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路易·拿破仑与第二帝国

史密斯先生越过了海峡

自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以来，法国持续经历政治动荡：各种宪制、王朝和意识形态为了权力你争我夺，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接连更替，而暴力总是紧伴左右，将法国笼罩在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捉摸不定的战争迷局之中。1789—1794年的大革命从波旁王朝路易十六时期对宪制改革的温和需求，发展至吉伦特派傲慢的共和主义，再到雅各宾派激进的独裁统治与残忍的民粹主义，愈演愈烈，汇集成一股骇人的势头。继任的督政府态度和缓，更不稳定，它的软弱给了拿破仑·波拿巴成功抢占权力顶峰，于1804年自立为帝的机会。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15年间。

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混乱不堪。拿破仑的领土范围随着战争的胜败不断更迭，国土边界最远时一度延伸至莫斯科。随着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六的兄弟路易十八（1814—1824年在位）与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建立了一个高压、保守的天主教政权，导致1830年革命再次在巴黎爆发。

那场革命之后，一个相对自由的君主立宪制王朝诞生了：奥尔良家族的路易－菲利普，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人风格、政治立场圆融的男人，依靠一小群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登上了这个受到一定限制的新王位。但来自各个极端派别的激烈反对从未停止。他在侥幸逃过七次暗杀之后，最终选择逊位，于1848年逃往英国。农业歉收，失业率居高不下，应对乏术的经济疲软以及激进年轻人引发的政治动荡，导致巴黎掀起了又一场血腥暴动。此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基于极高的民众期望和男性公民所拥有的普选权，正式宣告成立。

此时，谁能带领法兰西？步上舞台的是一位精壮、谦逊、其貌不扬的人物——路易·拿破仑。他生于1808年，是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与拿破仑的继女奥坦丝·德·博阿尔内之子。[5]

拿破仑倒台后，其王朝成员皆被驱逐出法国，路易·拿破仑的童年因此过得颠沛流离：从瑞士、德国、意大利，再一路辗转到英国。随着拿破仑的嫡子在1831年去世，路易成了波拿巴王朝的全部希望所在。这个地位使他愈加坚定了这样一种灼热的信念：统治法兰西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权利。他在众多宣传手册与政治论战中反复重申自己的使命，声称自己就是那个能够逾越党派斗争、在男性普选的基础上团结国家的人。

在路易－菲利普孱弱、妥协式的统治期间，路易·拿破仑逐步赢得了一批现成的听众：由于腐败在无能的政府中传播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波拿巴时代的强势中央政权回归。1836年，路易·拿破仑导演了一场政变，却惨遭失败，他本人幸而得以逃脱。经历了在巴西和美国的流亡生活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定居了几年。他依靠亡母的遗产生活，每天在城市公园中散步，景仰着由约翰·纳西（2）设计的、从摄政街一直延伸到卡尔顿府联排的宏伟商店和宅邸建筑。

1840年，路易·拿破仑抵达布洛涅，企图再次发动政变。但这次行动也以愚蠢的失败告终，几乎沦为笑柄。被捕后，路易·拿破仑被判终身监禁于皮卡第的哈姆城堡。在那里，他度过了6年相对舒适的生活，与客人交好（包括他的两个私生子的母亲），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及一本关于如何消除贫困的畅销书。1846年，他轻而易举地借助伪装成功越狱，逃回伦敦，在那里又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与迪斯雷利（3）及狄更斯等人交往甚密。他一直颇有女人缘，这段时间富有的交际花哈丽雅特·霍华德成了他的情妇，并资助他实现政治上的野心。[6]

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路易·拿破仑简直直接与路易－菲利普互换了位置：就在路易－菲利普以“史密斯先生”的假身份逃离巴黎、流亡伦敦的同一天，路易·拿破仑穿越英吉利海峡，确信他的时代已经到来。实际上，他来早了几个月：这场流血暴动后，支持他以1789年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宣言为基础创建共和国的，只剩下摇摇欲坠的临时政府，因此，他放弃了这次冒进的夺权。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之举。同年6月，又一波街头暴力浪潮席卷巴黎，让这座城市重新陷入路障、屠杀和大规模逮捕的噩梦之中。

当其他人试图平息混乱局面，在不停歇的相互指责中名誉尽失时，路易·拿破仑一直与这场政变保持着巧妙的距离，直到9月的选举使他以极高的票数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厌倦了改革的自由派、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反动的保皇派之后，法国农民和工人阶级一边倒地投票给这位来自波拿巴家族的候选人，期待他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带领他们回到拿破仑当政时的美好岁月，毕竟在拿破仑的铁腕统治下，法国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根据新一届政府颁布的宪法，处于权力顶端的将会是投票选出的总统。于是，路易·拿破仑装出一副令人信服的谦卑样子，又天花乱坠地表明自己除了全心全意为法国服务再别无他求之后，提出自己愿意作为候选人，参加在1848年12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他的平民主义宣言承诺（这类宣言通常如此）人人享有稳定、公正和繁荣，还特别提到了他为改善穷人生活水平制定的干预措施无须借助社会主义的财产再分配政策损害富人的利益。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竞选活动的支持下，这种空洞宣言竟说服了大多数人：他在选举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赢得的票数接近总票数的四分之三，击败的一众对手中甚至包括理想主义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这位和平主义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反对死刑，并为争取工作权而参选。

然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名号和权力并不能让他满足，尤其是在新宪法禁止他连任的情况下。他重拾鬼祟而狡猾的政治伎俩，策划了一个能够使自己的政权稳固而长久的秘密方案。为了调和自由派和左翼分子之间的纷争，他假意维护民主制度，在其内阁中任命多名共和党人，却在不久之后就将他们逐个解雇。他在政治宣传中坚称存在试图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地下阴谋论，并称其势力之大足以迫使他发动更强的警察力量并采取必要的镇压手段。同时，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皆身着将军制服（尽管他对此并无合法权利），并在人群中安插鼓动者，大声呼喊他为皇帝——对拿破仑一世的尊称，而非总统。此外，他还通过极慷慨的涨薪举措使军队的忠诚度得到了保证。

此次试水后，他胸有成竹，在1851年12月以闪电之势发动了又一场政变。他宣称，法国正面临着一场煽动性的暴乱，对国家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而言，要维持秩序别无他法。如他计划的那样，坚定的反对派都得到了控制，吵闹的异议者被打发到了监狱里，或被流放到了遥远的殖民地。如今，他成了第二共和国的“王子总统”，并在另一场全国公投中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有超过700万人支持、60万人反对、170万人弃权。作为路易·拿破仑曾经的支持者，伟大的诗人、小说家维克多·雨果则被他赤裸裸的暴政行径所激怒，就此离开法国长达20年之久。后来，雨果在他流亡的英吉利海峡群岛上出版了一本辛辣尖刻的小书，名为《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他由此成了新政权首要的意识形态敌人，尽管他从未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生活过。[7]

但是，路易·拿破仑深知他拥有的统治权已经到达极限。他开始修改宪法，赋予自己新的权力，以使他在10年任期届满后还能连任。同时，议会的独立性被大大削弱，反对派的范围也被最小化。在他制定的众多琐碎的小规定中，甚至还包括禁止大学生留大胡子，因为蓄须被认为具有赤色共和党人倾向。

后来，他又导演了一系列选举，以确保在国家要职上安插自己的亲信。1852年10月，这位“王子总统”到各省视察，并在波尔多发表了一场重要讲话，阐述了自己对法兰西的美好愿景。他提出，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让法兰西重现繁荣：“我们尚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亟待清理，道路亟待开拓，港口亟待建造，河流亟待疏浚，运河亟待通航，铁路系统亟待完工……随处可见需要修复的废墟、应该颠覆的伪神、理应称颂的真理。”

这场演讲收获的雷鸣般的欢呼声进一步鼓舞了他。参议院迅速推进了建立第二帝国以取代第二共和国的提案，并提议将“王子总统”正式加冕为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这一提案被推向全民公投，投票结果再次为他带来了必要的绝对胜利。一切障碍都清除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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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是谁？没人能完全搞清楚。他的行为看似发自内心的温和，甚至到了矫揉造作的程度（马克思轻蔑地称他为“一个怪异的庸才”[8]）。他成了二流独裁者，只会避免采用高压手段，更希望得到人民的喜爱与敬仰，而非他们的恐惧和憎恶。他擅长灵活应变，愿意听取意见，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计划。他从未显得过分好斗或残暴，更愿驯服而非胁迫敌人：他对严重政治犯的惩罚偏好是将他们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即便在那里他们最终也会得到宽恕。他反对逼供或强取，尽管他的手段往往极不道德，但最终结果通常会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帝国的稳定局势使法兰西的物质繁荣真正得到发展。

他也无法被指责为狂妄自大：他承认，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他将会明智地放松对国家的控制，推行真正的民主。他在1853年加冕后不久的一次演讲中说：“对那些抱怨自己没有得到更多自由的人，我的回答是——自由从来无法成为千秋大业的奠基石，它只能在伟业经历了长年累月的巩固之后，成为那顶为之加冕的桂冠。”是的，这显然不难理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很少见证自由之益处的国家。

三项主要政策帮助他巩固了统治地位。

其一，提供一个民主机构的幻象——参议院，一个独立的司法、议政、选举、协商和代表机构，但并未被赋予任何实权。他们只是纸上谈兵：一切重要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集中掌控在路易·拿破仑的个人办公室里。的确，人们尝到了公开审判和男性公民普选权的甜头，但选区的划分都经过了调整，以方便暗箱操作，也没有设置匿名投票箱，乡村地区的农民（通常是文盲）都会受到选举负责人的强烈暗示，去选择唯一的“官方候选人”。的确，议会中允许辩论，但立法机构成员的任免皆在皇帝一念之间。的确，叛乱者有机会得到特赦，但前提是签署一份宣誓为帝国效忠的决心书。

其二，建立一套巧妙的审查制度。这套制度被视为合理范围内的容忍，更依赖自我审查，而非严格的强制性条例。这套审查制度的规则非常模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或文章，只要不煽动叛乱或有伤风化，但对其违规程度的判断全部取决于警察的个人意志。咖啡馆、歌舞厅或夜总会这些可能滋生异端邪说并引发动荡的场所都受到严密监控，任何具有政治倾向的团体组织都被严令禁止。首席新闻通讯社哈瓦斯其实也是内政部的爪牙，负责发布官方版本的“真相”，并剔除任何不符合这一信息的内容。所有出版物的印花税都被提高了，出版者还必须提前缴纳保证金，以抵扣未来可能发生的违规情况的罚金。不夸张地说，这些措施抑制了反对意见的传播。[9]

然而，路易·拿破仑的第三招才是最有效的。他为此花费了大把金钱，准确地说，是大把纳税人的钱。他追随着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名言：“新政府必须让人惊叹到晕眩。”[10]他决定，第二帝国与其压迫它的子民，不如让他们由衷景仰：不仅通过在这一时期用现代化材料建造而起的建筑，还通过那些目的纯粹的戏剧、游行、庆典和展览。这是一场盛大的长期派对，是“一连串的奇迹”，正如内政部长维克多·德·佩尔西尼公爵所言：“观众一定会因几乎永不停歇的奇观大感敬畏，而这一切皆归功于那一人的存在。”[11]

重中之重，是要在皇帝出现的一切公众场合，确保有衷心欢呼鼓掌、摇旗呐喊的民众。在路易·拿破仑最受拥护的外省及农村地区，这当然可以轻易办到；而在更敏感多疑的巴黎，就需要借助受欢迎的记者进行巧妙的新闻控制，因为实际上迎接他的民众寥寥无几，甚至充满敌意。但是，从外国皇室到访时的鸣炮礼遇，到盛大的凯旋阅兵，再到铁路、运河、桥梁、喷泉的落成典礼，甚至就连拆信封时他都不错过任何一个发表演讲、歌功颂德或制造惊喜的机会。

在路易－菲利普这位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公民之王”统治期间，他试图通过削弱宫殿奢华程度的方式来博取人民的信任。到路易·拿破仑掌权之时，在大礼仪官康巴塞雷斯公爵的策划下，皇室又恢复了镶金镀银的铺张奢靡。这种几乎不适合居住的烂俗浮华风格在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还未曾出现过。路易十四的经典装束，包括及膝马裤和白丝袜，是绅士的标准着装；而女士则被禁锢在硕大的衬裙之中，尽情展示着法国女裁缝、刺绣工人和蕾丝工匠的超群手艺。皇帝的行事方式十分慷慨：在他于杜伊勒里宫举行的盛大授权仪式上，或是在贡比涅乡村的皇家城堡中举办的华丽的，甚至有些冗长的周末家庭派对上，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赏赐极高的头衔和荣誉（这些活动常受到知识分子的嘲讽，但无疑每个人都渴望出席，从巴伐利亚的疯王路德维希、大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到化学家路易·巴斯德，从来没有人拒绝过他的邀约）。[12]

不过，最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还是皇位的继承。王朝的存亡取决于一位健康的男性继承者：皇后欧仁妮尽责地产下一名男婴，但似乎从此便背离了婚床——或许是厌恶路易·拿破仑的不忠行为，抑或仅仅是出于对房事的排斥。1856年出生的拿破仑·欧仁·路易·让·约瑟夫，在家庭内部常被亲切地唤作“路路”，得到了中年父亲的百般宠爱。路易·拿破仑身体不太好，也一定明白自己无法再活很久来完成他为法兰西的未来所规划的宏图伟业，所以，他尽一切所能确保路路的健康，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以拥抱他那注定的统治者命运。为了彰显这个孩子无可争议的神圣地位，他的施洗礼也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义。

施洗礼是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这座建筑刚刚由著名的哥特复兴主义建筑师欧仁·维奥莱－勒－迪克修复一新，近10000根蜡烛闪动着温暖的光，在崭新的彩色玻璃窗上折射出迷幻的色彩。路路的教父是教皇，教母是维多利亚女王。典礼邀请了5000名宾客——至少这是对外公布的数字。[13]9个月大时，路路就获封警卫团的荣誉成员，并被授予人生中的第一套军装；6岁时，他受封为下士，开始陪同父亲出席阅兵礼。杰出的学者、严厉的军官，都受邀成为他的私人教师。这个男孩在顺从、虔诚中长大，成了一名机敏的骑师和击剑手，却缺乏个人魅力，智力也不出众。在万众瞩目之下，他怎能满足如此之多的期待和梦想呢？

路易·拿破仑的皇家庆典从来不会草草了事。即便是在低利率背景下，从银行贷款也难以支付账单，而试图通过争取议会的同意来筹集更多资金的行为又将对他的权力造成极大考验。在这个王朝的前几年，认为不断高涨的国债可被与日俱增的经济活动与逐渐放宽的信贷制度带来的高税收冲抵的想法尚有立足之地，毕竟在经济繁荣的年代没人会担心太多；后来，逐步失控的经济体制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引起广泛的警惕和不满。不过在政治上，他的策略依然有效：除了提供在前任路易－菲利普治下极其匮乏的就业机会之外，他还帮助法兰西重建自信的外表——不仅让自己的国民看到，也让全世界都对法兰西的辉煌投来惊叹艳羡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