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羯胡乱常”的中兴隐喻

“逆胡”负恩反叛，是玄宗对于安禄山起兵的最初定性。安禄山起兵南下的第七天，确信其反叛的玄宗在华清宫“召宰相谋之”，杨国忠声言“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1]此事被后人赋予过多的道德与价值评断，事实上如果将杨国忠的说法与次日入谒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2]之承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经过玄宗宸断的官方定调，而半年后玄宗出逃时犹以“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3]为借口。逆胡叛乱，这在唐朝历史上显然不是头一次，早在开元二十三年（735）苏禄诱群胡围攻北庭时，玄宗在诏书中即将其称为“逆胡忿戾”以“围犯边镇”[4]。据此来看，《资治通鉴》很可能是忠实记录了当时玄宗对于范阳叛军的指称。玄宗的这一指称同时还暗含了对于故相张九龄预言的认可，史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战败后，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押赴京师，时任宰相的张九龄认为“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5]。事实上此事是对张说当初预言可突干反叛的模仿，开元十七年（729）“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纮不礼焉”，时任左丞相的张说认为“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6]不过张九龄预言之典故远较张说流传广泛，这与安禄山反叛后唐廷尤其是玄宗对于罢黜张九龄的悔意有很大关系，玄宗入蜀后忆及九龄之言，曾专程“遣中使至曲江祭酹”[7]，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宣扬。因此在叛乱的最初，以玄宗为代表的朝廷舆论，是将安禄山起兵定性为逆胡的反叛，就本质而言仍归为可突干、苏禄一类。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暴卒后，淮南节度使高适在其贺表中称“逆贼孤负圣朝，造作氛祲”[8]，正体现了唐朝最初对于此事的定调。这在当时的墓志中也得到印证，如死于西京兵乱的李镐的墓志中就称“遭此胡贼”[9]。而至德二载（757）正月死于胡人暴乱的河西节度使周泌之子周晓，虽然是被凉州胡人所杀，其墓志中也称“为胡贼所害”[10]。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康待宾叛乱时，唐廷曾以“胡贼”指称。[11]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当时突逢大乱的唐朝民众来讲，他们很容易受到官方定调的影响，认为这是一次胡人的普遍构逆。

然而，细审至德以降百余年间的唐人墓志，“羯胡构逆”之类的指称要远较单纯的“胡人”或“逆胡”说法为多。这种差异，并非字面上的泛指与特指般简单，而是在对石勒与侯景典故加以综合之后所产生的重新定义。“羯胡”或“胡羯”本是晋人对于后赵统治者石勒之族的称谓，永和九年（353）桓温便在上疏中以“羯胡夭亡”[12]指代后赵亡国，《文选》引刘宋时期朱凤所修《晋书》谓因“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13]，魏收编写《魏书》时沿袭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解释为“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14]。及至南朝，该词又被作为对北魏政权的敌视称呼，如许善心在其所作《梁史》“序传”中将孝文帝迁洛称为“阴戎入颍，羯胡侵洛”[15]。侯景乱梁之后，“羯胡”被赋予新的含义，梁元帝在给其弟武陵王萧纪的书信中便以“獯丑凭陵，羯胡叛换”[16]代指侯景。对于唐人来说，石勒建国属于“旧典”，所谓“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两京胡羯，风埃相望”[17]，重点在于两京失守，夷狄凭陵；而侯景乱梁则是“近事”，重点在于其负恩反叛。事实上，叛乱爆发后不久，“羯胡”之称便已出现，封常清战败后上遗表于玄宗，称“与羯胡接战”[18]，颜杲卿被押赴洛阳后当面骂安禄山“营州牧羊羯奴”、“臊羯狗”[19]，皆为此类。肃宗即位后，通过官方诏书等方式，将这一事件予以定性，称为“羯胡乱常”。这一说法巧妙地混用了石勒之“旧典”与侯景之“近事”，既强调了国运中衰、两京失守的历史性意义，又突出了安禄山负恩反叛的特点。考虑到《文选》在唐朝的特殊地位[20]，唐人对于“羯胡”的理解似乎尤其受到朱凤“徙河北诸郡县”的影响，用以指代叛乱的发源地和叛军主力。于是，“羯胡构逆”遂通过官方定调、时人认同的方式，对安史之乱做出了一致定性：来自河北的胡人负恩叛逆，致使两京失守，国运中衰。

显然，唐廷的这一定性颇含深意，遵循这个修辞逻辑，必然会导向一个目的——王朝中兴。夷狄凭陵而致国势倾危，是中原王朝自古就存在的历史观。早在先秦时期，《公羊传》就提出“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21]的观点，以此作为对齐桓公霸业的合理解释。如果说玄宗还停留在“逆胡负恩”的愤慨层面的话，于灵武荆榛乱离中即位的肃宗显然更懂得如何利用典故修辞最大限度地动员朝野百官乃至万姓子民。“羯胡”对于五胡南下的隐喻，使整个社会意识到唐朝国运的危难，使平叛具有了历史性使命；而“构逆”对于侯景乱梁的影射，则使安禄山成为众矢之的，便于集中目标终结叛乱。因此在至德二载（757）冬的大赦诏中，肃宗以“乃者羯胡乱常，京阙失守”[22]的修辞将两京光复提升到了国运中兴的历史高度。在撰写国史评价玄宗时，代宗朝的史官强调了“天宝已还，小人道长”，以致“禄山之徒，得行其伪”的历史因果观，将人谋不臧与盛世终结相联系[23]；对于肃宗，则以《诗经》中《载驰》、《黍离》两篇所涉许穆夫人与周大夫的故国之思为寄托，明确地将“天宝失驭”与“宗国之颠覆”联系起来，借用周、汉、晋历朝中兴的成典，盛赞肃宗复兴家邦的“宁亲复国”之举[24]。这种观点并非仅存在于唐廷的官方评价中，而是被当时的朝野之士普遍认同。两京光复之际，常衮为其幕主所写贺表同样以羿、王莽比喻奸臣乱政，以致“胡羯乱常，崤函失守”，将复两京赞为“恢正皇纲，光膺帝业”，并称颂肃宗为“启中兴之盛业”的“拨乱之英哲”。[25]亲历安史之乱的杜甫也将两京光复后的局面盛誉为“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26]。对于当时的士人而言，这意味着叛乱的终结和天下的安堵。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于，至德二载（757）十月两京的光复并未真正终结叛乱，安庆绪以及史思明父子又进而与唐朝对峙长达五年，而燕政权的最终覆亡已迟至代宗御极之后。这就使唐朝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定义中兴大业与肃代二宗的关系。经过唐廷的不断调整，这一中兴隐喻经过代、德二朝官方喉舌的定调，最终变成了肃宗中兴唐室、代宗继以完成，而中兴的转折点，则仍定在了至德二载（757）光复两京。究其原因，则是唐廷的根本诉求仍在于国祚永享，李唐皇室保有天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旧唐书》对肃宗“宁亲复国”的定位，正是着眼于对国祚的延续。杜鸿渐在给代宗的上疏中，明确以“先帝中兴，时方草昧”[27]代指肃宗灵武即位之事。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写作《北征》时，将唐朝“皇纲未宜绝”的转折点视为马嵬兵变中“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以陈玄礼兵变含蓄地指涉唐室的政权更替，实际上强调的核心仍在于“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的中央政治斗争。[28]及至乾元二年（759）春作《洗兵马》，杜甫更是自注“收京后作”，借侯景旧事以表达对“青袍白马复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的中兴盛誉。[29]可以说，至德二载（757）两京光复被视为唐室中兴的开端，而此后直至宝应元年（762）代宗戡平河北，则是皇纲的重整和中兴的完成。在永泰元年（765）为已故太师苗晋卿议谥时，独孤及将两京的光复作为国史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天宝之季，二京为戎，皇舆西狩，亿兆左衽”，不啻为国都失陷、中夏将绝的社稷大事；至于复两京以后安庆绪据守邺城、史思明降而复叛乃至江淮刘展之乱等，则归结为“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纲未张”，以多事之秋概言思明等事。[30]二京为戎、亿兆左衽，是为唐朝国运存亡之大事；天下多故、皇纲未张，则是重建中央权威的政治问题。这一太常议谥时的国史追述，其间差别已然十分明显。这一历史定位影响深远，直至德宗朝，复两京后对史思明父子的数年战争仍被视为“乾元之后，大憝初夷，继有外虞，悉师东讨”[31]，“肃宗、代宗，再复京邑”[32]成为时人对于国朝历史的共识，所谓“肃宗以神武戡大难，先朝以仁德绍兴运”[33]，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我们甚至可以在敦煌文书P.2044V《文范》这种写于边镇之地的文本中发现对于仆固怀恩“两收宫阙，皆著殊勋”的称颂[34]，足见其影响之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