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言

“为身为法国人而自豪！”

1875年1月5日的这个冬夜，巴黎将绽放出使她赢得了“光之城”美誉的所有光芒。这一夜是独一无二的。在盛放出的光芒中，最炫目的那道来自一座新歌剧院的落成典礼。这座宏伟壮丽的歌剧院由建筑师查尔斯·加尼叶设计，那恣意昂扬的奢华恢宏，至今仍会带给人们惊愕与愉悦。这场落成典礼吸引了好奇的市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巴望着政府长官、皇室成员、受人尊敬的贵族和装束笔挺的政要列着队挨个游行般地穿过歌剧院大门。伦敦市长的到来尤其引起了一阵骚动——他身上穿着华丽的老式官袍，从一辆如梦如幻的四轮镀金马车上走了下来。（1）

这座建筑的工期已持续近15年，耗费巨资，在材料及装饰上的花费皆不惜代价。然而此时没人在意高昂的账单（和不少建筑项目一样，这项工程的实际开销超出预算数百万法郎）：一周前，加尼叶正式将总计1942把钥匙交给歌剧院的管理方；如今，歌者和舞者们正准备用一台包括歌剧片段与幕间芭蕾的漫长演出来庆贺它的正式启用。对于巴黎这样一座痴迷于刺激、丑闻和头条新闻的城市而言，新奇就是一切。正如《泰晤士报》所报道的，巴黎歌剧院的开幕是“仅有的、唯一的能吸引公众兴趣和注意力的话题”。[1]

一位艺术家所绘的1875年1月5日查尔斯·加尼叶歌剧院开幕之夜门厅前的盛况。

那一晚的演出却显得虎头蛇尾、冗长拖沓，毫无音乐或美学亮点可言。加上工作人员对开幕演出感到紧张，以及磨合期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舞台布景摆放得有些不协调，舞台监督也有点儿业余。首席女歌手克里斯汀·尼尔森在最后一刻以“身体抱恙”为由临阵退缩——就连这借口也是“首席女歌手”们惯用的。“估计就连街角的杂货铺都能组织一场更吸引人的艺术庆典。”[2]愤怒的评论家莱昂·埃斯库迪尔如此嘲讽道。典礼的礼宾安排也出了问题：受邀宾客的名单如此之长，以至于加尼叶本人，这位将过去十余年都狂热地奉献给这个世界奇迹的天才建筑师，竟然被分配到了礼堂二层观众席一侧的包厢里。不过，他倒没有理会如此惊人的怠慢之举，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选择留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

由巴黎歌剧院大街望向加尼叶歌剧院，摄于1880年。

这是公众第一次得见这座让加尼叶的创作才华尽情施展的歌剧院大厅：镶金贴银、挂满镜面的休息廊，闪闪发光的大烛台，铺满大理石的柱廊，以马赛克和壁画装饰的穹顶，古典主义风格的雕塑，还有燃烧着的绝美地灯，这一切的尊贵华美，都在竭尽所能地衬托着那座超凡绝伦的中央大楼梯，让上上下下的观众变成了一个螺旋形的壮观场景，这比在舞台上演出的任何沉闷歌剧或滑稽芭蕾舞都更吸引人。巴黎人的爱国情怀被激发到了顶点，连以针砭时弊著称的周刊《哨子》（Le Sifflet）都响应道：“当看到我们的歌剧院，应该为自己身为法国人而自豪！到此参观的外国人见到这座伟大的奇迹便会明白，无论我们遭遇怎样的不幸，巴黎依然是、永远是无可匹敌的。”[3]

可见，这座歌剧院的终极意义并不在于艺术，甚至不在于其建筑本身。它是一个意识形态象征，代表着法国近代史，还有这个国家伤痕累累的民族自豪感。它是一尊为成就与灾难而建的充满矛盾的纪念碑——初衷是一样，结果则是另一样。

巴黎歌剧院项目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大工程，它是巴黎中心城区大改造计划的核心要素，由1852—1870年统治法国的独裁者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提出，执行者是他的左膀右臂，当时的行政长官，一位高效敬业、无所畏惧的男人——奥斯曼男爵。这座歌剧院将是一系列新街道、新住宅、新公共建筑及纪念碑、新公园、新下水道设施以及新城市边界的交会点，可被誉为城市规划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之一。

遗憾的是，1870年，法国愚蠢地对普鲁士宣战，并意外地被全面击溃。拿破仑三世政权，即法兰西第二帝国由此倒台，巴黎也陷入了一段漫长的围城战。在那之后，巴黎工人发动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但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时间很短，法兰西第三共和政府残酷地屠杀了两万名法国公民，将其迅速镇压下去。

此时，奥斯曼男爵已经丢掉了工作，成为他本人践行的霸权统治的牺牲品。尽管他留给这座首都的总体规划中的大部分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得到实现，但加尼叶这座歌剧院的命运却悬而未决，战败的法国不得不向普鲁士支付巨额赔款，国库因此空虚。在此般情形下，很多人认为将稀缺的公共资源用于完成这座奢侈浮夸的享乐主义宫殿实在是错上加错。更何况，它总令人不适地联想到第二帝国时期臭名昭著的享乐主义和轻浮之风。

查尔斯·加尼叶，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师。

但是，到了1870年，歌剧院近四分之三的工程已然完工，剩余部分也基本交付了委托或预付了工程款，要取消或者大幅修改加尼叶的设计方案都为时过晚。而且，位于鲁贝尔提耶街上的老歌剧院在1873年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无疑为加尼叶歌剧院的保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加尼叶在接受了一项为政府挽回颜面的预算削减计划，并对设计做出几处政治意义层面的微小修改（包括在建筑主立面上移除帝国徽章）之后，这座歌剧院便准备好开门迎客了。加尼叶歌剧院很快就证明了它的价值，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广受盛赞，被誉为奇迹，甚至至今依然是一座功能齐备的歌剧及芭蕾演出场地，同时也成了一处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那些对歌剧院嗤之以鼻的人，还可从另一座建筑那里寻得慰藉，那就是由巴黎市民捐款兴建，坐落于蒙马特高地上的雪白纪念物——圣心堂。它位于城市的最高点，注视着这片刚刚被流血暴乱肆虐过的土地。尽管圣心堂的奠基石直到1919年才正式被祝圣，但它是在巴黎歌剧院开幕短短几个月后就埋下的。建造这座教堂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它严格遵循罗马－拜占庭风格基调，是对普法战争以及镇压巴黎公社运动的公开赎罪，也含蓄地谴责了第二帝国的其他罪行与谬误。这是一座遵循传统天主教信仰教条的圣殿，它将被献给正统的祈祷、清醒的反思和灵魂的救赎。[4]

在建中的圣心堂。

教堂和歌剧院，一边是神圣的，一边是世俗的。这两座具有奇怪的返古倾向的建筑迥然站在道德教条的两端，折射出这座城市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经历的物质与政治上的变革，而且其激烈程度在巴黎历史上前所未有。那么，这场分裂是如何爆发的？讲述巴黎故事的篇章又该从何处说起呢？