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语言的本质

作为科学的表述系统，科学语言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和思想的表征、交流、传播甚至构造，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沟通思维和实在的中介，而科学语言对于具体科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其意义尤显重要。一方面，专门科学语言的形成，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可以说，科学的发展历史，也包含着科学语言的生成发展过程，科学语言与科学的演进本身同步进行；另一方面，科学语言是科学的重要知识单元，它的各个组成要素，诸如术语、符号、概念、文本等，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知识结构，塑造了具体学科的知识框架，既是科学理论的表述载体，也是保证科学思想进行无障碍交流的必备条件。因此，通过厘清科学语言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揭示科学语言的本质特征，有助于理解科学语言的认识论意义和价值。

（一）科学语言的形成

一般认为，科学语言指对科学思想、理论、知识等进行表述、加工、交流、记录时，所使用的手段、工具、载体的总称。在科学语言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术语。虽然直到1931年，奥地利电气工程师维斯特（E.Wüster）提出术语工作系统化思想之后，现代术语学（Terminology）才真正形成。但是，为各门科学建立适合于该学科的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术语词典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自然语言充当着普遍、通用语言的角色，很多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都由自然语言来陈述。不过，随着科学的发展，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词来命名新出现的现象和事物，于是，专业性的科学语言出现了，这就是科学术语。它包含了：（1）自然语言，即通过自然语言转义形成的术语，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2）专门符号语言，即出于表述、命名和交流的需要，科学家为特定目的所创造出的专业术语；（3）形式化语言，即人工语言，在特定的逻辑或数学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无直观意义的符号、代码来表述思想。这三种形式的科学术语共同构成了科学语言表达体系。

除了科学术语之外，对语言进行运作的逻辑、数学规则，以及科学文本的表达风格，都是科学语言所涉及的论题。其核心目标就是要更方便、更顺畅地表述和交流科学知识。

可以说，科学语言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科学语言既是科学学科建制化、规模化的内在需求推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就是，知识的累积，推动了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变迁。科学语言的生成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的，是科学、哲学和语言交织互动的结果。在西方科学语境下，从科学术语的意义上看，今天一统天下的英语科学语言的形成过程中，首要的就是以拉丁和希腊语言来进行科学语言词汇的构造和使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构成了整个西方科学语言的主体。20世纪之前，科学语言（包括技术语言）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拉丁词汇或拉丁化的希腊词汇”[36]。事实上，自公元前9世纪希腊字母出现，进而传入罗马形成拉丁字母以来，虽然直到15世纪拉丁文才成为正式的科学语言，并从18世纪走向衰落，但是，在这2000多年时间里，拉丁语一直是国际间文化、科技交流的语言，是联系统一欧洲之精神和学术的共同语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希腊文明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古希腊时期是西方文明和学术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即便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用拉丁语作为生活语言，仍然是在这一文明下生活着的人们的一个长期而持续的习惯。早期的科学经典巨著，诸如牛顿1689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林奈（C.Linnaeus）1768年的《自然系统》，都是用拉丁文写就的。

其次，拉丁语本身的品质决定了它们非常适合作为科学语言。西方早期文明大多以拉丁文记载下来。尤其是为了读懂原版圣经以及神学家和圣经注释者的著作，都必须学习拉丁文。这既是传承文明的需要，更是基督教社会特别的要求。因此，古希腊语被视为是人类语言的最高贵的形式，而受其影响的拉丁文则更具简洁明了的特征，非常适合于科学家使用。

最后，科学的内在需求促使科学语言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希腊拉丁词汇。虽然后来的英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但是，一种语言过于简单易用，并不适合于作为科学语汇，而更适用于作为生活和文学的语言。对于科学来说，客观的、无歧义的表述是它对语言的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生活或文学跟科学对语言具有不同的要求。科学要求它的术语须是自明的，这样，通过术语的词根，就可以很清晰地理解该术语所指称对象的本义。而且，使用那些不太熟悉的术语来表述特定的思想和认识，可以方便地把科学语言和生活语言区分开来，这对于各自语言的使用者来说，都很有价值。同样，科学术语本身奇异的甚至比较难看的字母组合形式，使得它们无法让人产生更多感性联想，不容易因使用者而改变，有助于保持意义的稳定。

应当说，最早的科学术语，大多是自然语言通过意义的改变或意义的确定而来的。因为当词汇不足时，同一个词会被指派给许多不同的意义。但科学家需要以新的和特殊的意义来使用已有的词汇，为此，科学的发展迫使科学家们寻求更多的表达思想的词汇。一般来讲，科学家形成科学术语的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37]：

其一，借用词（borrowed words）。早期的科学家苦于无法表达全新领域中所发现的思想和事物，因此，一般的惯例就是采用日常语言中使用的术语来进行表达。这就造成一个后果，科学语言有时会跟日常语言的意义混淆起来，容易对术语的理解产生歧义。诸如“life”“time”“force”“work”“power”“salt”等词，都是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如果没有对它们的使用语境有确切了解的话，人们很难把握住它们的指称和意义。“salt”是人类和动物生存所需最基本的物质，跟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在“worth his salt”一语中，“salt”一词的含义则是从食盐作为货币、薪俸、军饷等意义演化而来。而在化学家那里，它又被用来指示一类化合物。

正是因为早期语言不能很快发展出足够的表达不同思想的术语或符号，使得从日常语言中借来的词在科学语言中导致了一些混乱。但是毫无疑问，作为早期构造科学语言的一种重要方式，借用词对科学术语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一些日常语言中的词汇，在科学语言的新语境中，慢慢确定下来，具有了固定的科学用法，原来的日常用法反而被淡忘了。这类词非常多，比如“cotyledon”，原指杯状的洞，后被借用为开花植物的种子叶；“diverticulum”，原指小道或旁路，被借用为表示支囊、憩室等；“pulvillus”，原指小的垫子，借用为表示昆虫足部的爪垫。更明显的是“parasite”这个词，是形容词，指在旁边吃食或同一桌子的另一边吃饭。生物学家借用来作为名词，指生活在其他物种中的有机体，通过吃食宿主的组织或食物而生存，即寄生虫。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听到用这个词来指“游手好闲之人”时，会误认为这是“寄生虫”这个词的隐喻性用法。

其二，外来词（imported words）。当代英语的科学语言系统中，不仅外来语在英语中非常普遍，而且在英文科学术语中也很多。由于借用拉丁文已经成为科学中构词的主要形式，因此，引入外来语作为英语科学术语的表达也成为一种趋势。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有了“整个拉丁文都是潜在的英语”的观念。而14世纪以来，科学家更是从拉丁文中直接引用了无数的词汇。这些英语科学术语不仅在拼写上，而且在意义上，都完全跟原来的拉丁文相同。从《朗文科学惯用语词典》可以看出，英语中的大部分词汇都来自古希腊文和拉丁文，140余种希腊和拉丁文词素是英语科学术语的主要构词材料。比如，几乎所有的化学元素全都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表示，“钠（sodium）”“氧（oxygen）”“氦（helium）”等。同样明显的是西医，几乎所有的疾病和药物都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表示，而且是把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的神名，通过词义的引申来对医学术语进行命名。如以希腊神话中巨人阿特拉斯（Atlas）命名的“atlas（寰椎）”“atlas vertebra（颈椎）”等，就取自阿特拉斯用颈椎支撑头部来擎天这一传说。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脚踝是他唯一的弱点，于是，与跟腱相关的词也来自他，如跟腱（Achilles tendon）、跟腱痛（achillodynia），等等。

其三，创造词（invented words）。在当代英语科学词汇中，借用词和外来词虽然是重要的构词形式，但由于科学的快速进步，使得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很好地满足它的需求，因此借用词和外来词只占整个科学词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词汇需要科学家自己去创造。

同样，在创造科学术语中，科学家们也总是求助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一贯的做法。事实上，现代科学的英语术语，除了古希腊和拉丁词汇之外，很少有来自其他语言的。而且，科学家创造词汇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既不需要考虑感性的因素，也不需要考虑语词本身的审美特性。科学家只要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词汇，并做出界定，方便后继者认识就可以了。因此，可理解性是科学家创造词汇时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好的词汇就是最方便理解的词汇，能够揭示出事物本质的词汇。而不必顾虑所创造的词是否适合于日常语言。

可以看出，在科学语言的这三种构词形式中，创造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词汇。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样一种方法非常便利，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创造出自己所需的词汇，只要是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且这些词汇能够指示出对象的特征的话，所创造的词基本上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可。

（二）科学语言的特征

从科学语言的形成过程上看，相比日常语言中词汇的创造，它更为简单。事实上，也唯有如此，才能满足科学快速发展对词汇的需求。当然，科学语言体系中，词汇的增长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如16世纪，科学词汇的增长缓慢，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著述时更多地使用了拉丁文，而非后来国际通用的英语。不过刚刚经历过文艺复兴的科学家，已经开始具有了强烈的语言意识，认识到语言在科学发展中的意义。现代科学实验始祖培根就提出“市场假相”，认为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由于用词的错误和混乱会造成语言错误，进而妨碍到认识事物的真相。由此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词汇的命名工作。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词汇主要集中在跟人体有关的方面，这与科学的历史发展相一致。比如人体或动物体的骨骼方面的词汇，人体器官和组织方面的词汇，跟人相关的疾病方面的词汇大量地涌现出来，因此，16世纪科学词汇在解剖学中占主要部分。

进入17世纪，科学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发展日益明显，专业性的科学词汇表已经出现。在这一世纪，正式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其《学报》上同时使用拉丁文和英文来发表论文，从而激励了更多英文科学词汇的出现。尽管皇家学会在其宪章中宣称，学会的宗旨就是要增进自然事物的知识及推动相关技艺和发明，不过，语言在科学中的作用仍然受到了重视。皇家学会建立者之一的威尔金斯（J.Wilkins），就被人称为“17世纪最典范的哲学语法家”，他试图构造一种普适于全人类的理想的哲学语言，即普遍语法，来作为学术研究交流的通用字符。这一思路起源于科学家任意创造科学词汇，从而导致科学词汇表受到科学家所使用母语的严重影响，由此希望通过创造一种科学的国际语言来限制那些非正规语言的入侵。17世纪出现较多的新科学词汇主要集中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学科门类术语在17世纪已经大部分都出现了，诸如“chemistry（化学，1606年）”“archaeology（考古学，1607年）”“zoology（动物学，1669年）”“botany（植物学，1696年）”“cosmogony（宇宙学，1696年）”等。

18世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各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积累，从收集材料向整理材料过渡，科学知识系统提出了建立清晰、专业化的科学语言系统的要求。典型的就是知识的分类原则和系统方法引起广泛注意。比如被称为“分类学之父”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认识到命名和分类是科学的基础，以拉丁文为主创立了为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使过去紊乱的名称归于统一，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同样，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综合前人的工作，认识到科学的专业词汇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表达科学思想的词汇不正确，那么科学事实本身就会受到质疑。为此，他用化学物质的名字来描述其性质，创立了化学物种分类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化学术语命名体系，使得全世界化学家都能够方便地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18世纪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事物的命名和术语的统一上。

19世纪，科学词汇大量增加，而且越来越专业化，很少会在日常语言中使用。这一时期，科学语言方面的工作的突出特征就是，开始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或各个学科的科学研究团体和学会。比如，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1848年成立的美国科学促进协会，1863年创建的美国全国科学院，以及1870年成立的“法国科学促进协会”。其他学科性的学会更是不计其数，诸如1807年的英国地质学会，1840年的英国化学学会；等等。这些学会和研究组织的成立，除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增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希望通过组织性、建制性的形式，规范日益增多的科学词汇，“在本学科内建立一种国际同行作同样理解因而无须翻译的公式化的符号语言。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致力于创建一种比较容易掌握又没有严格专业限制的国际性的辅助语言”[38]。这样，人工语言的科学语言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世纪科学团体和学会的广泛成立，为20世纪的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科学学会的努力和影响下，一方面，科学词汇的增加已经没有以前几个世纪那样无序和混乱，更加注重词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而形成了专门的科学术语学研究领域。现代术语学的四个学派也于30年代后相继形成，即以维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奥地利学派、以洛特（D.S.Lotte）为代表的俄罗斯学派、以哈夫拉奈克（D.Havranek）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以隆多（G.Rondeau）为代表的加拿大—魁北克学派。这些学派的工作推动了科学术语的标准化，使得科学家认识到控制并指导术语的命名工作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从而扫清了科学交流和表述中语言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科学学会的成立也推动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增加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可能和机会。因此，20世纪出现的科学词汇不像以前那样远离人们的生活。相反，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解并使用新出现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在这一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技术方面的词汇，它们跟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因为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的纯粹进步，它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应用层面。其典型的特征就是各种标准化协会的涌现。比如1901年成立的英国标准协会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是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尽管它不直接制定和控制新词汇，但它为各个行业发布术语表，对各种术语进行精确的界定，有力地推动了术语标准化的发展。

从以上西方英语语境下科学语言及其词汇、术语系统的简要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科学语言作为一种规范的语言，力求以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尽最大可能客观再现科学事实的本质。因此，建立稳定的、精确的、逻辑的表述系统是科学语言的最高旨归。正是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工具性特征，使得它既不同于实现主体间性的文学语言，又不同于具有功利化倾向的日常语言。具体来讲，科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其一，术语意义的不变性。科学语言不同于文学艺术和日常语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要求自己的术语和词汇所代表的意义需保持稳定性和不变性。这种意义的相对不变性，要求语言表述得精确和准确，要求语词的单义性。除非特殊，在一般情况下，术语应当只表达一个概念，概念应当具有单一的指称和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科学语言最终要逐步发展为符号语言，也就是理想的人工语言，这一点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表现得愈益明显。正如休厄尔（W.Whewell）讲的那样，“当我们的知识变得完全精确和纯粹理性之后，我们就会要求语言也是精确的和理性的；我们将会排除掉模糊、想象、不完整和冗余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个术语都应当传达一种稳定不变和严格限制的意义。这就是科学语言”。[39]

其二，词汇情态的中立性。科学语言的词汇应当是科学、理性的。因为科学概念和术语表达的是科学思想、内容和理论，要想正确地反映它们的本质，科学语言就必须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既不能像文学创作中使用语言技巧，进行文学修饰，又不能在文体上表现出各种主观情感。科学语言只要能够客观反映认识结果就可以了，诸如那些文学色彩浓厚的修饰语，考虑接受者感情的委婉表达语，以及为迎合读者口味而制造的诙谐、幽默语，都易于引发读者联想，都应当在科学语言中排除掉。所以，科学语言是一个理性的表达系统，它应当清晰地反映科学知识的属性，各个概念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关联性，共同构成了科学认识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三，构词形式的特殊性。科学语言中语词的构词特殊性体现在，一方面，科学语言不要求华彩多丽，甚至科学语言中的很多专业词汇，表现的都非常“丑陋”。这既有构词历史背景上的原因，又跟专业词汇的实际需要有关。英语科学词汇很多都是靠多种语言“嫁接”形成，早期构词的任意性，使得它们受到了科学家所使用的母语的入侵。另一方面，它们都一定要严格符合语言规范。科学语言中，包含着物理语言、化学语言、生物语言等，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所习惯形成的词汇特征，甚至构词的规律性。比如，学科门类词一般都以“logy”或“ologies”作为结尾，诸如“pathology（病理学）”“archaeology（考古学）”等。化学中，以“um”作为金属词汇的结尾，诸如“uranium（铀）”“sodium（钠）”“chromium（铬）”等。物理学中，测量工具的结尾大都为“meter”，如“barometer（气压计）”“thermometer（温度计）”“hygrometer（湿度计）”等。

可以说，科学语言这些特征，不仅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用途的语言，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语言推翻了一般人的非逻辑思维，对人们通常的诸多禁忌提出公然挑战，不允许有半点的托词和嬉戏。这种对一般人习惯思维方式的征服，可以说是科学语言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40]。

（三）科学语言的意义

科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话语系统来重新组织对自然的认识过程，科学语言的本质特征，也彰显出了作为一种认知的科学，区别于其他人类活动的特殊之处。语言和科学，处在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几百年来的科学史正是一部科学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更新的历史；自然科学的进步从形式上即表现为语词准确性和系统性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创新的自然科学也是在新的语词概念系统中重新组织和构建自己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的”[41]。因此，通过科学语言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的本质，是考察科学认识活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在本体论意义上，无论是对人类自身、社会还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言，而科学语言是最直接对认知本体进行表征的手段。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尽管对科学的探索存在于哲学和神学认识活动中，但语言无疑已经介入其中。事实上，语言、思想实在是相辅相成的，在传统上一贯如此。柏拉图“理念论”，是人类早期用概念、语言来进入实在的尝试。亚里士多德甚至看到思想结构和实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作为语言规律的逻辑就是保证知识成真的前提。其后在近代大行其道的实验手段，在早期认识世界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地位。逻辑语言表述的真就是实在的真，在很长时间里，这一观念主宰着人们的认识习惯。

但是，近代以后，通过自然本身来获得知识，成为科学研究普遍遵循的原则。这样，科学开始摆脱纯粹思辨逻辑、甚至语言的束缚，进入实验科学阶段。尽管科学语言的词汇系统获得很大发展，但关于科学语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深信，“自然科学中真理的发现跟语言没有关系，自然科学就去从事研究：实验、观察、推理、提出假设和用实验证实假设”[42]。由此，科学语言成了单纯的交流、表达知识和思想的工具。它在真理的生成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不过，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深入，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发展。实在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表现为直观的物质客体，而是出现在抽象的形式化体系所推论的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现在很难直接地去把握和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实体，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和测量已远不能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的实体，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科学理论的描述对象及其形式化体系，进入了关注的中心。应当把科学理论的语词，从实在的层面上予以解释或说明。因为，“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43]。事实上，任何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质外壳，从而展现它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本质。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得以凸显出来。

在认识论意义上，科学语言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科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反映着科学认识的转变。在近代哲学的转型时刻，与笛卡尔仅仅把科学语言视为思想的交流工具不同，洛克认为认识论不能忽视语言，它也不仅仅是哲学思考的工具。在其著名的《人类理智论》（1689）中，洛克指出：“所有能够位于人类理智中的东西，第一，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第二，人类自己为了各种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幸福，而理性地和自愿地去做的行动；第三，获得和交流这些知识的方法和手段。”[44]洛克在此所讲的第三个领域就是“符号学或符号的学说，是语词通常存在的地方”。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还是人类目标的实现，一种语词的存在都是必要的，通过人类观念的符号（语词），才能向其他人交流思想，因此理智知识本质上就是符号，只有在人类能够理解自身的语词并能够与他人相互理解和交流时，知识才成为可能。可见，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知识的主要工具，而且也是对知识进行亲知时的最为危险的障碍。洛克的知识论因此不可避免地与语言的理论本质、使用和意义关联起来。

为此，洛克还为科学语言的使用列出一些规则，以保证知识交流的可能：（1）在没有弄懂你让语词所代表的观念时，不要使用语词；（2）保证你的观念是清楚的、有特点的和确定的，并且如果它们是物质观念，则应当符合于真实事物；（3）尽可能地遵从于共同的用法，遵守语词普遍认可的使用规则；（4）尽可能通过定义来告知你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5）不要改变你给予的语词的意义。[45]可以说，这样一种科学语言观念，体现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才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表征知识。

在方法论意义上，科学语言本质上不只是交流表象的工具，以及科学家思想交换或传递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知识建构特性的工具。虽然各个科学历史时期对科学语言观念的认识不同，但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因此，“科学语言的各个方面已经显得非常突出了。人们对关于世界的科学话语的语义的和认识论的特征怀有持久的兴趣。特别引起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是：首先，如何来获得科学家所使用的词汇的意义？其次，科学词汇如何跟实在相关联？”[46]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体现的尤为明显。

但传统的经验认识论方法，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难给出恰当的解决。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47]。同时，理论事实不是孤立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对经验进行完全数学化表述的规律“网络”，无论是理论事实或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联系都不能孤立于网络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地被决定，假设系统必须受到作为整体的经验的检验。事实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逻辑之外存在。超出于逻辑之外的也就是超出于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逻辑（语言）、理论、经验之间保持一致的张力，成为寻求科学认识方法的基本共识。

这样，相关于科学语言的一切因素，包括语形的、语义的和语用的方面，介入到了科学理论的认识和形成当中。科学与语言的密切结合，既是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的现实驱动，又是试图在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的内在要求。科学语言分析的各种方法论手段，立足于“科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符合性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性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性关联，“语词—实体”之间的本体性关联。由此科学语言具有了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科学语言的意义上内在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

所以，科学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组织知识的形式，是传达思想的中介，形成理论的手段，同时它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语言在当代科学领域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权势，既然“我们已经懂得多角度地来认识科学，那么，我们也应当学会从不同层面上思考科学中的语言，以及语言支持下的实在研究”[48]。这是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的任务。

不难看出，“语言学转向”带给20世纪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性的和创造性的。它不仅使英美哲学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哲学实践，用语言的“语形—语义”维度来改造传统哲学命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大陆传统哲学的思路，凸显了语言发展对于科学知识的重要意义，使得哲学和科学都开始关注于语言问题。正如哈贝马斯讲的：“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语句[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向明确地说了出来。独立判断是我们在哲学传统的意义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49]这样，一方面，随着语用学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显学，关于语言和符号的研究开始摆脱了先前纯逻辑的束缚，语用推理、语用语境、语用过程、语用规则和语用逻辑的研究一度成为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们所关注的中心。这使得从语言学和符号学进行的“经验主义语用学”研究，作为语言分析的技术工具日趋成熟，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技术上的可能。另一方面，“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在进行“语言学改造哲学”的现实实践中，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来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尽管在哲学的改造过程中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但其依赖于语言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只是开始寻求新的语言维度。特别是，正是由于语言的语形和语义方法在求解哲学问题上的缺陷，才使得哲学家们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发现了通常为人所忽视的语用分析方法，由此，语言的语用维度就凸显出来，它们为“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出发点和契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经验主义层面上“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就是“语用学转向”的开始，正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和外在驱动，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维领域中的这场“语用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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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友渔先生以此为名，写作《“哥白尼式”的革命》一书（上海三联书店，1994），对语言哲学所关涉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释。

[2] 王路：《论“语言转向”的性质和意义》，载《哲学研究》，1996（10）。

[3] Wolfgang Yourgrau，Allen Breck（eds.），Physics，Logics and History，New York：Plenum Press，1970，p.94.

[4]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20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5] Newton 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British：Routledge，1986，p.273.

[6]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2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

[7]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2.

[8] 有关“语言哲学与后现代演变”方面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35～6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 D.Hiley，J.Bohman，R.Shusterman，The Interpretive Turn，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

[10] 弗雷格：《算术的基础》，7页，1953年德英文对照版。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17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Rom Harre，Varieties of Realism：A Rationale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Oxford/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96，p.21.

[13]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12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4] Gürol Irzik，Teo Grünberg，“Whorfian 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Kuhn’s linguistic turn，” 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29（2），1998（6），p.207.

[15] 董国安：《语言构架转换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载《哲学动态》，1997（3）。

[16]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67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7]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126～128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18]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in Philosophy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Vol.2，p.12.

[19] Brigitte Nerlich，David Clarke，Language，Action，and Context：the Early History of Pragmatics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80-1930，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p.15.

[20] John Carroll（ed.），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56，p.221.

[21] John Carroll（ed.），Language，Thought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56，pp.212-213.

[22] Sture Allen（ed.），“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in Arts and Sciences，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88，p.11.

[23]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2），p.5.

[24]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31.

[25] Thomas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2），p.9.

[26]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26.

[27] Kuhn，“Revisiting Planck，”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1984，14（2）：78.

[28] [德]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1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9] [美]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载《自然科学哲学基本问题》，1989（1）、（2）。

[30] Christopher Hookway，“Questions of Context，” Proceeding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vol.XCVI，Part I，1996.

[31] 参见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9～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2] Wade.Savage（ed.），Scientific Theor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301.

[33] Paul Horwich（ed.），World Changes：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3，p.330.

[34] 李醒民：《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

[35] 参见[英]伯德：《库恩的错误转向》，康立伟译，载《世界哲学》，2004（4）。

[36] John Hough，Scientific Terminology，New York：Rinehart，1953，p.1.

[37]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34.

[38] 郑述谱：《科学与语言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3（3）。

[39]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97.

[40] Theodore Savory，The Language of Science，London：Andre Deutsch，1953，pp.91-92.

[4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2] Ilse Bulhof，The Language of Science：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Hermeneutical Ontology，with a Case Study of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Leiden/New York：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135.

[43] Wolfgang Yourgrau，Allen Breck（eds.），Physics，Logics and History，New York：Plenum Press，1970，p.94.

[44] John Locke，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5.

[45] Talbot Taylor，Mutual Misunderstanding：Scepticism and the Theorizing of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London：Routledge，1992，p.43.

[46] Howard Sankey，The Language of Science：Meaning Variance and Theory Comparison，Language Sciences，2000，p.22.

[47]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20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48] Ilse Bulhof，The Language of Science：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Hermeneutical Ontology，with a Case Study of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Leiden/New York：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p.155-156.

[49]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132～13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