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之后，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在这一阶段，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塞尔、格赖斯、奎因、戴维森等后分析哲学家借用语言语用学的成果构筑了哲学对话的新平台，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寻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形成了语用哲学。

透视哲学领域中所发生的这场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革命性转变，可以发现其产生的两个重要因素。首先，历史悠久的语用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优越性日渐彰显。语用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时就有著名的语气理论。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斯多葛学派（stoic school）的哲学家都曾对此有所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和《解释学》中的观点更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的哲学研究。随着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哲学发展中延伸出各具特色的语用思维，作为一种符号的和哲学的语用学的基本含义和域面日益清晰和明确。到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正式发行，并在创刊号中由哈勃兰德（H.Haberland）和梅伊共同署名发表社论《语言和语用学》，提出“语言语用学”的观念，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并很快形成显学。

其次，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学转向还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它是“语言学转向”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结果，正如蒯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所批判的，现代经验论受两个教条所制约，除了主张在分析的和综合的真理间具有根本区别之外，“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抛弃这一教条的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1]。这种把一切科学命题都还原为真的或假的经验命题的主张事实上与证实论一脉相承，建立于对科学逻辑的绝对信念上，根本无力解决意义的经验标准问题。作为20世纪核心观念的“意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种哲学流派或理论的成败，所以转向其他求解途径已是大势所趋，语用学作为一种更为动态和包容的语言分析方法，逐渐在科学研究和哲学探讨中为人们所采纳；另一方面，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也给语用学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由于语用学涉及的是符号过程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所以，随着符号的意义表达和传输对整个符号运行过程中语境的依赖，传统探讨符号问题的各种方法，包括逻辑的、结构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不再能够满足符号学发展的要求，使符号学中的语用维度逐渐地凸显出来。

如此，在一系列哲学理念变化的背景下，到20世纪60年代，语用学的思维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意识。本章内容以第一章的“语言学转向”为底色，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了语用学的演变，对其对象和领域做出基本的界定，而随着语用学与语义学作为重要的方法论策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张，其界面问题也显得愈益鲜明和重要，因此，本章第三节从认知科学哲学的角度对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界面做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后分析哲学视野中语言分析方法的语用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