明儿童研究运动已经正式展开。

儿童研究运动的开展是世界性的。欧美许多国家为开展儿童研究运动创设了专门的研究协会，创办了儿童刊物。美、英、德、法四国分别于1894年、1896年、1897年及1899年先后成立了儿童研究会。1909年，在法国巴黎还成立了国际儿童研究会。各国发表儿童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性刊物有美国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与《教学报》（后改为《发生心理学》）、德国的《儿童研究杂志》、英国的《儿童学家》及法国的《通报》等。

在具体研究成果上，普莱尔的《儿童心理》首次提供了儿童心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在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上为以后的儿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霍尔则通过研究提出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复演理论，即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应把儿童心理发展看成一系列或多或少复演种族进化历史的过程。[8]从复演理论出发，霍尔认为教育应对儿童心理发展复演种系进化这一特点给予充分的思考。为此，应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为儿童释放一些原始的本能，为满足其对野蛮性行为的热望创造可行的途径。具体的活动包括引导儿童去郊外远足，让儿童参与各种活动，包括游戏、园艺、木工、泥塑等手工劳动，最应避免的是把儿童关在教室内死读书。比纳、西蒙等人则在儿童智力测量上为儿童研究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这场持续达30年之久的儿童研究运动中，除前已述及的主要研究成果之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有影响的儿童心理学及儿童研究理论。应该说，尽管所有这些理论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上的不足，抑或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上表现出不够科学的一面，但他们的确为儿童真正成为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提供了依据，向教育科学方向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如果说此前的教育家们，如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及福禄培尔对儿童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心理特征进行了哲学思辨式的抽象探讨，那么儿童研究运动的实施者则为他们的思辨与抽象的结论提供了切实具体的说明及实验例证，丰富了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

儿童研究运动对于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儿童研究运动促进了欧洲新教育和美国进步教育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9]基于儿童心理学家在儿童研究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对儿童的理解，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形成了。这种儿童观认为儿童心理具有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游戏、活动是儿童最适于从事的活动，是儿童天性的最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儿童心理的发展复演了人类种系进化的全过程；儿童与儿童之间存在着个性差异。这一儿童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产者对儿童的理解暗合，并最终成为新教育运动兴起的理论奠基石之一。

（三）儿童学的起落

在实验生理学、实验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培育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现了“儿童学”这样一门致力于使儿童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儿童学（Paidology）”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首次于1896年出现在德国人克里斯曼（Oscar Chrisman）的博士论文之中。在文章中，克里斯曼就儿童学的定义给予了界定：

儿童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其职能在研究儿童的生活、发达、观念及本体。儿童学之对于儿童和植物学之对于植物、矿物学之对于矿物没有两样；儿童学不是教育学，因为教育学是应用科学，儿童学却不能作应用科学看待。[10]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儿童学研究者借助于问卷调查和智力测验的方法对儿童个体的现有智力发展水平、儿童个性的发生及遗传的发育成长过程、儿童常见疾病、儿童心理、异常儿童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应该承认，这些研究是有益于儿童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

20世纪初，儿童学几呈大发展之势，欧美各国一些学者均从不同方面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1911年，在比利时心理学家德可乐利（Ovide Decroly，1817—1932）的推动下，在布鲁塞尔召开了首届国际儿童学会议。此后，儿童学在欧美各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引入了儿童学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当然儿童学的研究由于外部环境及学科本身的原因，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而招致儿童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各国渐趋衰败的命运，苏联政府则于1936年颁令宣布取缔儿童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诸国在经历了此前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治领导权而与封建贵族及王权开展的国内斗争，在经历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如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难得的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国政局相对稳定，工业主义的膨胀性发展为各国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标志中产阶级认识理念和指导其政策的哲学——自由主义得以确定下来；物质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各国民族主义及乐观主义的兴起。所有这些变革均从客观上要求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并进一步促进上述社会诸方面的发展。简言之，社会存在的变革必然导致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变革。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新进展则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变革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