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导读

这次旅行是美妙的。我对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肯定您也会这样。此外，海上旅行对一个喜好苦思冥想的人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院。还有，再加上赤道附近的温暖宜人。温暖的水慵懒地从天空落下，万物归于平寂，让人不自觉地昏昏欲睡——这封短信就是证明。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1923年1月10日于新加坡附近致信尼尔斯·玻尔

版本说明

本书的这一新版将为读者呈现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自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为期半年的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旅中写下的完整的旅行日记。1在本书中，日记原件每一页的复制图片都配有相应的中文翻译。学术注释明确了日记中提及的人物、组织与地点，对模糊不清的内容进行阐释说明，提供日记记载事件的额外信息，并对爱因斯坦没有在日记中提到的旅行日程加以详细介绍。虽然这部记录了爱因斯坦的直观印象的日记可以被视为一份引人入胜的史料来源，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只为人们提供了重现这次旅行过程的一块拼图。因此，为了更为全面地描述这次旅行，注释部分呈现了爱因斯坦到访国家的当地媒体在当时所作的报道、取自于他的私人文件的原始资料、旅行期间的外交报告和当时的文章与后来的回忆录以及未公开发表的往事回忆。本书也包含了爱因斯坦撰写的可以为旅行日记提供更丰富的背景环境的补充文件：旅行过程中寄出的信件与明信片，在旅行中的许多落脚点发表的演讲，以及在旅程中与结束后所写的关于到访国家的印象的文章。

2012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首次完整地发表了这部旅行日记。2在本书中，编译者特意将发表于《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英译本中的日记英文译文进行了充分修改。

在此之前，旅行日记中的某些片段曾被选译为其他语言出版：与访问日本相关的部分的日文版于2001年问世；1999年以希伯来文编辑出版了关于巴勒斯坦的条目；西班牙之行的条目的英文版于1988年出版。1975年也曾出版了日记的一篇简短节选。3

旅行日记

爱因斯坦曾写过六本旅行日记，本书包括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他的1921年春季首次美国之行并未留下日记。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在这次旅行中他是否写了日记。4其他现存的旅行日记写于他的1925年3月至5月的南美洲之行期间，以及分别在1930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2年、1932年至1933年的连续三个冬季学期对美国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的访问期间。以上一共是五次远洋旅行，但是实际上有六部日记，原因是爱因斯坦在他最后一次旅行中使用了两本笔记本。5

本书所呈现的旅行日记写在一本有182页横线纸的笔记本中，其中81页上写有日记内容，之后的82页横线纸是空白，19页横线纸与1页无横线纸上写有运算过程。6运算过程写在日记页的背面，与日记文字上下颠倒。本书未收录运算部分。

这部日记首次引人入胜地展现了爱因斯坦的旅行经历。他每天都记，有时还会为文字配上看到的有趣事物的插图，例如火山、船只与鱼类。日记的内容既有对旅行经历的直观印象，也有对阅读、遇到的人、到访的地点的长久思考。他也写下了对科学、哲学、艺术的思考，偶尔也评论世界时事。爱因斯坦的日记风格颇有特色，大多数情况记录得非常详细，不过也采用了有些古怪并类似电报文（可能是由于缺乏时间）的书写方式。他对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的评论往往是简明扼要的——通常，他仅用幽默或不客气的几个词就能总结出对方的个性与特征。至于爱因斯坦为了这次旅行开始写日记的原因，我们则只能推测。但是，最可能的原因是爱因斯坦想用旅行日记为自己留下一份记录，同时给他待在柏林家中的两个继女[伊尔莎（Ilse）与玛戈特（Margot）]读着解闷。7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打算将日记留予后人或出版。

这部日记的历史也耐人寻味。纳粹于1933年1月掌权，爱因斯坦旋即决定不再回到德国。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的女婿、德国籍犹太裔文学评论家与编辑鲁道夫·凯泽（Rudolf Kayser）把爱因斯坦的私人文件（包括本书中的旅行日记）从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公寓转移至法国大使馆，并安排将其以外交邮袋的方式运送到法国，又从法国启程，船运抵达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住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8

在爱因斯坦于1950年立下的遗嘱中，他指定自己忠实的朋友奥托·内森（Otto Nathan）与长期担任自己的秘书的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为他的遗产受托人，且内森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在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去世后，杜卡斯成为了他的私人文件的首位保管员。

1971年2月，阿耳伯特·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出版爱因斯坦文稿与通信的完整版本。《爱因斯坦全集》藉此得以出版。1976年，物理学教授约翰·施塔切尔（John Stachel）被任命为这一重要工作的主编。一年之后，奥托·内森显然对施塔切尔的编辑工作感到不满。他一开始建议免去施塔切尔的职务，然后又要求任命包含施塔切尔在内的一个三人编辑工作组。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决定继续支持施塔切尔担任这一项目的唯一主编并拒绝内森提出的要求后，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采取了法律行动。因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这场纠纷最终在1980年春季被提交给纽约的一位仲裁法官。法官的判决偏向出版社。法律诉讼与仲裁程序让爱因斯坦遗产管理方花费甚多。9因此遗产管理方决定出售爱因斯坦私人文件中的一些原件以支付花销。1980年初，内森询问纽约出版商与藏书家、海涅曼基金会的詹姆斯·海涅曼（James H.Heineman）是否有兴趣购买爱因斯坦档案中的资料。海涅曼基金会之前在1976年曾购买过一份35页的爱因斯坦手稿。内森在一份“文件说明”中写道，“这笔资金可能会被用于支付针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法庭诉讼与即将进行的仲裁执行的花费。”101980年10月，海涅曼基金会从遗产管理方那里购买了三篇由爱因斯坦所写的重要文章，并将它们捐献给纽约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111981年7月，遗产管理方请求两个名人手稿售卖公司对若干份爱因斯坦手稿（包括这部旅行日记）进行重新估价。一家公司声称这部日记的市场价值为9.5万美元，然而另一家的估值只有6500美元。12同年8月，海涅曼基金会以未披露的价格从遗产管理方购买了这部旅行日记，并立即将其存放于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现在为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的“丹尼和海蒂·海涅曼收藏部”（Dannie and Hettie Heineman Collection）中，直至今日。13

旅行的背景

爱因斯坦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对远东、中东与西班牙进行的广泛考察，有若干重要背景因素。14爱因斯坦第一次涉足欧洲之外，是在1921年春季陪同总部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前往美国，目的是为筹划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募集资金，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科学界建立联系。15尽管在1919年11月一夜成名之后，爱因斯坦并未明确宣称他此行的任务是从事传播他提出的新相对论的“布道活动”，但在开始远东旅行之时，爱因斯坦已经在德国的许多地方，以及苏黎世、奥斯陆、哥本哈根、莱顿、布拉格与维也纳等地进行了以自己的理论为主题的演讲。16在他自美国返程中，爱因斯坦也对英国进行了短暂访问。171922年4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访问巴黎，参加了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与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的关于相对论的讨论活动。18

最终促成爱因斯坦远东、巴勒斯坦与西班牙之行的提议，首先是由日本东京的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Sanehiko Yamamoto）提出的。但是关于这次邀请的确切细节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此行的十二年之后，山本实彦回忆，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是在日本自1919年至1921年的“意识形态的骤变”期间提出的，这场骤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改造社出版了一部由日本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与劳工活动家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撰写的小说。19这本小说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为邀请爱因斯坦与其他杰出知识分子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前来日本提供了资金。罗素在访问东京时被请求列举三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据说他这样回答山本实彦：“第一位是爱因斯坦，其次是列宁。再没有其他人了。”山本实彦写道，他曾向哲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和科学作家、原物理学教授石原纯（Jun Ishiwara）请教过关于相对论的问题，由此他决定划拨大约2万美元用于爱因斯坦的访日之行，并委派自己的驻欧洲记者室伏高信（Koshin Murobuse）与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商议合同条款。20但是，根据石原纯的说法，在罗素访问日本大约九个月之前，山本实彦就与西田几多郎和他本人商议这件事了。21然而改造社的一位编辑横关爱造（Aizo Yokozeki）[5]还给出了第三个说法，他声称当石原纯建议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时，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去请教东京的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Hantaro Nagaoka），后者尽管建议他们邀请爱因斯坦，但同时指出，日本的大学本身没有资金将日本学生送到海外或邀请爱因斯坦来日本。22

无论如何，日本方面在最初邀请时看起来缺乏协调。1921年9月底，石原纯代表改造社向爱因斯坦发出了访问日本的邀请，为期一个月，酬金1万日元（约合1300英镑）。23大约在同一时间，室伏高信也代表改造社邀请爱因斯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日方提供2000英镑作为酬金与差旅费用。24虽然爱因斯坦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感到疲惫，已经声称自己“不想再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25但还是做出了积极回应。他曾经考虑过在1922年秋季访问日本。但是在1921年11月初，他对日方提出的财务条款感到不满：“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他们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但与我无关。我不会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去那儿的。”（第十二卷，文件292）26之后不久他就取消了整个访问计划，理由是两份邀请的条款彼此矛盾。27

但是在仅仅五个星期后，山本实彦代表改造社就给爱因斯坦寄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和包含如下条款的合同：在东京进行六场科学讲座，在日本的多个城市进行六场通俗讲座。酬金包含差旅费与住宿费在内，总计2000英镑。28 1922年3月中旬，爱因斯坦向他的密友与同事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承认他“无法抵挡东亚女妖[6]的诱惑”。29没过多久，他致信石原纯说自己因为要参加9月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生协会的年会，所以动身前往日本的计划时间要推迟一个月。30这一年8月，日本帝国学士院通过欢迎爱因斯坦的一项决议，而日本政府也正在准备一个“友好的欢迎”。31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热情欢迎爱因斯坦，长冈半太郎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之一土井不昙（Uzumi Doi）就致信爱因斯坦表达对相对论的强烈批评态度。土井不昙要求爱因斯坦“回归正道，从那个自你26岁以来就笼罩着你的毁灭性的魔咒下解放出来”。32

在与日本方面协商邀请事宜之时，爱因斯坦透露出踏上远东之旅的部分动机：“被您邀请去东京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尤其考虑到我对东亚民族及其文化长久以来的兴趣。”（第十二卷，文件246）33在抵达日本三个星期后，爱因斯坦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到目前为止他对日本的印象，并重新谈及他接受邀请的原因：“但当收到山本让我前往日本的邀请时，我立即决定进行这次预计历时数月的伟大旅行，尽管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错过时机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我们国家，这片土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下。”34

爱因斯坦将进行日本之旅的消息，使得中国人再次考虑之前邀请他在中国讲学的计划。但是爱因斯坦与中国方面之间的协商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争议的。1920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邀请爱因斯坦前去讲学。35显然，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北京大学地质学家朱家骅代表蔡元培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协商。据朱家骅讲，爱因斯坦允诺在其美国之行结束后下一次海外访问就是去中国。1922年3月，在得知爱因斯坦计划访问日本后，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问北京大学事宜。他告诉爱因斯坦，北京大学实际上想邀请后者在北大待上一年。但是朱家骅从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那里了解到，爱因斯坦已经通知过他们，因为已承诺要访问日本，他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在北京进行一个系列讲座。36爱因斯坦回复说，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后者起初提出的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个星期的对华访问。37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每月支付1000华币（约合120英镑）酬金的建议。38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大幅提高酬金。39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40

和预期中的中国之行类似，爱因斯坦巴勒斯坦之行计划的起源与为他的到来所作的最初准备工作也有些错综复杂。41但是与计划的远东之旅不同的是，巴勒斯坦之旅的酬金并不成问题。早在1921年末他的较为成功的美国之旅结束后，爱因斯坦似乎便有意访问巴勒斯坦，去亲自参观当地的犹太人社区伊休夫（Yishuv）的定居点。当时哈伊姆·魏茨曼向他建议：“目前去巴勒斯坦还不是非常紧迫。”然而魏茨曼确实曾恳求爱因斯坦再进行一次为期两个月的美国之行。42我们所掌握的最早的爱因斯坦重新考虑访问巴勒斯坦的证据是1922年9月底的文件。在爱因斯坦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初接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者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踏上远东之旅的那一天与他见了面，之后布卢门菲尔德提及爱因斯坦已经接受雅法的犹太复国组织巴勒斯坦办事处主任亚瑟·鲁平（Arthur Ruppin）发出的访问巴勒斯坦的邀请。43爱因斯坦计划在从爪哇返回柏林的航程中前往巴勒斯坦。44然而这次访问的时间将会比较短暂——只有十天。根据布卢门菲尔德的说法，爱因斯坦强调了这次在巴勒斯坦短暂停留“不算对巴勒斯坦的正式访问”。他引述爱因斯坦的话：“应该专门直接去巴勒斯坦，而不是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顺便前往那里。”45关于被缩短的旅行计划的报道在10月6日和随后几天里见诸媒体。随即有消息澄清说这并不是最初计划的旅行，爱因斯坦从远东返航后将在巴勒斯坦停留“几个月”。也有媒体报道爱因斯坦的这次短暂旅行的目的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他将“专门[……]访问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里的人们相信爱因斯坦可能会在这里进行几次演讲”。46

但是，在媒体发表这些最初的报道的同时，爱因斯坦与魏茨曼以及犹太复国运动工作人员内部之间也在进行着关于巴勒斯坦之旅的通信。魏茨曼显然并未知晓布卢门菲尔德与爱因斯坦最近的会面，他向爱因斯坦建议：“或许你也会途经巴勒斯坦，你可以在返程中从塞得港绕道”。因为爱因斯坦已经从柏林启程，所以他的继女（也是秘书）伊尔莎回复魏茨曼说，如果没有特别情况阻碍的话，她的父母将会前往巴勒斯坦。在她看来，如果魏茨曼那时也能在那里的话，那将是“对他们（爱因斯坦夫妇）来说极大的快乐”。她估计爱因斯坦夫妇将在1923年2月到达巴勒斯坦。但是魏茨曼不得不在1922年11月紧急访问巴勒斯坦，随后展开了在美国的长时间的筹款之旅。47

在魏茨曼致信爱因斯坦十天后，鲁平将其从布卢门菲尔德处得到的消息告诉了犹太复国组织执行委员会。消息说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并计划于1923年2月底或3月初抵达巴勒斯坦。鲁平相信这次访问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说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对筹划中的希伯来大学项目而言尤其如此。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爱因斯坦的美国之旅的经历（在这次旅行中爱因斯坦这位卓越的客人背离了“政党路线”），48布卢门菲尔德认为“绝对有必要”不但让“Sicma[原文如此]金茨贝格”49陪同爱因斯坦，而且让一位女性陪同爱尔莎·爱因斯坦，最好是罗莎·金茨贝格（Rosa Ginzburg）。50这样的话爱因斯坦夫妇在这趟旅行中都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官方的人“罩着”。关于希伯来大学方面，犹太复国组织执行委员会应该联系魏茨曼，了解“将哪些规划介绍给爱因斯坦教授，如何解释”。51同时鲁平要求魏茨曼告知执行委员会“关于希伯来大学规划的意见有哪些是官方立场”。在布卢门菲尔德看来，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不给爱因斯坦任何指示，“那么就会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会对随便说给他听的意见表示赞同，从而可能会削弱他这次旅行的宣传效果”。52

爱因斯坦与西班牙科学界之间关于可能访问西班牙的联系开始于1920年。在爱因斯坦1923年2月底与3月初的讲学之旅之前，西班牙方面至少两次试图邀请他来访。1920年4月，阿根廷数学家胡里奥·雷伊·帕斯托（Julio Rey Pastor）曾邀请爱因斯坦前往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举办系列讲座。爱因斯坦告诉他的好友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他“肯定[……]要去西班牙”（第十卷，文件162），53但是这一期望中的旅行没有实现。一年多之后的1921年7月，数学家埃斯特万·泰拉达斯·伊拉（Esteban Terradas é Illa）邀请爱因斯坦在巴塞罗那大学冬季或春季学期讲学。然而爱因斯坦拒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他想在1922-1923年访问西班牙。54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形势变化，使得爱因斯坦计划的远东之旅的背景变得完全不同。就在这一变化发生的数天之前，他向好友海因里希·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暗示说，鉴于自己最近的巴黎之行和围绕他在国际联盟智力合作委员会成员身份问题的麻烦，他渴望能换个环境。爱因斯坦吐露出自己“渴望清静”，前往远东的旅行意味着“在公海上享有12个星期的安宁”。55

1922年6月24日，也就是爱因斯坦致信赞格尔六天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光天化日的柏林街道上，被右翼极端主义者枪杀。56这场暗杀成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起刺杀事件在德国公共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内激起了愤慨，但右翼极端除外。紧随这个事件后，是大规模的游行和罢工，局势高度紧张，一场可能的内战一触即发。拉特瑙葬礼的那天出现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大规模游行。在德国国会大厦内所作的一个演讲中，总理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抨击了魏玛共和国的保守派敌人，称他们为这场谋杀的同谋。政府发布了多种针对右翼团体的法令，并最终通过了旨在保护魏玛共和国的立法。57

这场刺杀事件也是爱因斯坦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爱因斯坦本来已经对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所了解，这一刺杀事件更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位德国公共生活中杰出的犹太左翼人士，他处于实实在在的人身危险之中。在致拉特瑙的母亲的吊唁信中，爱因斯坦称赞他的这位将载入史册的朋友“不仅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和领导力，而且还属于那些为民族之间的和解的道德理想献出生命的犹太伟人之一[……]我认为他的离去是不可弥补的损失”。58在一篇发表的纪念文章中，爱因斯坦写道，“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不难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拉特瑙]却是一个入世的理想主义者，世事洞明，远超常人”。但是爱因斯坦也坦白地提出了对拉特瑙的批评：“我对他就任部长一事感到遗憾。鉴于德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认为，在公共生活中，犹太人应当采取一种自尊而低调的态度。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仇恨、盲目和忘恩负义会达到这样的极端程度。”59

爱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ć）对爱因斯坦“也属于被某些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阴谋打击的对象之一”这一消息感到“震惊”。60柏林的记者弗里德里希·施特恩塔尔（Friedrich Sternthal）恳请爱因斯坦为了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采取谨慎小心的措施，向他警告“德国民族主义以及类似群体”对他的“无限仇恨”。61爱因斯坦的亲密合作者与朋友赫尔曼·安许茨-肯普费（Hermann Anschütz-Kaempfe）则邀请爱因斯坦在基尔长期停留。虽然这个邀请与刺杀事件并无直接联系，但邀请的时间就在刺杀事件的第二天，应该也不是巧合。62爱因斯坦答应携妻子在一周之后前往，并写道：“拉特瑙的遇刺让我极度震惊，而且引起社会的巨大骚动。不幸的是，德国政府能否成功控制各个反对势力还有疑问。军队看起来尤其不可靠。为了对外策略目的而捏造出来的鄙视道德的旧传统现在国内也开始产生恶果。”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些问题并不仅限于柏林。他对杰出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身陷巴伐利亚监狱遭受监禁一事进行谴责，并哀叹：“啊，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63

刺杀事件现在重新燃起爱因斯坦最初的愿望，即永远离开柏林。64 7月11日，他告知居里夫人，自己将辞去在普鲁士科学院与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便“离开喧嚣的柏林，以求能够再次平静地工作”。65一天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与同事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自己已“名义上”远离了柏林，尽管他实际上还在那里。66爱因斯坦当时正在打算为安许茨-肯普费的陀螺仪工厂工作，并在基尔购买一栋别墅。67

仅在四天之后，谋杀带来的恐惧有所消退，爱因斯坦就改变了想法。经过“冷静考虑”之后，他写道，自己在基尔的工厂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将继续住在柏林。依爱尔莎之见，虽然爱因斯坦受到拉特瑙被刺一事的强烈影响，“产生一种感觉：离开这里，找个安宁的地方工作”，但是，到现在“他意识到这种安宁是一个假象。想要躲藏起来，最好是在柏林”。尽管如此，她承认“日本之行以后，他就想辞去这里的正式职务”。68

刺杀事件也影响了爱因斯坦出席公共场合的意愿。他决定不在9月于莱比锡举行的德国科学家与医生协会的一百周年庆祝会上发表已经计划好的演讲。在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到了自己受到的人身威胁，被警告不要留在柏林，以及不要“在德国国内任何公众场合露面。原因是我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谋杀者的目标之一”。在这封信的草稿之中，爱因斯坦直接指出了“打算杀害”他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爱因斯坦将他所处的困境归咎于媒体：“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得太频繁，激起渣滓们的不满。”69无论如何，爱因斯坦这次离开柏林的长远之行的背景已经搭建完成。

对旅行日记的分析

在下文中，我们将试图通过对日记文本与其他相关历史资料的仔细研读，来“剖析”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深层含义。

我们将特别关注爱因斯坦对他在旅行中遇到的一些国家的国民和民族的看法，并将他做出的这些评论置于有关西方人的东方世界与“东方人”形象的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访问的每个国家当时的语境。他在旅行之前对这些群体的先入之见，以及他通过何种视角看待到访的地区。我们将思考爱因斯坦如何在他的旅行中表达他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是否因为新的经历而发生改变。另一个主题是这次旅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爱因斯坦对自己——同时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欧洲人——的看法。这次旅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概念？他对民族性格的概念的看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还会对爱因斯坦的看法与和他同时代的东方学者（Orientalist）、殖民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的看法进行比较。

此外，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的旅行对他到访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他的访问对欢迎他的社会有何影响？当地的媒体对他的到访是如何反应的？平民百姓与爱因斯坦的接触对大众对他的看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的旅行受到了哪些政治与外交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受到了什么影响，它们对相对论的反应如何？作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爱因斯坦扮演了何种角色？

最后，我们将思考这次旅行对爱因斯坦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并考察他的旅行的性质、方式，以及对他个人的影响。我们还将尽可能地得出关于爱因斯坦的个人信念、个人偏见以及意识形态构建的更广泛的结论。

爱因斯坦对黎凡特与黎凡特人的看法

爱因斯坦远东之旅途经的第一个地区是黎凡特[7]。在旅行开始之前，“黎凡特人”这个词让爱因斯坦联想到的东西很可能不是正面的。1919年10月，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时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大学委员会干事的胡戈·贝格曼（Hugo Bergmann）表达了他对筹划中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学术水准的关切：“我们不想敷衍了事，也不打算在黎凡特这个偏僻地区已有的低水平大学中再添一所。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所尽管资源有限但是在各方面仍然都能满足所有标准的好大学。”70在一篇同时期的文章中，贝格曼用更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强调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注意绝不能建立一所低水平的大学，一所黎凡特式的大学，这并不会丰富我们的文化财富，而且犹太人也不会承认这所大学是自己的民族大学。”71贝格曼提倡为计划中的犹太大学设立学术高标准，显然也不是什么新主张。在几个星期之前，爱因斯坦在一封致物理学家同事保罗·爱泼斯坦（Paul Epstein）的信中表达了他支持这样的标准：“我们必须确保这所大学与其他欧洲好大学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当然，这里并不缺乏优秀的人才。”72似乎可以设想，爱因斯坦在提到“欧洲质量更好的大学”时，并没有想到“来自黎凡特这个偏僻地区”的大学。我们可以从贝格曼与爱因斯坦的叙述中明确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他们明显地把自己的文化定义为欧洲文化。

爱因斯坦关于黎凡特与黎凡特人的看法，在自己眼见为实后就发生了变化。在海上航行五天后，爱因斯坦夫妇到达苏伊士运河北端的塞得港。爱因斯坦对自己抵达港口以及初次遇到当地人的描述生动而有趣：“在港口，一大群小船里坐着各种各样的黎凡特人，他们大声尖叫着，比划着手势，涌向我们的船。喧嚣声震耳欲聋，好似来自地狱。上层甲板变成了集市，但没人买什么东西。只有一些英俊健壮的年轻算命师有所收获。土匪般的肮脏的黎凡特人，看起来英俊而优雅。”73

这段文字显示出爱因斯坦于塞得港遇到阿拉伯商人时既为他们所吸引，又对他们怀有排斥的心理。他描述的是几乎所有感官的冲击。尽管这些欧洲人是在一艘日本轮船上，但是当地的东方人却像是在冲击西方文明本身。从爱因斯坦使用的语言，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一大群”“尖叫”“涌向”“来自地狱”“喧嚣声震耳欲聋”“集市”“土匪般的”以及“肮脏”。然而与此同时，当地人也有着吸引力：“看起来英俊而优雅。”

在接下来的几句话之后，就可一窥爱因斯坦如何看待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景象的端倪：“在[港口的]墙壁和建筑物的立面上有一种经常在热带地区的绘画中出现的绚烂色彩。”因此，他对这一景象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对东方的视觉（还有我们将看到的文字）成见的影响。

但是根据爱因斯坦观念中的二元性——吸引与排斥，也有一些行为规矩的黎凡特人。他在到达运河南端的苏伊士港时写道：“阿拉伯的小商人驾船溯流而上。他们是英俊的沙漠之子，身材魁梧，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比塞得港的人更有教养。”74这种对黝黑、挺拔秀丽的阿拉伯人的描写，可能是来自著名德国作家卡尔·迈（Karl May）笔下的一部19世纪东方背景的历险故事。75

当爱因斯坦从远东返航再次到达塞得港时，他的反应不再是好坏参半的，而是只有负面成分：“城市中有很多外国人，也有少不了的宵小无赖。”76“无赖”一词（德语为Gesindel，也有“社会的垃圾”的意思）完全可以被视为排外性（xenophobic）的表述。

爱因斯坦对印度人与僧伽罗人的看法

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未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在远东之行前爱因斯坦对印度人的看法。在海上航行二十天后，他在科伦坡遇到了印度人。当坐在一架人力车上时，他羞愧于“自己参与到对待人类的如此丑行中”，然而却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数量骇人的以国王形式出现的乞丐涌向每一个外地人，直到那个外地人在他们面前投降为止。他们知道如何央求乞讨，直到对方动摇为止。”这段话揭示出他对高贵等级会发生反转的信念。[8]在谈及他们在城市街道上的生活时，爱因斯坦提到他们“原始的生活”，居高临下的口气很明显。他也认为“气候阻碍他们思索超过前一刻钟或后一刻钟的事”，这一态度显示出爱因斯坦相信地理决定论以及人们对印度人智力低下的论断。他简洁地记录当地人“在大堆污秽和重度恶臭中栖身”，并推测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需求：他们“做得少，需求也少。简单节俭的生命循环”。爱因斯坦认为他们狭小的居住环境使“个体不可能有任何独特的存在”。他觉得这些印度人比自己在塞得港看见的喧闹的黎凡特人强：“没有野蛮行径，没有市场闹哄哄的气氛，而是安静自如，但也不缺乏某种轻松愉快。”他也将遇到的印度人的所谓坚忍克己归因于地理决定论：“在这种气候下，我们难道不也会变得像印度人一样？”77这一句显示出爱因斯坦对当地人的矛盾态度：对于他们对艰难困苦的忍耐力，他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似乎也对因这些困苦使他们变成如此模样持批评态度。

爱因斯坦夫妇在返航中再次访问了科伦坡。这次爱因斯坦的描述则是相当负面的。他觉得“当地人”“纠缠不休”。其中一位人力车夫“完全是赤裸裸的原始人”。在一天的游览结束后，爱因斯坦夫妇一回到科伦坡，“那些人力车苦力就向我们扑来”。78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欧洲文化再一次象征性地受到冲击。而且他使用“苦力”与“原始的”等词语来形容当地人，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感。

爱因斯坦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

在此远东之旅以前，爱因斯坦对印度人的看法如何，我们缺乏资料，但是在此行之前，他确实有几次提到过中国人。有趣的是，爱因斯坦在一月有余的时间内两次提到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非常正面，然而另一个则很负面。1919年3月，爱因斯坦开始关注犹太民族主义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事业，并开始发表一些看法。在其中的一次发言中他写道：“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是犹太人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出现。在我看来，我的同胞们要比那些令人发指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或者至少不那么野蛮）。或许在这世界只留下中国人时，情况才会变好。他们用‘强盗’这个集体名词来称谓欧洲人。”79

但是在4月他致信苏黎世的朋友埃米尔·齐歇尔（Emil Zürcher），说到俄国正在被“强盗团伙的头目”劫持。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些团伙大多是从中国人中招募而来的。对我们来说，前景也不错！”80这可以被解释为担忧中国人可能会接管欧洲。[9]

我们找到了爱因斯坦在1919年年底写下的透露出他内心对中国人的看法的又一言论：“我的朋友[米歇尔]贝索马上要回专利局工作。这个可怜的人把自己与动物分得太开——只有想法，没有意志，佛陀理念的化身。他或许更适合于东方。这是前天晚上我和几个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时突然想到的，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痴迷目的性和实用性。这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中国长城（Chinese Wall）来说都太糟糕了！”81这一颇为矛盾的言论很有意思。一方面，爱因斯坦似乎对自己看到的佛教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持赞赏态度；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对西方来说并无意义，并且暗示中国人缺少对目的性和实用性的关注将会最终导致其文明灭亡。

在黎凡特与“东方人”（Orientals）首次相遇的几周后，爱因斯坦到达了新加坡，在这里他见识到了一类完全不同的“东方人”（Easterner）。

虽然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他主要是想通过与当地犹太社区领导人玛纳西·迈耶（Mannaseh Meyer）接触来为希伯来大学筹集资金，但是爱因斯坦确实也评论了当地居住的中国人。在迈耶为欢迎爱因斯坦而举行的两场活动之间，爱因斯坦写道：“然后我们穿过唐人街（熙熙攘攘，时间不够看，只能嗅）。”82爱因斯坦的感官再次受到当地人的冲击。第二天，他谈及自己对中国人的总体印象。在他看来，他们“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排挤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83与他在1919年4月所担心的差不多的是，爱因斯坦最担忧中国人出生率奇高的后果。另外，“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这一说法也显示出他认为有被中国人支配的危险。

一个星期后爱因斯坦抵达香港，他又一次见到了当地中国居民。他的言论包括了从对中国人的困苦的同情，到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的非人性化的评价。爱因斯坦起初对“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表现出同情。就这样，“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在他看来，“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因此，尽管爱因斯坦有着对一只被虐待的宠物的类似的同情心，但是他似乎认为中国人缺乏完整的人性。这一点在之后他参观中国内陆地区后的评论中展现得更为露骨：“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洲人在树林中大小便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悄然地进行着。甚至小孩看上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于是爱因斯坦从这样的景象里得出了他带有种族色彩的（如果不是种族主义的）结论：“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仅仅是这样的想法，就觉得特别沮丧。”84很明显爱因斯坦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了西方人设想的“黄祸”威胁。最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在三年多之前的1919年4月曾得出相似的结论，而就在那次的一个月之前，他的结论还是截然相反的，即希望“令人发指的欧洲人”消失，只留下中国人。

在香港停留期间，爱因斯坦记下了自然景色的美丽（physical beauty），觉得这与当地中国人的简陋住所形成鲜明的对比。登上香港岛最高的太平山顶后，他记下了看到的“宏伟景色”。他也提及了欧洲人与中国人在乘坐登山缆车时是要分开坐的，不过并未对这种歧视现象发表意见。

在日记另外一段落里，爱因斯坦引述了他遇到的葡萄牙教师们所说的话：他们坚称“中国人无法接受合乎逻辑思维的训练，他们尤其缺乏数学天分”。他并未以任何方式对此表示怀疑。此外，爱因斯坦的仇外心理还附带严重的极端厌女情绪：“我注意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很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致命魅力，能让她们的男人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无法抵御后代的巨大祝福。”85

数天之后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再次接触当地居民。他的评论依然带有尖刻、非人性化的语气：在看到一场中式葬礼后，他认为这种葬礼“对我们来说是未开化的”，“街道狭窄”的中国人居住区“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他继续说道：“即便是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但是爱因斯坦找到了一处避难所可以躲开这一切：当中式菜肴不合自己胃口时，他在一对德国学者夫妇处找到了“安全港（字面的意义也契合）”。在到访乡下一座村庄时，他对当地居民做出了更加非人性化的假设：“我们仔细参观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86由于爱因斯坦不可能知道村民的想法，所以显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推测（projection）。

爱因斯坦在返程中再次到访了上海，在这里他重申了大多数已经提及的所谓的民族特征。但是也强调“所有人都赞扬中国人，但也一致认为他们在涉及商业技巧时智力低劣”。87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地充满了矛盾：他既同情他们所处的悲惨境地，又在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的言论中将其非人化。他似乎真的担忧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

关于西方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看法的研究，向我们揭示出爱因斯坦所持的印象与刻板的模式与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高度一致：中国人被许多西方人视为邪恶、野蛮、残暴与蒙昧的化身，具有肮脏、恶臭、贫困、邋遢、迷信等特征。88就像爱因斯坦所描述的，西方人的看法注意到了中国的绝美景色与肮脏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鲜明对比。89但有趣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爱因斯坦遇见中国人之前不久），西方世界出现了对中国人更为积极的印象。世界大战的残暴，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更乐意接受东方理念。90

流产的中国之旅

如前文所述，爱因斯坦曾有意访问北京两周，在那里举办系列讲座。但是在他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已经影响了爱因斯坦完成原计划的决心。不过他仍然希望有可能在中国待上两至三周，在北京或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91然而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921922年12月初，爱因斯坦在日本访问期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致信爱因斯坦，询问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并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93两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声称自己白白等了五周，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再想让他前往中国。在信中，爱因斯坦表达了他的希望，即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未来得到补偿。94

爱因斯坦对日本与日本人的看法

与在远东之旅之前与中国人只有寥寥几次接触不同，爱因斯坦在出发之际已与来自日本的学者建立了一些重要的联系。据人们所知，他最早接触日本人是在1909年3月的伯尔尼，对方是物理学学生桑木彧雄（Ayao Kuwaki）。95第二年，他对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撰写的一篇涉及有质动力的相对论文章表示赞赏，并说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课题唯一一篇有点意思的文章”。96十年后，爱因斯坦对桑木彧雄（已成为物理学教授）翻译自己关于相对论的通俗书籍感到“非常高兴”：“我还清楚地记得您访问柏林的情形，特别是因为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日本人，实际上是第一位东亚人。那时，您渊博的理论知识令我感到惊异。”（第十卷，文件246）97在后来准备起程前往远东的时间里，爱因斯坦与日本人的通信几乎都与前文所述来自改造社的访问日本的邀请有关。但是读者肯定会回想起在协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爱因斯坦不满于邀请函中列出的资金条款时，他称日本人是“真正的骗子”。（第十二卷，文件292）98之后不久，他向爱尔莎抱怨，“现在看来我会在柏林待很长时间，因为那些该死的日本人把我好好的计划搅得一团糟”。（第十二卷，文件303）99然而如前文所述，关于旅行酬金的难题最终得到解决。

让我们看一下在这次访问之前爱因斯坦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日本的概念。如前所述，对于东方的渴望是爱因斯坦接受访日邀请的动机之一。正如研究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看法的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这种“来自东方的诱惑”正是前往日本旅行的重要推动因素。100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促进了日式风格在西方的流行，吸引更多的西方人考虑前往日本。这种对日本艺术与风俗的狂热喜爱被称为“日本主义”（Japonism）。101但是爱因斯坦对日本的兴趣还有其他更为富于异国情调（和奇想）的来源。在旅行期间的一次采访中，爱因斯坦提及在访问日本前，出生于希腊的爱尔兰裔作家与记者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于1896年入籍日本）的作品对他有关日本的看法产生的影响。由于受小泉八云笔下的“小人国”（“Lilliputian land”）[10]的影响，爱因斯坦说自己在访问日本以前，认为日本是一个“童话故事中的有着小房子和矮人的国度”。102

抵达日本三星期后，爱因斯坦在关于日本的印象的文章中也指出自己对日本整体上怀有神秘感：“人们看到许多日本人在我们那里孤独地生活，勤奋地学习，友好地微笑。没人能了解藏在这种谨慎的微笑背后的情感。”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承认“我对日本的所有了解，无法组成一个（这个国度的）清晰的画面”。103

爱因斯坦于1922年末到访的日本，正经历着剧烈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开始于1912年的大正时代，是一个“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世俗主义与民主化似乎正在替代之前主要着重于民族塑造的明治时代狭隘的主张”的历史时期。10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见证了日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欧洲与美国正开始对日本文化施加影响。一批倾向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在成长。受基督教、自由主义以及激进理念的影响，妇女参政、劳工以及学生运动也开始兴起。外国科学家受邀访日，首批科学期刊也出现了。105虽然在大正时代见证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兴起，但是也潜伏着政治恐怖的暗流：在爱因斯坦访日的前一年，日本首相原敬（Hara Kei）被刺杀。社会福利项目也开始实行。民主精神是一种“帝国民主制”：帝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主流政党的支持——政党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支持或者反对帝国主义，而是“缓进派”还是“激进派”的帝国主义。106

在轮船上遇到日本人以及到达日本后，爱因斯坦对日本与日本人的看法分别是怎样的呢？他与日本人的相遇又如何改变了他的观点呢？107

与对中国人的苛刻观点形成令人惊讶的对比，爱因斯坦对日本人的看法非常正面。在海上航行的第一天，他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他（日本人）不找麻烦[……]愉快地履行了属于他自己的社会职能；对自己的群体和民族感到自豪[……]虽然谨言慎行，但待人也并不完全生疏见外；因为作为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他个人似乎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掩饰的东西”。108虽然这是正面的描述，但是爱因斯坦似乎认为日本人缺乏完整的人性——他明确认为日本人的个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他对日本女性的第一印象几乎是漫画式的：他描述她们“和孩子们[在甲板上]缓慢走着。她们穿着华丽，满脸茫然，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黑眼睛、黑头发、大脑袋，碎步急行”。109在船上度过三个星期后，爱因斯坦似乎并未深入理解与他同行的日本乘客的谜一般的本性：“日本人相当虔诚。奇怪的家伙[们]，他们的国家同时也是他们的宗教”。110他对日本音乐的初次领略也加深了他的疏远感：他觉得日本人的音乐“很有异国情调”，他们的歌唱使得他“头晕目眩”。111

在抵达日本后，爱因斯坦立即喜欢上这个国家的景色。他游览的第一座城市是“街道明亮得不可思议”的京都。这一印象与他对刚访问过的中国城市的强烈鄙夷之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也被“奇妙的古代日式建筑”深深吸引。学童“最讨人爱”，学校可谓“美丽”，景色“壮丽”。并且小泉八云写的故事里的“小房子与矮人”真实存在！他马上记下了“精致的小房子”与“咔嗒咔嗒的，在街上小步疾走”的“优雅的小个头的人们”。爱因斯坦很珍视在日本遇到的整洁、秩序与安静的行为举止。他认为“日本人朴实正派，总体来说相当讨人喜欢”，因此爱因斯坦依据自己所见定义了日本的民族特征。112

在与山本实彦、改造社的职员稻垣守克以及漫画家冈本一平（Ippei Okamoto）一起前往日光市旅行时，爱因斯坦似乎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开始把他们视为真正的个人。当他不得不应付神户的德意志协会时，爱因斯坦承认“至少在日本，我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113之后的日本东道主们似乎更加让他着迷。

尽管对日本怀有赞赏之情，但是在一场关于“日本在接触欧洲之前的世界观”的谈话之后，爱因斯坦也对所谓的日本人缺乏对科学的好奇心感到疑惑不解。他的结论意味深长：“看来这个民族对知识的需求比不上对艺术的需求，[难道这是]天性使然？”114通过自问这种相较于西方人的所谓智力劣势是否属于内在遗传这一问题，爱因斯坦流露出自己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智能差异的观点。

在身处日本三个星期之后，爱因斯坦最后使用“舒适”（gemütlich）一词来形容他与日本东道主们的聚会。115在那之前，“舒适”一词只被他用来描述他与欧洲伙伴（最主要是德国人）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到这时爱因斯坦感受到日本人的人情味远超初遇之时，那时他只是以漫画的方式描述对方。几天后，他对日本人“丝毫不带任何讥讽或怀疑”的态度表达出了衷心的欣赏。接下来，他发表了近乎于对日本与她的人民的爱的宣言：“有着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具有的纯洁灵魂。人们不得不热爱和尊敬这个国家。”116一星期后，他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相较于我迄今所认识的所有其他人，日本人更吸引我[……]：安静、谦虚、聪明，懂艺术而又体贴，没有什么是为了表象，一切都为了实质。”117

在他所写的关于日本印象的文章里，爱因斯坦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西方人与日本人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他强调自己觉得日本人的家庭凝聚力更牢固的观点，并声称不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一传统使得日本人能够比邻而居，甚至那些“在情感上不和谐的人”之间也能做到。他不赞同这会导致一种“内在的贫乏”的观点。他觉得尽管自己不能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灵，但是可以通过艺术深入了解他们的灵魂：“在这方面，我几乎是在不停地惊叹和钦佩。大自然和人似乎统一起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的独特风格。所有真正起源于这个国家的东西，都是精致而愉悦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始终紧密联系着大自然既有的东西”。118在很大程度上，爱因斯坦的这些评论与历史学家指出的同时代的西方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一致的。相应的，西方人眼中的日本艺术的核心特征是“朴素、实用、简约”。人们认为日本人的特点是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与自然和谐”共存。日本的园林被看作是“和谐概念和日本人独特的与自然世界的密切联系”的典型表达形式。119有趣的是，这些看法忽视了“许多著名的园林是在战争与社会动荡时期建造的”这一事实。120此外，实际上日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矛盾的。121

爱因斯坦与日本女性的相遇感受呈现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在一次有“一些艺妓”参加的宴席中，他认为“非常年轻”的艺妓的舞蹈与年长艺妓的“非常有表现力和性感的面部”“令人难忘”。爱因斯坦提到在他与爱尔莎“被礼貌地送走”后，宴席会进入“更放松的第二部分”，暗示将会有豪饮和带有更多调情的内容。这一点通过他随后与稻垣守克就“艺妓和道德等”话题的讨论中的言论得到进一步确证。122从爱因斯坦的措辞来看，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坚持西方人普遍持有的视艺妓为娼妓的误解。

他对女性看法的另一极端则是对有身份的日本妇女的理想化。在访问结束时，爱因斯坦将她们看作“像花儿一样的生命”，123由此显示出他起初对她们的漫画般夸张的看法并未有超越外在表象上的重大进步。在他致山本实彦的妻子山本美的告别信中，爱因斯坦展现出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日本妇女与日本家庭的形象：“您将永远代表日本女性的理想典范。安静，欢快，[……]您是家庭的灵魂，您的家庭似乎是一个珠宝箱，您可爱的孩子们像珠宝一样放在里面。在您身上，我真正地看到了你们人民的灵魂以及他们对高雅和美丽的古代文化的崇敬。”124由此看出，爱因斯坦一方面将可敬的日本女性看作是装饰品，另一方面又将她们视为日本民族灵魂的化身。这只能解释为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日本文化与社会的装饰性本质就是其精髓所在。在某种程度上，爱因斯坦对日本女性两极化的印象符合西方人对东方女性对立的刻板印象：优雅、装饰性的蝴蝶夫人和被看作东方的祸水红颜的龙夫人。125

爱因斯坦对日本艺术甚为钦佩，并视其为“日本精神”的体现。126他觉得日本戏剧“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具有异国情调”。127尽管爱因斯坦承认自己为日本音乐所着迷，最后还是对其持批评态度，否认它是“一种主流的高等艺术形式”。他认为日本的绘画与木雕是日本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他最为欣赏日本艺术家的一点是，“他永远都以明晰和简洁的线条为最高原则。强调将画视为一个整体”。128

爱因斯坦对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认可“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但是他也警告日本人“不要忘了完美地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优于西方人的伟大特征：对生活的艺术塑造，对个人需求的谦卑和质朴，以及日本精神的纯净和安宁”。129在这一方面，爱因斯坦所表达的观点与其他访问日本的西方人的观点相似。访问日本的历史学家指出，一些西方人不情愿看到日本被西方化或现代化，“因为这会削弱‘异国情调的’目的地的‘他者存在’（‘otherness’）”。130

我们可以看到，在为期六个星期的日本之行中，爱因斯坦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登上邮轮之后，他所发现的日本的真实面貌便殊异于旅行之前他头脑中的日本形象，在抵达日本之后更是如此。在旅行期间，他对日本的观点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日本之旅的进行，爱因斯坦对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了解也更为深入，对东道主的看法似乎也更加人性化。和对中国人的观点一样，爱因斯坦的许多关于日本人的看法都符合当时西方人的观点：仰慕日本艺术与建筑，认为日本人与自然之间有着独特的密切关系，觉得日本人重视集体，个人归属于集体。但是西方也存在对日本人的负面的刻板印象：他们被认为具有排他性，会用不公平的手段竞争，两面派以及富于侵略性。13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欣赏日本人，又对他们表现出优越感，尤其是他认为日本人的智力能力逊于西方人。

旅行在德国国内产生的反响

1922年12月20日，爱因斯坦在广岛湾附近的庙宇与群山游览漫步，突然间收到德国驻日大使威廉·佐尔夫（Wilhelm Solf）的一封从东京发来的电报。突然之间，爱因斯坦的日本之旅在德国引发了政治争议。佐尔夫通知德国外交部说，《日本广告报》（Japan Advertiser）在12月15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记者与评论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在柏林进行的对图谋刺杀他的人的审讯中作证说，“爱因斯坦教授前往日本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德国不安全”。132佐尔夫担心这篇报道可能会对“爱因斯坦这次访问就德国而言所带来的十分有利的效果”造成不利影响，请求爱因斯坦通过电报授权自己否认这项指控。133在回应中，爱因斯坦承认在拉特瑙遇刺后，他的生命就一直受到威胁。虽然一种“对远东的向往”对他接受来自日本的邀请起了重大的作用，但“需要暂时远离我们祖国的紧张氛围”也是一个因素。134

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爱因斯坦于1923年2月2日到达巴勒斯坦，这时的巴勒斯坦正经历来自不同方面的变革。位于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政府仅在爱因斯坦到访的两年半之前才建立：赫伯特·塞缪尔爵士（Sir Herbert Samuel）在1920年7月开始履职高级专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的移民活动呈现增长态势——这个“第三次阿利亚”（Third Aliyah，“阿利亚”即移民潮之意）的移民大多来自东欧。在爱因斯坦来访之时，巴勒斯坦总人口数（主要为阿拉伯人）约为60万，其中犹太人为8.6万。在这一时期，政治局势高度紧张：1921年5月，雅法发生了阿拉伯居民攻击犹太居民的事件，托管当局平息了这场暴乱，前后共导致47名犹太人和48名阿拉伯人死亡。1922年6月发布的《丘吉尔白皮书》（The Churchill White Paper）重申了《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的内容，但也向阿拉伯人保证会限制犹太移民人数。“第三次阿利亚”也显著增加了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数量。此外，巴勒斯坦的工业化与电气化也已奠定了基础。在三座大型城市中，现代城市模式开始成型。自治团体伊休夫（Yishuv）的建立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爱因斯坦到访之时的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很糟糕。犹太经济界不能为所有犹太人以及新来的移民提供工作岗位。135

到过中东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前来巴勒斯坦的到访者们究竟是“早已为他们原本所在的社会的价值理念所影响”，还是“不加批评地接受了当地的习惯与风俗”。136同样，研究德国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历史学家强调，需要在“双重背景”看待旅行记录：“操德语的犹太人的社会与文化处境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的状况”。另外，旅行者们来到这个国家时已经有了事先形成的理想目标，他们经历的真实情况会强化这种理想目标，或是与其抵触，又或者，他们会不顾真实情况，并“将他们的理想价值理念投射到巴勒斯坦人民身上”。137

人们也会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之旅置于更为广泛的环境中进行审视，这一环境即关于东方主义和对“东方”的多重性（经常彼此矛盾）感知的文化争论。因为巴勒斯坦位于东方，而来此定居的人中东欧移民占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得不努力克服欧洲人将东方与东欧看作“西方或欧洲文明的理念的两个对立面”的观念。对一些相信欧洲人的“文化使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东方是一片“落后”的区域，“必须植入西方文明”。在其他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和东方的接触，与欧洲殖民强国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不同的。138

鉴于研究中东之旅的历史学家们提出的深入见解，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爱因斯坦头脑中的意识形态价值与观点，是如何影响他看待在巴勒斯坦见到的现实，他的访问是否又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这些价值与观点？对爱因斯坦而言，这个国家的意义是什么？他是通过什么视角来看待这个国家的？他是否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必须植入欧洲文化的落后地区，或者他是否赞同另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他们的努力在本质上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努力有着根本的不同？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最初内容，就直接揭示了他踏上这片对他的中欧人视角而言甚为陌生的土地后所产生的感受。在初次到达这个国家时，他看到“植被非常稀少的平原[……]橄榄树、仙人掌和橙子树”。139在耶路撒冷老城内散步时，他最为生动的印象是这座城市的美丽与脏乱。对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巴勒斯坦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传统而虔诚的旧有犹太人社区伊休夫，爱因斯坦的看法显然是消极的：“然后到了圣殿护墙（哭墙），愚钝的同族兄弟在那里大声祷告，脸对着墙，以摇摆的方式来回弯曲身体。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的人们，令人可悲。”140爱因斯坦对极端正统犹太人的负面看法可能受影响于他在童年时对未同化犹太人的看法，也有可能受影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旧伊休夫的看法。141

与他对旧伊休夫的负面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的现代犹太人社区，即新伊休夫的看法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他赞赏新伊休夫所具有的充满活力的开创精神及其城市化发展，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首个全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的快速扩张。

爱因斯坦表面上对新伊休夫表现出极端热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东道主们没有让爱因斯坦见到社区的内部矛盾。虽然他参观了私人农场、合作农场以及集体制农庄，但是他似乎不了解当时乡村农场（moshavot，莫夏夫）的私人农场主与基布兹（kibbutzim）的拓荒者（halutzim，哈鲁兹）之间关于“希伯来劳工”问题的冲突。这一问题牵涉到私人农场雇用阿拉伯劳动者的行为，基布兹希望这些农场只雇用犹太劳动者。142

与伊休夫内部纷争被压制截然相反的是，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持续升温的民族冲突。爱因斯坦到达巴勒斯坦的时间，距离阿拉伯城镇雅法（Jaffa）发生暴乱之时不到两年。但是在其所有的叙述中，局势的潜在爆发性都被轻描淡写。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的第一印象，显示出他对后者的看法具有理想主义（也有些许优越感）的成分：“这种凛冽宏伟的大自然，以及衣衫褴褛、黝黑而优雅的阿拉伯之子，有着超凡的魅力。”143

在旅行期间，爱因斯坦仅有少数几次接触到了阿拉伯社区的代表。他只与温和派代表进行了会面：耶路撒冷市长拉格卜·纳沙西比（Raghib Al Nashashibi），几位加利利的名流，以及阿拉伯作家阿西斯·多梅特（Asis Domet），他在当地的阿拉伯人中是一位边缘人物。对于这一地区的民族紧张态势，爱因斯坦似乎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最为困难之处来自于知识分子——而且并不单单来自于阿拉伯知识分子。”144

但是爱因斯坦在海法逗留时，可能也说了一些关于阿拉伯人的并非积极的话。根据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赫尔曼·施特鲁克（Hermann Struck）的记载，爱因斯坦说道：“如果这里没有犹太人，只有阿拉伯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不需要出口[生产]，因为阿拉伯人没有什么需求，只以自己种植的作物为生。”如果爱因斯坦确实说过这句话，这一让人不安的言论就表现出了他认为当地阿拉伯居民“没有需求”的刻板观点，而这一观点可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民众的主流印象的影响。145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赞同科伦坡的土著居民也几乎没有需求这一殖民主义观点。根据施特鲁克的记录，爱因斯坦曾说他相信巴勒斯坦的未来“将会属于我们”（即属于犹太人的）。146当爱因斯坦在巴勒斯坦北部旅行时，他对“向考古学家出售土地时漫天要价”的阿拉伯地主表达了厌恶情绪。147从这一点来看，爱因斯坦似乎深受旅行中被灌输给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影响。

然而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做出最令人不安的评论，则是在回到德国之后。他声称相较于农业定居者们所面临的两个“祸害”——债务与疟疾，“阿拉伯问题变得无关紧要了”。148爱因斯坦含蓄地将社区之间冲突的当事双方中的一方说成是“祸害”，显示出他的民族宽容的限度。

爱因斯坦的日记揭示出他深为巴勒斯坦的风景与宏伟建筑着迷。但是在后来的叙述中，他表明自己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相遇才是最让他激动的。149他尤为欣赏其中的两个群体：年轻的犹太农业定居者和从事城市建设的犹太工人。这既是由于他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支持，也是因为他希望犹太人能够对社会与经济作出比以往更大贡献。因为对年轻的东欧犹太人怀有特别的钟爱，由年轻的俄国犹太拓荒者担负公社的农业，这件事让爱因斯坦兴奋不已。150

至于巴勒斯坦对爱因斯坦的意义，很明显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国家给流散的犹太人带来预期的积极心理影响，其重要性超过巴勒斯坦的移民、定居安置与经济前景。他认为“巴勒斯坦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巴勒斯坦的复兴将会意味着犹太民族灵魂的解放与复苏”。他相信它会“成为一个道德中心，但是不能吸纳很大一部分犹太人”。151在这次旅行之前，爱因斯坦认为这片土地意义非常，而经过实际访问，这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有趣的是，一回到柏林，爱因斯坦便不再谈及他起初的重访巴勒斯坦并做稍长驻留的计划。

与在他之前来访的旅行者相似，按照自己的观念看到的现实强化了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事业的观点与看法。同时，当地犹太人社区所取得的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因而进一步确信了这些犹太定居者的奋斗努力非常值得他继续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支持。尤其是他对（主要是）来自俄国的定居者的积极观点得到证实，加深了他原本对来自东欧的年轻犹太人抱有的同情。

然而在关于巴勒斯坦之旅的编史学语境中，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的观念应该如何归类？针对圣地（the Holy Land）的来访者所持的多种观点，以色列历史学家约书亚·本-阿里耶（Yeshoshua Ben-Arieh）提出了一种类型学。152爱因斯坦的观点可被归为其中的三种类别。他在一定程度上视巴勒斯坦为“《圣经》与圣殿之地”。但是这方面显然对爱因斯坦而言并非十分重要。很大程度上，他把这个国家看作是一片“带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国度”——当他置身于耶路撒冷老城之中以及对沙漠的景色和那里的居民做出反应时尤为如此。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巴勒斯坦视为“孕育新的开始的土地”。153他相信特拉维夫的现代化城市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也相信农业定居点事业能够培养出“正直的人”，154因而加深了对这些“新犹太人”的同情。

对于巴勒斯坦地处黎凡特地区之内，爱因斯坦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他虽然认为耶路撒冷老城“带着东方式的异国风情”，155但是他似乎认为新伊休夫（没有直白地这么说）是典型的欧洲风格。实际上爱因斯坦所赞赏的伊休夫的所有方面都是源自欧洲，仅举几例：耶路撒冷的花园式城郊、比萨列（Bezalel）艺术学校的仿东方风格的艺术品、莫夏夫与基布兹中“意气相投”的俄国人、赫茨利亚（Herzliya）中学的学生们进行的体操训练，以及位于特拉维夫和海法的现代设施与工厂。此外，至于爱因斯坦是否认为巴勒斯坦需要引入欧洲文化或融入黎凡特环境的问题，他明确主张这个国家应该欧洲化。另外，很显然爱因斯坦在处理新的视觉信息时联想到的是欧洲的事物——他将在当地见到的宏伟建筑与类似的欧洲建筑进行对比。他明确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事业将会非常有益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这次访问中的焦点，即在位于斯科普斯山（Mt.Scopus）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未来的校址上发表演讲视为其最为明显的观点的表现。锡安（Zion）又一次成为西方知识的发源点。

爱因斯坦对西班牙与西班牙人的看法

不同于旅途中到访的其他主要国家，爱因斯坦没有在为期三个星期的西班牙之行前说过任何可以揭示他对西班牙与西班牙人的看法的话。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来自他的一位家庭成员的间接证据。1920年，爱因斯坦邀请他的继女伊尔莎在计划的西班牙之旅中担任陪同。作为回应，伊尔莎写道，自己“为了准备我们的旅行，一直在唱‘美丽的西班牙在遥远的南方’”。（《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卷，文件173）156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爱因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把西班牙看作一个有异国情调的远方国度。

抵达西班牙时，爱因斯坦人在旅途已有四个多月。无怪乎他的日记中关于西班牙这一段的内容很少。157所以关于他对西班牙与其人民的真实看法，我们可以研究的内容并不多。158在巴塞罗那停留的开始，他提到“那里的人们很可爱”。在马德里，爱因斯坦对他所遇见的一些个人做出了评论。他认为诺贝尔奖得主拉蒙-卡哈尔（Ramón y Cajal）为“了不起的老思想家”。159他形容国王阿方索十三世（King Alfonso XIII）“朴素而威严，我欣赏他的举止”。对于王太后，他写道：“后者展示了她的科学水准。人们注意到，没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160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没有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任何描述。唯一能向我们提示他对西班牙人的看法的只言片语来自他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记录：“典型的西班牙式的讲话，激情四射”。161因此，伊尔莎在为她后来并没有参与的旅行做准备时唱的歌的歌名，实际上表明爱因斯坦觉得西班牙人带有异国情调。

爱因斯坦同样很少评论他在西班牙之旅中参与的休闲活动。很明显他从西班牙方面提供的文化活动与日间旅行中获得了乐趣。在巴塞罗那，他记载道：“民歌、舞蹈、餐厅。这一切多美好啊！”162埃尔·格里科（El Greco）的一幅画“是我所见过的最深奥的画之一”。他关于短途旅行的记载很简要，却显示出真挚的热情：“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灿烂的天空。童话一样的托莱多。”在游览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Escorial）之后，他写道：“美妙的一天。”163

旅行对爱因斯坦关于欧洲人的看法产生的影响

爱因斯坦与东方居民的相遇是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的参照群体——欧洲人——的看法的？我们已经知道在1919年早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后，爱因斯坦表示对“那些令人发指的欧洲人”感到厌恶。164然而他对旅途中遇到的欧洲人的看法在极为积极与断然消极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我已经提到过爱因斯坦将“舒适”一词几乎只用于形容自己的欧洲朋友和熟人的情形。对他而言，自己的朋友斐司德夫妇（Pfisters）在上海的家是一个“安全港”，让他能够逃避使他这个西方人的感官和肠胃感到极度不适应的中国事物。165然而就在他刚刚结束为期不短的日本之旅后，他认为在上海的欧洲人“是懒惰的，自负而空虚”。166但是爱因斯坦蔑视欧洲人最为强烈的措辞，是在他对科伦坡僧伽罗人居住区最为贫困的居民所拥有的斯多葛式生活态度发出赞赏后：“人们一旦正确看待这些人，就不再会欣赏欧洲人，因为后者更放纵更残忍，更粗鲁并且更贪婪——而不幸的是，这却给他们带来实用上的优势，能够着手于大事并将之付诸实践。”167总之，爱因斯坦对欧洲人的看法明显是矛盾的。在日记中他对欧洲人既欣赏又排斥。

爱因斯坦与殖民主义

爱因斯坦对中东与远东的访问正值帝国主义时期。但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并没有提及他对德国近期的殖民历史的看法。他青年与成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即1884年至1919年，德国是一个殖民国家。168而且德国人的殖民意识形态不同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因为“德国人对所谓被征服的他者有认同”。169

在访问香港期间，他清楚地表达了对殖民统治的立场：“他们[即英国人]对治理的理解值得赞赏。警察由外来的身材魁梧的黑皮肤印度人担任，从来不让中国人干。英国人为后者设立了一所真正的大学，以拉拢那些发了财的中国人。这一点谁能比得上？可怜的欧洲大陆人，你们不知道如何通过宽容化解民族反抗运动的危险。”170这清晰地揭示了爱因斯坦热衷于他所认为的英国人实行的“开明殖民主义”和“开化使命”。此处描述的拉拢当地精英的方法在殖民主义历史上广为人知。殖民国家培训当地精英服从自己的命令，镇压他们的同胞。171在科伦坡，爱因斯坦同样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赞赏：“英国人的治理无可挑剔，没有不必要的欺骗。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对他们有不满。”172有趣且值得留意的是，在巴勒斯坦访问期间，爱因斯坦对英国托管当局对当地的统治没有表达出积极或消极的看法。但是他确实对其认为的英国高级专员的“高尚的人生观”表达了赞赏。173

研究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投射”（“projection”）与“交易”（“transaction”）这两个重要词语进行了区分，来描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传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殖民者将其“欲望、预言或自我厌恶”投射到被殖民者这一行为。174近期的研究侧重于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的交互式的关系，并偏好使用“交易”一词。后一种方式考虑到了殖民地对殖民者的自我认同产生影响的潜在可能。175这一方法也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之间存在的“接触区”（“Contact Zones”）。这些“接触区”是“作为迥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经常以高度不对称的主从关系相遇、冲突、斗争的社会空间”。176我们可以将爱因斯坦在科伦坡与那位人力车夫的相遇视为在这样一个接触区的重要相互作用。虽然他声称非常不情愿让自己享用人力车夫的服务，但是最后还是顺从了当时情势，这等于是配合了殖民主义的压迫，尽管是出于被动。

为了了解爱因斯坦支持“开明殖民主义”的背景，关键是要指出，并不是所有欧洲人都“在相同的程度上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177一些人完全不赞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例如，19世纪早期的德国探险家与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与他所访问及研究的土著人口之间的关系就被定义为“反殖民性质的”。更为重要的是，冯·洪堡承认即使土著人口被视为与众不同，但他们的基本人性是永远不应被怀疑的。178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爱因斯坦数次否定了他者的人性。

爱因斯坦对东方与东方人的看法

巴勒斯坦裔美国籍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影响深远的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中为这个词给出了三种定义。其中只有一种与我们的目的有关：“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1]。179萨义德的著作对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讨论。180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讨论，但是其著作中的主要论点——即相较于一个地理学上的现实，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却是难以质疑的。

对东方主义总体上的研究，尤其是对德国和犹太人的东方主义的研究，非常有益于帮助我们理解爱因斯坦头脑中的东方形象。在东方学专家的眼中，对西方世界而言，伊斯兰的东方被视为“基本的他者”。东方主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使西方的意识形态与统治合法化。完成合法化的方式是建立二元观点：东方人被视为低级的、野蛮的、缺乏管教的、暴力的、未开化的、幼稚的、非理性的、狂热的、停滞的、异国的、挑逗性的，并且（有时候）性感的。与之相反，西方人被视为高级的、文明的、有节制的、成熟的、理性的、有活力的、具有启蒙性的，以及熟悉的。然而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比上面更为复杂：东方既对西方具有吸引力，又让西方感到厌恶；西方认为东方与自己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点，西方对东方既显示出自卑感，又显示出优越性。西方人眼中，作为异邦的东方既有吸引力也让人排斥的原因之一是东方代表着西方自己“原始落后”的过去。181所以这些印象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将其拒绝承认的自身特点投射到东方身上。

德国人对东方与东方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卡尔·迈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著作的影响。作者的“另一个自我”，主角卡拉·本·奈姆斯（Kara Ben Nemsi）被描绘成理想型的德国人与欧洲人：他的自制力与东方人的情绪性做对比展示。但是卡尔·迈对东方人的看法实际上具有矛盾性：他认为他们“喜怒无常”且“热血冲动”。因此，一些东方人能够用西方的礼仪来教导，但是其他人则无法同化。182第一批卡拉·本·奈姆斯小说出版于1892年，爱因斯坦当时13岁，他可能阅读了这些小说并受了它们的影响。我们未掌握任何显示出他认真读过这些小说的直接证据。

有关犹太东方主义的研究考察了犹太人的东方观的多重层次：“犹太人被深深地卷入了对东方与欧洲内部东方人的双重概念化中。在19世纪晚期，将东欧视为‘半个亚洲’（halbasien）的概念[……]在始终存在的‘犹太人问题’的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共鸣。”在反犹主义话语中，“正是因为犹太人来自东方且拥有东方人的本质，所以犹太人是外国人”。对于已融入西欧、中欧国家的犹太人而言，东欧犹太人“代表着被他们高兴地抛弃掉的犹太传统中的‘亚洲’成分”。但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年轻的一代而言，东欧犹太人（Ostjude）构成了一个更真实的犹太人的反神话：183“衬托出西方犹太人的肤浅、急于效仿和同化”。184在这种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中，西方犹太人被视为“老迈、虚弱和衰退。与之相反，巴勒斯坦的犹太开拓者们则是健康和正宗的”。185对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东方被认为是落后的地区，必须植入西方文明。186

爱因斯坦对东方的印象又是如何与东方学家的意识形态取得一致的呢？

当年轻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担任讲师时，有一次他的妹妹玛雅（Maja Einstein）来看望他。她向学校的一位执事询问她的哥哥在哪个教学楼授课，得到的回答让她震惊：“什么，那个……俄国佬是你哥哥？他对俄国人的恶语几乎就要脱口而出。”187因此，爱因斯坦本人被错认为一个东欧犹太人，来自欧洲的“东部”。

在他真正见识到中东与远东几年前，爱因斯坦把他自己与所有犹太人都看作是东方人。1917年8月，他为自己拒绝让急件递送员来递送信件进行辩护，称犹太人是“亚洲的儿女”，暗示亚洲人不会匆匆忙忙做任何事。一天后，他主张懒惰是一项美德，并建议他的朋友赞格尔对人生浮沉不要太在意，要像“我等懒惰的东方人”那样。188尽管这些话可能只是戏言，但是它们依然显示了当时爱因斯坦心里的自我形象。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柏林的动荡环境中，爱因斯坦提到了日常生活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他声称，作为对此的反应，人们（包括他在内）“都接受了某种‘东方宿命论’，并从中获得安慰”。189看上去，爱因斯坦明确赞同这种顺从（resignation）的态度。所以，与视犹太人为东方人的反犹太主义的负面观点相反，在所有这些列举的例子中，爱因斯坦将身为东方人视作正面属性。

爱因斯坦在其旅行日记第一次提到“东方”与“东方人”是在海上航行的第三天，这一天他穿越了墨西拿海峡：“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朴素的山地景观。城镇也同样朴素，地平线占据视野。低矮、平坦的白色房屋。总体印象：东方式的。温度持续上升。”除此之外，日记中只有四处出现了“东方”一词。在新加坡，一场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的举办地是“一个宽敞的具有东方风格的休息厅”。新加坡的“高湿度”让爱因斯坦想起了“温室。这里面有某种东方式的魅力”。在耶路撒冷老城内，他描述了熙攘忙乱的景象：“斜穿（相当肮脏的）城市，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各种神职人员与不同种族的人，很吵，带着东方式的异国风情。”在塞得港，他称当地的总督为“宽脸的东方人”。190所以，他很明显地将光秃秃的山景、低矮的房子、高温潮湿以及不同肤色种族的混杂与东方联系起来。与踏上这次旅行之前他对东方持完全积极的态度不同，以上所举的日记内容显示出他的态度只是稍微积极，中性，在耶路撒冷的例子中还非常消极。有意思的是，在旅行期间他没有写下感觉自己是一个东方人的文字。

爱因斯坦是否赞成东方学家所深信的欧洲人的统治？我们看到，他明确支持某种“开明”形式的殖民主义。虽然他确实不赞成以残酷的方式对待被殖民者，但也的确相信西方的殖民使命。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种支持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西方人在当地土著人口的教育现代化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他是否将东方主义的二元论应用于他所遇到的当地居民？有大量的例子显示出他的确这样做过，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例如，他记录了对在苏伊士运河未开化的黎凡特人、科伦坡嚣张的乞丐、中国那些无精打采的劳工和村民以及所谓智力低等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负面印象。此外，在马赛撩人情欲的“体态丰腴的妇女”，191东京的轻浮艺妓都符合某些场合下异国的性感情调的刻板印象。在这些具体事例中，人们不会觉得爱因斯坦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些异国风情。在许多事例中，他也对所遇到的外国人赋予明显正面的属性（其中一些人属于被他认为同时具有负面特征的群体，这与西方人对他者的看法具有矛盾性是一致的）。一些具有肯定看法的例子包括苏伊士运河有礼貌的阿拉伯人，科伦坡那些高贵的斯多葛式乞丐，有修养和文化的日本人，精致且有礼貌的日本女性。他甚至在各方面大力中伤中国人的同时，也对其严酷的困境抱有相当大的同情。

至于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东方主义的看法带来的影响，爱因斯坦则是完全认同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相信的通过东欧犹太人，尤其是已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那些人的影响而使西方犹太人经历精神复苏的潜在可能性。

至于他是否在旅程中感觉自己像一位欧洲人，爱因斯坦在这方面似乎很矛盾。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日记中偶尔表示出对欧洲人的厌恶。但是他坚决主张他所到访的国家应接受西方的文化和科学，在日本还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在巴勒斯坦则更为强烈。尽管具有这种矛盾性，但是看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旅程中是非常以欧洲人自居的。

爱因斯坦的凝视

研究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发现了“两种强大的客体化凝视（objectifying gazes）——父权制的凝视，即[……]‘男性凝视’，以及殖民主义凝视，即‘帝国的凝视’”。192这两种凝视在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里是以什么方式显现的呢？

作为一位西方旅行者，爱因斯坦的凝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影响了他看待遇到的风景与人物的方式。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显示出他经常是透过欧洲人——尤其是瑞士人和德国人——的“透镜”看待事物。在香港，环绕海湾的群山让他想起阿尔卑斯山山麓。在抵达日本的神户海峡时，他的第一印象是类似挪威海岸边的峡湾（fjord）的图像。京都街道上节日般的灯光让人联想到慕尼黑的十月节（Oktoberfest），而坐落于附近风景中的寺庙又让他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巴勒斯坦，他把加利利海与日内瓦湖相比较。在拿撒勒，德国式客栈让他感觉像在家一样。

爱因斯坦的凝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他与土著人接触时的实际凝视（或注视）行为。爱因斯坦在这方面的第一个评论是在他初次访问上海的时候：“和我们这样的欧洲游客，滑稽地互相凝视——爱尔莎戴着看起来带有挑衅的长柄眼镜，令人印象深刻。”彼此互相凝视这一事实表明了西方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爱因斯坦夫妇游览上海附近的一个鲜有欧洲人来访的村庄时，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这里互相凝视比在城里还滑稽”。193在离开日本后的返程中爱因斯坦夫妇到访了科伦坡附近的小城尼甘布（Negombe），他以有趣且玩笑式的口吻表达出他们与当地人的互相凝视：“不管我们走到哪，都被人好奇地看着，就像我们在家时看到僧伽罗人一样。”194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近距离接触增强了自己的西方人身份意识。正如安·卡普兰（E.Ann Kaplan）所说：“相较于待在家中，人们在旅行时的身份认知会更自觉地带有民族性的成分。”195因此，爱因斯坦在东方与当地人接触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加强了旅行中作为欧洲人的身份认同。

爱因斯坦的凝视中更进一步的方面是其男性特征。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男性凝视”一词用来描述将女性展现为男人享乐的客体对象的行为。196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多次特地记录了他遇见的女性，使我们能够不止一次领略他对女性的看法。他对女性的凝视可以大致分为愉悦的和不那么愉悦的这两种经历。在他的日记第一篇中，爱因斯坦在登船之前注意到了前文所述马赛的“体态丰腴的妇女”。这可能显示出在航行开始时，他渴望在船上过一段更加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在访问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时是如何看待并理解中国女人的。他对这些女人的描述非常负面，视其为受害者，甚至完全否认她们的女性气质。我们也注意到了他对日本女性的观点呈现两极化。在返程中，他记录了若干与女性相处的愉快经历。当爱因斯坦结束日本之旅并再次到达上海时，他在新年前夜（除夕夜）一场庆祝会中“坐在漂亮的来自维也纳的女士旁边”。这似乎是这一晚唯一的精彩之处：“除此之外，嘈杂无比，对我来说，悲哀。”197在槟城，他看见了一个“漂亮、纠缠不休的女乞丐”。198在科伦坡，“一位极其美丽的僧伽罗年轻女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在巴勒斯坦，他当即表述了见到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的“朴实能干而又活泼的儿媳”而产生的喜悦之情。200她是唯一一位——当然，除爱尔莎之外——爱因斯坦在整部日记中直呼其名（Hadassah）的女性。201

但是爱因斯坦的凝视并不仅仅是“怀着帝国主义的意图环视四周，试图占有物品的[白人]男性[……]的凝视”，202尽管这也是他的凝视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和局内/局外人双重身份的人，爱因斯坦的凝视是一种“双重意识”，即“一个人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我的一种意识”。203所以，在被其他人凝视的时候，爱因斯坦也在凝视自己。在他的旅行之中，爱因斯坦陷入了“帝国的凝视”与非犹太人的凝视的两难之间，在前者中他是将其他人客体化的人，而在后者中他成为了被客体化的对象。而作为一位名人，他陷入其他人的凝视的程度更深，并且——在他的海外旅行过程中——随着他的国际文化偶像的形象逐渐在人们心中树立，他自己被客体化的程度也变得更深。

爱因斯坦与“他者”

有关他异性（alterity）的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爱因斯坦日记中对他者的描述。旅行者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自我”/“他者”二分体。旅行者在内心中将“自我”的映像投射到了“他者”身上。204“他者”是“一张画布，自我的最好与最坏的特点都可以被投射其上，并加以审视”。205按照维米克·沃尔坎（Vamik D.Volkan）的说法，外国人是“适宜外化的目标”。那些人们内心因过于痛苦而不能处理的问题被投射到了他者身上。206西方旅行者在定义外国的他者时“所依据的并非他或她[12]的自身实际，而是自我施行的规则”。旅行者用滤光镜去比较“他所知晓、熟悉的世界与陌生的、他者的世界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207在这一过程中，“将要被他者化的人群统一处理成总体性的‘他们’，并进一步提炼成符号性的‘他’（标准成年男性样本）”。208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中，“自我”/“他者”的二分法又是如何展现的呢？他将哪些特性投射到了“他者”身上呢？从他在航行开始时所阅读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断定，这次旅行几乎立即激发了爱因斯坦对更深度的内省的渴望。所以，阅读关于体格、人格特征的专著促进了他对自我的关注。209推动爱因斯坦渴望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了解的因素可能是他旅行前就想到自己在船上会有空闲时光，以及一路上会遇到不同国家的代表。至于爱因斯坦在看待“他者”时使用的滤光镜，我们已经知道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欧洲色彩的。在日记中爱因斯坦多次将与外国人的接触描述为某种形式的侵犯。这些侵犯的形式可能是让他的感官不舒服（例如苏伊士运河的刺耳嘈杂、新加坡华人居住区的恶臭）。或者，一些侵犯具有侵扰性（例如科伦坡人力车夫没完没了地揽生意、犹太复国主义者恳请他移居巴勒斯坦）。

至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国人的特点，则包括咄咄逼人、一意孤行、无精打采、落后、智力低下和愚笨。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矛盾：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偶尔也赞成遵守传统和持漠不关心与慵懒的态度。他所欣赏的“他者”的品质包括真诚、讲究卫生、遵守秩序、有教养、品德高尚与优雅。与此矛盾的是，他有时也喜欢质朴、杂乱、无序和污垢。

爱因斯坦采用两种方式对“他者”进行同质化。例如他经常将“日本人”写为单数形式来指代这个国家的全体人口。相反，他总是用复数形式指代中国人（有一处例外）。这似乎表示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情感隔阂更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可以用来了解日本人的时间要多得多。此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在其日本之旅过程中，随着与东道主和旅伴的关系逐渐发展，爱因斯坦眼中的他们，也更富于人性化。

爱因斯坦与民族性格

一个通常用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办法是对其他民族的成员进行定型，再赋予他们一个不变的“民族性格”。这些对民族的刻画方式“起到老生常谈般的作用——即通过不断地重复让人耳熟能详”。对于相信民族性格的人而言，能够熟悉、认可和认出这些刻板印象，要比了解相关的实际经验真相更有用。民族性格的使用有两个层次。在表面层次上，“在心理层面上对民族性格形成的刻板印象，将特定个人特点视作民族性格”。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一个民族的‘性格’[……]是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套核心的性情特征，并成为这个民族在世界中的表现与行为的根源和解释”。在提出这些核心特征的过程中，“某些特点被挑选出来加以强调，原因在于它们在下面两种意义上具有典型性：它们被认为能代表这一类型，并且它们是独特且引人注目的”。210

我们分析爱因斯坦对他在旅行中遇到的外国民族和族群的看法，可以看出他似乎非常明确地深信“民族性格”及其基本特点。他多次运用概括性的语言，并构建刻板印象来向日记的读者传达他对与之交往的一些民族的成员的印象。我们也看到了他只需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构建出这种印象。在登上远洋邮轮的第一天，他就形成了对“日本人”（单数形式）的看法。他显然相信凭自己对一个民族的少数代表的最初印象，就能深入了解整个民族的所谓“性格”。与该民族成员的多次接触只会强化他头脑中的第一印象。

因为两个原因，爱因斯坦相信“民族性格”显得尤为有趣。首先，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爱因斯坦并非民族主义者。根据我对爱因斯坦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我得出结论：他不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犹太“种族优越主义者”（ethnicist），也就是对自身所属的族群特点持有“积极评价的自我认知心态”。但是与民族主义者不同，他或她不认为自身的种族区域必须获得政治独立性。211其次，虽然爱因斯坦坚信自己的科学研究中需要依赖经验证据，但是让人惊异的是，在运用民族的刻板印象时他却可以省略这一检验。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因斯坦之所以喜好民族特性，是基于他的人格中的更深层的情绪需求。

爱因斯坦、种族与种族主义

对种族概念的历史学研究和对种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因斯坦使用“种族”（race）一词的方式，以及他对外国民族和族群的负面评价是否应当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尽管启蒙运动时期与19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杰出思想家，如伏尔泰、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持有激进的思想，但是他们并不相信种族间是平等的。212在19世纪末期，种族的概念在欧洲知识界的许多学科群体中演变为一个“科学范式”，导致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出现。21319世纪80年代，“生物学反犹主义”的激进右翼追随者们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关于犹太人具有所谓“遗传缺陷”的言论。214这种事态发展引发了犹太知识分子去找寻他们眼中的“定义犹太民族身份的客观标准”。因此，知识分子关于中欧犹太人身份的言论中开始包含种族理念。215在德国，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对犹太人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来巩固他们的论据以及“逐渐灌输民族自豪感”。216但是，一些温和与极端的犹太同化主义者也开始涉猎犹太身份的种族定义。217其中一些人，例如奥托·魏宁格尔（Otto Weininger）、阿图尔·特雷比奇（Arthur Trebitsch），甚至瓦尔特·拉特瑙实际上都接受了“雅利安种族意识形态”的主要论点。218甚至一些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例如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也接受了犹太人具有所谓“堕落的特质”的言论。219在这一时期，种族概念对定义犹太人的集体身份有着重要作用，之所以来自犹太人内部，主要原因包括，在西欧犹太人社区中宗教的影响显著减弱，缺乏统一的语言，以及缺少一片独立的犹太人定居土地。因此，一个共同的祖先，以据称是“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份共有的“血缘的”或“种族的”遗产，便被认为是犹太人身份的最为典型的特征。220许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鼓吹犹太人的“种族纯洁性”，认为在不同德国犹太社区间的通婚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应“保护”这一纯洁性。亚瑟·鲁平支持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也赞同犹太人应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甚至连像他这样的温和派领袖也赞同犹太人的“种族纯洁”理想。221一些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赞成犹太人具有“种族相异性”（“racial otherness”），并认为犹太人与德国人是两个互不相容的实体。222但是研究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却主张，犹太民族主义者中的那些种族理论的支持者“从未明确接受种族优越性学说”。223同时，这一点并没有阻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机构声称犹太人在道德、智力、情感方面更为优秀。224

近来以种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对人性的否认[……]以及一个使不平等合法化的方法”。225“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统一“居于所有种族主义的核心位置”。226一个人将自身所在的群体与“他者”进行区分的过程（即“种族分类”）可被定义为“主要参考（据称是）内在的和/或者生物学的（通常是表型的）特征界定群体范围并将人们划分进这些范围的过程”。227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和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将种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中“生物学和/或躯体特征”被用作“确定人口类别的标准。[……]这些人口被描绘成拥有一个天然的、不变的起源和身份，并因此具有天生的差异”。被视为目标的群体“必定会被赋予额外的（负面评价的）特征。[……]这些特征或推论可能是生物或文化方面的”。228被予以负面评价的群体“在意识形态上被描绘成具有威胁性”。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采取一个理论相对清晰的形式”。但也可能表现为“人们构建出并用于应对日常生活的刻板印象、形象、属性与解释等拼凑成的缺乏逻辑的大杂烩形式”。229

在踏上远东之旅前，爱因斯坦是如何使用“种族”这一词语的呢？我们发现他首次使用这个概念的实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定义“民族”一词时，他提及了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种族、共同体、语言，“也许还有宗教”。230约两年后，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这次他列举种族、禀性与传统作为犹太民族的核心特征。在试图解释反犹主义时，爱因斯坦声称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嫌恶并不是由后者另类的特点所引起，而是因为犹太人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对他而言，这种对“外族人”的嫌恶事出必然。231两天后，在一封致德国犹太同化主义者中央组织的带有讽刺语气的信中，他甚至断言反犹主义并不是一个有害的现象，可能正是因为反犹主义，“我们才得以作为一个种族存在下来”。232一年多之后，他关于种族在犹太民族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似乎有些改变：“我们犹太人应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一个种族或者民族，或者应在多大程度上完全按照传统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对此我尚无明确的看法。”（第十二卷，文件181）233我们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爱因斯坦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可能与他在数月前与美国犹太人团体领袖以及美国的犹太民众的接触有关，前者并未让他感到欣喜，后者则给予了他热情的欢迎，爱因斯坦对其看法积极。234

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曾三次使用“种族”一词。在香港与来自中东的犹太人后裔见面后，他写道：“我现在坚信，犹太种族在过去的1500年间保持得相当纯正，来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地区的犹太人与我们这种犹太人非常相似。”同一天，他说出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句让人不安的话：“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235最后，是在他描述耶路撒冷的“非常肮脏的”老城中的景象时：“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各种神职人员与不同种族的人，很吵，带着东方式的异国风情”。236

从这些关于爱因斯坦对种族的看法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能够将他看作一个种族主义者吗？在他先前的陈述中，非常明确的是，在使用“种族”一词时，他所指的是在血缘上有共同起源的族群。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作为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生物“存续”至今。很明显，爱因斯坦——与他所处时代的其他德国犹太人知识分子类似——是用种族分类的方法来定义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他明确地把犹太人视为一个很容易与其他种族和民族区分的“种族”。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把表型特征作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区分彼此的方式：他对读小学的“孩子们对人种特征的敏锐意识”感到震惊。237由于他并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种族有什么优越的特点，看起来在这一时期，爱因斯坦承认有种族差异，但并不属于种族主义者。

在爱因斯坦相信表型特征为民族标志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提及他为冈本一平创作的广为人知的爱因斯坦漫画手书的说明文字，在这幅漫画里，他的鼻子被夸张地画得很大，显然可以看作是刻板印象中的“犹太式”鼻子。说明文字的内容为“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或作为思想容器的鼻子”。238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典型”犹太式鼻子的自嘲，也是他对把大鼻子视为所谓犹太民族特点的反犹主义的流行刻板印象的嘲讽。这一文字隐含的讽刺是犹太人典型的大鼻子与他们明显的高智能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但是，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爱因斯坦本身同意这种刻板印象，并且因为在孩童时他就获得了这些刻板印象，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认为它们是爱因斯坦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信念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在日记中使用“种族”一词的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他头脑中这一词语的概念的理解。犹太种族突然间成了“保持着自己纯洁性”的一个种族，因而也暗示着它可能会被爱因斯坦不赞同的异族通婚所玷污。这一言论揭示出爱因斯坦似乎赞同像亚瑟·鲁平那样的认为需要保护犹太人“种族纯洁性”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消极含义的词语（例如“肮脏”“挤满”和“很吵”）描述耶路撒冷老城的熙熙攘攘的景象，泄露出爱因斯坦不易察觉的种族主义意向。相比之下，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关于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所谓智力低下的生物学原因的记录文字则绝非轻描淡写，可被视为种族主义的——在这些例子中，其他民族被描绘成在生物学上是劣等的，这是明显的种族主义的特征。而那让人不安的评论——中国人可能会“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也将这一点显露得非常充分。在这里，爱因斯坦将外国“种族”视为威胁，正如前文所述，这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之一。然而让现代读者最受刺激的冒犯之辞，是他佯装不明白中国男人怎么会喜欢上自己的女人并和她们生下孩子。

鉴于这些实例，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爱因斯坦确实在日记写下了不少带有种族主义和将对象非人化的评论，其中一些非常令人不悦，尤其是对现代读者而言。在这些私下言论中，爱因斯坦认同了所谓的其他“种族”的劣等性，这样一来，他似乎超越了上文提及的德国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公开的“种族论”（racialism），而根据历史学研究，这些人并未声称犹太人具有任何优越性。239我当然不相信爱因斯坦赞同一个“理论上相对一致的”种族主义。并且他显然没有积极主张施行任何具体措施应对来自其他种族的所谓“威胁”。但是他似乎并未对一些排斥性的措施，例如香港的种族隔离制度感到特别不安。因此，即使爱因斯坦并不认同一个成熟完备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还是明确坚持爱因斯坦的种族主义有时应归入“不太连贯的刻板印象、形象、属性与解释等拼凑成的大杂烩”240这一类，他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设想的不同民族成员间的差异具有合理性。

爱因斯坦旅行的性质

关于爱因斯坦在远东及更远地方旅行的性质，现代旅游史研究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指导呢？

旅行经常被视为审视自我的一次历程。241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将工业时代的旅行定义为“不寻常的常态”（the exceptional normal）。242以旅行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迪安·麦坎内尔（Dean MacCannell）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旅行者寻找着某些经历、物品和场所，它们能够使旅行者重新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疏远的结构。”现代旅行者会在他们到访的外国土地上寻找更高的真实性。243在殖民主义时代，这或是涉及“对外国的人与物做心理加工，方法是将其置于熟悉的舒适的种类中去……或是将其构建成‘他者’：异国的、性感的、劣等的、优越的、危险的”。244对“真正的他者”的追求也被视为在追求“真实的自我”。245一个人对外国人的印象是从他自身所处的文化圈的概念预先塑造出来的。246

许多研究旅行历史的历史学家对“旅行者”（traveler）与“观光者”（tourist）做出了区分：前者“具有开拓性和主动性”，后者则是“回应式的，遵循既定的途径，按照预定的方法寻求预期的体验”。247爱因斯坦的海外之旅发生在现代大众旅游兴起的背景下。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旅行的意愿骤然增强。与战前时期不同，旅行不再被看作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全体人口中越来越多的阶层可以获得的商品。248能否把爱因斯坦的远东之行看作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它是否发生在一个“不寻常的常态”的氛围中？他是否尝试着重新找到一个被他疏远的[社会]结构？

从他的海上航行的第二天开始，爱因斯坦似乎便准备打算将这次旅行作为一次进行更深度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反省的机会。而温度的上升看起来让这个打算变得更为可行：“太阳让我神清气爽，并消除了在‘自我’和‘本我’间的距离。”接下来爱因斯坦提到了在船上的最初几日，自己一直在利用闲暇时间阅读前文所提及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撰写的关于生理学与人格类型之间关系的专著。起初他发现这本书对自己没多少意思：“我可以[……]对许多旁人这样分类，但不包括我自己，因为我的类型是一种绝望的混合型。”但是到了第二天，他透露出这本书帮助他深刻理解了自己的性格，从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昨天阅读克雷奇默的著作还是让我心神不安。感到仿佛是被钳子抓着一样。过度敏感转化为冷漠。在青春期时，内心羞怯，与世隔绝，在自我与他人间隔着一块玻璃板。无缘无故地猜疑。以纸上世界来替代。强行压制性欲的冲动。”249

事实上，可以从符号和心理学的层面，将这次旅行解释为对爱因斯坦的心灵的突然访问，一段探索他的“处于暗处的心灵”（“Heart of Darkness”）的旅程。在航行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当温度突然升高，在靠近赤道第一次应对热带的高温时，尤为如此。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提到了“温室一样的气温”以及自己处于“不自觉的昏昏欲睡状态”（vegetative state），我们也看到他声称黎凡特人“好似来自地狱”。

爱因斯坦又是哪一种旅行者呢？并无迹象表明他在整个航行期间的任一部分曾参考过旅行指南或地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旅行在本质上类似于旅游套餐——当然不是大众套餐，而是为个人，一位贵宾定制的旅游。这种旅游模式明显不同于爱因斯坦以前在欧洲境内的旅游，在选择目标地点与线路时拥有很多的自主权。前往像莱顿、基尔、劳特阿赫（Lautrach，位于德国南部）以及苏黎世这样的地方，也使他能经常短期离开柏林。海外旅行则成为一个新方式，让爱因斯坦得以更长期地远离“令人不安”的柏林。

爱因斯坦的日本之旅的性质是什么？他的游览项目与日程安排都被改造社与接待他的学术机构牢牢地控制着。只有两次爱因斯坦夫妇是在没有当地人陪同的情况下不受约束地短暂访问了一些地方。鉴于语言沟通障碍，出现这种情形可以理解，但是它也表明了爱因斯坦的旅行方式。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日本巡回演讲行程的选择。

他似乎非常乐意在选择目的地时完全被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决定都交由他人。

除了分出旅行者和观光者，研究中东旅行的历史学家补充提出了第三类访问者：朝圣者。朝圣者的目标是建立起“尘世与天国之间的联系”；旅行者注重对到访地的个人体验，而观光者则是成批地在组织好的旅游行程中完成访问。250在巴勒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位朝圣者，还是旅行者，抑或是观光者？

关于这个问题，正如他的旅行日记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爱因斯坦的叙事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偶尔几处提及《圣经》中的人物并不足以使其圣地之行成为一场宗教朝圣。但是，这次圣地之行是否是一场世俗朝圣，他是一位旅行者还是观光者？虽然爱因斯坦坚持在开往卢德的列车上坐二等座（尽管已经为他预订了卧铺席位），251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爱因斯坦在访问期间吃了苦。从旅行开始至结束，他的住处——从耶路撒冷的高级专员官邸到海法的私人住所，再到拿撒勒的德式客栈——都令人感觉舒适。此外，也没有迹象表示他想通过旅行来建立“尘世与天国之间的联系”。爱因斯坦寻求证据来证实在访问之前便已形成的关于犹太人定居事业的看法，这是我们能够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看作一次世俗朝圣的唯一凭据。

那么我们能否将爱因斯坦定义为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者”呢？他在这个国度的旅行似乎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可以明确的是，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旅行时曾自主安排事项。爱因斯坦似乎也没有时间（或意愿）为将要到来的旅行做准备。爱因斯坦私人图书馆中只有一本关于巴勒斯坦的图书保存至今，这本书是作者、左翼旅行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er）在1922年8月送给爱因斯坦的。但是，爱因斯坦从未翻开过这本书。252

爱因斯坦此行唯一符合旅行者的定义的地方，是他对遇见的人物和地点持有独立见解。尽管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东道主们展示给他的成就感到非常鼓舞，并且尽心致力于协助推动他们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推断爱因斯坦完全为他们的努力所倾倒，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认同他们的目标。这一态度类似于他与犹太复国主义总体上的关系，也就是处于一个临界距离。253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爱因斯坦主要是将巴勒斯坦视为推动那些他更为重视的目标的工具而已：治愈“患有沉疴的犹太人灵魂”，以及改善犹太人在非犹太人眼中的地位。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爱因斯坦的巴勒斯坦之行可以被视为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观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身处犹太复国主义环境中的观光者的访问。爱因斯坦的东道主们呈现给他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提供给他的是一次经周密安排与精心协调的巴勒斯坦之行，向他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他看到的地方，并未告知他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冲突，还让他远离带有争议性的人物与地点。对此，爱因斯坦本人要负大部分责任，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请求与更激进的阿拉伯人代表见面，或者请求参观可能并不令其惬意的区域。但是他是否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呢？因为爱因斯坦的思维非常独立，我们推测他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国家的。但是，鉴于他被安排进行了一次宣传性的参观，人们也可以认为在参观之时，他戴着一副有着浓厚犹太复国主义色彩的眼镜。

这次旅行对爱因斯坦本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和其他旅行者类似，爱因斯坦觉得旅行让人晕头转向。254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明例子。在日记中，他混淆了数个地名。他分别将新加坡与科伦坡、海法与雅法弄混，并且始终把香港的名字写错。另一个显示他感到迷惑的例子是，他一开始将“1月1日”写成了“12月32日”。

这次漫长的旅行对他与妻子爱尔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日记中有一些显示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小片段。实际上旅行中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爱因斯坦的“夫人在边境处走失了”。255在新加坡，爱尔莎被“配有大壁橱和一个大的洗衣盆的洗手间”“吓坏了”。256在启程离开东京前，两人因匆忙打包行李一事而争吵。257自京都开始，爱因斯坦决定不带爱尔莎，自己前往大阪。在他回去之后，他不得不面对“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夫人的怒火”。258在槟城，大浪使返回邮轮变得危险，爱因斯坦不无挖苦地记载道，“爱尔莎（Else）259很害怕，不过仍有力气抱怨”。在塞得港，爱因斯坦记下爱尔莎患病时自己单独出来散步，有种“解放的感觉”。从此事可以看出，这次两人同行的漫长旅程对他们之间的和谐程度产生了一些影响。260

作为一个内向且不喜欢大型欢庆场合的人，爱因斯坦在访问各国期间又是怎样应付向他袭来的社交应酬呢？就在抵达日本后的第二天，在东京，为爱因斯坦举行的欢迎活动显然使他应接不暇：“抵达酒店，在巨大的花环和花束间，完全筋疲力尽。之后还有：贝利纳夫妇（Berliners）的拜访，像被活埋。”261在首都度过日程满满的一天后，爱因斯坦回到旅店后感觉“累死了”。262在这类文字中最为有趣的无疑要数日本之旅将要结束时写下的一句话：“但我累死了，我的身体被运回了门司。”263抵达巴勒斯坦时，爱因斯坦将那里的社交活动描述为“滑稽的事情”，明显表示出他不喜欢社交活动。264在西班牙，他进一步地将社交任务形容为“一如既往地折磨人”。265

因此，难怪爱因斯坦在邮轮离港和返航时充分享受着在船上的那份与世隔绝，并在日记中反复记下他是多么地珍惜在宽阔公海上的安宁与寂静。在返回欧洲的航程刚开始的时候，他致信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代主席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说：“而且漫长的海上旅行非常有益于思考和工作——这是一个没有书信、拜访、会议和魔鬼的其他发明的天堂！”266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远洋航行才是推动爱因斯坦海外旅行的首要动机，而巡回演讲则是次要的收获以及他为漫长的远洋航行休假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紧张的日本之旅也令爱因斯坦陷入矛盾情绪，不知道以后是否应该再次展开这种辛苦的远行。在12月中旬，他从京都致信他的两个儿子：“我已决定不再总是这样在世界各地闲游；但自己还能推掉这些吗？”267

爱因斯坦在旅行期间的科学研究

与爱因斯坦在往返远东沿途受到的所有公众关注和繁忙的日程安排相比，在远洋邮轮上的闲暇时光使他得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打扰地从事研究。有关去程中进行的关于“引力-电力问题”研究的证据较少——他只有两次提到了自己的思考与计算。但是在返程中，爱因斯坦着力于处理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新近提出的统一场理论方法中的技术难题。1923年1月10日之后不久，爱因斯坦完成了他一直在着手撰写的论文。268旅行日记中的记载和旅行通信中的评论，证实了爱因斯坦对于这次安静思考的机会感到欣慰。例如，在手稿快完成之际，他致信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道：“这次旅行是美妙的。我对日本和日本人心醉神迷。我肯定您也会这样。此外，海上旅行对一个喜好苦思冥想的人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存在——像一座修道院。”269

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刚到上海时，爱因斯坦接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克里斯托弗·阿伦尼乌斯（Christopher Arrhenius）发来的电报，得知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270大约在当年9月17日的时候，他已收到阿伦尼乌斯发出的将授予他诺贝尔奖的第一个暗示。271马克斯·冯·劳厄甚至建议爱因斯坦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前往日本：“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情报，11月将有事情发生，你最好12月份能在欧洲。”272虽然这两封信件都没有明言诺贝尔奖，但是我们有把握认为爱因斯坦了解这一正在酝酿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致信阿伦尼乌斯说，按照合约他必须进行这次演讲之旅，并且不能推迟行程。273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没有在日记里记下诺贝尔奖的事。

相对论的接受与爱因斯坦访问的影响

随着自己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被证实，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一夜成名，享誉世界。正如我们所知，随后的几年里他到欧洲多地旅行。这背后主要有两个推动因素：传播他的理论和重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割断的德国科学共同体与外国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国际合作。274根据德国科学史家于尔根·雷恩的说法，“科学成了国际合作的信使，爱因斯坦则成为这种合作的主要倡导者”。275他踏上这些旅程时是如此紧张不安，以至于在1920年底嘲讽自己是一个“在相对性中旅行的人”。276半年后，爱因斯坦第一次离开欧洲大陆，前往美国与英国进行访问。277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爱因斯坦往返远东之行中游历的国家对相对论的接受情况。因为一些杰出的科学史家已经对这些地方对相对论的接受程度做了广泛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对他们的深入见解做出总结。278我们也将探索爱因斯坦的到访对被访问的国家产生了哪些其他形式的科学与非科学方面的影响。

1917年相对论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引进者是曾在日本学习物理学的中国学生。贝特兰·罗素于1921年在北京举办了关于相对论的系列讲座。罗素的讲座和爱因斯坦的短暂到访，使得“关于相对论的中文出版物数量激增”。在中国，相对论“迅速被接受，几乎毫无争议”。科学史家胡大年将这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接受，归因于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相对论的革命性形象以及“中国缺少经典物理学传统”。279

在旅行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地日本，爱因斯坦与相对论是如何被接受的？爱因斯坦的日本之旅很明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无论他到哪里都被当作名人，他的来访引起媒体的轰动，听众们满怀热情地参加他的科学和通俗讲座，座无虚席。对相对论怀有兴趣的人并不限于公众，日本皇室、政界与商界人士都被这位杰出的来访者所吸引。280而使这次旅行获得积极成果的一个保证因素是改造社富有成效的公关活动。他们开展了“一场与中央以及地方报纸的竞争性合作”，《改造》杂志推出的爱因斯坦特刊售罄，四卷本的日文版爱因斯坦著作集（这是世界上首部这一类型的出版物）在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期间及之后售出4000册。281尽管爱因斯坦的日本之旅是唯一一件可以被定义为“经过精心策划的媒体事件”，但是科学史家托马斯·格利克（Thomas F.Glick）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日本的接受程度与其他地方差不多。282但是，“改造社发起的宣传攻势也受到了些许反对和抵制”，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对爱因斯坦的到访并不报以热情。283他的理论也被有些人误解。“相对性”（relativity）这一词语“误导并娱乐了许多日本人”。其汉字形式类似于表达“情侣之间性关系”的词语，这甚至成了帝国议会（Imperial Diet）上谈论的话题。284

爱因斯坦为期六个星期的日本之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日本社会对科学的兴趣得到提升。285正如我们在爱因斯坦与桑木彧雄和石原纯的早期联络中所看到的，相对论很早便被介绍进日本。爱因斯坦的到访对年轻一代的日本科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也有人批评说与爱因斯坦交流的时间几乎都被年长的科学家占去了，日本科学界的年轻人因而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与他交流沟通。286

这次旅行也包含了重要的政治层面内容。爱因斯坦在神户和京都分别会见杰出的基督教改革家以及劳工活动家贺川丰彦和山本宣治（Senji Yamamoto）。287他也与更加激进的政治团体进行了接触。日本无产者同盟给爱因斯坦的信显然受到过当局的审查。日本无产者同盟向爱因斯坦询问对“日本的xx帝国主义政府”的看法。被删减的词语可能是“侵略”。他们也询问爱因斯坦对日本青年有何期望。288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示他主张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但是，他警告不要发起“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运动。这一立场爱因斯坦在其他场合也表达过。289他还提醒人们警惕军国主义的危险。290

这次访问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无裨益。在爱因斯坦到访之前，德国科学就为日本社会所景仰。291由于从旅行开始直至结束他都被视为一位德国科学家，所以这次旅行的成功也被看作德国的一项重要成就。德国驻日大使威廉·佐尔夫向柏林方面报告时说到了“爱因斯坦的访问对德国极有利的影响”。但佐尔夫担忧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柏林作出的声明会有损于德国。292

在巴勒斯坦，人们对相对论又是做何反应呢？正如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所谓相对论不可理解的神话也流传到了巴勒斯坦，而这也是爱因斯坦理论在当地接受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爱因斯坦访问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学术基础设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虽然爱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举行了关于相对论的讲座，但是媒体与政治领导者的整体反应还是觉得无法理解相对论。似乎举办这几场讲座这件事本身比讲座内容更重要，这表明它们的民族意义比科学意义更重要。在爱因斯坦到访期间，数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见诸报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伊休夫的普及。293

爱因斯坦的巴勒斯坦之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显然，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爱因斯坦这位杰出的贵宾展开了主流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涉及的内容包括犹太人的定居事业、伊休夫有何需求、犹太定居者与当地阿拉伯居民的关系等。显而易见，（东道主们）安排访问行程的目的就是尽可能从好的方面展示犹太人社区的成就。为了促进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旅游业更加全面地发展，设立的目标是“吸引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的犹太人前来访问，并确保让他们带着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有利的印象离开”。294正如我们所见，内部的矛盾冲突被轻描淡写。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也很明显地被排除在参观路线之外，比如在不到两年之前曾发生过暴力冲突的雅法。除了与英国托管当局的代表进行一些讨论之外，爱因斯坦极少有机会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之外的其他说法。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权者着重强调爱因斯坦这次访问所带有的民族层面的（national），甚至是救赎的意义。在他们的讲话中，爱因斯坦这位客人被称颂为“一位天才”，甚至被视为一位被他们等待了“两千年”的半救世主式人物。295有意思的是，与巴勒斯坦举国上下对这次来访的焦点——爱因斯坦在希伯来大学的未来校址上发表讲话——的热烈关注截然相反，爱因斯坦在日记中只是简短提及这件事，并未显露出他对这一重要时刻的情感。在后来对访问的描述中，爱因斯坦对这一事件只字未提。

很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了这次旅行来达到宣传目的。这一点在本-锡安·莫辛森（Ben-Zion Mossinson）的公开讲话中尤为明显，他肆无忌惮地声称爱因斯坦正在学习希伯来语，并打算在耶路撒冷定居。可以将这些例子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爱因斯坦不懂希伯来语的嘲弄。

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强调了爱因斯坦的访问在民族层面上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欢迎爱因斯坦前来巴勒斯坦时，哈伊姆·魏茨曼赋予了他一个以前，包括在巴勒斯坦和大流散时期从未被给予的民族角色，即民族复兴者这一角色。296

犹太人社区对爱因斯坦本人的反应与看法，可以从当地媒体对他来访的报道得以一瞥。对爱因斯坦的溢美之词充斥着夸张成分，对他的吹捧也没有止境。伊休夫兴起的“爱因斯坦热”在其访问日程中最重要的节目——到位于斯科普斯山的希伯来大学进行一次标志大学成立的科学演讲——到来之际达到高潮。日报《国土报》（Ha’aretz）称其为一个“民族节日和科学节日”。爱因斯坦登上讲台发表演讲被媒体视为一个神圣的时刻。《托拉》（Torah）[13]又一次从锡安山分发出去。爱因斯坦这位尊贵的来访者被看作“将要建立在锡安山之上的崭新科学圣殿”中的祭司长。297爱因斯坦成了一个民族的偶像。他似乎意识到这一点，在给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阿图尔·鲁平的明信片上，他在自己头像外边画上光环，就是一个表现。298

1908年，数学家埃斯特万·泰拉达斯·伊拉与物理学家布拉斯·卡夫雷拉（Blas Cabrera）首次将相对论介绍到西班牙。他们也是在1919年之后的相对论主要传播者。因为西班牙研究型科学家不多，数学家们成了拥护接受相对论的主要群体。相对论的主要“消费者”是新近出现的主要由工程师与医生构成的“科学中产阶级”。相对论的许多重要支持者都是保守派天主教徒。向大众普及相对论使得这个理论成了“同时吸引不同社会阶层与话语领域（domains of discourse）的文化界现象”。相对论在科学界内最主要的反对者是天文学家科马斯·索拉（Comas Solá）。299

爱因斯坦对西班牙的访问产生了多层次的影响。访问促使大众对科学的印象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可能在访问之前便已开始。随着爱因斯坦被视为“科学威望的象征”，西班牙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纯科学”。科学中产阶级的目标在于取代旧的政治与文化精英阶层，后者对于相对论的所谓“不可理解性”深感困难。300这次访问也不乏政治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试图利用这位卓越的客人达到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301

科学史家从这一时期对相对论的反应和接受情况中得出了怎样的总体结论呢？

正如雷恩所指出的，爱因斯坦之行“推进了当地科学共同体正在进行中的解放运动，这种解放运动旨在为基础科学争取社会中更重要的角色”。302格利克得出的结论是对相对论的接受“迫使科学家直面他们自己与他们所研究的学科”。303因此，爱因斯坦与他的理论声名鹊起“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特定学科在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地位，以及地区科学传统与世界科学传统之间关系的思考”。304

对于科学理论的接受问题，一种较新的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传播性质。帕蒂尼奥蒂斯（Patiniotis）与加夫罗卢（Gavroglu）提倡一种抛弃传统的接受研究的方法。与其关注知识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即接受研究的思考方式，他们更愿意关注“被‘边缘’吸收的见解与实践”。305这一方法可能得益于先前提到的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的“接触区”概念，在这里发生了“文化汇融”（transculturation）。在“文化汇融”过程中，“居于从属或是边缘地位的群体会从占支配地位的或宗主国文化向其传播的材料中进行挑选并创造”。306至于相对论“吸收”这一概念运用在爱因斯坦远东之行期间访问国家的科学共同体，迄今还没有人撰写这方面的详细研究著作。

结论

从爱因斯坦这次为期六个月、跨越半个世界的旅行中，关于其性格、整体的观点与看法以及旅行方式，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在开始远洋航行后很快就进入了一种精神状态，加深了对他自己和他将要遇到的不同民族的人的身份的内省。而旅行也迫使他面对自己的多重身份：种族上是犹太人，国籍上是德国人和瑞士人，洲际归属是欧洲人，从半球上划分则属西方人。

旅行日记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爱因斯坦在国外时的旅行方式。与他在欧洲内部地区的旅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因斯坦在海外旅行时显示出更大的被动性。他乐于让到访国家的东道主们负责所有的事项安排。他愿意在很大程度上交出自主权以换取更多的便利。这次长距离旅行也使他有机会长时间地远离“令人不安”的柏林。

爱因斯坦的旅行方式，形成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并列关系（juxtapo-sition）。尽管这次旅行的参与者只有他与爱尔莎，理论上应该呈现出偏个人旅行者的特征，但实际上其性质却类似于为游客提供一揽子服务的旅游。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爱因斯坦的访问使得哪一方的需求获得了更多的满足，是他的东道主还是他本人？在日本，他确实需要履行改造社制定的紧密繁忙并让人筋疲力尽的日程安排。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利用了这次旅行来传播推广自己的科学理论。能够长时间离开柏林的危险政治环境，对爱因斯坦而言也不失为一个不小的额外好处。在巴勒斯坦则是他的东道主获利更多。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这位最为卓越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non-Zionist）犹太名人的来访是一次惊人的宣传成就。对爱因斯坦来说，自己数年来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的发展，旅行主要是满足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他也有机会在希伯来大学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到场出席活动，而这所大学是他最重视的犹太事业。

至于爱因斯坦所持信念，我们明确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爱因斯坦信奉地理决定论的例子。随着温度持续上升，他声称自己“深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生活氛围没那么让人沉闷。从那以后，精神生活活跃的地区向北转移，这绝非偶然。单调呆板的生活更容易”。307

旅行日记也显示，他认为遗传学因素比环境因素更重要。在访问香港以及接触当地的犹太人社区时，中东裔与欧洲裔犹太人之间的相似性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他倾向于遗传学因素的态度，可能与其生物学世界观有关。308相较于后天培育，爱因斯坦更相信先天本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这正与他主张的地理决定论相矛盾。

日记所揭露的爱因斯坦所持看法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他对体面（respectability）与道德的态度。在许多例子中他表露出对恶臭和污垢的认可（主要是在中国），但是他也深深尊敬日本人爱干净的习惯和他们的无可挑剔的举止。鉴于爱因斯坦对资产阶级的体面持总体鄙夷的态度，这一矛盾颇为引人注意。

旅行日记也揭露出爱因斯坦性格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矛盾之处。虽然他深深厌恶民族主义，但是他坚定相信民族性格。尽管爱因斯坦对受压迫者抱以很大的同情，甚至有时会耻于自己成为了剥削他们的同谋，但他却明显持有东方学家式的观点，主张“开明”形式的殖民主义。此外，他并非总是认可当地民众的基本人性。虽然他对遇到的一些土著居民所遭受的苦难感到不安，但赞成一些令人反感的种族主义观点，尤其是所谓生物学因素造成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智力低下的观点。此外，他甚至害怕中国人取得种族主导地位。

这部日记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看法。他经常表现出一副不得不应对许多挑战者发起的多重攻击的样子。在这一点，他象征性地扮起了主角，踏上了一次向“土著人”宣传相对论（暗示西方文明）的求索之旅——或许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或传道之行，即使面临着对方的许多“攻击”企图。正如他的日本东道主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到达东京时的场面“就像欢迎一位凯旋的将军”。309爱因斯坦以英雄自居，也符合他最喜欢用来自嘲的德国诗句：“可是这个勇敢的施瓦本人并不害怕。”310

旅行日记中表达的许多展现民族成见和种族主义的言论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些观点符合爱因斯坦的人道主义者的公共形象吗？说真的，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与其开明的公共言论和对进步事业的支持难道不矛盾吗？这位“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和蔼的偶像”311怎么可能会带有如此多的偏见？

一个明显的解释是，爱因斯坦从未打算出版这部旅行日记。他写下这部日记或是出于将其作为备忘录以作今后参考之用，或如前文所述，是为留在柏林的继女们写的。这样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更加宽容和谨慎的公共言论与其坦率且（有时）冒犯性的私人笔录之间存在的差异。旅行日记使爱因斯坦能够探索他内心更加非理性与更直觉的一面，也使他能够更自由地表达出他个人的偏见。

另一个解释是，爱因斯坦明显怀有智力方面的优越感。当他觉得一个民族智力低下时，其人道主义情怀便已到尽头。312此外，也可以认为，尽管爱因斯坦公开倡导人权，但是其生活的中心是科学而非人性。

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是，与他早早就在公众中树立了在政治上支持进步的和左翼事业的形象相反，爱因斯坦作为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的公众形象，是在他写下这部日记后才树立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爱因斯坦这一形象变得尤为高大。

在远东之旅中，爱因斯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在“他者”中辨认自己以及辨认自我之中的“他者存在”（“Otherness”）。我们已经看到他并非总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应该在评估时做过度的评判。另外，对我们来说，面对这位文化偶像令人不快的方面，并因而承认我们自己性格中令人不安的方面，绝非惬意之事。在如今这个越来越不宽容的世界中，在“他者”中辨认我们自己以及在我们自身中辨认其“他者存在”，仍是一项尤为困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